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属向公民的转变——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岑春煊为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公民论文,时期论文,案例论文,岑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7-0033-06
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故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耶。于是共和告成，改用阳历纪岁，以明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云。①
这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岑春煊写下的一段话②。世局亟变之时，社会变革之际，各色人等的表现，格外使人发生兴趣。特别是那些与旧制度有着最密切关联的官员们在旧制崩溃时期的变相，更是令人玩味。此处，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岑春煊为案例，来检视时代革故鼎新之际清朝官员的异动，考察这些“昔日委质为臣者”是如何成为“国之公民”的。岑春煊系晚清重臣，势力几与清季督臣中最显赫者袁世凯相颉颃，有“南岑北袁”之谓③。但阴差阳错，岑氏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落败④，罢官寓沪赋闲，等候东山再起。保路运动的爆发给其提供了机会。
一 “朝局中本有朋争伙斗之象，经此一乱，其危象益显见”
1911年5月9日，清朝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上谕，迅速引发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自是川乱遂大，难以制止。各路电线，皆被斩断，断绝往来官文书”⑤。清廷于9月15日发布紧急上谕：
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瘁，即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⑥
此番起用，帷幕重重，牵扯清朝高层的重大人事变化。在中央，“其时亲贵争权，政成于贿，回扣分赃，致奕劻与载沣交哄不已”⑦。除摄政王载沣与庆亲王内阁总理奕劻的矛盾外，掌握财权的度支部尚书载泽也利用其与隆裕太后的特殊关系操弄其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其政治联盟。“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在地方，封疆大吏各怀其心。前任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以王人文护理川督，却不正式授予，而是推荐其弟赵尔丰署理，让王人文转去接手赵尔丰的川滇边务大臣，“以封疆重任，乃兄弟私相交代如此”，⑧自然引出王人文的忿怒，出于给继任者留下麻烦的考虑，也有同情川民的成分，王人文对川省保路运动抱支持态度。瑞澄，“则恐端方挤其两湖总督，恳求肃邸转恳隆裕太后，力予维持，遂不得不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为端方辟回翔之地”。成都将军玉崑，“本庆王府包衣，庆（奕劻）不满意借债，谓外界必有反对者，玉素闻之”。⑨故保路风潮激荡时，玉崑不施援手，使川督赵尔丰难于独立应付。前往查办路事的川粤汉铁路督办端方则迟迟不愿入川，面对盛宣怀等中央大吏的一再催促，9月13日，端方索性提出和盛宣怀同行入川，“阁座未谅鄙意，仍责鄙人迅往，实属进退两难。惟有请公（盛）偕行，庶释川人疑虑。公如允往，大局之幸；公不肯行，鄙人惟有将真确为难情形，奏请宸断，另简重臣”⑩。盛宣怀自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成为众矢之的，几乎已到川人皆曰可杀的地步，邀其入川，岂不是给盛出了一个绝大难题，简直就是在胁迫。14日，盛宣怀反过来指责端方“迟迟吾行”(11)。当晚，郑孝胥到盛宣怀寓所看端方来电，得出的印象是端方“退缩不暇”。郑孝胥对端方如此慌乱甚感惊诧：“此公方寸乱矣”。(12)事情至此，说明以端方来挽救川事，已不能指望。此时，四川保路同志会赴京请愿代表在上载沣的《叩阍书》中也认定：“酿乱萌者，实盛、端两大臣，而瑞（澄）为之助。”(13)说明这几人已遭川人反对。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另简新臣势在必行，前揭岑春煊出山的朝命即在此情势下颁发。
但最初得到举荐的并非岑春煊，而是袁世凯。8月28日，端方首次动议起用袁世凯。“非有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9月1日，端方再提“查办一差，商之莘帅，此役项城最宜”。(14)尽管有端方等推动，清廷却用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摄政王载沣不到走投无路时，是断然不会同意提防对象袁世凯的复出。
盛宣怀和载泽是重要的推岑人，为避嫌，他们策划先由外臣联名奏请。于是致电瑞澄：“川事一误再误，公拟举声威素著之大员，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次帅（赵尔巽）来电亦商改派。事已急切，公可否电商云帅？会同电奏，逊敷必为内应。”同时，盛宣怀另电赵尔巽：“午帅（端方）尚未到宜（昌），弟等均以为不然。泽公接莘帅（瑞澄）函，请改派西林，似与尊见相合……如公以为然，可否电商莘帅，会同电奏。邸座（奕劻）公忠体国，亦必不以私嫌而误大局也。”(15)此处提到的泽公即载泽，他与奕劻抗衡，故愿引进丁未政潮中遭奕劻等陷害的岑春煊。载泽关心此事，还有另一层动因，因其任度支部尚书，铁路借款与其直接有关。而瑞澄亦与载泽有特殊关系，“瑞（澄）为泽公妹夫，袒甚力”(16)，故有此请。但瑞澄虽然同意奏请岑春煊赴川，却不愿出头，复电盛宣怀：“川事非云老不办，而内多阻力，亦无如何。次帅欲商改派，彼如约我，当附骥尾，澄未便发议也。”瑞澄不愿单独入奏，提出“内多阻力”，不消说，是不愿为业已赋闲的岑春煊而开罪大权在握的内阁总理奕劻。因有切身利害，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却等待不及，只好单独上奏：“凡办路之人，川皆反对，端方去必无益。拟请特简锡良、岑春煊会同前往查办。”(17)赵举荐的有锡良和岑春煊两人，均曾履任川督。朝廷选定了岑春煊。实际上，外臣的入奏只是形式，在内廷，起用决定在日前就已拟定。14日，盛宣怀就已经致电岑春煊：
上海岑宫保……城外有乱民数万，沿途并有该党搜索。资、成线阻，邮电不通。莘帅、次帅电商改派，上公仍请派公。事棘，当局似难再执私嫌。公若闻命，万不可辞。公英锐，行必速。(18)
推岑出山，在时间上颇有算计，盛宣怀透露：赵尔巽“奏到，总理适假，乃发表韬公，早有伏笔也”(19)。其中，“总理适假”一句大可深究，奕劻与岑春煊水火不容，所以，特选定在奕劻休假期间，以免受阻。岑春煊能够出山，亦与成都官府与外界联系中断相关，“枢府本不愿用岑，莘帅保之，汝父（赵尔巽）又保之，又适值七日川不通电，内□惶急，始通而出此。及旨下之明日，电奏已至。但早一日到，则无此一番事矣”(20)。此时，与保路运动相关的清朝官员出现政治分野，载泽、盛宣怀、瑞澄等联为一气，与清朝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直接关联，主张对保路运动强力镇压；奕劻、玉崑等为一伙，他们并不支持保路运动，但因未从中渔利故袖手旁观；王人文及川籍京官等互相呼应，岑春煊与其立场相近，对保路运动取支持态度；赵尔巽、赵尔丰、端方等依违各派之间。但他们又都有统一特点，就是均以个人或集团利益为最大依归，而置王朝利益为其后。其间的派系斗争，时论有谓：
起用岑春煊赴川剿办之谕，庆邸不肯署名。其实借债之议发之邮部，操之内阁，今日互相抱怨，已非其时。庆邸屡受舆论攻击，欲借此以诿过于某公耳。总之，朝局中本有朋争伙斗之象，经此一乱，其危象益显见。(21)
二 “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
不料，出山后岑春煊的作为却与荐者和清廷的旨意两辙。1911年夏天，以国会请愿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四川等地的立宪派与清政府实际已处于对抗。岑春煊身在信息最为灵便的上海，又与立宪派久有往还，对这种演变着的形势不能不受影响。其重心出现位移，逐步由前此的与立宪派暗中援引转到保路运动时的公开袒护。岑受命后，重庆商会总理赵城璧等致电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要求他们同在上海的岑春煊见面，陈说川情，恳请解救：“赴救者络绎不绝，哀号之声，环震千里，民气如此，悲惨曷极。岑帅奉命入川，羣情欢跃。乞诸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随即，旅沪人员约见岑春煊，岑也当面给予其所希望的答复，将“电请朝命，即释诸代表。阻止端方严办希功，擅杀官弁。担任修改合同，为死者伸冤”。(22)这已是对清朝中央政府和四川当局措置的公然推翻。
在剿抚问题上，原本按照赵尔巽奏请，起用岑春煊是去替代端方“办路”，但在朝旨中，岑的职掌从办路改为会同赵尔丰“剿抚”。其间转变，缘自两位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此，赵尔巽的七弟，也是他们在北京的重要联络人赵尔萃透露：“今日菊相（徐世昌）传弟面谕云：兄有电奏请饬岑速往督办，端为办路之人，断不可去。此意似与四兄大背。邸相皆不谓然。”几天后，又提到：“枢府本不愿用岑。”(23)勉强用岑的结果是约束岑的权限。于是，盛宣怀向端方转达那桐与徐世昌的意见，“入川后，岑任剿抚，公任路事，各不相碍”(24)。这明显是对端方有利，对赵尔丰不利。那桐和徐世昌与奕劻、袁世凯乃至端方关系密切，他们的过问使得岑氏的职权范围被改定一专任剿抚。但岑春煊却一意主抚，18日，连续发出两纸重要文电，一为告蜀中父老子弟文，声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另电则命令川省军队不得妄捕民众；已经被捕的，如情节较轻者，可以保释；情节较重者，也必须等岑到川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自杀戮。(25)岑春煊的这些文告旋经四川巡警道通饬印发，“张贴城镇乡村，使人民共喻”(26)。“岑宫保文告到川时，人心一定，盼祷者不啻大旱云霓”(27)。
在路事问题上，岑春煊复出伊始，即表明主旨：“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鄙意解决非另改国有之路线不可。”(28)此与清廷推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直接对立，且属明显的逾权行为，清廷只让岑春煊负责剿抚，而不让过问路事。但岑认为，路事与剿抚相关，川省风潮正因铁路而起，若路事处理得当，风潮自然平息。在岑的坚持下，盛宣怀表示让步：“公若以改线便可转圜，邮部正议勘西线，即奏请西安接造汉中，以达成都。而以成都至宜昌仍归商办。虽借款合同不易改订，弟亦愿力任其难。”(29)岑还提出全额发还路股建议，致电内阁：“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30)应该说，岑意在为民请命，博取物望，但操作起来，抵牾甚多。川路商办，靡费巨大，一千余万两银子的路股总收入，仅在上海等地的倒账亏欠就达300余万两。这也是四川地方极力阻止中央政府查账的原因之一。“川路局所收民间租股，中饱甚多”(31)。如十成发还，完全由政府补亏空，显然不合情理，况且，此时的清政府财政窘迫，库空如洗，如要全额发还，势必再借外债，此又与保路运动拒借外债的呼声相悖，难免使局势火上浇油。
在“罪己诏”问题上，清廷让岑春煊出来收拾乱局，却不授明确的官衔职位。“惟岑既无名位足以节制，又无兵勇可以调遣，仅饬其乘轮逆上，单骑入川，恐难得力也”(32)。岑亦对此不平，9月17日，致电盛宣怀，说明其名不正言不顺的窘境，“断无孑身前进之理”(33)。为示安抚，当天，盛宣怀两电岑春煊，称为使岑师出有名，载泽正在活动，“拟请加钦差大臣”，并以端方统带的军队也交付岑指挥，“以一事权”。并称载泽已面陈载沣：“谓公一往直前，较之逗留不进者，奚蒂天渊。监国乃大嘉许，谓一入川境，即当授川督。”还告知岑春煊，端方已提出驻扎宜昌专任路事，请岑打消顾虑，尽快赴川。并透露：“公此行，实为泽公（载泽）再三密请。”(34)但岑春煊却在这天发出更轰动的电文，呼吁朝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观听一新；则春煊不赴川，实胜于赴川也”(35)。辞职在岑氏并非新鲜事，“疆臣以去就要君，始自春煊，三百余年所未有”(36)。但公然以辞职相要挟，要求清廷发布罪己诏却事关重大，犹如巨石击潭，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奕劻反对，即岑的支持者载泽亦“以朝廷引咎为不然”(37)。与岑春煊争权夺利的端方更是乘机发难，19日，端方从宜昌电陈：“岑在川素有屠户之名，川人感情并不甚好。”(38)22日，端方的话就更难听了：
知岑有收命之请，其所言专供报馆欢迎，不顾大局成败，且使朝廷无立足之地。罪己之语，唐德宗、宋高宗、本朝庚子始一用之，岂能为出山躅，作开场文字。况政策方在坚持，忽下此诏，是国有可作罢论，合同可以取消。采帅（王人文）、季帅（赵尔丰）办之而有余，安用威望素著之臣为哉。此等居心，决不在川督，专想作内阁总理，断断然矣。
倾轧陷害不遗余力。同日，端方再电盛宣怀、载泽，言辞更加凌厉：“岑之敢于为此大言，固惑于道途之谬说，恐亦不免别有揣摩，不然，此等反抗朝旨文字，岂能轻出诸口。”(39)
到这时，清政府已难于容纳岑春煊。在政策层面，于川省路事的重大问题，岑几乎都与政府呈某种抗命之势。在人事层面，岑不但与内阁总理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素有积怨，还开罪了先前极力推岑出山的载泽、盛宣怀等，并与地方大吏也处处发生冲突。端方，因有权力角逐自不必说；即或原来力荐岑的赵尔巽、赵尔丰兄弟也渐生不满。原本赵氏兄弟设想，以岑替代端方管辖路事，谁知朝命却令岑会同负责川省剿抚，反而对赵尔丰不利。而岑春煊复出后的作派更引起赵氏兄弟的强烈不满，岑氏的告蜀中父老子弟文和向川省军队的命令简直就是以川督的口吻在发布，这无疑是对署督赵尔丰的极大威胁。赵尔萃在给赵尔巽的信函便称：
今岑之告示，语气已是彼一人主政，正恐其到川，或有未洽。若再以专办，更恐未宜。且置四兄于何地？四兄此时所办，阁中皆倚重，必须保全要紧。岑之口碑，毁誉不一，正不敢定其何如，此不以专任岑为然者也。(40)
9月24日，赵尔丰致电赵尔巽：“谕旨云各路援军及川省新旧各军，岑到川后，统归其节制调遣；如是弟实处孤立之地，直同赘疣，既无兵权，何以办匪。若谓有会同字样，此亦仅是虚名，主体在彼。况岑之为人，兄所弥知，岂复有所假借者？”(41)对此，赵尔巽立即复电解释：“兄只保锡、岑会同查办，旨令会同剿办，未闻新旧各军皆归节制调遣，是否续有另旨……现拟令岑暂驻重庆，专主镇抚东南，不任兵事。或径驻宜，以免牵制。”(42)25日，赵尔丰又抱怨：“以乱事未已，不便乞退。兹幸朝命端、岑两公入川，拟恳天恩，命一人督川，一人管军事，可速竣功。不然，一国三公，转恐误事。”当天，赵尔巽致电内阁要求区分岑春煊、赵尔丰的权限，否则“无权不能集事，且有权而不能统一，更足以偾事，此九节度之败于相州也”。(43)事情至此，岑春煊在川省路事的相关大吏中已形孤立。
岑春煊与当朝者发生日益尖锐冲突的同时，却与在野者渐趋同调，9月29日，川绅致电川籍京官，提出“朝简岑督会办，蜀人观望，密恳同乡请旨，将此冤交岑查讯昭雪，迅解倒悬”。旅鄂四川同乡也上书称岑春煊“爱民如子之心，已见诸言语之表”。(44)这时，岑春煊已经从上海到达武汉。30日，湖广总督瑞澄称当天上午与岑讨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给还十成现银不可。澄再四谆劝，百折不回。又其意以大部议覆股银办法，能否如所奏请，以为进止。澄仍无他法可更进言。惟朝廷既以剿抚重要属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澄窃为西林危之，则不如不入川为宜”(45)。与岑春煊面谈的结果是岑氏赴川对政府不利，建议不让岑赴川。端方也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西林到武昌，与莘帅谈，仍坚持前见；并以部议允否为进止。”(46)其实，阻岑春煊于武昌早有设计。那桐和徐世昌等权要始终对岑抱有疑虑，9月29日，赵尔萃的信函便透露了中枢意图：
此次枢中颇有斟酌，仅与会办名目。岑奉旨后，即来电要求督办，枢亦未允。倘再有督办字样，更不得了矣。与那相暗中商酌，俟其到鄂后见莘帅，或更有变局，未知做得到否。两相颇于此事慎重，且皆多极力襄助意。那云，此非为四兄一人计，亦非为一家计，诚虑岑去设多办理不协，则于大局关系匪轻也。
又在“或更有变局”句旁注小字：“此层尤宜秘密，勿令人知。”(47)显见，岑春煊和当国秉政者的裂痕已经相当明显。10月2日，岑再提辞呈。朝廷不暇时日，立即准辞(48)。于清廷急不可待的反应，时论有评：“川乱之初起也，西林不欲杀人，而朝廷必欲其杀人；西林力保川民之不反，而朝廷必以为已反。西林以此上失政府之欢心，不获谏行言听，而引疾以求去，朝廷亦若惟恐其不去者，电奏夕陈，谕旨朝下，朝廷之于西林淡漠置之也，固已久矣。”(49)10月3日，岑春煊致函盛宣怀，叙述再次下台的经历：“比抵汉上，细审事机，知政府之发踪指示与川省之现办情形，均与鄙人所陈不无歧异。宗旨既各有所见，办法即不能强同，九牧十羊，事必隳坏。”(50)
三 “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
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卸任后的岑春煊恰在武汉，却未尝一顾，次日乘轮返沪。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即子夜半会议，至翌日十一时始散值。窃料此会议之结果，不外起用袁、岑二人”(51)。10月14日，清廷同令发表岑春煊、袁世凯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岑春煊现简授四川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52)。岑对朝命再三辞却，清政府一再电恳其勿辞，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崑）、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53)川籍京官也入奏：“迭接成都、资州、重庆急电，呼吁声嘶，望岑春煊如望岁也！”(54)在朝野呼吁下，岑勉受川督。
对岑春煊的就职，舆论多不看好。由立宪派控制的《时报》认为：“以久经废弃之旧臣，一朝临难，乃为此急遽抱佛之举。”(55)在朝野间秉持中立态度的《申报》的评判是：“岑督则年老久病，深以不克胜任为忧。”(56)倾向于革命党的言论更是明确表示反对。《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发表署名短评《敬告岑西林》：“政府慑于革军之声势，瑞澄之潜逃，知满人能力不足抵御，乃用其洪、杨时以汉人杀汉人之故智，同日起用公与项城，使与革军拼命。闻公现又跃跃欲试，一日服药数剂，冀病速愈，以便刻期赴任。呜呼！招即来，挥耶去。公之苟就，遂至此乎？”(57)
受命伊始，岑向朝廷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百万两等条件(58)。但是时，清廷已是饷困兵拙，所谓的筹饷和调军多为画饼，岑氏赴川的条件始终不具备。11月21日，岑春煊电：“于兵饷械三端迭经筹度，电奏在案。三者之中，饷为尤要，奉旨饬部准拨一百万两，日久无着……惟困居沪上，赤手空举，远阻难达。矧臣病愈深，一日之中昏厥数回，自知残喘万难苟延，断无望有至川之日。似此坐拥虚名，延误大局，将百死无能瞑目。惟有吁恳圣恩，开去四川总督缺。”辞奏被清廷驳回。(59)
在进退两难的境况下，加上独立省份愈益增多，共和革命有漫卷全国之势；特别是岑春煊此时所处的上海业已光复，其所招的黎天才的“济军”也投入共和阵营，岑想率军入川已不可能；再有此时的清中央内阁已被宿敌袁世凯操控，岑春煊的政治趋向也出现识时务的变化，渐离清朝羁绊，转向共和阵营。鉴于其以往与立宪派的密切交往和“威望”影响，以致于独立各省推选盟主时，浙江都督汤寿潜甚至提议：“万一黎（元洪）不能莅，不能不就近推一人以执牛耳。西林有威望而无领土，余则惟有苏督（程德全），而威望不逮。”(60)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替代无疑对岑春煊是一个大的冲击。其对清朝半是留恋，半是无可奈何的告别。“政府久拥虚名，将士嚣张，人心浮动。果使在上者，犹不俯顺舆情，脱屣尊位，则京师之祸，将不忍言，其急转直下之势，非至逊位诏出不可止也。”(61)民国成立肇始，岑向北京内阁决然发出赞成共和通电：
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威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兵，故亦众口一辞，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62)
1月19日，岑又发《致清贵族公电》，向清廷施加压力：“现在人心已去，北方虽有军队，恐亦无把握。初九日谕旨既许人民开国会决政体，何忽迁延反复？是必有人以一己之私心，不顾大局之糜烂，皇室之危惨者。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令国民组织共和政治。”(63)
两纸文电标志着岑春煊已完成了从支持立宪到拥护共和的艰难蹒跚的转变过程。其间虽明显带有某种政客的应变性和见清廷大势已去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但无须讳言，与那些至死不变殉死旧主的人相比，他是明智者。共和与帝制，有着重要的边际，岑至此逾出边际。这便是岑春煊等一干人在大乱将至前的表现，在历史转折关头，有些人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归附于新兴的掌握未来的阶级，这不奇怪。岑的转变，在他个人是质变点，是“为臣者”转变为“国之公民”的关键；在他周围，则对共和声势的扩大不无帮助，在时代转换之际，此非岑春煊独然，而是有一批清朝官员，岑春煊不过是依其当时所处的关键地位及后来的影响来看，具有比较典型的“符号”意义，是此类人中的象征性代表。官员是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受惠者和维护人，这个群体的舍旧取新，具有某种指标意义，说明旧制度最后壁垒的崩解，政治制度的新陈代谢已无可挽回且迫在眉睫。旧官员们“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大势之所趋”的转向，也使得这批前朝臣子的历史作用并未伴随清朝历史的结束而完全终结，甚而在民国初年仍有一定的不失为正面的活动能量。
收稿日期 2008-11-25
注释：
①岑春煊：《乐斋漫笔》，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②岑春煊因其在晚清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乏学者论述，其中较重要的文论有：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张华腾：《清末袁世凯与岑春煊关系述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第5期；罗桂友：《清末岑春煊评述》，《学术论坛》1989年第3期等。但对清季向民初转折进程中的岑春煊却研究较少，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
③参见拙作：《论岑春煊》，《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详参拙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⑤杨开甲：《川路风潮之演变》，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⑥(1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0、340～341页。
⑦⑨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辛亥革命》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335页。
⑧胡思敬：《国闻备乘》，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302、309～310页。
⑩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
(11)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2，上海1938年版，第16页。
(12)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43～1344页。
(13)刘声元：《叩阍书》，《广益丛报》，第9年第28期。
(14)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0，第8页。
(16)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日记》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
(17)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41、349页。
(18)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51页。
(19)(24)(25)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52、351、363页。
(20)(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档号：543-75-1-531。
(21)《川乱声中之朝局》，《民立报》，辛亥年八月初十日。
(22)《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覆重庆商会电》，《时报》，辛亥年七月廿七日。
(26)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27)秦枬：《蜀辛》，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537页。
(28)岑春煊：《乐斋漫笔》，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106～107页。
(29)王尔敏、吴伦霓霞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版，第767页。
(30)(34)(35)(37)(39)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72、358～359、375、377、384～385页。
(31)(38)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51、158页。
(32)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日记》下册，第548页。
(33)盛宣怀：《愚斋存稿》卷83，第16页。
(36)胡思敬：《国闻备乘》，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21～222页。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档号：543-75-1-531。
(41)(42)(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档号：543-75-1-531。
(43)(44)(45)(46)(52)(54)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88、317、409、405～406、414、438、439页。
(48)《清帝准岑春煊辞职谕》（宣统三年八月一日），《清实录·宣统政纪》卷六一。
(49)《论川鄂有联合之势》，《民立报》，辛亥年八月廿七日。
(50)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65～166页。
(51)孤愤：《再论起用袁岑事》，《时报》，1911年10月19日。
(53)《岑春煊致袁世凯电》，《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55)宣：《起用袁岑感言》，《时报》，1911年10月17日。
(56)平子：《袁岑两督奉命治軍感言》，《申报》，1911年10月16日。
(57)辣厂：《敬告岑西林》，《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488-147。
(59)《辛亥革命》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12～513页。
(6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9页。
(61)岑春煊：《乐斋漫笔》，第107页。
(62)《岑春煊致袁世凯电》，《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63)《岑春煊致清贵族公电》，《民立报》，191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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