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亲历性散文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无论从数量上做以比较，还是从质量上进行评说，都远远胜过建国后的27年，并且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和1992年至1994年曾经两度辉煌得令姊妹文学刮目相看。在这期间，最能代表散文创作实绩的是一大批亲历性散文，在今后的散文创作中，它还将成为创作主流。面对这种可喜的文学现象，本文试图探讨它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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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亲历性散文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选材的亲历性。这种亲历性就是作家记叙的是其亲身之所经历的事，描写的是与其在一起生活过的人。这样选材同新闻写作不同，记者写的虽是采访时耳闻目睹的事情，多与己无关。而亲历性散文涉及的是作家在生活中有意无意投入其中的事件，作家成了事件中的一个角色，他有深切的体验，觉得有东西可写，于是就截取其中的一段或数段经历作为创作的材料。以写自己为主或写与自己有关的人，即“写着我身心的体验，写着我生命的经历”（注：赵丽宏：《我观散文》，《散文》1994年第11期。）。
作为一种文体，它在文坛上要占有一席地位，并能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体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不仅不会消亡，而且保持青春活力。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严肃文学吸收民俗文学中的营养使之生存并得以发展也是一种普通现象。散文创作要获得新生也不例外。
在我国，民俗文学以其题材的新鲜和故事的生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读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说，新颖的题材和生动的故事是民俗文学产生魅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80年代以来，亲历性散文创作在题材的新颖性和故事的生动性方面逐渐靠拢了民俗文学，不过，这是吸收了民俗文学可读性的精髓，加强了故事性，经过嬗变而具有散文特色的靠拢。我们知道，在民俗文学中，作家叙述的是“别人”的故事，而当代亲历性散文讲述的是作家自己的故事或与自己有关的别人的事情。涉及到自己的故事虽不惊天动地，但也因事件的因人而异、不重复和知之者甚少或别人根本不知而具有新鲜感，也给读者以亲切感。另外，把笔触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抒写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把看不见摸不到的情感体验写得须眉毕现。这种以讲述涉及到自己的事情吸引读者，同时又以描绘心灵感染读者的写法对于民俗文学来说，则是望尘莫及的。在这方面，丁玲的《牛棚小品》、孙犁的《亡人逸事》、尧山譬的《母亲的河》、杨绛的《丙午丁未纪事》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代亲历性散文具有感人的生动性，读之令人感到非常真实。近年来一些散文作家和学者对其真实性的特点有过探讨。
研究者夏康达说过：“文学创作都要讲一个‘真’字，但真与真不一样。小说需要虚构，是假中见真，散文珍重纪实性，应唯真无假。”（注：夏康达：《人格与文格》，《散文》1994年第11期。）关于散文创作的这种真实，赵丽宏说得十分明白，他说：“我以为，散文和小说、诗歌、戏剧不一样，散文属于一种非虚构的文体。”（注：赵丽宏：《我观散文》，《散文》1994年第11期。）这种非虚构就是亲历性散文具有的实录性的真实。
亲历性散文要写的是一种实录性的真实，那么，就不能采用虚构的方式，对情感、事件、人物作“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式的黏合，而只能采用摄影师拍摄艺术风光片的形式，从感动过自己的经历中发现具有审美意义的事件或人物，运用联想和再造想象，不改变每个真实的事件，而仅把典型生活画面联接起来。这种对题材的处理方法犹如报告文学的写真实一样，它也是一种形象思维，这种形象思维既区别于小说创作的虚构，又不同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回忆性的表象思维。准确地说，当代亲历性散文创作的形象思维是一种实构。在这方面，像刘白羽的《巨人》，叙述在“极左”的政治运动中，周总理多次出面保护和帮助作家的具有史料性价值的故事，杜鹏程的《彭大将军接见记》写自己因涉嫌和胡风有牵连，被审查、受批判后受到彭德怀的接见，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的场面，汪浙成在《只是灯下不再有你》中诉说和温小钰同甘共苦的生活情景，均像纪录片的制作一样，根据表情达意的要求，在自己经历过的“镜头”里，剪辑出感人的故事，予生活的真实以艺术的再现，采用的就是实构的艺术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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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是按照美的标准进行的。在美的标准中，善是其中之一。善在创作中对作家的具体要求是要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新时期以来，在亲历性散文的创作中，作家们写的虽是个人经历，但没有记写个人恩怨，没有宣泄病态的情感，没有宣扬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的腐朽思想，而是以极大的责任心从事创作，使作品像多面体的宝石一样，每个面都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文学家是自己的时代的儿子”（注：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愈明显，——也就是，换而言之：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称之为个人的那种‘余物’也就愈少。”（注：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普列汉诺夫在这里谈的是社会、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作为一个写亲历性散文的作家也是如此。他所写的事，虽然与自己有关，但是，这事件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打上了时代烙印。他在作品中抒发的情感已不是简单的自然主义似的个人情感，而是被他按照社会公认的美学原则加工过的既有个人色彩又超越个人喜怒哀乐之情，而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情感；他在作品中升华的哲理虽是自己的独特发现，但已不是简单的个人私见，而是包含了连同作者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共有的某种代表性的思想。总之，亲历性散文写的虽有“自我”，但它有着社会性，具有时代感。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大量的亲历性散文中，作家通过亲身经历的叙述，独特情怀的抒发，超出常人见解的议论，或流露出当代意识，或传达社会变化的信息，使作品充满着浓烈的时代气息。例如，陈祖芬的《南海潮》是一篇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它通过作家在80年代末繁忙的采访与写作以及其间日常生活的记写，真切传神地写出了祖国大地上南疆北国、内陆和沿海在改革大潮中的不平衡和人们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上的差距，道出了许多人心中都有、笔下却无——“当北方慨而慷之地在说政治的时候，南方悄没声儿地在改变政治”。孙犁的《老家》写自己回乡后，看到自家的老屋不复存在，感叹“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消失”，从一个方面透露出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变化的消息。余秋雨的《三十年的重量》通过30年间两次给老师送贺年礼物的叙述，赞美了跨越时代的真纯美好的师生情谊，它表达了当代人对美好的人际关系渴求的心愿。
一个对社会和对读者负责的作家，他的创作不仅要使作品具有时代性，而且要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种交代不单是描写了所写的时代，更要在本质上反映它。好的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和历史为什么是统一的呢？这是因为读者能感知的时代感在作品中的表现是作家描写了时代的真象，它内含所写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读者通过对它的解读，能从本质上把握作品中反映的时代。亲历性散文的创作中，作家写的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但不是不加选择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成文的，选取的是既震撼过自己心灵的又对它有深刻认识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事件。这种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体验的经历，并且深刻认识了它的内在底蕴再经过反复构思创作出来的作品，通常都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作家是当事者，他所写的比一般人体验得更真切，认识得更深刻。这就比不是当事者更容易逼近社会本质。在“文革”的过来人之中，有一大批受冲击的作家，当写作反映那个动乱年代的亲历性散文时，他们要比一般人更能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例如，萧乾的《外调奇遇》对外调人员采用欺骗手段和动手打被调查对象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描述，丁耶的《“牛棚”趣事》写自己害怕批斗，同室人向往尚有法律保障的监狱生活的心理刻画，从一个方面给那场“无法无天”的所谓“群众运动”作了形象的记录。1979年底到1994年间的大量亲历性散文，真实形象地记录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人生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过程。随着时代的推移，这其中的许多作品将成为后人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史料性和文献价值的可靠的文字依据。在这方面，毛志成的《踏在沉重的回忆上》是一篇优秀作品。它通过一系列校园生活的场面描写，形象地展现了当今社会政治环境宽松、人们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景象。在反映改革开放的必要、决策者对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革政策出台的慎重以及改革中也出现了的丑恶现象方面，赵大年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诉说，在《脱发·火柴·房租》一文中给予形象的描写。他通过自己买“生发灵”不灵，火柴价格多次的明涨和暗涨，以及住房困难、盼望房改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1979年至1986年间我国改革开放的画卷。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在两次繁荣中的亲历性散文在内容上揭示了时代的本质，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属于“真”的话，那么作品内容有一种深厚的内涵，能让读者体会到它的深刻的哲理意味，这也是“真”。因为这种“真”是对事物蕴含意义的实质性揭示，它具有一种哲理美。当代亲历性散文不能说篇篇都闪耀着哲理光芒，但从总体上看，哲理美却是多元的。
过去我们看待散文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常运用社会学或哲学的尺子去衡量，这不能说不对。然而深知散文创作规律的人都知道，对散文题材的认识有一个角度问题。一个散文作家发现一个题材，他要创新，总想力避习以为常的角度，选一个新的视角去认识它。写老题材更有一个选取新角度的问题。不从社会学或哲学的角度看待题材，不能说作家发掘作品思想意义的方法便是错误的。文学现象是复杂的，认识题材的角度不是惟一的，因此，看待散文哲理美的深刻性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而亲历性散文思想内容深刻性的发掘则充满着主观性。在对思想内涵升华的过程中，亲历性散文形成主题的基础是属于作家生命一部分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有着刻骨铭心或涟漪般泛散的情感体验。作家用他的情感体验、平时积累的生活阅历和长期培养的理论素养，从一个角度审视亲身经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带有作家个性色彩，以感悟为主的具有某种意义的对读者有着审美享受的不寻常发现。这种发现虽不同于理论文章，但它却带有社会学、哲学或伦理学等的色彩。如果用这种观点去评价当今的亲历性散文，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哲理光彩。
由于作家生活圈子和选材的局限，当代亲历性散文反映重大题材从总体上说要少一些，但凡人写自己的小事，慧眼独具之下，也能挖掘出深邃的主题。在当代亲历性散文中，许多篇章的思想内涵属于作家对生活的感悟或解读。在亲历性散文主题开拓方面，作家由事件本身再到社会，在这条思路上加强对该事件的社会性思考，其主题就具有社会学的含义了。1976年底以来的亲历性散文有许多作家从社会学的角度透视自己的经历，发掘的主题颇有一些是石破天惊的。在这方面，冰心的《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令我们拍案叫绝。这篇散文所写的事是老人九十华诞，萧乾和李小雨分别给老作家送了寿翁，并说走遍街巷买不到女寿星。对于这件事，老人感叹：“塑像或捏像的工匠都是男人，他们不会想起塑或捏一尊女像。”透过这件事，老作家以她女性特有的犀利目光，看到了当今社会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的残余。
在当今亲历性散文的创作中，有些作者在叙述凡人小事中，思维的视野由内向外扫描，从主观世界到客观世界进行思想意义的发掘，使作品主题升华为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作品内涵因之富有深厚的哲学意味。孙月沐的《带儿子捉蝌蚪》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篇散文描写的是下班冒雨而归的人们侧目观望父子俩你争我抢地到河里取水的场面。从这些人疑惑不解的目光里，作者读出了人们对他们爷俩行为的不理解，可作者感到十分正常。原来，作者经常带孩子到这里取水养蝌蚪。今天的冒雨取水是在儿子一再坚持下的行为。这事里有一种天伦之乐，有一种父子亲情。作者从中悟出这样一条道理——在外人看来的这种不正常，“却有许多正常人正常生活时难以发现的感受”。这样的感悟揭示了一条许多人都有类似体验而从未深入思考过的生活哲理——生活中的正常和反常的辩证法。
亲历性散文的题材是作家亲身经历的，在经历中产生过情感体验，在抽象思维的帮助下认识这种情感体验，如果是不重复别人的，这也是一种深刻。不过这深刻不一定是“形而上”的，有的带有具象性的特点，提炼主题表达文意虽然没有沿用“物—情—理”的思路，但是其主题不一定不深刻。例如对人生的探讨，作家吴晴在患癌症的最后时刻，写下了她的绝笔——《病中吟》。作为一位即将离开人世的作家，在她眼中，耸立的摩天大楼，腾空而起的立交桥，不知名的植物上浅绿色的嫩芽新雪般地洁净，婴儿皮肤般地细嫩，楼下茸茸的绿草，花园池塘里捕捉蝌蚪的男孩女孩的倒影，都是那样的生动美好，这是病入膏盲之人的一种切身体验，它蕴含着行将永别人间的智者对生的渴求，是对美好人生的一种赞美。读着这种形象的文字，我们方寸震动。谁不说这是一种深刻呢？
当代亲历性散文有许多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作者在写作中要把独有的情感体验表达出来，有时采用形象化议论的形式。这种形象化的议论往往运用联想和想象，为独特的感受找到一个恰切而又可视可触的形象对应物，在此基础上展开不同凡响的议论。当下，有很多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都采用这种方法表达独特发现。朱晓军的《父爱深深深几许》在这方面是一篇令人过目不忘的佳作。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回忆了父亲雨后骑车送自己上学的情景，又叙述了自己冒着大雪骑车接儿女回家的情形。为人父之前，回想往事，他总觉得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做了父亲之后，才感到小时候对父爱的理解太肤浅了。那么父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作者写道：“在父母之爱中，母爱犹如水泥和沙石，父爱犹如水泥板中的钢筋，人都说没有水泥和沙石就盖不了房子，可忘了钢筋；母亲犹如蜜糖，放入嘴中就能品尝到甜，父爱犹如广柑，只有吃完之后，一吧嗒嘴才能感受到有一股浓郁的清香。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吧嗒’一下嘴去品味一下父爱。”这段文字所写的，当了父亲的多数人都能意会，但不能言传。不少作品虽写了父爱，但却不能像这段文字饱含情意浓浓的深意，令我们遐思。这种充满艺术感染力使我们顿开茅塞的议论又有谁说它不深刻呢？
当代亲历性散文所写的都与作家有关，这个与作家有关不仅包含涉及到自己或自己所做的事情，还包括作家在作品中精心地为自己灵魂画像。在当代亲历性散文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有很多是作家毫无情面地“撕裂自己”、进行“灵魂画像”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作家把自己的主观世界作为思维的焦点，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解剖刀，毫无掩盖地袒露自己的心灵。这是当前大多数亲历性散文解剖自己的心灵，刻画没有一点“假面”的真实自我的精神面貌而显露出来的哲理美。在这方面，韦君宜的《编辑的忏悔》是一篇洞开心灵之窗、把内心世界深层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力作。这篇作品叙述了“文革”中作家结束了“牛棚”生活，又当了编辑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看稿改稿中，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她为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出主意，把小说情节编得圆满，所编的故事和生活中她所熟知的真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对此，作家没有为自己的随波逐流的行为寻找客观理由，而是自我谴责，为自己“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言，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而惭愧。像韦君宜这样在亲历性散文中，对自己进行心理透视，不留情面地暴露人性弱点，常常有见解精深的妙语。巴金的《小狗包弟》、王桂枝的《女人絮语》都是对隐秘心态曝光的代表作。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做出如下的结论，“文革”结束后散文两次繁荣中的亲历性散文在写作特点方面具有选材的亲历性、描述事件富有感人的生动性和形象思维的实构性。在表达的内容方面，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感；而在思想内涵深刻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哲理美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