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丁及其“强客观性”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认识论语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客观性论文,语境论文,女性主义论文,论哈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客观性一直是萦绕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女性主义认识论对此作了较独特而专门的探讨，其研究立足于性别理论，循“后库恩”向“后殖民”的科学哲学的演进，在历史和多元文化批判的背景上展开了这一问题。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注：桑德拉·哈丁(Sandlra Harding)，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主要著作：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1986)、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1991)、Is Science Multicultural?(1998)等。）及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在研究中提出了“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与“弱客观性”(weak objectivity)概念，并致力于构建客观性最大化的“强纲领”，为认识论及客观性探讨建立了一种新语境。
一
桑德拉·哈丁对客观性的批判，起之于她对科学史和对科学哲学独特的审视，曾引起多方关注（注：在“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中，哈丁及其思想曾为不同观点多次论及，详见索达尔、德里达、罗蒂：《“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中文版）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特别是近年来，哈丁以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对科学与多元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推进了对认识论基本问题、特别是客观性的讨论。
按客观性研究的框架，女性主义的探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以“后库恩”（注：根据哈丁本人的说法，“后库恩”主要是指“后库恩思潮”，即“库恩之后”欧美学术界对“科学和科学史的社会研究”。详见［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时代为背景的科学技术研究。1962年，美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表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范式”的概念，之后关于科学发展中的变革与理论模式更替的研究高潮迭起，对库恩思想的解读十分丰富，后果之一是对科学贯有的“正面”形象和基本信念产生了强大冲击。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种理论“范式”向另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换——“格式塔的转换”。而两种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不仅是因为理论不同，最根本在于世界观不同。即理论的不同，源之于世界观的不同，而世界观是“不可通约”的。也就是说，若要建立和接受一个新科学范式，必然要对科学进行重新定义，还要把先前的一些科学问题驱逐到别的学科或“非科学”领域中去。这预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无绝对分明的界限，也没有划分这一界限的绝对标准。基于这两点，长期笼罩在科学理论上的那些“神圣”的光环如客观性、真理性、进步性等等，又怎么来确定呢？库恩的思想虽前后有变，但他提出了最终确定“范式”的是“科学共同体”（科学母体），即有严格学术训练基础、有研究者资格、有研究业绩的科学家组成的封闭性集团。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脱离具体科学共同体的客观性、真理性及其标准——一切均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家有关。科学家虽有自律性，但却仍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之中，所以科学及其理论必定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等众多影响中形成和演变的。哈丁因此指出：“科学与其社会之间是一种共建关系”。（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她列举了与科技有关的广岛原子弹惨案、越南战争、东西方冷战等等，希望有更多的学科加入到对科学与科学史的研究，以揭示现代科学与时代、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历史整合。她研究的结论是：科学也像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不同。
哈丁认为，在这个问题之后人们会关心组成“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是怎样接受教育与训练的？这些教育与训练能保证他们制定的科学标准具有客观性吗？哈丁和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她们认为，阶级、种族、性别、帝国及殖民的利益和话语无一不影响着这些教育与训练，也影响了科学家。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着科学“模式”，科学及其发展就绝不可能与这些教育、训练及世界观无干。因此，启蒙运动以来传统认识论标榜科学知识有“价值中立”、“不偏不依”的客观性，具有神话性质。
其二，后殖民主义批判立场。桑德拉·哈丁对客观性的批判，从90年代后期转向了似与女性主义有更高契合度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立场，同时她也保留了与“后库恩”科学技术研究频繁的对话，这些不仅是激发哈丁探讨客观性的动力，也拓展了审视“后库恩”时期科学技术批判的新角度。批判致力说明的是那些曾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真理性的科学知识，实际主要只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上产生的，是高度依赖欧洲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而当欧洲人一旦以“科学”来称呼这些知识，同时也就把非欧洲文化背景上的知识排除到了科学之外。至于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是绝不能与欧洲殖民主义大肆扩张分离开的。为欧洲科学技术贴上“殖民主义先头部队”的标签，并不过分。科学技术的目的很明确——为欧洲人和欧洲本土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事业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从非欧洲地区攫取更多的利益。在此过程中，殖民主义还经常有意无意地破坏殖民地的科学技术传统与知识资源，这些也为欧洲科学的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实行的一系列对外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结果是“把世界转变为欧洲科学的一座实验室”，科学也成为欧洲维护自身权威的武器。对此哈丁举了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对现代欧洲科学的考察通常安排在大学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课程中，而对那些非欧洲文化背景的“本土知识体系”的考察，却毫无例外地被安排在别处，如人类学系。这些对非欧洲文化的偏见，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已成为教育和科学不可动摇的制度性、社会性安排，并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与科研体制。还可见到的是，研究常常把欧洲科学与非欧洲的迷信、巫术相比较，这也是维护欧洲中心主义非常有效的工具。（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4页。）凡此等等，充分说明科学与欧洲特定的文化、利益、地位、权力、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时，根本不可能“价值中立”。在这一意义上，欧洲中心主义可理解为“是一套为了分配稀缺资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而实施的制度、社会和文明安排”，（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即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角色”。
显然，后殖民主义批判元素的加入，使女性主义批判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从单一的性别角度扩展到了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等的融合，更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共建，及在制度与世界观上的体现。正如R.普罗克特指出的：“无论是男性中心主论、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主要都不是个人的品质，而是文化信仰体系。它们是社会、制度和文化或哲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例证，而不是有意无意的个人‘偏见’”（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二
面对客观性遭遇的质疑，产生的反应可分为两类：一是相对主义的，即认为如果有客观性的话，只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二是对客观性的完全否定，即彻底放弃客观性概念。后一类观点实质上仍坚持客观性应是“价值中立”的、或与价值无干，是在传统客观性基础上的一个对立性反射。
女性主义认识论与以上两种反应不同。哈丁认为对客观性质疑引起的后果是“表现为客观性问题的新老转换。老的客观性问题是：‘在客观性和相对主义两者中，你是站在哪一方？’”（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而向前追溯，这一问题就变为追问：“是客观性还是主观性？”——这正是19世纪认识论的一个“后遗症”。显然，不论是当代的相对主义还是较早的主观一客观的发问，展现的都是主一客二分、两者择一的思维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凡是与价值、利益有关的都被称之为“主观性”，并认为只有清除掉这些“主观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完全的客观性。到“后库恩”时期，相对性（主义）取代了先前的“主观性”，成为与客观性相对的另一方。而引发“相对性”的原因，除社会、自然、历史因素外，最根本的是参与创立和评价科学知识的人，即他们也有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必定也包括了价值取向与利益所在。表面上对客观性的探讨由“主观性”转到“相对性”，但实际上两者对客观性的理解仍然一样，即仍把“价值中立”作为达到客观性、衡量客观性的基本条件。所以，相对主义仍处于传统认识论后遗症的影响之中，这也是哈丁等研究者把相对主义归为“老客观性问题”的原因。
什么是新客观性问题呢？哈丁提出，新客观性问题与前两种反应的不同，是它把客观性问题本身看作“一个必须探讨的主题，即一个有待解释的历史和认识问题”。（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也就是说，新客观性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客观性”而不是去回答“怎样才能达到客观性”。这就把客观性本身作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后，关于“怎样达到客观性”和“什么是真正的客观性”的探讨才是可能的。无疑，女性主义认识论已越出了传统认识论，力图通过更新客观性问题，使认识论和知识系统产生更有利于对自然与社会的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哈丁没有将新老问题截然分开，她认为新客观性问题并不与老问题完全不同，仍然要“瞄准”许多与老问题有关的事项，特别是涉及老问题的地位的一些基本假设，并且力求分辨老问题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东西。这些内容大致分几个方面。
第一，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假说中，我们应该更倾向于、更喜好哪一种？这表明，关于某一现象的科学理论（科学假说）并不具有唯一性。因此，在多种假说之中进行比较与选择，将是探讨客观性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寻求和判定较高的合理性、有效性也将成为探讨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哈丁使用了“喜好”，这是与传统认识论话语系统不同的一个表述，也是更真实的。选择科学假说的人本身必然是包含着某种偏向、喜好的，我们现有那些科学知识其实都包含着“喜好”，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喜好”的产物。哈丁的研究非常明确：不仅仅是承认科学之中有“喜好”，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喜好”？是继续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去“喜好”呢？还是从批判和排除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去“喜好”？
第二，知识是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在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女性主义主张应尽量避免“有权就有理”，怎样才能做到？哈丁认为，科学的产生与变革总是与利益和代价如何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而掌握这种分配、制定分配方案的，必定将最大的利益归于自身，同时把代价尽量转嫁他人。欧洲科学在全球的推进，走的就是“有权就有理”的路径。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欧洲科学造成了加勒比地区和印度“地方性知识传统”的大衰落，欧洲科学技术因此也传播得更迅速了。对此，一个普遍说法是：先进战胜了落后。先进的欧洲科学战胜了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这不仅是欧洲和欧洲人的胜利，更是人类以科学战胜愚昧的胜利。但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表明，这些说法恰恰反映了一个人类的思想悲剧——它企图使人们相信只有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技术传统，人类所有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都必须在此达到绝对统一。这是传统欧洲认识论统一世界的梦想，并在社会、文化、政治的运作中演变为一个可怕的“梦魇”——企图在强权基础上实现统一知识、统一思想、统一世界。更可悲的是我们却根据错误的理由来赞赏现代科学。实际上，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科学也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不能避免文化、社会、政治的作用。而它之所以优于其他知识、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在权力。女性主义研究的揭示是深刻而震撼的，明白了科学的“梦魇”，如何去避免并防止“有权就有理”？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放弃特权的关键。看到欧洲科学技术的局限、揭示把欧洲科学塑造成唯一成就者的虚幻性、指出欧洲科学并非未来唯一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则是避免“有权就有理”的三个基本点。（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第三，知识的产生是与多种文化相关的，当那些受制于某种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被严重歪曲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知识时，怎样才能有效识别？较早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依据社会性别的视角，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传统认识论与男性特权的关系——科学具有的客观、理性、逻辑等特性往往被等同于男性特性，而与女性相联系的感性、情感、非理性等等，被认为不仅不能有助于实现客观性，还会妨碍客观性。这种男女两性与知识客观性相反的关联，从认识论的角度强化了对女性的歧视，使科学成为排斥、压制女性的领域。后殖民批评的女性主义依据更广阔的社会等级视角，使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地域、文化等连接为一个等级划分的系列，而知识客观性与这个系列相互构建。客观性于是成了某些人、某些团体专有特性和优越性，相反也是另一些人和另一些群体缺乏的性质。当然，缺乏者与专有者因此而有天壤之别，这即是非欧洲文化和非欧洲地域一再遭到歧视、贬低的重要原因。经过对科学与文化深入的考察，哈丁指出，近代以来的欧洲科学实际也只是一种欧洲“地方性”知识，支撑它的四种文化成分都有十分显著的欧洲特性：其一，自然法则的概念源自于欧洲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其二，知识创立模式与欧洲的海外扩张有直接的重要的联系；其三，科学收益的分配方式决定于欧洲与欧洲人特殊利益和权力的维护；其四，科学的组织与管理起之于欧洲文化试图把“中立性”最大化的理想特征。（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章第2节。）
这些与中国儒家、美洲土著民族、穆斯林、澳洲毛利人的文化根本不同。哈丁的研究实际还提示我们，识别“地方性”知识的关键，是找到不同文化与异质的自然秩序及社会环境的相互关联。文化始终是多元的，它不仅是科学产生的“工具箱”，也是使科学被局限的“牢狱”。科学与多元文化关系的揭示，说明科学知识是绝不可能脱离文化的。就这点，科学知识也绝非是“纯粹”客观的、普遍有效的，而是深深打上了欧洲文化的烙印。在这一意义上，称科学知识是源于欧洲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并非不当。
三
由于客观性概念本身是复杂的，是“假设、看法、渴望和反感的一种杂乱集合”（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并且关于它的含义总处于争论之中，以致客观性有时被用于推动知识的增长，有时又被用于阻碍知识的增长。与客观性有关的主观性、相对性也有同样的情况。尽管如此，与客观性最紧密的、或者决定客观性能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从传统认识论的角度说仍是价值中立性。
但正是在中立性这个必要条件上，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根据自身处于“边缘”提出了非同一般的看法，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被当作客观性必要条件的中立性，可能正是实现客观性最大化的障碍。这意味着，要以新构架来探讨客观性，必须改变传统认识论的思路，尤其要对中立性进行彻底批判。哈丁对中立性的研究颇具政治意味。她提出，对当代科学客观性形成最大威胁的是种种政治策略，即那些包含特殊集团利益的计划和政策，是它们决定科学怎样选择研究项目、怎样解释研究结果、怎样构造自然图景和科学图景去晓喻大众，等等。这些往往不被重视。而遭到更多忽视的是政治权力还以“无意”的方式，借助于特定的科学史规范与文化对科学大举“入侵”，同时又不停摇晃科学“中立”的幌子。哈丁指出，大举“入侵”科学的力量并非是外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纳粹暴力、种族主义、男性霸权主义和阶级剥削这些政治势力，一直与欧洲科学的发展影形相随。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德国法西斯，他们“通过把犯罪、贫困以及性异常或政治偏差等现象加到外科术语或者其他术语中去（这些术语似乎与政治无关），纳粹消除了这些社会问题的政治色彩……以科学或健康的名义推销政治，成为纳粹意识形态武器库中一件威力强大的火器”。（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科学的中立性就这样在政治中既扮演“矛”，又扮演“盾”，各类政治势力一方面将科学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通过科学使政治、文化、社会非政治化，而目的却无一不是政治的。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中立性这个科学理想，根本不能阻止对科学知识的歪曲，又怎么能够确保客观性呢？
这一情况，被女性主义认识论称之为“弱客观性”。哈丁的说法是：“将自己与中立性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客观性概念，显得无力做好它打算做的事”（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它是软弱的、不够格的，只是一种“弱客观性”。但与中立性“捆绑”在一起的“弱客观性”也并非完全无用，它的意义是有助于发现“科学社群”中的某些人是怎样出于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对科学进行歪曲的，即可由其“弱”而溯其源，找到科学为什么无法摆脱与利益、价值的纠缠。所以，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立场看，抓住“弱客观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抓住了破除“中立”理想的关键。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还特别指出，她们关注的对科学的歪曲并非是个体的、私人的主观错误，而是一种与文化、历史相联系的社会观念，如欧洲中心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等。这些社会性观念散射开来产生了广泛流传，形成根深蒂固的诸如妇女、有色人种的智力低、逻辑性差、道德判断力薄弱等习见，再加上有关的体制、规范和政策，基于中立性的知识客观性根本无法提升到最大化的程度，只能是“弱客观性”。若认为科学是一项客观性的事业，最需要的是科学家挣脱其文化上的桎梏，并看到世界的本来面貌。遗憾的是，科学自始至终都嵌在社会之中，它强烈的文化背景是难以抹去的。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另一个合理看法认为，并非所有文化因素都是知识发展的障碍，有一些文化因素可以对知识增长起正向推进作用。但是“弱客观性”缺乏区分这两种情况的基本能力，它有限的欧洲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立场，不能分辨哪些文化因素拓展了我们的知识，哪些限制了我们的知识。所以，滞留于传统认识论，即滞留于“弱客观性”，是不利于科学发展和知识增长的。
四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激越地批判了客观性，但没有抛弃客观性概念，而是在新客观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强纲领”，即主张以一种“强客观性”来推进科学研究及知识的增长。（注：详见 Sandlra·Harding: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Feminist Epistemology,Routledge,1993.）根据哈丁等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探讨，“强客观性”将摈弃“价值中立”和单一的男性特征、欧洲特征，以完全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方式确立“强客观性”，以避免重蹈“弱客观性”的覆辙。
首先确定的是走向“强客观性”的独特进路。哈丁对这一起点的描绘是——在“给定的概念或范式”的“外部”进行思考，或者是从更有利于看清原有范式的“别处”出发。（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能够超越整个文化的涵盖“空白点”。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被选定为出发点的“外部”或“别处”，不在主流概念体系之内，即不是传统认识论认定能够获得更多客观性、中立性的位置，也不是那些因居于特殊地位、有优越身份而拥有话语霸权的人所处的位置。因这两者恰恰都是“弱客观性”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有碍于实现“强客观性”的因素。走向“强客观性”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哈丁的回答形象而简单：“从边缘化的生活开始”（注：详见 Sandlra·Harding:Rethinking Standpoini Episte-mology:"What is Strong Objectivity"?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Feminist Epistemology,Routledge,1993.），就是从被“忽视”的人的生活开始。这些人长期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斥，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穷人等。由于传统认识论、欧洲中心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的影响，科学的中立性、客观性在性别上被编码为男性和男性气质，女性和女性气质则被编码为感性、非理性，与科学和客观性背道而驰。在地域上，非科学、落后被编码为东方、非洲、南美；在种族上，迷信、愚昧被编码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等等。这个被哈丁所选定的“强客观性”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是反向性的，说到底就是要从原来被贬低、被冷落的地域开始，从被传统认识论认为很少有客观性、或甚至根本没有客观性的地方开始，从被认为是科学的“陌生人”和“局外人”那里开始。原因是哈丁和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处于很“差”位置上的人，恰恰可能具有对知识思考的“优势”。（注：Patricia Hill Collins: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 Politics of Empowerment,Routledge,1991.）这样的颠倒，将直接改变男性霸权、欧洲中心、白人至上的视角，无疑有助于减少客观性问题上的片面与局限。所以，“强客观性”方案也显示了这样一种努力：用认为对每一个其他社会构成更适用的那种理解来理解现代科学。（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哈丁也把“从边缘化的生活开始”，作为研究和走向客观性“最大化”的一种方法。
确定了出点发后，客观性的“强纲领”还要求对知识进行历史和跨文化的审视。审视重点是那些被文化与社会歪曲了的东西，或是被那些已在“起作用”的社会因素隐瞒、抵制的东西——与主流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妇女、少数民族、穷人的群体因不识字或缺乏良好的教育机会，无法与知识精英一样站在科学的起跑线上，也不允许或不被鼓励公开发表自己对科学和知识的看法。但这些无法说出的看法，恰恰可能是对科学领导机构和教育体制最尖锐的批评。所以，传统“客观性”对人的限制作用具有社会压迫的性质，是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已有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手段。而女性主义客观性“强纲领”，则主张不同群体的人、特别是长期沉默无言的人能有平等的发言权。从这一意义上说，客观性“强纲领”的推进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化的推进，二者具有直接关联。同时，也清楚显示女性主义认识论是一种政治学，所提出和建立的客观性“强纲领”，就是要驱散笼罩于其上的知识与权利关系的迷雾，使民主、平等的基本理念贯彻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中。批判指出，把某知识确定为具有客观性或较高的客观性，是以相应的权力为支撑的。传统知识论是通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对某些社会群体知识权的剥夺来实现其统一性和权威性。所以，强客观性不仅要扩大对知识的探求、评价背景，也拒绝了建立在特权之上的科学普适性和统一性。
“强客观性”还是一种“强反射性”。这一要求认为，认识的主体都应当置于同样批判的、因果的水平上，就如知识客体那样（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射就不只是满足于认识者个人或特殊群体，而有可能扩大到对更多人的满足，并涵摄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元素，“弱反射性”也就可转变为“强反射性”。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即其可以改变男性霸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自以为是的、自我构建的状况，放弃“有权就有理”，较全面地辨析与科学有关的文化资源的优势、界线和局限。对这一改变，哈丁的希望是把多样性、地方性的知识资源更多地吸收到科学之中去，不仅推进科学的创造，也将推进民主社会关系的建立。如果实现了这一转变，对科学、社会及人的发展不无裨益，但转变的可能性有多大却难以预料。同时，作为科学史家的哈丁也很清醒地看到，“强客观性”纲领虽然力图涵摄多元文化，但是不同文化的知识体系具有不同的资源和局限，它们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平等，也不存在唯一的达到最高完美性的知识体系。所以，关于知识的标准不会适合所有文化背景上产生的知识，也并非只有一种关于知识的恰当标准。出于不同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哈丁还看到，现代科学除了涉及地方文化因素外，还与全球化因素有关，关键是能否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谐力”—不是在全球性因素运作时不受地方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将地方文化因素一股脑儿吸收到全球化因素之中，“谐力”的构想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与本土科学技术之间的平衡。这同时也预示了科学发展其实并不必定需要“普适性”框架，更无须为此付出遏制社会民主关系和破坏多元和谐的代价。
综上所述，在对客观性的研究中，文化、特别是多元文化是哈丁的一个重要审视背景，批判的理论框架则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客观性的“强纲领”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与挑战，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是政治、社会、文化的，并同时贯穿着女性主义的道德理想与道德劝喻，这些使处于科学主义传统的哲学界并不习惯，更遭到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与拒斥，并将之归结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注：［美］诺里塔·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女性主义提出的新客观性问题及“弱客观性”与“强客观性”等概念，虽与“索卡尔事件”引发的科学大战（注：索卡尔、德里达、罗蒂：《“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有一定联系，并产生了对女性主义认识论褒贬不一的评价，但这一认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平等的文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科学话语权，其内含的民主政治进步性明确无误。什么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立场呢？哈丁特别强调这不是一种地理、国家或种族的范畴，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女性身份的特征，更不是生物学上的范畴（注：［美］桑德拉·哈丁：《科学文化的多元性》（中文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不是人与生俱来、不假思索便可得到的身份特征。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是对科学与社会关系及对其思考方式改变的产物（主要是语境的转变），这一变化开辟了新的思考空间，关注的是占优势的制度、概念框架、文化及实践认为“不重要”、“不明确”、“不合法”的问题与现象，故而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这是长期沉默、而今不再沉默的言说者所创立的一种新语境，倾听或与之对话必将获有一种新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