道光帝与台湾军民的“抗英保台”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军民论文,道光帝论文,抗英保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屡屡侵扰台湾，台湾军民奋起抵御，成功地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在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中，作为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本文拟对道光帝在台湾军民的“抗英保台”斗争的主要举措作一考察和评析，旨在加深对近代中国台湾地区反侵略斗争史的研究。
1840年8月初至次年9月底英“纳尔不达”运输舰侵扰台湾鸡笼海口前夕为止，为台湾地区军民“抗英保台”的准备阶段。1840年7月18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在“英船驶赴定海现在防御情形折”奏折中提及：“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该夷歆羡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2]道光帝于8月5日接到此折后即谕军机大臣，强调：“至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为此明令：“台湾府准备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著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3]自此，台湾军民“抗英保台”进入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此阶段，道光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严防，毋稍疏懈。”[4]其主要举措有三：
一是加强台湾地区的军事领导力量。首先，令闽浙总督邓廷桢由浙回闽，布置包括台湾防务在内的闽省防备。邓廷桢前因“英夷兵船驶入浙洋滋事”而赴浙。8月6日，道光命令邓廷桢“折回闽省”，着力筹办闽省防务。9日，又令邓“折回闽省”后，“务当督率将弁，于闽省近海口岸，认真防堵，以期有备无患。”[5]其次，令邓廷桢饬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与即将赴台的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筹划防务。8月9日，道光帝在令邓廷桢“折回闽省”的谕旨中，特别强调：“至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著该督飞饬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6]王得禄奉旨赴台后于翌年1月18日上奏“遵旨会同台湾镇道商办防堵事宜”折，道光帝览及王得禄奏折，朱批：“勉力防守，设有英人侵犯，相机痛剿，以彰国威。”[7]加强台湾军事领导力量，是确保“抗英保台”斗争准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加强连接祖国大陆与台湾岛之战略要地澎湖的设防。1840年8月中旬，御史焦友麟奏称：“澎湖为闽省过台门户，欲固台湾，必守澎湖，并请于该处招募练勇。”道光帝根据焦友麟所奏，于8月21日谕军机大臣等：“现在英人滋扰，难保不觊觎台湾，而澎湖为紧要之区，不可不严加防范，著邓廷桢委派明干将弁，并责成该镇道招募练勇，勤加训习，严密防堵，以重要地而杜奸萌，是为至要。”[8]此后，道光帝屡次令闽省督抚加意防守澎湖。如，次年2月10日的谕旨中强调：“澎湖等处地方，尤为紧要，务须会同提督加意防守。”[9]
三是允准闽省督抚之请，增拨台湾防务经费。1840年7月18日，邓廷桢奏请筹备经费银10万两，作闽省防务费用。邓建议：“闽省司道以下，州县以上，额支养廉内赏借银十万两，先由藩库存贮报拨款内动用，事竣分年扣还归款。”[10]道光帝在8月5日上谕中明示：“筹备经费银十万两，著准其在藩库动支，将来作正开销。”[11]至次年1月，10万两防费已支付无存。1月25日，护理闽浙总督吴文镕再次奏请筹拨经费。奏折称：“惟闽洋袤延二千余里，其孤悬海中如厦门、台湾，固属最为险要，其次如澎湖、海坛、铜山等处，亦皆四面环海，无城可守。……际此攻守紧要之时，必须多拨防兵，雇募水勇渔船，以资截击，购置木筏，以堵窜越。……一切费用，不能不宽为筹备，庶免临时周章。相应据实奏明请旨，于福建藩库筹拨银二十万两，并请敕部于福建较近省份指拨银二十万两，迅即解闽，以资接济。”[12]道光帝接此折后即谕令：“著准其于福建藩库拨银二十万两，并著该部于福建较近省份指拨银二十万两，迅即解赴闽省，以资接济。”[13]
道光帝上述一系列备战举措，有效地指导着台湾地区“抗英保台”斗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令王得禄赴台与台湾镇道会商防务的谕旨，对台湾的“抗英保台”准备工作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1840年10月17日，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联衔奏报了台湾“抗英保台”的准备状况，称：“兹复钦遵圣谕，与王得禄同心协力。该提督本老成宿将，遇事相商，更臻妥洽。统计现在勘办台湾郡城要口三处，曰安平大港、曰四章、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苓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
，即鹿港外口。淡水厅要口二处，曰沪尾即八里贫口，曰大鸡笼。噶玛兰界处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全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此皆常川在地之师。其前提臣王得禄及诸厅县自练乡勇，往来巡查策应者，不在此数。……通计二厅、四县，团练壮勇一万三千余人，预备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出听候调用。臣达洪阿，仍统率自练精兵及陆路各营将卒，蓄养精锐，以待临时策应。”[14]
应该承认，道光帝在此阶段对台湾军民“抗英保台”准备工作所发的上谕是积极可行的，台湾镇道依据上谕所作的各项“抗英保台”准备工作也是扎实有效的，这为下阶段台湾军民击退英军的屡屡侵扰奠定了基础。
（二）1841年9月底至1842年8月底《南京条约》签订前夕止，为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阶段。
1841年9月30日，英军运输舰“纳尔不达”号载270余名英军驶抵台湾鸡笼，“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台湾守军备起反击，“击沉夷船一只，杉板二只，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斩馘白红黑夷三十二人，夺获夷炮图册”[15]，首次取得“抗英保台”斗争胜利。自此，台湾地区军民“抗英保台”进入斗争阶段。
此阶段道光帝对台湾军民“抗英保台”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抗英”务必“操必胜之权”[16]。为确保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操必胜之权”，道光帝此阶段的主要举措如下：
其一，令王得禄由澎湖回台湾，以加强台湾岛内军事斗争的领导力量。6月下旬，因“英船两次滋扰铜山”，闽浙总督颜伯焘调王得禄“赴澎湖驻扎防守”。当时，道光帝感到“澎湖地方为台湾、厦门咽喉”，允准王得禄“驻扎澎湖”，“至台湾镇道等驻守，所有应办事宜，仍可就近相商”[17]。11月23日，当道光帝接到达洪阿等“击沉英船，擒斩英人”奏报后，即谕军机大臣等：“前任提督王得禄驻扎澎湖，现在台湾地方紧要，该提督威勇素著，熟悉海洋，著即移驻台湾，协同剿办。”[18]寄谕颜伯焘，饬王得禄回台。谕曰：“惟英人被歼之后，难保无大伙英船闯入滋扰，该督等接奉此旨，即饬王得禄迅速移驻台湾，协同攻剿。其澎湖防守事宜，著临委妥员前往。”[19]此后，道光帝又令达洪阿等会同王得禄悉心会议抗英保台事宜，“合衔具奏”[20]。
其二，进一步落实台防所急需之经费。如前所述，闽浙总督早在1840年8月及1841年1月曾两次请拨包括台防费用在内的防务经费。1841年4月间，“省拨经费银十万两来台”，至9月底，10万两所存无几。为此，达洪阿等在奏报鸡笼大捷的同时，请旨拨款。奏折中说道：“本年三月，始经省拨经费十万两来台，现存无多，业经禀抚臣拨银三十万两来台接济，尚未解到。伏乞皇上天恩，饬下抚臣行司局赶紧委员起解接济。台澎可否另拨四万五千两，将道库备贮补足，更为有益。”[21]道光帝得报后，在11月23日向军机大臣下两道逾旨，称：“请拨军需银两，已谕知颜伯焘等迅即拨解台防同知仝卜年，准其专为局务”[22]；又称：“再据该总兵奏，道库仅存银五万余两，本年所拨经费银十万两，现存无多，请由省拨银三十万两接济等语。著该督抚饬司如数动拨，迅速委员起解，无误要需。”[23]
1842年年初，道光帝旨准由省拨银30万两台防经费解到台湾。此款“归还前此挪垫及分给各属外，府库实仅存银十三万余两，道库备贮原有五万五千余两，又以南北两路逆匪滋事，动用三万两，所存无几。”[24]于是，达洪阿等于3月中旬奏请“饬部另筹经费五十万，拨贮闽省，专为台湾陆续接济军需。”[25]道光帝于6月4日令“户部速议具奏。”[26]户部提出的方案是：“拟拨福建本省春拨实地丁银三万两、春拨后续征地丁银四万两、广东省春拨实存地丁银十万两、封贮银十万两、湖南省封贮银十万两、芜湖关税银九万两、北新关税银四万两，以上共银五十万两，作为该处防堵经费。”[27]6月8日，道光帝允准户部所议。台防经费得到进一步落实。
其三，高度赞扬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并对在台有功官兵时行嘉奖，以激励士气。11月23日，道光帝对鸡笼大捷称赞道：“办理出力，甚属可嘉”，并作如下奖励：“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著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著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著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28]1842年3月11日，台湾军民计诱英船“阿纳”号在大安港北搁浅，“杀毙白人一人，红黑人数十人，生擒白人十八人、红人一人、黑人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洋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各件”[29]，再次取得“抗英保台”斗争的重大胜利。道光帝得报后即谕内阁，称“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英人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英船浅搁，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重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姚莹著赏二品顶带，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均著开单保奏，候朕施恩。”[30]为“鼓舞人心”，达洪阿等奏请“所有台湾出力义民，除劳绩显著者，随时专折具奏请奖外，所有义民，遇事出力，可否准令臣等便宜赏给六、七、八品军功顶戴，俾得立时奋勇，无误事机，事后再行汇案具奏咨部，则台地更有裨益。”[31]道光帝“亦著如所请行。”
其四，一再谕令台湾军民保持高度警惕，随时迎击英军来犯。9月30日，台湾军民“抗英保台”首战告捷后，道光帝即发出上谕，强调：“被歼之后，难保无大队英船闯入报复，著达洪阿等严饬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不可因获有胜仗稍存大意。”1842年1月中旬，奕山奏称：“英人遣人回国，添调兵船，欲于来春分扰台湾”。对此，道光帝于11月18日谕军机大臣等，并传谕姚莹，称：“台湾为闽海要区，向系英人垂涎之地。此次驶入英船，复经该总兵等歼剿，难保无洋船闯入，冀图报复。现据奕山等奏：英人有遣人回国，添调兵船，于明春滋扰台湾之语。该总兵等接奉前旨后，于一切堵剿机宜，自己先事豫备妥协。现在情形若何？有无续来滋扰？万一英人大队复来，该处驻守弁兵及招募义勇是否足资抵御？其如何定谋决策层层布置，可操必胜之权？著达洪阿等会同王得禄悉心定议，一并会衔具奏。”3月8日，道光帝得悉“台湾防守事宜，业已逐节准备”奏报后，再次谕军机大臣，强调：“惟该处地方紧要，英人屡经败衅，难保无大帮洋船乘潮驶入，冀图报复。著怡良等饬知达洪阿、姚莹并王得禄严密防守，务操必胜之权，不可因屡获胜仗，稍存大意。”6月中旬，奕经奏报“风闻闽、浙英船意图会同北窜”，道光帝得此报后仍提醒台湾守军保持高度警惕，认为：“英人诡诈异常，难保无故作此驶之谣，为声东击西之计，或欲再犯厦门，或就近驶向台湾，欲图报复，均未可定。”1842年8月，英军进犯长江下游地区，朝廷内外投降、妥协势力制约着道光帝。尽管如此，道光帝仍令台湾守军保持警惕。8月10日谕军机大臣称：“著怡良、刘鸿翱严密防范，遇有可乘之隙，即行相机进剿。其台湾英船，仍著随时确切探报。并饬知该镇道等加意严防，毋以天险人心两者可恃，稍存大意。”
道光帝一再谕令台湾军民保持高度警惕，随时迎击来犯英军，一方面表明道光帝本人“抗英保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使台湾军民始终处于临战状况，增加台湾军民抗英斗争的斗志和信心。
其五，充分肯定台湾守军将领采取的“抗英保台”斗争的方略及措施，尊重和保护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中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早在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的准备阶段，达洪阿、姚莹与王得禄商定对英军侵犯所采取的方略是：“不宜轻与决战海上，应以严守口岸，密防内奸为先。”此阶段，达洪阿、姚莹在联衔上奏朝廷的“遵旨筹议复奏”折中，再次强调对英作战方略是：“仍遵圣训：不与海上争锋，俟其登岸设伏击之。”道光帝称其谓“操胜之道”。达洪阿等根据台湾实际情况，提出“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及稽察奸民”等“守御五法”。道光帝认为“守御五法”“均属周妥，著即照议办理。”可见，道光帝对台湾军民抗英斗争的方略与措施是肯定的。
这是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帝对于台湾军民抗英斗争采取“不与海上争锋，俟其登岸设伏击之”的方略，不但肯定且予推广。1842年6月25日，道光帝谕军机大臣：“前经屡次降旨，谕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英船驶入，不得与之海上争锋，致难得力。计惟诱之登陆，我兵分路横击，或从背后抄截，自可制其死命。英人两次侵犯台湾，达洪阿等遵奉前旨，诱令深入，然后剿击，是以得手。本日据牛鉴奏：宝山接仗情形，情不全力拒守东沟等语。是沿海堵御不能决胜，后路拒守，实关紧要，已可概见。”
这里，我们还应指出的是，道光帝十分赞赏达洪阿、姚莹动员民众参与抗英斗争行列之举。鸦片战争期间，戍台班兵不足14000名。为适应口岸防御之急需，达洪阿等在奏折中表示“不得不用本地义勇”，到1842年3月止，“各属陆续册报练勇四万七千一百有奇”。对此，道光帝分别朱批：“甚是，甚好。”“深堪嘉慰。”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为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而采取的全部举措，我以为，道光帝作为一国之君具有维护台湾安全的责任感，这是值得肯定的。台湾军民之所以能取得“抗英保台”斗争的胜利，道光帝的努力起着关键性作用。诚然，此阶段后期，道光帝在指导全局对英作战上被朝内外投降势力所左右，决策上已趋于妥协，但在“抗英保台”斗争方面仍坚持“加意严防”，设有来犯应“操必胜之权”的一贯指导思想，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道光帝在外交上的妥协是不得已的。
（三）1842年8月底《南京条约》签订至1843年10月止，为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善后处理”阶段。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道光帝成为有清一代接受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个皇帝。然而，英国并没有因取得割地、赔款、开埠等一系侵略权益而放松对清政府的压迫。自11月初起，中英双方围绕着释放侵台被俘英军、英国诬陷台湾军民“妄杀遭风难人”两大问题的交涉，就是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善后处理”阶段两大问题。
释放侵台被俘英军问题的交涉，最初由英国直接“差人前赴台湾，索取前获英俘。因总兵达洪阿不收文书，不令进见，是以将原文送至厦门。”闽浙总督怡良接到英人关于“清释台湾俘囚”文收后即上奏朝廷。道光帝据怡良所奏，于11月7日向军机大臣连发两道上谕，表明其在释俘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其一，谕怡良等饬台湾镇道将英浮解省交英官收领。谕曰：“现在英夷业已就抚，所有台湾被获夷人，自可施恩放还。著怡良等即饬台湾镇道，将前获夷人委员迅速解赴省城，由该督等派员送至鼓浪屿，交该夷官收领，并取回备查。至所获夷人有前经正法者，并著晓谕该夷目，系未经议和以前之事。俾该夷目畏威怀德，不至有所藉口，是为至要！”其二，著达洪阿等将英俘迅即解省。谕曰：“现在英夷业已就抚，所有台湾拿获夷人，除未经就抚以前业经正法外，余著达洪阿等迅即委员解至福建省城，交怡良等转交该夷目收领。”
从道光帝上述两道谕旨可知，在释俘问题上的态度是：第一，同意将未正法的俘虏如数交还；第二，对议和之前已被正法者不应追究。
此间，闽浙总督怡良、福建巡抚刘鸿翱得悉，侵台被俘英军在议和前除病毙外，多数已被正法，仅存11人。对此，妥协软弱的怡良、刘鸿翱上奏道光帝，认为：“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一节，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存仅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贴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道光帝对怡良等的担心明确表示：“台湾两次拿获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经议抚以前，其严行禁锢之红夷头目颠林等，现因抚议已成，谕令释回，达洪阿等接奉此旨，自必遵办。著怡良等于解到时，派员送至鼓浪屿，交该夷目收领，并取回照备查。倘该夷或有间言，惟当谕以前此所获各夷目，彼时未定抚议，是以依法办理，即如两军临阵，互有杀伤，事后复责令偿还，断无是理。该督等务当明白宣示，俾该夷等畏威怀德，不复有所藉口，是为至要！”
11月30日，钦差大臣伊里布、浙江巡抚刘韻珂在上奏《璞鼎查已离浙赴闽不能向其说明台湾处决俘虏情形折》中同样表现了胆怯软弱心理，称：“闽浙总督怡良、福建巡抚刘鸿翱移咨，内称台湾所获夷俘，业于五月间处决一百三十九名，现禁者仅止十一名。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之事，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存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贴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该督抚等已恭折陈奏，抄折密咨查照。并准来函，以送还夷俘人数不足，难保该夷不反唇相稽，且恐咆哮蹂躏，故激事端，以图一快。……今台湾将所获夷俘处决殆尽，难保不藉为口实。”对于伊里布等人奏言，道光帝再次明确表示：“其台湾正法夷人，系在该夷未经就抚之前，现有释回夷俘可以询知日期，并非天朝失信于外夷，已有谕旨令怡良等剀切开导矣。”可见，在释放侵台被俘英军问题上，道光帝还是站在台湾军民一边，主张据理力争，不使英国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1842年11月12日，达洪阿、姚莹奉旨将颠林等9名被俘英军送至厦门。
狡诈阴险的英国侵略者尽管在释回被俘问题上并没有马上“反唇相讥”，但他们随即诬陷台湾军民“妄杀遭风难人”，压迫道光帝对达洪阿、姚莹等台湾官员“治罪”，由此引发了所谓“妄杀遭风难人”的交涉事件。所谓“妄杀遭风难人”交涉事件是由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发难的。11月下旬，璞鼎查向闽浙总督怡良提出照会，称：璞本人“于十月十九日（公元1842年11月21日——引者）至厦门，询知前在台湾遭风难夷，被总兵达洪阿妄称接战俘获，冒功捏奏，混行杀戮，恳代奏请皇上圣鉴。”璞鼎查的照会由两江总督耆英于12月14日“代奏”至道光帝。耆英是个投降派头子，他在“代奏”的同时，提出：“今该夷来文，称系遭风难夷，并未接仗。虽属一面之词，而事涉外夷，有关体制，如果实系冒功妄杀，则该镇咎亦难辞。相应请旨，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部审办，以期水落石出。”道光帝览及此段奏言，即朱批：“自有办理之处，此断不可，该夷诡许百出，勿堕其术中也。”
针对耆英上述奏陈，道光帝于12月22日又发出上谕，称：“前次达洪阿等办理台湾地方事务，经朕加恩奖励，亦因剿捕南北两路匪徒，迅速蒇事，并非专为歼擒夷人起见。至两军交战之时，明攻暗袭，势所必然，加以言语不通，来即拒之，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民不加诛戮耶？此事在未经议抚之先，今既和好通商，不当藉口别生枝节。……总之，未定通商以前，两国将士兵民各有伤损，此时即经和好，从前一概之事，各宜置之不论，方能彼此永好，毫无嫌疑。若因达洪阿守御有功，转加重罪，试思彼国出力大将，岂能因我国一言遽令废弃乎？倘达洪阿实有贪功妄报情事，将来一经查访明确，自当以中国之例处之，该夷不必过问。”从这一上谕可以看出道光帝此时坚持三点：一，“诛戮”英军是议和之前的事，议和后不应追究；二，达洪阿等在“抗英保台”斗争中是有功的，不应“转加重罪”；三，即使达洪阿有“贪功妄报情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置，英人不得干涉。显然，此间道光帝的基本立场仍站在台湾军民一边的。
12月22日，闽浙总督怡良同时奏上《璞鼎查声言台湾所戮之俘均系难民欲求伸冤有照会文件求为分递折》和《英人大骂台湾各官万一凶心未死变生肘腋兵饷俱不能接济片》，据此，道光帝即发出上谕，称：“此事无论虚实，总在未经就抚以前，该夷不当援为口实。已降旨令耆英再向剀切晓谕矣。惟是犬羊之性，反复靡常，难保不藉端生事，别有要求。该督既查勘厦门地势甚属险要，尤宜会同该提督等督饬文武员弁，严加防守，毋稍疏虞。”同时又“著伊里布明白晓谕英人。”
尽管如此，但由于耆英、伊里布、怡良与璞鼎查交涉软弱无能，又由于璞鼎查的骄横狂悖，道光帝迫于内外压力，于1843年1月初令怡良赴台查访。道光帝在1月7日的上谕中说道：“现在因尔等陈诉，大皇帝已命闽浙总督怡良前赴台湾，如查明达洪阿有冒功妄杀情事，一经奏到，自有处分。”
1月11日，耆英又奏称：“该闻台湾所诛英人实系难民”，道光帝即朱批：“设或如是，岂非欺君误国而殃民，非罪尚可逭乎？”此时，道光帝感到“该酋欲求伸冤之说，并非无因，”但又担心：“台湾人情浮动，倘被该夷煽惑滋事，所关尤非浅鲜”，因此，道光帝令怡良渡台后“或从兵民暗访，或从官吏明查，务得实情，毋稍徇隐。”显而易见，此时道光帝在处理所谓“妄杀遭风难人”交涉事件中已逐步陷入璞鼎查的圈套，有意无意地站到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的对立面。1843年2月24日，道光帝接到达洪阿、姚莹“上年驶进台湾口门英船实非遭风商船”的奏折，奏折申明：“前年（二十一年）八月，夷船在台湾洋面游奕，是时并无风暴。该夷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我兵随后放炮回击。九月有三桅夷船至鸡笼洋面，攻破我炮台石壁，烧我哨船。上年（二十二年）正月，生擒颠林等夷众，所获炮械号衣旗帜及印文等件，均系浙江各营之物，实非遭风商船。”道光帝面对这一奏陈，立即作出这样决断：“著怡良详细查访，倘该镇道所奏情况竟有虚饰，即遵前旨办理。（即按1月11日上谕：“即传旨将达洪阿、姚莹革职拿问，解至省城请旨办理。”——旨者）如所奏皆系实情，亦当筹及大局，将达洪阿撤任，带至省城，候旨办理，一面即饬保芝琳接署镇篆。”这样，在怡良尚未有查访结果之前，已将达洪阿撤任。
4月8日，怡良将赴台访察情形上奏朝廷，称：“两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搁浅，并无与之接仗计诱该道所奏者。”据此，道光帝于4月23日发出上谕：“达洪阿、姚莹均著革职，解交刑部，派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审讯，定拟具奏。所有台湾、鸡笼、大安两次保奏出力人员，除义勇人等外，其文武员弁曾加奖励之处，均著撤销。”
达洪阿、姚莹革职解交型部，台湾所有文武员弁受奖励均撤销，这是对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的全盘否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原因在道光帝偏信了怡良提供了伪证。道光帝及怡良、耆英、伊里布等人客观上充当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帮凶。达洪阿、姚莹革职解交刑部审讯在台湾传开，台湾“兵民汹汹罢市”，抗议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达洪阿、姚莹解京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1843年10月18日，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将达洪阿、姚莹亲供奏报道先帝。奏折称：“具亲供达洪阿、姚莹：伏查英夷五次犯台，两次舟破被擒，鸡笼一起，系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夷船到鸡笼口外，十五日进口，十六日卯刻开炮，坏我兵房，我兵亦开炮相持，急海潮骤起，夷船桅折，冲礁击破；大安一起，系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卯刻，夷船先在大安港口，被渔船诱遭风情事。……达洪阿、姚莹以该处文武士民两次破获夷船，俱曾验有俘囚炮械图册印文属实，本系来台滋扰之兵船，并经台湾府厅县委员讯系璞鼎自浙遣来，寄书奸民张丙内应滋事，是以据情入奏。今夷人事后藉端序谲愬，难以口舌较论是非，镇道乃奏事大员，自无诿过之理，遵具供辞，自请治罪。”道光帝根据穆彰阿等所奏，即于当天向内阁发出上谕，称：“达洪阿、姚莹加恩免其治罪，业已革职，著毋庸议。”至此，台湾军区“抗英保台”斗争“善后处理”了结。
综观道光帝在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善后处理”阶段的全过程，道光帝在释放侵台被俘英军问题上，还能坚持民族立场，站在台湾军民一边；在处理英国诬陷台湾军民“妄杀遭风难人”问题上，起初尚能站在台湾军民“抗英保台”斗争事业一边，继而不自觉地充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帮凶，全盘否定台湾军民的“抗英保台”斗争，最后对达洪阿、姚莹作革职“加恩免其治罪”，部分地纠正了他先前错误决定，但最后处理，仍极大地挫伤了台湾军民“抗英保台”的爱国之心和保国之举。
注释：
[1]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教授。
[2][10]《邓廷桢奏英船驶赴定海现在防御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47页。
[3][11]《廷寄》，同上书，第350页。
[4][5][6]《廷寄》，同上书，第361页。
[7]《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43，页22。
[8]同上书，卷337，页14—15。
[9]《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62页。
[12]《吴文镕奏筹备攻守情形并筹拨经费折》，同上书，第760页。
[13]《廷寄》，同上书，第762页。
[14]《会商台湾夷务折》，《东溟奏稿》，卷2。
[15][21]《鸡笼破获夷舟奏（夹片）》，《东溟奏稿》，卷2。
[16]《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63，页15。
[17]同上书，卷352，页7。
[18][19][22][23]同上书，卷359，页24—26。
[20]同上书，卷363页15—16。
[24][25][26][27][31]《遵旨筹议复奏（夹片）》，《东溟奏稿》，卷3。
[28]《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59，页23—24。
[29][30]同上书，卷370，页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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