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1]2002年在《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综合评价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系统完整、通畅、高效的农村经济信息体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产业化、信息化，提高我国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技术保障。本文在理论设计上立足于信息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理论，并演绎相关科学研究方法，紧紧围绕着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综合评价这一论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指出，通过对现有农村经济信息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可以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有关的经济信息体系建设现状、服务水平及效益情况等科学评价依据，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低效率运营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通过评价发现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发展的薄弱环节，加强体系自身的软、硬件建设。 本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村经济信息体系概述。首先，对几个与本文紧密相连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对农村经济信息体系从概念、构成要素及对农业发展的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的阐述，并指出，为农业生产、经营、流通、交换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的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已成为发展农业信息化的重中之重。最后，列举并分析了国内外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的发展、建设现状。第二部分为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综合评价。此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也是本文论述的关键所在。首先对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综合评价的概念、评价原则、理论依据、评价目标和评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然后，依据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从农村经济信息体系构成要素入手构建了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运用特尔斐法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选择，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为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建设、发展提出了综合对策。针对目前农村经济信息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集中应对措施，具体包括：培育发展农业信息市场，提高农村经济信息体系运行效率和加强基层信息服务机构建设等。
郑红维[2]2004年在《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综合评价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叁农”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综合分析,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导致的信息不灵、信息滞后、信息失真,特别是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设现代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客观分析了国内外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现状和趋势。国外体系建设相对成熟,研究重点集中在数据库与网络、精确农业、专家系统和虚拟农业等具体技术方面;国内对此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内涵和外延理解、发展历史阶段划分及一般意义的发展战略研究上,对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农村网络延伸、信息发布、信息标准化和农村信息市场发育等深层次问题研究不够。本文深刻剖析了体系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指出政府的农村信息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缺位、公共财政资源支持力度不够、农业管理体制缺陷及农业信息标准化程度低等因素制约着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发展。本文还从公共政策理论出发,分析了现行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特别是信息产品供给上的严重短缺;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了体系建设因时间外部性导致政府投资短视,因空间外部性导致经济落后地区政府投资抑制行为。本研究运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从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入手,经过充分调研和专家咨询,选择并构建了一套能综合反映农村信息服务体系软、硬件建设和效益情况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法)确定了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在战略构想中,本文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首次提出了农村信息网络延伸具备服务领域广泛性、用户成分复杂性、服务功能层次性、延伸要素综合性和传播形式多样性等五大特点,并提出网络延伸的建设主体和服务对象;在国内首次总结了8种农业信息发布模式;提出了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信息资源开发战略、农业信息分类及编码体系、农村信息市场的主要模式与功能特点等。本文最后提出了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措施。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理调整“绿箱”资源、加强信息发布制度建设与信息立法、推进农业信息标准化、培育农村信息市场和建立良性运行机制等,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缺陷。
崔岩[3]2007年在《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建设,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和发展方向,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建立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对于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家在解决“叁农”问题的进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组织建设虽然具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要使农业信息化组织按照科学的流程快速、高效、规范地传递农业信息,切实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就必须建立在完整的体系之上,也就是要构建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针对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组织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因素,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农业信息化组织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就可以为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农业经济和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本文以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为研究主题,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发展情况以及参考国内外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业信息化组织的发展历程、现状、存在问题、制约因素,研究了我国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构建和运行问题,并对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综合评价进行了研究,结合陕西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即陕西省“电子农务”组织体系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包括八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言。本章阐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发展情况以及国内外的研究动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基本理论。本章明确界定了农业信息化的内涵及外延,在参考大量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概念、特征、主体构成、功能和内容,为以后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叁章中国农业信息化组织的现状分析。本章在对农业信息化组织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信息化组织存在的问题,对农业信息化组织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为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第四章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构建。本章提出了构建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目标、特征、标准、方法及原则,并根据目标、方法及原则,研究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结构,包括信息结构和层次结构,对农村信息化组织体系进行了结构设计,探讨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优化及其优化模式。第五章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运行。本章主要阐述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运行模式,即基本模式-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整合模式-农业信息技术集成与扩散及农业信息技术的扩散与传播模式以及高效模式-农业网络信息服务,对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从投资机制、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等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运行的保障措施,即农业信息产业保障措施、政策保障措施、技术保障措施和组织保障措施。第六章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综合评价。本章确定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综合评价的目标和原则,结合我国近年来农业信息化组织建设的实践、信息经济的测度理论及相关领域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根据国家信息化体系六要素,参考国家信息化指标评价体系,在对农业信息化组织建设总体情况分析的基础上,界定了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并应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了指标权重及综合评价模型。第七章案例分析——陕西省“电子农务”组织体系分析。本章界定了“电子农务”的概念及内涵,分析了陕西“电子农务”的发展现状,研究了陕西“电子农务”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探讨了陕西“电子农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陕西“电子农务”组织体系的创新模式,并提出了陕西“电子农务”体系创新模式实现的对策。第八章中国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本章提出了建立我国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叁个方面:一是加强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的主体建设,二是积极培育农业信息产业,叁是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综上所述,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吸收多学科的理论成果,总体上遵循了:“提出问题—理论研究—综合评价与实例分析—对策研究”的思路。
任丽丽[4]2008年在《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综合实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林业行业的主体,是林业人才的主力军,是林业技术的主要掌握者,是推动林业技术进步、增强林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中坚力量。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成了制约林业行业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发现,至今在林业行业仍然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体系来指导林业相关单位、部门的绩效考评工作。目前,对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对林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考评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参考价值,能够为林业行业相关单位对专业技术职工进行绩效考评提供现实指导。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林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关概念,介绍了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的工作流程和考评方式;分析了林业专业技术岗位的特征,确定了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评内容,构建了符合林业特征的林业技术推广、林木种苗、营造林和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这四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考评指标的权重,并采用了适合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法、量表评分法和关键事件法对其进行考评;在实证方面,本文以邢台市林业局技术推广站某甲专业技术人员为例进行实际的绩效考评,验证了该考评体系的可操作性。进而,为了检验考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满意度,依据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对邢台市林业局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回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人对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表示满意,并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与建议。最后,本文采用总分排序分析法和坐标图分析法对考评结果的分析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与探讨,并对绩效反馈与绩效改进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提出了林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的一种新的思路。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是:在系统归纳与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分析了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特征,构建了一套具有林业特征的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体系;将构建的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体系运用到林业相关部门中,从而检验了该考评体系的可操作性及考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与满意度。
王艳霞[5]2007年在《网络环境下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信息服务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4年12月国家提出旨在建设农业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系统的“金农工程”以来，各地投资几十亿元，建成了县级以上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但是网络信息的“进村入户”——向农业生产领域的延伸受到阻滞，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发挥。在国家投资有限、农民收入较低的现实情况下，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必须通过科学管理和制度创新，走一条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道路。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如何构建一个结构完整、动力充足、产出高效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为分析工具，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信息系统运行的“源”-“流”-“用”出发，构造出生产子系统、传播子系统和施效子系统，并对叁个子系统的内部结构、要素状态、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接着探讨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政府主导、联合推动”的模式是适合我国现实的基本模式，并设计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和多级模糊评价法构造了系统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对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的实际测评，验证了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最后是研究结论，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对于填补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第一部分：背景分析，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探讨了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一章“导论”，主要对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简要概述。第二章“基本概念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辨析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然后重点介绍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信息管理理论，它们是支持本研究的叁大理论基础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支持。第叁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首先综述了我国学术界对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研究的理论贡献，然后简述了国际上主要国家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发展现状和经验，最后分析了我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找准研究的切入点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二部分：系统结构分析，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构成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的核心部分。第四章“农业信息生产子系统研究”，区分了农业信息资源与信息产品的不同涵义，设计了农业信息产品生产过程模型，结合河北省农业信息资源规划实际，重点考察了农业信息资源规划、信息源、采集与加工、数据标准化和数据库共享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第五章“农业信息传播子系统研究”，结合我国农业信息传播的特点，对信息传播的不同形式进行了比较评价，应用传播理论的“五W模型”构造了农业信息传播子系统的基本结构，分析了传播子系统中要素的存在状态和传播机制，总结了突破“最后一公里”的几种经验模式，并对几种模式内部包含的利益机制和适用环境进行了比较和总结。第六章“农业信息施效子系统研究”，定义了农业信息施效的涵义，构造了农业信息施效子系统，分析了农业信息施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以“四个效率”为中心，提出了促进信息施效的五组控制要素，接着分析了“网络入户”信息施效的条件、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出了促进网络信息施效的措施。第叁部分：系统控制与管理，即第七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与运行模式”，农业信息的公共品特性是国家主导系统建设与管理的理论依据，政府主导、联合多主体共同推进的模式对于加快系统建设的步伐，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是十分必要的。实践中各地方已经出现“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建设与管理”的成功模式。第四部分：系统评价，即第八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综合评价”。在本章设计出一套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各层指标的单层次排序权重向量，以此作为下一步多级模糊评价中所需要的指标权重：然后计算出各层指标相对总目标的组合权重，根据组合权重值排序就十分清楚不同指标对总目标的重要程度，从而可以确定对系统重点管理和监控的对象；多级模糊评价结果与评价值相结合不仅能测定评价系统的水平，还可用于对不同区域的比较，有利于区域之间相互促进；运用专家调查资料对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了实际评价，分析验证了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第五部分即第九章“研究结论”，在综合考虑全文所作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论点，并对加强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张俊[6]2015年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营销渠道模式与选择研究》文中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织形式。对于农民、农业和农村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肩负提升农产品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重大使命。营销渠道是农产品流通与营销的生命线,多层次、多渠道顺畅流通农产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价值目标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众多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中,营销渠道管理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使得本研究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营销渠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实,运用案例研究、抽样调查与访谈、比较研究和定量研究等方法,基于全国5省区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营销渠道模式运用与选择方面的路径和特征性数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营销渠道模式的运用与选择行为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营销的具体活动和流程及其渠道网络构建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营销行动贯穿了农产品生产、流通与交易的全过程;(2)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作为独立的营销主体参与市场竞争;(3)农民专业合作社寻找目标客户的过程即是其构建销售渠道的过程,合作社建构的渠道网络不一定复杂,但需要定期进行管理和维护;(4)产品的属性会影响合作社对渠道模式的选择,进而影响渠道网络的构建。2.基于调研数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营销渠道模式运用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渠道管理能力在内的合作社营销能力的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合作社的渠道管理能力和总体营销能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渠道策略的运用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合作社在营销渠道运用中还存在较多难题。(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渠道管理水平和总体营销能力均处于良好水平;(3)在营销能力组合的五个方面,合作社管理者对渠道管理能力的评分最低,但渠道管理能力在营销能力评价中占有较高权重;(3)渠道一体化建设对于提升渠道管理能力的贡献率是最高的,但其在此方面的表现最不理想。3.对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232条渠道路径数据进行了归类分析认为,(1)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常用的7类营销渠道模式为直销、农批对接、农企对接、农超对接、农外对接、农餐对接和农物对接等,每个合作社参与市场对接的模式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渠道模式并存,只是短期内可能有其中一种模式占优势。(2)与批发商和批发市场对接是当前合作社运用的主流渠道模式,合作社较少开展跨省、出口销售或与物流公司合作交易,对于电子商务和期货交易等正在兴起的渠道模式也运用不足。4.在文献研究、调研与访谈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营销渠道模式的运作条件、运行机制、优势与困境及其外生交易费用的高低,并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模拟了两种不同市场结构下合作社渠道模式运用的有效性。可知:(1)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类渠道模式的优势互补和协调运用,正是其对于自身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特性和产地市场不同运销条件、销地市场销售状况等情况进行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体现。(2)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完全松散和完全紧密契约关系的市场结构中,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模式的产品分销获得产品价值链中的大部分份额,合作社所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销组织或个人最低利润额的大小;长远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路是参与稳定契约关系的营销渠道模式,以生产高品质的农产品和规模经营制胜。5.采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通过对全国5省区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232条渠道路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营销渠道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可知,与选择直销模式相比,(1)对订货量的满足能力和联系买主的途径两个方面完全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各类渠道模式的选择;(2)规模大小、资产专用性和对交易对象信任程度等因素被证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选择行为无显着影响作用;(3)不同营销渠道模式的选择又存在不同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之处在于:(1)本研究总结并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常用的七种营销渠道模式,即直销、农批对接、农企对接、农超对接、农外对接、农餐对接和农物对接,并分析了不同渠道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2)本研究推论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契约关系松散和契约关系紧密的市场结构中,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模式的产品分销获得产品价值链中的大部分份额,而其所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产销组织或个人的最低利润额的大小,由此证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流通中介组织和市场竞争主体存在的有效性和必要性。(3)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订货量的满足能力和联系买主的途径两个因素完全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各类营销渠道模式的选择,而规模大小、资产专用性和对交易对象信任程度等因素被证明对其选择行为无影响。
苏静[7]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雷娜[8]2008年在《农业信息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是城乡之间的壁垒尚未真正打破,“叁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农业信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及时、准确、有效的信息服务。只有加快农业信息服务的发展和完善,以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才能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农业信息服务发展受到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约束,农业信息服务供需只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本文从需求和供给“双重结构”的角度入手,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信息传播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理论,在对农业信息服务需求与供给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制约农业信息服务发展的深层原因,并针对现阶段农民实际和农村发展要求,提出促进农业信息服务供需高水平均衡的可操作性对策建议。为了充分揭示农业信息服务供需各方行为特征,本文重点对河北省273个农户的信息需求状况及169个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构建了农户信息服务支付能力的ELES模型和支付意愿的logit模型,并运用博弈论从政府管理和农业信息服务中介组织服务质量两方面分别讨论了二者对农业信息服务发展的影响,揭示了农业信息服务发展的主体互动。研究表明,我国有近6.98%的农户无力支付信息服务费用,在现有消费结构下约有叁分之一的农户对信息服务支付能力不足。农户对信息服务的支付意愿仍然不高,且支付意愿受到户主文化程度、农户农业劳动力比重、农户对农业信息风险的承受能力、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户尚缺乏把“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的主观条件,造成农业信息服务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同时,博弈的重复性决定了适应市场需求,能够给农户带来经济效益的信息服务会最终被农户所接受。现阶段政府和市场在农业信息服务中尚未找到适当的结合模式,基层农业信息服务部门仍面临着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诸多问题,农业信息服务供给在内容、结构、形式和机制上都存在很大缺陷,难以适应新时期农民对信息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造成农业信息服务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农业信息服务供需高水平均衡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政府在农业信息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农业信息标准化建设,创新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培养农业信息专业人才,逐步改革和规范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信息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培养农民信息意识,为农业信息服务的发展提供充足的需求动力。
周晓迅[9]2014年在《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信息化的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信息化由城市波及农村,信息技术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加速渗透和应用。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和谐美丽新农村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力,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提高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好钢”用在“刀刃”上,取得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良好成效,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学术界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测评,即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的分析和评价,而对农村信息化建设运行效率的评价研究较少。本文界定信息化、农村信息化及其建设绩效等相关概念,梳理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总结评述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历程和典型模式、分析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评价目标体系,构建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双层因素分析模型(DEFA)。以国家农村农业建设示范省湖南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顾客满意度”(CsI)方法,从微观层面上测算了湖南14市(州)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的农民满意度并进行排序,大致将湖南省14市(州)CSI分为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较高型、中等型和偏低型叁种基本类型,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农民满意度评价结果主要受农民受教育年限、是否为村组干部、自感收入水平、宽带入户、接受信息化培训次数等内在变量影响,同时受经济效应、地理环境、政府投入等外在变量影响。从宏观层面上,运用DEA-Tobit模型实证分析湖南省14市(州)在政府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影响农村信息化服务绩效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民对政府的信任、行政村平均人口数、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化水平等。依据系统论,本文采用直观地分析方法和精确分析法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协调性分析,从“综合绩效”的视角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系统进行功能判断和区分,以此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彰显农民主体地位、改良服务运行机制等措施和建议,以改进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
刘叶云[10]2015年在《我国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践行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之根本。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步走上轨道,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叁农”问题一直是中央政府关注、关心的主要问题,“叁农”问题的缓解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新常态下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然而,“叁农”问题缓解的重要手段--农村金融支持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为“叁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并没有承担起足够的为“叁农”服务的社会责任。本文在广泛查阅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在全面梳理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探讨了农村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根据农村、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农村金融企业的定位,将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由低到高划分为法律及诚信责任、企业发展责任、普惠责任以及道义责任。探索性的构建了一个包括四个一级指标、二十五个二级指标的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数据模型和专家评分方法确定了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权重,通过指标权重可以发现,影响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因素主要依次是普惠责任、道义责任、法律及诚信责任以及企业发展责任。论文在考虑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可获性的基础上,选取了上市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为样本开展了实证研究,在查阅中国农业银行对外披露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定期编制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网站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农业银行2007年-2014年社会责任践行情况做出了初步的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农业银行正在逐步加强其践行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责任的践行力度正逐步提高。最后,本文拟进一步探讨社会责任践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怎样的影响?从而根据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为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农业银行社会责任践行对其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数理分析发现,涉农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开展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或者说较弱的促进作用,而惠农卡、电子机具等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支出会很明显的递减其企业绩效,总而言之,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践行会抵减其企业绩效。论文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府、社会以及企业自身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农村金融企业践行其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要彻底解决叁农问题,政府是关键。必须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可以通过立法、政策、制度等层面干预农村金融企业的叁农活动,通过外部经济环境的调节,如财政、税收、利率等手段引导农村金融企业积极主动担负起为叁农服务的社会责任,同时为在广大农村营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一方面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鼓励第叁方评估机构到农村为农村金融企业业务的开展提供支持,农村金融企业是社会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应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以自觉践行社会责任为已任。
参考文献：
[1]. 农村经济信息体系综合评价的研究[D]. 刘涛. 河北农业大学. 2002
[2]. 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综合评价与发展战略研究[D]. 郑红维. 清华大学. 2004
[3]. 农业信息化组织体系研究[D]. 崔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4]. 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绩效考评体系构建研究[D]. 任丽丽. 河北农业大学. 2008
[5]. 网络环境下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D]. 王艳霞.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6]. 农民专业合作社营销渠道模式与选择研究[D]. 张俊. 华中农业大学. 2015
[7].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8]. 农业信息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D]. 雷娜. 河北农业大学. 2008
[9]. 农村信息化建设绩效评价研究[D]. 周晓迅.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10]. 我国农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践行研究[D]. 刘叶云. 湖南农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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