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古籍工作情况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工作情况论文,古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简介了台湾古籍收藏、保护、目录与索引编制及整理工作的一些情况，可供有关专业人员参考。
主题词 台湾 中国古籍 整理
一、古籍收藏
1949年前，台湾地区的古籍数量并不多，且又大部分为私人藏书楼所藏（如清朝咸丰到光绪年间的彰化县富豪吕炳南及其后代的“吕氏藏书楼”即藏有古籍21300余册）； 图书馆则仅有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前身是台湾的日本总督府图书馆，1972年改名为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省立台中图书馆等少数馆有收藏，所藏各不过几千册而已。
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台，大批（计有数十万册）原在大陆的古籍也被随原收藏单位建制（如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或被分散搬迁到台湾。其中，仅原南京中央图书馆迁台的古籍即有600余箱，12 万余册，由此构建了目前台湾所藏古籍的基础。
以后，台湾的图书馆等有关机构还多方收集古籍。1965年，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央图”）通过多方努力，收回了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10月）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后长期未予归还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珍贵善本古籍102箱，2720种，20738册。此外，还通过购买（如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分别购买了彰化“吕氏藏书楼”所藏古籍；1962年，央图购买了张溥泉所遗古籍善本75种，其中有珍贵的唐人写经、宋元明刊本等）、征集与接受捐赠（如央图接受的捐赠就有台湾大学教授严灵峰捐《王文定公遗书》明朝嘉靖刊本等古籍100 余册；王化民捐先祖遗书253册；湖南湘潭袁氏后裔捐善本146部，其中有明刊本数种等）、用其他新书或古籍复制件与国外交换（如央图1982年就用此办法交换到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清朝稿本4 种）等方式获得了绝大部分散落在民间和一些流失国外的古籍以充实馆藏。
目前，台湾收藏古籍较多的图书馆有：①中央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约为15万册（1992年）。其中包括原购自清朝大臣李盛铎旧藏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经卷150余卷（册）、 宋刊本（能够保存至今的极少）281种（部、下同）、金元刊本360种、明刊本8339种、名家稿本与批校本1000余种、历代手抄本3500余种、清刊（刻）本2000余种。②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近20万册（1992年）。品类繁多，其中不乏孤本秘籍，如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离藻棠本《四书荟要》、明朝武英殿刻本及内阁大库旧藏；其他还有原北平图书馆搜集的清初版禁书、清末湖北宜都杨守敬“观海堂”旧藏、浙江山阴沈仲涛“研易楼”旧藏；所藏历代史稿3400余册、历代地方志1400余册。另有原清朝内阁、军机处、内府及史馆文献档案数万件（不在上述古籍善本数目之列），其中的清朝入关前的《老满文档》40巨册属珍罕之品。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馆藏善本30000余册。“ 凡所购置，择焉皆精”，“复本殊少，罕见之秘籍特多”。另藏有清朝内阁大库档案31万余件。④台湾大学图书馆， 藏古籍善本30000余册（1993年），其中有19000余册系原购自日本久保文库、 岛石山房文库等处的汉籍。⑤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30000余册（1993年）。 其中《孟子集注》宋刊本、清朝段玉裁等名家的抄本、批注本书等。此外，私立东海大学图书馆（藏46000余册，1993年）、 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图书馆（藏21000余册，1993年）、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藏21000余册、1992年）、政治大学图书馆（藏10000余册、1993年）、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收藏的古籍数量也都超过万册。
二、古籍保护
台湾地跨北回归线，绝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常年高温；空气湿度大；呈酸性且含有盐份；白蚁等害虫也极易滋生，对古籍保存极为不利。曾有过这样的事例：某馆将1 部作为“镇馆之宝”的宋刊本锁藏入保险柜中“秘不示人”，一次贵宾来访取出“亮相”时才发现已全湿，险些因此而损毁。另：某高校所藏古籍因其用马粪纸制成的线装布函生虫而致遭虫蛀，影响所及，以至于当该校的一位名教授身故后，当其家属按本人遗嘱将其生前珍藏的图书捐献学校时，学校竟不敢接受其中的线装古籍部分。
对于这些问题，台有关部门、图书馆界等是比较重视的。迁台早期，由于馆舍紧张，很多古籍无法开箱上架，台“教育部”曾专门发文提醒注意古籍的防潮防虫，并提出了在书籍内多放樟脑丸，既可防虫，又可作为干燥剂等保护措施建议；以后台湾本地樟脑生产厂家停办，当局还特准从国外进口樟脑丸。图书馆也普遍采取了在书库中将底层装有古籍的箱子从地面上垫起1尺多高、在木箱内另置铁皮箱以防浸湿、 工作人员与读者提阅古籍时先洗手、带口罩、将书库和书箱经常打开用以通风等简易保护做法。
以后，随着馆舍问题的解决，有的馆开辟了古籍收藏专室，安排专人负责保管；有的馆还在古籍库中安装了温湿度空气自动调节装置；使用硅胶——除虫菊脂混合物等新型防虫剂来防虫除湿；央图、台大图书馆等处还分别设立了薰蒸室，仿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国际著名图书馆保护书籍的做法，将古籍书置于密封容器内，用特殊气体（如DEZ ——二乙基锌等）进行薰蒸；或甲基镁碳酸盐溶液等液体浸泡，然后烘干，以此除酸，延续古籍原本寿命，防止纸质老化变质，除了定期处理自藏古籍之处，还可代其他馆进行加工处理；线装古籍所用的布函亦多已舍去而改用夹板；由于布函改夹板需一笔可观的费用，在“教育部”支持下，央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馆专门分年编列出预算，由“财政部”划拨；过去收藏的带函线装古籍也正在陆续进行改装；此外，台图书馆还对大批古籍珍善本，特别是宋元明三朝及其以前的版本书进行了缩微处理，并相应配备了缩微阅读机（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就配备了5部， 其中1部还可直接影印）；对古籍的管理也比较严格， 各馆所藏古籍大都不外借；凡已有影印、缩微及整理的古籍原本除为研究版本等特殊需要之外，一般不得提阅。若有特殊需要提阅、外借者须经所在馆馆长直至上级负责人批准后才能取得。通过以上做法，以利于古籍的长久保藏。
三、古籍目录、索引编制
目录是揭示、宣传、检索文献的工具。迁台初期，台湾的图书馆尚无专门的古籍目录与书目。1957年，由蒋复璁（1899—1990，时任央图馆长，后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主持，屈万里、昌彼得、李清志、乔衍倌等名家参编，编印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共3册（自印），后又分别于1967年和1986年， 在当时的馆长屈万里、王振鹄主持下两次修订再版。该书目分为经史子集和丛书5部，收馆藏古籍善本15570部（14万4千余册），另经卷轴192卷，图640幅。1971年，在屈万里（1906—1979，时接蒋复璁任央图馆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持下，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北图书馆、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 国防研究院的图书馆共8馆联合汇编了《台湾公藏善本联合书目》：1982年，上述8 馆又联合汇编了《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联合书目》，各馆就其所藏，将其中的线装旧籍分为善本与非善本，分别采用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编成分类目录，再用统一版式排印。与本目相对应，还分别编印了两种联合书目的书目、人名索引。但由于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大学图书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收藏古籍较多的单位均未参加汇编，且随着馆藏的增益，这两种联合书目已须增补修订（其中央图部分已编成修订本），尚难以完全准确地收录反映出台湾现在的古籍收藏情况。台湾其他较有影响的古籍书目， 在馆藏目录方面， 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1968年编印，收所藏2300余种，21000余册）、 《国立故宫博物院普通旧籍目录》（蒋复璁等编，1970年编印）、《中央图书馆馆藏宋本、金元本图录》（昌彼得等编），《国学文献馆现藏中国族谱资料目录》（盛清静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等。专题书目则主要有《周秦汉诸子知见书目》（严灵峰编，广收论据、易经及孟、老、庄、墨、荀子等诸子书历朝版本，共6巨册，3600余页）、 《善本剧曲经眼录》（张棣华编，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共1500册）、以及蒋复璁编《四书集目》、《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分别收历朝所存的四书、论语、孟子等书的版本及研究著作，汇为一目）等。另外，屈万里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古籍导读》（开明书店版，分3编， 上编为古籍概略、中编为明版本及辨伪、下编为论语、孟子等8部经书解题，1991 年已出版到21版）的上编中列有初学必读古籍简目，提要简介经史子集书39部，当唯一受欢迎的古籍推荐书目。
与目录比较，索引能够深入细致地揭示文献，尤其是揭示散见于不同书刊文献中的资料。在编制古籍索引方面，曾有王宾编撰《中央研究所史语所藏方志传记索引》，但尚未成即因本人去世而罢。郑恒雄编《汉学索引总目》（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为“索引之索引”，共收录清末至1975年海内外编印的汉籍和有关汉学的索引376种，查找方便， 但未能将附在古籍之后的索引和单独的古籍索引区分开来。 昌彼得（1921— ，曾任中央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处长，现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大学等校教授）在主持央图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古籍和清代档案编目基础上，又主编了《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鼎文书局1963年版，以央图所藏的1000余种明朝文集、史传资料为基础，“问世后，对研究明代有很大的推动力”。）和《宋人传记索引》（鼎文书局1976年已出增订版，共6册）。 其他还如《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王德毅、李荣村、潘伯澄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982年版，共5 册）、 《丛书集成新编书名索引》（慎到撰、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收先秦至清朝“古圣贤”著作4100余种，分总目、书名、作者索引）、《宋代文集索引》（佐伯富等编）、《史记索引》（黄福鸾等编，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版）等。书后索引中最有影响的是周骏富（1924— ，曾任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主任、图书馆系主任，现为该系教授）主编的《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和《明代传记资料丛刊》（明文书局1991年版）的书后索引，（分为人名、地名、事件、时间索引等），各附有3大册，就索引查找传记非常方便； 陈铁凡编撰《宋元明清四朝学案》（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书后索引等。
四、古籍整理
50年代初，台湾当局尚处于“先求栖身之所”状态，由于经费贫乏，人员、场地不足，因此，除了个别高校之外，古籍整理几乎陷于停顿状态。50年代中期，张其昀（1901—1985，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出任“教育部长”后，除争取到文化教育经费的较多增加；恢复或新建了央图（1954年）和历史博物馆等文教机构；并要求高校内要设立研究所、办博物院，从而为古籍整理工作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之外，1957年还亲自支持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与中央图书馆等合作，特别招收了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分为3组，“学习与实习并重”。 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在以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办了1 期而未能继续其事。从1954年影印出版《十三经》开始，台出版界开始出版古籍。60年代起，台进入教育与科研发展时期，高校学术机构持续扩充，“国家科学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定期奖助学术论著，文史专业大学生研究生写学位论文、高校教师、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写升等论文，都使得利用古籍的需要大增，印售古籍的书局（店）也越来越多。而利用古籍，许多都涉及到整理，经过整理即便于利用。整理和利用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当然，整理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A.标点：古籍原本很少有标点。迄今为止，台湾所印古籍仍以影印原本为多，如《永乐大典》（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730 卷基础上加配台湾和联邦德国收藏的12卷影印）、《廿五史》、《四库全书》、《四库荟要》等。标点重排本多存在所依据的原版本未加慎选（在多种原版情况下慎选尤显重要）、断句欠妥、校对欠认真等问题。 50 —60年代，在张其昀主持下，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宋金元明的“正史”进行了标点分段，又重修了清末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并改称《清史》，分别加以出版。但由于工作量大，又急于成书，“不能从容将事”，因此，成行不加断句等错误迭出。尤其重修的《清史》“原有缺失，既未能修订妥当，且有新的缺失，故不为学界所重”。1957—1972年，周宪文（1907—？，曾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人文研究所所长）主编《台湾文献丛刊》（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收和台湾有关的古籍文献约600种，标点分段， 并经语言文字专家审定后出版。70—80年代，由高明（1910—？，曾先后在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任编辑、教授）主编的《中华丛书·历代文汇卷》（《中华丛书》系由台“教育部”编辑出版），自先秦到清朝共8巨册，对原本选文进行了标点分段。 台湾学生书局曾组织力量对原本字迹了草，且多涂改，不易辨识的清朝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原稿进行了抄写和标点重排“攻关”，但由于财力等原因而未能完成。
B.汇编与提要：台湾的古籍汇编本主要有屈万里编《明代史籍汇刊》、《清代稿本百种》、《明末刊稿汇编》、《尚书异汇录》（大部收入《屈万里全集》，台湾商务印书馆版，共3集16册， 王世庆主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环球书社1977—1978年版，2册）， 以及《中国方志丛书》（收现藏的中国古代方志1300余种，成文出版社1982年版）等。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汇集了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所劫掠，现藏于英、法等国图书馆、博物馆中的敦煌文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以及台湾、日本所发现的零散资料，附有彩色图版，是目前少见的大型敦煌遗书复制品的汇编。对于敦煌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海外汉学界产生较大反响。编撰的古籍提要最著者为王云五（1888—1979，曾任“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主编的《续四库全书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共13册，其中1册为索引）， 该书以从日本得到的原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编油印稿为基础，共收录《四库全书》编纂以后所出版古籍、《四库全书》原收之书以后又发现更完备版本的、《四库全书》编纂以前所出而该书未收的古籍10070部， 依四部分排列，可作为《四库全书总目》的补充。但由于所依据的原稿为油印，誉写不清，加之编排错乱，整理校对也做得“不周密”，以至于出现不少差错，反映并不是很好。有的学者竟评价说：“错上加错，到了惊人的地步，排字错误几乎每页都有，改不胜改”，“文不对题，语不得体的地方屡见”。台有关方面现已准备对该书进行全面修订。其他有影响的提要还如《台湾文献丛刊提要》（吴幅员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7年版）、《四库著作元人提要补正》（刘兆佑撰，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8年版）、《台湾公藏族谱解题》（昌彼得等撰）等。
C.校勘、辑佚与考证：台对古籍进行校勘的论著（含专题学位论文，升等论文）已有100种（篇）以上。其中如黄健彰（1920—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该所校印的《明实录》所附校勘记，除广收异本外，还参校了若干明代史料，被学者认为“无论在量和质的方面都很可观，不仅对明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在古籍整理上也值得推崇，可引为范例”。但质量如此高者并不是很多。有的校勘者“既未受过专业训练，又不负责任，不免敷衍塞责，更不用说认定是非了”。也有的著作、论文，仅把校勘作为其中不甚重要的部分，未能引起指导教师、审查人员、更不用说是读者的注意了。关于辑佚的成果不多，除顾力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个别之外，多是在校注古籍时辑些佚文作为附录，有的还是在清人辑佚的基础的稍加修订而已。考证成果中较有影响者如谢冠生（曾任台“司法院”院长）撰《历代刑法书存之考》、屈万里撰《先秦文史资料考辨》（收入《屈万里全集》）、周骏富撰《北宋馆阁典籍考》、李健祥撰《南宋馆阁典籍考》（原为论文，后由文史哲出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等。特别是张心微编撰《伪书通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59年增订版）、增订版考辨书1104部，书后附书名及著者索引，为古籍研究及古籍版本鉴定重要参考书；郑良树编撰《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收今人辨伪论文及古籍、今人古籍研究著作中涉及辨伪的内容等，可作为《伪书通考》的续编。
D.注释与语译：注释和语译是古籍整理中最为重要的工作。这方面成果主要有台静农（1902—1990），曾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东吴、辅仁大学教授）主持的《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译注本等10余种（分别由三民书局、文史哲出版社等出版）；屈万里撰《尚书今注今译》、《尚书集释》、《诗经诠释》（均收入《屈万里全集》）、严灵峰的《中英对照老子章句新编》、刘新华的《四库全书总目类叙注》（本人1975年自印）等。台“教育部”编《中华丛书》中收入《通鉴今注》、《史记今注》（仅成头6卷）、 《天官书今注》等；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主编《古书今注今译丛书》，共注译古籍36种，以经、子两部书为多。
在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计算机普遍使用和微机汉字系统的建立，也为古籍工作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1984年起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该院计算中心合作，投入上百人，用了6 年时间，耗资5000余万元新台币，研制了《电脑化廿五史全文资料库》，将廿五史（还有《四书》等）输入电脑之中，并建立了一套中文检索方式。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开展，在古籍工作方面进行合作事例也在增加。1992年，陕西师范大学运用计算机编制《十三经词语索引》和《十三经辞典》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国学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仲陶就赠送了自己研制的53000字的“中文卡”，还计划赠“1套更新而完整的字库，连P·C带激光机，同时送1套全文处理软件”。 一些大陆古籍工作整理的古籍也相继在台湾出版，如西北农业大学石声汉编撰，贾文林等整理的重要农学古籍《农政全书》校注本由台湾明文书局出版；1993年，由顾廷龙主编，收上海图书馆珍藏清代硃卷8000余种的《清代硃卷集成》（硃卷是科举考试的卷子）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全书420册， 为研究科学制度及考生（有不少以后成名）履历、本族谱系、宗师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令海内外学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