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溪事件”最后一股顽匪覆灭记
□易资庆
1949年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鹰潭、贵溪一路打到资溪，一举解放了资溪县城。躲进深山老林的国民党残匪纠集600余人，趁我军在资溪县的大部队南进解放福建时，于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凌晨突袭资溪县城，杀害了17名干部战士，制造了震惊省委和党中央的暴行——“资溪事件”。第二天，资溪县城就被我人民解放军收复。此后，资溪进行了三年持续剿匪斗争，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剩下最后一股顽匪熊文辉、曾禄鸣等在土改结束后也被觉悟群众活捉交政府惩处。
提起“资溪事件”最后一股顽匪的覆灭记，在本县军民剿匪工作中传为佳话。
那是1952年土改结束后，在资溪高阜、饶桥一带仍有最后一小股残匪——熊文辉、曾禄鸣等继续作乱，虽然他们只有两支短枪，可仍令村民不安。熊文辉、曾禄鸣、林亚员都是高阜乡人，熊文辉当过敌营长，退役后又任资溪国民党乡长，是资溪土匪头子之一。他和曾禄鸣（曾任国民党连长，是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人民群众鲜血的刽子手），还有一名叫林亚员的匪勤务兵，这3人一直是漏网之鱼。群众恨之入骨，要求政府逮捕归案，绳之以法。但他们十分狡猾，部队在资溪山区搜索了两年，都被他们侥幸溜了。土改复查时，又清剿了几个月，可就是难以抓到他们。待部队一走，这股土匪又会钻出来活动。在“资溪事件”发生后，1951年9月新调来主持资溪县委全面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韩增田对资溪最后的匪害很伤脑筋。按地委部署，土改结束后，农村工作重心已转到组织互助组发展生产，并向农业初级合作社迈进，可还要为打土匪分心。熊文辉等土匪要生存，必然要接触群众靠抢吃活命，当时山村深受其害，有少数群众怕打不尽豺狼反遭报复，对此心存顾虑。为了消除少数群众的顾虑，根据匪情报告，韩增田和时任高阜五区区委书记胡凤举、区长伍于光等县区领导沿山道来到高阜荒僻的蔡家岭小山村。该小山村只有一幢土屋住着两户人家，门前有十几亩山垅田，四周都是林木葱茂的山冈。住户曾发良和张祥寿是同辈亲戚，贫农成分，土改分到土地财产，是翻身农户。曾发良小名叫龙仂，当时43岁，家有老小六口人。其父是苏区老干部，已病故；其母60多岁，仍健在。曾发良是土改农会小组长。张祥寿是年轻的乡代表，家里只有夫妻二人。这次县区领导到他们两家看望慰问，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宣传剿匪政策，希望他们发现土匪行踪后能及时向政府报告。他们深受感动和鼓舞。领导走后，他们商量用计擒匪，消除祸害。
码盘上透光、不透光的线条图形是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的不同之处。在相同的精度下，增量式编码器的码盘尺寸要比绝对式编码器的小。增量式编码器由于不能显示角度坐标的绝对位置，因此，每次启动都要归零。绝对式编码器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并且电源切除后信息不会丢失[4]。
此前，这股土匪经常从山上窜下骚扰，两户人家深受其害。土匪持枪进屋又吃又拿，赤手空拳的两家人无可奈何。他们日夜不安。一听到房前有狗叫声，就知道又是熊、曾等匪徒抢粮来了。有一次，熊匪进门还假惺惺地说：“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人，现在我们遭难，特来求救借点粮，请帮帮忙吧！我们不会忘记患难之情，等国军打回来，我们会重重报答。”说完就强行用麻袋装了满满一袋大米和菜、油、盐、咸肉等物，有时看到女人在床上还动手动脚调戏一番。临走时恶狠狠地威吓两户农民说：“你们要老老实实为我们服务，如把老子惹火了，老子杀你们全家，再放一把火，灭了你们蔡家岭！”两户人家只能是敢怒不敢言。每当想起任匪宰割的情景，这两户百姓就咬牙切齿，恨不得与匪同归于尽。三个土匪有两支短枪，林亚员无枪是走卒。而两户村民只有两个男子汉，怕难对付三个土匪。张祥寿出主意说，叫我弟弟张益寿来帮忙，他是个冬瓜脚腿，看上去是个患病的人，如叫来帮忙，没人会怀疑他。他在病没发作时，还很有力气，就请他来装养病帮忙打匪。曾发良母亲也发话说，还有我们家庭妇女和小孩，男女老幼一齐上，还怕制服不了几个土匪？于是两户商量采取智取，安排好每人的行动和手拿什么“武器”，以什么为统一动手暗号等等。这一切精心安排好后，只等“猎物”来上勾。
教师自身的能力会影响儿童的教育，所以需要加强教师的自我教育，提高教师的自身能力。宋敦曾在《小学教师的自我教育》中指出：“我们知道，小学教师的能力如果优越，小学教育也就随之进步，未来的国民也就随着逐渐改造……如何使一般民众了解民族意识，增强国家观念，如何使一般民众起来参加抗战，更需要优良的教师来担负这种任务来转移社会风气，领导民众救国。”［15］其具体的实施方法是组织研究会、座谈会、读书会和交互参观、听名人演讲等［15］。
8月25日傍晚，“猎物”终于来了。匪首熊文辉领着曾禄鸣和林亚员从山上窜入蔡家岭，一进屋就持枪将几个房间搜了一遍，发现屋内有个生病人露出冬瓜脚腿在床上痛苦呻吟。张祥寿说：这是我弟弟，在这养病。这屋内住着两户人家，中间厅堂为两家合用，右边三间是曾家住，左边房是张家住。匪徒搜查后就迫不及待要吃饭，桌上仅有几个一般菜。曾发良坐在大门内侧的竹椅上抽旱烟，等候让匪先吃，他不时在竹椅上磕着烟灰。张益寿躺在床上有意发出呻吟声。张祥寿帮女人忙着加煮两个菜，不冷不热地待匪。一切显得很平常。吃饭时，熊匪把短枪放在饭桌边上，因饭桌较小，曾匪则把枪放在饭桌上面的祖宗神台上，当吃第二碗饭时，曾发良吸黄烟的竹筒每次都在竹椅上磕两下烟灰，这其实是准备行动暗号。土匪丝毫没有注意异常动向，仍狼吞虎咽吃着。因为曾发良一直在吸烟袋，以磕烟灰响声为统一行动信号，大家都全神贯注期待着紧张动手的时刻到来。只听到曾发良烟筒倒烟灰时在竹椅上重击三声。说时迟、那时快，从里屋冲出男女各自朝预定目标背后扑过去。张祥寿粗壮的胳膊死死从后边搂住熊匪上身，使劲一甩把熊文辉甩倒在地，掐住其脖子，使之动弹不得。张益寿也挺身一跃，将曾匪从后拖倒。而曾发良则“呼”地站起，把林亚员拽了个倒栽葱。紧接着曾发良老婆抬手将曾禄鸣枪抓到手，张祥寿老婆一闪出抢走了熊文辉放在桌角的手枪。还没等土匪反应过来，三个土匪就被打倒在地。两个女人和老太婆及小孩分别拿着菜刀、柴刀、剪刀、木棍等朝匪扑了过去，在匪头上和身上割切和击打。熊、曾两匪痛得连声豪叫求饶。他们对林亚员区别对待，承诺不会砍杀他，命他快滚，去向政府自首投案。他感恩涕零，跪地连声说：“我无血债，没杀过人，我有罪，对不起你们，我该死，为熊匪充当了走卒。”他看到二户对他刀下留情，就连夜去了政府投降自首。熊、曾二匪则被持刀在手的群众制服后痛得软瘫在地昏厥过去。百姓本可当场将二匪砍死，但心地善良的群众并未这样做。他们所砍刀伤都不是致命之处。他们用箩绳将两匪扎粽子似的捆绑得结结实实。次日凌晨，即1952年8月26日，区小队押着二匪朝区政府送去。至此，资溪县最后一股顽匪被两户群众制服活捉归案，成为该县剿匪工作的一段佳话。
高阜五区区委书记胡凤举接到群众活捉土匪的报告后，及时报告了县委、县政府。县区领导高度赞扬两户农民奋勇擒匪的英雄壮举，并在县城广场召开了全县剿匪庆功大会，给曾发良、张祥寿两户农民披红戴花，每人嘉奖大米1000斤。翌年1月20日，我司法机关依法判处熊文辉、曾禄鸣二匪死刑。对自首的林亚员给予释放交人民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处理。资溪人民持续三年的剿匪斗争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