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托尔斯泰哲学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以早期作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为例论文,生与死论文,艺术创作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0年的一个秋夜，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伯爵最终实现了他预备了多年的、悲剧式的离家出走——离开人世。这不仅仅是对他心中早已成熟的想法“本该如此”的一种冒险式回答。离开，也是他与自我之间折磨了多年的、关于生与死的本质的对话的最终话语。如果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以死亡终结自身，那么“为何而活？”的问题就是俄罗斯文学-哲学思想紧随世界哲学所提出的人类为数不多的“终极性”问题之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一个主人公之口提出的那句：“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被容许吗？”而提问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与心中上帝同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求索答案完全是以理性推演的方式。而对托尔斯泰来说，思考生与死的意义则意味着心智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痛苦。我们承认，只要认真思量这一问题，生命中的每一瞬间就会被死亡——无可逃避、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这一概念大煞风景，也会被思想的轨迹困扰：“彼岸”于我临前有何守候，“此岸”于我走后有何留存？然而得不到答案……
我们不准备因循常规——论述托尔斯泰在信仰和他所遭受的不幸中“摆脱”这个问题的尝试。著名的《忏悔录》在结局中讲到作家的梦境，其中他被告知，纵使让他处于其下深渊与其上无穷之间的位置，虽不稳定但却永久；也胜过人只能够朝上看：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堕落的问题。所以在梦中，好像有人对托尔斯泰说：“你看着，记住。”
他记住了吗？他对这个似有先兆的梦境是否满意？《忏悔录》这样结尾：“于是我醒了。”为了什么？为了平静地生活吗？还是为了复归于“生——死——其后为何”的煎熬？没有答案，但是有广阔无垠、包罗万象的求索，印证在其大量的生活情节中或通过语言体现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这里只研究其早期作品。从托尔斯泰《童年》的第一句开始，死亡形象就令三部曲的小主人公内心惶恐不安。我们记得小说缘起于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从睡梦中惊醒，想象到母亲的死亡，随之产生了认为世界秩序不合理的感觉。小男孩眼中的世界充满了恐慌和意外，这里没有平等和认同，没有真诚和信任。
小男孩坚信不可破坏的世界和谐，它本能地、自然地与破坏和死亡相对抗。在他母亲的祭悼仪式上，伴随着农民孩子的哭号，一种死亡面前的恐惧感和对其机械的排斥感传达给了幼年的尼科林卡。“……死者的脸没有盖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除了我们，都挨次到棺材前去吻她。在最后去向死者告别的人中有一个农妇，她怀中抱着一个五岁模样的漂亮女孩，天知道她为什么把这个女孩抱来。这时，我无意中把手帕掉在地上，正要去拾；但是我刚弯下腰去，一声充满恐怖的可怕惨叫使我大吃一惊，即使我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这个喊声；我一想起来全身就不寒而栗。我抬起头，只见那个农妇站在棺材旁的一张凳子上，吃力地抱住那个女孩，女孩挥动着小手，吃惊的小脸向后仰着，瞪着眼睛凝视着死人的脸，用一种可怕的、狂乱的声音哭号起来。我哇的一声哭出来，我想，我的声音比使我大吃一惊的那个声音还要可怕，于是，我就跑出屋去了。”①
这是生者与死亡第一次遭遇的经历。完全猝不及防，缺乏任何处世经验，因此面对死亡时极度恐惧。这大概是托尔斯泰第一次谈及死亡。后来有大量补充，而暂时只是对孩子意识的反思。这个意识不断掌握对自己而言的新意义，不但在与现实的直接接触中，而且还通过与百姓意识的日常相互影响，似乎是在向百姓意识寻求经验和建议。比如，对年轻的主人公来说，这个意识则是通过乳母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及其生与死来展现的。
母亲的死亡意味着小男孩童年时代的终结、少年时代的开始。在这个过渡期，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在小男孩的成长中担当了特殊的角色。首先，作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她真挚而纯粹地热爱着他的母亲，正因此她能够自然而然地履行惯常的职责，并不勉强，而是有感于心中深深的怀念。她对世界天真淳朴的信任感，毫不造作的信念对尼科林卡的感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叙述人常常叹服于人民固有的一种能力——即使在精神道德的高压之下，他们也能安之若素、日复一日地履行繁重的职责。这一点，在托尔斯泰描写与拿破仑军队奋战、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再次提及。在驻守于塞瓦斯托波尔堡垒上的俄国士兵的形象中，在申格拉本战役上的图申大尉及其部属的形象中，都体现了劳动者战争的风貌——每日完成常规事项，不计较功名。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每日与尼科林卡聊天。她无声的泪水，心平气和、虔诚的话语让他感到愉悦而放松。给尼科林卡·伊尔杰尼耶夫的最后一课，是乳母的疾病和死亡。“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作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她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三部曲的作者本人和作品主人公一样，对此终生受教益。
在早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就已将各种意义和价值排成一个系列，它们的发展决定了其日后作品的伦理学内涵。应该说，其中主要的一个，在《战争与和平》中转变为所谓的“人民思想”——它形成于深刻的情感中，而不是在理智领域。似乎这种思想是来源于那种不容争辩的人民的本性，正是它把像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这样的普通人与世界的精神和肉体相连结，与自然相统一。这种本能地、潜意识地与自然相统一的能力是一种固有属性，托尔斯泰认为，不仅为来自于人民中的人首先是农民所具有，通常来说，也为整个人类所具有。一旦个人撕下了身上虚伪的社会标签，这种能力就无可避免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并非总能做到这一点。《哥萨克》的主人公德米特里·奥列宁是托尔斯泰小说中最早的自愿流亡的人物形象之一，延续了普希金笔下阿乐哥的传统。奥列宁是一个年轻富有的贵族子弟，很早就失去了双亲。作家这样刻画其主人公：“对于他，没有任何的约束——不论是身体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能把他束缚住。”
奥列宁否定了那种过着远离自然、远离人民的生活的社会，转而来到高加索。虽然年轻禀性中的自由散漫使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承认”，但他仍对获得真爱存有希冀，尽管他直到当时爱着的只有他自己，也无法不爱，因为“他只往好的方面期待自己，并且对自己还没有失望过”。来到高加索以后，奥列宁的视角发生了改变。他对高加索战争的浪漫式幻想消失了。起初，主人公对自由带给他的新感觉满怀喜悦——他摆脱了人们对他行为的表面评价；但文明特征的缺失，当地居民的粗野，也产生了一种外在的自由的幻象。
自然，奥列宁在这个过去完全是异己之地的哥萨克村落里被接受了。开始时，只有一个人友善待他，就是“叶罗什卡大叔”，用米·巴赫金的话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自然”。他看起来也有些像大自然里的野兽，让人联想起潘神的形象。这是一个彪形大汉，留着雪白的大胡子，有着宽阔的肩膀和胸脯，在没有人同他比较的森林里，他显得并不高，“因为他的粗壮的四肢长得非常相称”。叶罗什卡对再次造访的士官生十分友善，首先表现在请他喝酒。但在老汉这里，这种殷勤表现得极为自然纯朴，并没有引起奥列宁的反感。很快，士官生就和叶罗什卡打得火热，这个老哥萨克跟奥列宁聊了一些并不多么高深的大道理，讲述他颇富传奇色彩的过去，“黄金时代”，这些此时看来是反自然的，不稀罕了。“如今这样的哥萨克不多见了。看去简直叫人恶心”，——叶罗什卡断言。叶罗什卡不问对方是哪个民族，也不看什么头衔——对他来说这些都无所谓，只要是酒友就行。他不承认什么宗教、法律方面的规范和准则。“可是我看都是一样。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享乐的。什么罪恶都没有。就拿野兽说吧，他生活在鞑靼人的芦苇丛里，也生活在我们的芦苇丛里。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上帝给它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可是我们的人都说，为了这我们要到地狱里舔烙铁。我想这都是假的……人死了，坟头上不过长长青草，再没别的。”在这里，叶罗什卡触及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首先对托尔斯泰而言，其次对奥列宁本人而言也是实质性的，即关于死亡的世界观问题，“在作者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我们还可以回忆出托尔斯泰另外一些与死亡主题相关的作品。例如，在小说《哥萨克》之前的创作中，《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就有两部作品直接关涉到这一问题，并且都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创作。首先是短篇小说《卢塞恩》，缘起于托尔斯泰1857年首次到法国和瑞士旅行时的见闻。在巴黎的一个广场上，作家见到了断头台上行刑的场面，这成为他心路的一个转折点。挨过了一个备受煎熬的不眠之夜，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印象极强烈，并非徒然。我不是一个从政的人。道德和艺术。”
《卢塞恩》之后不久，1858年短篇小说《三死》问世。小说的构思在托尔斯泰本人写给姑妈的信中详细地提到：“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三个生灵死去了——地主太太、农民和树。——地主太太既可怜又可恨，因为她一辈子说谎，至死都在说谎……农民平静地死去了，正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奉的是另一种宗教——自然，他活着的时候也是顺应自然的。他自己砍树，种黑麦收黑麦，宰羊也养羊，生养孩子，送走老人，他清楚地明白这个规律，也从来没有像地主太太那样回避过，而是直面死亡……树平静地死去了，死得诚实而优美。优美，——因为没有说谎，没有做作，既不畏惧，也不抱怨。”
作者的自述为我们提供了将作者的构思与真实的艺术文本进行对照的可能，这种可能并不常见。这样，“第一个真理”就是“地主太太既可怜又可恨”。托尔斯泰确实把自己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了这个样子。她与大自然格格不入，甚至就连栩栩如生的人工制品——无生命的各种物什，她也与之隔膜着。同样，她不去接触身边的人，包括亲近的人。这样看来，她不仅仅人坐在轿式马车上，而且总体上就过着这样的生活：被车厢围困，车厢充当了一种软性工具，将人与社会、与整个世界隔离开。女主人的思想始终在场，并为我们所知：周围的一切都糟糕透顶，人也让人厌烦——因为他们留下来活着，我却要死了。对丈夫，她不住地责备；而孩子呢，死前她都也不想看一眼。
并不笃信有“天助”，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她才试试这种可能，就像试一下某个女郎中的医治，病人小声地祈祷着。但上帝和大自然却对她置若罔闻：“她的胸部还是那样疼痛，喘不过气来；天空、田野和道路还是那样阴沉和灰暗，那同样的秋雾，既不密，也不稀，依旧落在泥泞的道路上……”
另一个经历是清醒的死亡，讲年老的马车夫奄奄一息，躺在别人家小木屋里的火炕上。从谈话中可知，时间不短——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一个人占着整个火炕的角落。死之将至，对此这个老人顺从地接受，并做了两件具有重大心理意义的事情：其一，同意把自己的新靴子送给来找他借的小伙子。这显然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还准备活下去吗？不，把靴子拿去吧。其二，公开地要求并获得了承诺，用靴子换来了坟前的碑石。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人间之旅安排好善后事宜，又请求原谅他给别人带来的不便——占了人家的火炕，之后马车夫便死了。
过了几个月，碑石还没有买——因为没有机会进城，小伙子就去树林里砍树，想做一个十字架立在坟头上。因此树之死，就成为托尔斯泰描写的一种新的死亡体验。这里看不到什么负累。在早前被砍下的那棵树周围，余下的群树在开阔的空间里愈发快乐地展现出自己的美丽。初升的太阳照亮了活着的树木和鸟儿们的喜悦。树之死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是一种最高级的真理和必然，农民与之趋近，地主太太则与之无缘，与之对立。不过也并非是地主太太，而是用她来比拟的所谓的文明思想。
在短篇小说《三死》及后来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中，托尔斯泰声明了他眼中的人类真理标准：这就是自然界以及与之接近、几乎融为一体的个体的意识。此外，还有“本性与文化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得越来越尖锐，成为托尔斯泰所有作品中的主导母题”。在这两种内涵的对立中，以笔者看来，也隐含着“生——死”的对立。
在作者的思想中，大自然和树林的生命与社会生活相融合，后者尽管也深入到大自然中，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在原则上破坏世界的和谐整体。在这里，无论是哥萨克猎人，还是与他们对抗的山民，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这一点，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人”叶罗什卡头脑里思路的表达。“有时远方传来枪声，于是引起种种念头。你就想，这是谁在放枪？也像我一样的哥萨克等到了一只野兽吧，他打中了它没有，或者只是打伤了它，于是它在芦苇里乱窜，白流了鲜血，怪可怜的……或者你暗自想：也许是阿布列克打死一个蠢笨的哥萨克。这一切念头都在你脑子里出现了。有一次我坐在水边，看见一个摇篮从上游漂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摇篮，只是边儿破掉一点。于是念头又来了。这是谁的摇篮？我想，一定是你们当兵的魔鬼到了车臣人的村子，抓车臣女人，不知哪个魔鬼把小孩弄死了：抓起腿来就往墙角上摔。他们做不出这种事吗？唉，人是没有心肝的！一想到这里，就怜惜起来。我心里想：扔了摇篮，抓走了女人，烧了房屋，他们的骑手就拿起枪，到我们这边抢劫来了。老是在那里坐着，想着……”
从文明的俄国过来的人是没有心肝的，而在林子里的动物们身上却有。叶罗什卡和野猪聊天，这着实令奥列宁惊奇不已。“你是怎样想的？你以为野兽是傻瓜？不，它比人还聪明呢，尽管你叫它猪。它啥都懂……所以说，你想杀死它，它想活着在林子里游玩。你有你的法律，它有它的法律。它是猪，可是它并不比你差；它也是上帝造的。哎呀！人是愚蠢的，人愚蠢啊，愚蠢啊！”这里实质上阐述的是叶罗什卡的全部哲学思想，话虽说得简单，但实际理解起来却很复杂。至少对奥列宁来说，是这样的。比如，大老粗叶罗什卡会一边用他粗大的手指赶走扑火的飞蛾，一边说着“你自取灭亡，可是我可怜你……”德米特里·奥列宁的头脑里不见得会想到这样做，因为他完全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叶罗什卡喜欢的正是奥列宁的“单纯”。所谓单纯，作者在括号内注明，就是奥列宁不吝惜酒。
叶罗什卡的人生经历不适合于奥列宁。他只是某个时候融于大自然，不管怎样，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无缘无故的幸福和对一切的爱”。但他又一次从外面(别人的立场)看自己，似乎在评价自己的状况和行为，即相对于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成了一个他者。“我德米特里·奥列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现在独自一人躺在天晓得什么地方，躺在鹿住的地方，这是一只美丽的老鹿，也许它从来没见过人，躺在从来没有人坐过、也没有人想到的地方……在我附近蚊子全都嗡嗡地述说着什么和为了某事而述说着，它们每个也都像我似的，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的德米特里·奥列宁……”正如他感觉到的那样，奥列宁开始理解蚊子歌唱的语言：“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弟兄们！这儿有人可以吃！”
“他这时明白了，他并不是什么俄国贵族，莫斯科交际场中的人，某人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不过是一个蚊子，或者是一个野鸡，或者是一只鹿，就像现在活在他周围的一切生物一样。‘就像他们一样，像叶罗什卡大叔一样，活些时候就死去。他说得对：不过是坟头上长长青草罢了。’”
“坟上长青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是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因为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幸福……为了要活得幸福，应当怎样生活呢？为什么我以前是不幸福的呢？”奥列宁把他过去的生活和现今这一刻的感受作了对比，在对比中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过去的生活令他厌恶起来。他觉得自己曾经是一个苛刻的利己主义者，虽然他当时实在并不需要什么。于是，被大自然包围着，犹如沉浸在它的怀抱中，奥列宁开始认识到，幸福乃是在于为他人而生活。他认为，人要求获得幸福，这本身是合乎情理的。不合情理的是自私自利的欲望(财富、荣誉、舒适的生活)，因为有时由于种种情况，这些欲望不可能得到满足。只有爱和自我牺牲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总能够获得满足，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奥列宁感到他发现了新的真理(“既然我什么都不需要，为什么不为他人而生活呢？”)，于是他一心想快点回家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并且找一个做善事的机会。
但是突然变天了。随之而变的，还有森林的脾气。奥列格猛地不寒而栗。他害怕起来。他想象着阿布列克和人家给他讲的谋杀事件，觉得他马上就得保卫自己的生命，“或者死去，或者贪生怕死”。“他想起了上帝和未来的生活，好像很久没想起这些了。周围是同样阴暗的、严酷的、荒野的自然景物。‘值得不值得为自己而生活……，而你眼看就要死去，而且没有做一件善事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朝着他认为是往村子的方向走去……”这时森林发暗了，他总觉得周围愈来愈阴惨。奥列格从来也没有感到这么害怕过。他开始祈祷上帝，他只怕一件事——没做一点善事和好事就死掉；他是那么渴望活下去，以便完成自我牺牲的壮举。
后来读者能看到，奥列宁刚一离开大自然的怀抱，大自然在他眼中就变得陌生而凶险。因为“声音”、“阴暗的、严酷的、荒野的自然景物”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感(这里托尔斯泰已经采用契诃夫式的自然观：人与环境开始显得全然格格不入)。于是奥列宁才下意识地认为，有必要对这种格格不入的原则采取自决。他只是自以为自己正在准备实现自我牺牲的壮举。
应该说，德米特里·奥列宁是托尔斯泰小说中第一个思虑完全彻底地出离“死界”，来到“生界”的主人公。他简要地为自己阐明了这种必要性。“这里没有什么毡斗篷、悬崖、阿马拉特-别克、英雄和强盗，——他品评着村子里哥萨克们的生活。——人们像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死，生，结合，再生，战斗，喝酒，吃饭，欢乐，然后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于太阳、青草、野兽、树木的那些条件限制之外，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与他奥列宁相比，哥萨克们对作为主人公的他而言是美好的，强健的，自由的；看见他们，他就为自己感到羞愧而难过。而且，他常常真的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个念头也正是后来以各种表现和实际处理方式困扰了别祖霍夫、列文，以及聂赫留朵夫的，——与自己的社会阶层决裂，转而去向过着自然生活的地区。指的就是，“……扔掉一切，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和叶罗什卡住在一起，同他去打猎，捕鱼，跟哥萨克一同出征。‘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我还等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他怂恿自己，羞辱自己：‘难道我怕做那自己认为合理而且正确的事吗？难道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不损害任何人，而且还给人们做好事，难道幻想这一切比我从前所幻想的更愚蠢吗？比方说，从前曾幻想做部长，做团长。’但是有一种声音对他说，叫他等一等，先别忙决定。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使他踌躇不决，他仿佛觉得他不能完全过叶罗什卡和卢卡什卡的生活，因为他有另一种幸福，他老是在想，幸福在于自我牺牲……他经常寻找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没有出现。有时他忘记了这个重新被他发现的获得幸福的单方，认为自己可以同叶罗什卡大叔的生活交融起来；但是后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抓住这个思想——自觉地自我牺牲，并且凭借这个思想，他心安理得地、骄傲地看待所有的人和别人的幸福。”
奥列宁终究也没能跳脱自己思想的圈子。他也没能够让哥萨克们把他当作自己人。玛丽亚娜的那句“走开，讨厌！”，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判决。而当他要离开村子的时候，无论是叶罗什卡，还是玛丽亚娜，都没有看他一眼，这正意味着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中思想家式的主人公与大自然和人民的所谓本真生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某个角度看来，列夫·托尔斯泰整整一生——从青春时代到耄耋之年——不是逃离了身处的环境，就是在预备着逃离。对托尔斯泰来说，他与生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去高加索，据他本人承认，是为了躲债和戒赌。但是，他的逃离并没有局限于去高加索。到了1854年11月，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参加了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很快，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问世，托尔斯泰在其中首次提出更正他所在圈子里习以为常的价值优越感。这一点，我们是从下文的意义上来说的。每一个社会阶层在生成和掌握了本阶层的文化类型以后，就生活于其中了，并通过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来认知该文化、将其合理化。这些意义和价值不可避免地以等级的形式建构起来。但是，当强大的社会事件控制了这个社会阶层——这就是战争，它以其特有的方式，既检验了每一种意义和价值本身，也检验了持有这些意义和价值的那个等级。这样，它们的内涵就发生了改变，而等级则以新的形式被重新建构。因此举例来说，对于父辈来说生死攸关的事情，在子辈那里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我们就来详细地研究这一问题。
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托尔斯泰旨在确立他对战争这一特殊的灾难性社会事件的个人真实观念。为了引发读者的思考，他写道：您“看到的战争将不是队形井然、美丽雄伟的队伍，不是军乐悠扬、战鼓咚咚，军旗飘扬和骑着骏马的将军，而是战争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还有，关于他采取的哲理-艺术表现手法的：“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效仿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大家都好，大家又都不好……”，以及后面的：“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
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展现的战争观，比起我们在《哥萨克》中，或者又如在中篇小说《袭击——一个志愿兵讲的故事》中所看到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知道，在《哥萨克》中托尔斯泰的主人公仅是刚刚触及了战争，还没有深入到它残酷无情、吞噬一切的内部。因此，德米特里·奥列宁和哥萨克们一样，为了参加军事行动，只是偶尔中断日常清闲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中最主要的事几乎就是没完没了地和朋友们喝酒、和姑娘们闲扯，还有士官生集会。对《哥萨克》的主人公们来说，战争好像值班一样进行，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为自己指定了战争，让自己参加战争，包括为了获得赏钱或是为了加官进爵、为了掠夺马匹和山民的财物。
我们或以《袭击》中的一些场景为例。这是俄军的先行部队在考察战场：
“‘多好看的场面啊！’将军说着，让他骑的黑毛细腿的马照英国式轻轻地跳几步。
‘妙极了！’少校用标准的巴黎音发r这个音，回答着，纵马跑到将军跟前。‘能在这样美丽的地方作战，可真快乐啊，’他说。
‘尤其是有好伙伴，’将军愉快地微笑着加添说。”
这是K团的一个年轻中尉：“他来找副官发泄满肚子的怨气，说人家暗中反对他，不让他参加这次战斗。他……因为不让他去打契尔克斯人，不让他去经历他们的枪林弹雨，他确实按不下这口气，伤心透了，伤心得像一个刚刚受冤枉被责打错了的孩子一样……”
但是在《袭击》接近结局的部分，已经出现了无谓死亡的准尉阿拉宁的形象，他在林中高地埋伏着准备偷袭车臣人时被打死了。虽然他死了，但关键是要注意到与后来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的死亡形成了对照的一点，即造成他死亡的原因是他个人的胆大冒失，或者叫傻。一个老兵这样总结道：“他什么也不怕。哪能这样！还傻着呢——这就得到报偿了。”正是如此。对于贵族们来说，在高加索，战争之所以显露出其死亡的一面，常常是因为他们自己行动不慎，而根本不是绝对的必然性。战争作为一种穹宇苍天自私的、毁灭生灵的报复行为，其时恍如噩梦般恐怖的死神恣意肆虐，这些则在史诗《战争与和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这一形象也开始得到相当程度的展开。
在高加索战争和克里木战争中，托尔斯泰关于俄罗斯世界观的思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高加索战争中俄国讨伐的对象是其以为的自己的属民，即当它想收服他们就选择开战的话，那么克里木战争中俄国则是与蓄意侵占其领土的外来敌人相对抗。与在高加索不同，在克里木发生的并不是国家所谓的那种对一些参加者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不啻为消遣的战争，而是保卫领土的战争，反击那些在兵力对比、战略战术和持久性方面占据优势的，企图将俄国人逼退半岛的外敌。在高加索，战争是死神的天使，只是时而飞来，就像车臣俘虏射向哥萨克的冷枪一样；在克里木，战争则是浮现在死者同一战壕的战友脑海中的那没日没夜睁大着的眼睛。在高加索，死亡是偶然而遥远的；在克里木，死亡是迫近的，几乎无可逃避。
但无论是高加索战争还是克里木战争，托尔斯泰都根据每个战争固有的价值，在其最初阶段就已明确区分出“贵族战争”和“人民战争”。在系列特写的前两篇——《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战争的支配者”这一主题得到了清晰的刻画，里面某些贵族人物对宣称的务求无私的公正这一点弃而不顾，作者对此所表达的蔑视态度有时也接近于该主题。就像延续了《袭击》中“在美丽的地方和好伙伴一起”作战的线索一样，详细地讲述了城里的一次军官小聚的场景：足量上好的葡萄酒、放在银盘里的茶、鲜奶油和8字形的小甜面包，还可以在钢琴的伴奏下唱一支吉卜赛小曲。
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第一篇特写中，人类的自然体验在第四棱堡达到了顶峰。托尔斯泰再现了关于这个“可怕的棱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那些从来没到过那儿的人的看法；另一种是那些生活在那儿的人的看法。前者深信，凡是到第四棱堡去就必死无疑；后者说起第四棱堡时，把那儿是干燥还是泥泞，掩蔽部是冷还是热之类的话告诉您。为了使其深入阅读这部关于战争生活的小说，作者引领读者来到了棱堡，开始了泥浆之旅。差不多文章的每一部分都出现了“泥浆”这个词。这不，一个士兵挥动着胳膊滑下山来，在烂泥浆里迈着快步，笑着打您身边跑过去；堑壕里充满了没膝的发臭的黄泥浆；坎坷不平的泥泞的空地，周围都是死尸；一门被击毁的大炮半截被埋在烂泥里，等等。
这种掺杂着鲜血的泥浆，其实也是平实的战争形象。比起设想战争中虚构的英雄主义表现之对立面来说，与它相对立要难得多。战争就是劳动——托尔斯泰对这种现象的定义，为20世纪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战争中不显眼的劳动者(可以联想图申大尉)——士兵这一形象在托尔斯泰的情节中占有中心地位。就完成这种劳动来说，没有什么人能比农民做得还要好。“您仔细瞧瞧这些人的脸，瞧瞧他们的姿态和动作吧：在那些晒黑的高颧骨的面孔的每条皱纹上，在每块筋肉上，在那些肩膀的宽度上，在那些穿着大靴子的两腿的粗度上，在每个沉着、坚定、从容不迫的动作上，都看得出构成俄国人的力量的这些主要特征——纯朴和顽强；可是，您会觉得在这儿的每张脸上，除了战争的危险、仇恨和痛苦这些主要的特征以外，还流露出认识到自己的尊严、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情操的痕迹。”
一般看来，这是泥浆，而实际上，这是溶解于水、被水稀释了的大地(其中既包括哺育我们的土地，也包括大地母亲)，它在托尔斯泰关于每一瞬间都在发生的、人由生到死的剧烈转变的描写中起着伴随成分的作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样的“泥浆”伴随着短篇小说《三死》中因害痨病而气息奄奄的地主太太的旅途，尤其是轿式马车在一个驿站停驻的那段时间里，它更具有了象征意义。小说中地主太太的马车直挺挺地立在泥浆中间，与陪伴着她的人不同，病人对选择离开它、去个干爽的地方无能为力。这一形象仿佛是一种对所有垂死之人的预告：大地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他们去往自己柔软的深处。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个信号作出反应，但毕竟不同于那些准备继续活下去的人。后者跨越泥浆，想办法克服泥浆。
特写以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精神不可动摇之伟力的礼赞而结束。“您带走的是主要的、愉快的信念——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的信念，不但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而且在任何地方想要动摇俄国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您……是在人们的眼睛里、在言语举止上、在被叫作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精神上看到的。他们要干时，就干得那么干脆，那么轻松和卖劲，使您确信他们还能多干一百倍……他们什么都能干……为了十字勋章、为了加官进爵，或者在威胁之下，人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可怕的条件的：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
托尔斯泰将其颂扬的俄罗斯精神上升到从国家主义立场看来不啻为异端的思想：一切战争都是违背人类本性的。“或者战争是疯狂，或者如果人要制造这种疯狂，那他们就决不是像我们不知为什么通常所想的那样，是没有理性的。”但是克里木战争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是保家卫国的俄罗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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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战争题材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生与死的主题在托尔斯泰早期作品中的日常生活情境里也得到了探索。在这方面，毫无疑问应该提到短篇小说《暴风雪》——这篇小说在苏联文学研究者那里没能得到其应有的评价，仅仅是作为“早期描写俄罗斯乡村和俄罗斯农民的一次尝试”，这就等于说，作为早期的一次尝试，它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对俄罗斯文学来说全新的农民阶层——马车夫阶层”。在笔者看来，这篇写就于1856年2月的短篇小说延续了哲学家-文学家托尔斯泰对令其深感不安的死亡现象的探索。与《哥萨克》或《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不同，濒于死亡的现象、死亡的可能性在小说《暴风雪》中有着原则性的另一番样貌。这里，死亡不是因为袭击山民的需要、由军令“指定”，或是为了抵抗法国人的持续进攻、不惜任何代价守城。
冬季，老爷(作者)想要穿行顿河部队辖区的草原，起初他本可以不在即将到来暴风雪的天气上路。可他选择了出行，设下了圈子有意识地准备和死亡做游戏。而在短篇小说的情节中，游戏几乎刚刚开始，就至少出现了两次放弃的机会。第一次，当他问马车夫有没有把握把他送到下一站时，并没有得到肯定的正面回答，但他仍然吩咐上路。第二次，掉转车头以后，他遇到了和他同一方向的三套马雪橇，决定跟着它。小说主人公有种不祥的预感，但他没有当真。比如，为他赶车的马车夫看起来“哪儿有些不对劲儿”——他坐的样子不对，个子又过分高大，戴的帽子也不是马车夫们常戴的那种。总之，他整个人好像“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这一点被确证了。最后，决定做出来了——老爷在暴风雪中上了路，——在现实中和在超现实(以梦境的形式)中的场景是一样的——他陷入与死神的一场相识。当然，这次相识是以死亡之可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形式发生的，因为从原则上来说，生者与死亡的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相识都是不可能的：活着——就是没死，反之亦然。
始终伴随着无助感和对参与当前事件进程的无力感，这作为一个基本的因素主导着主人公的梦境形象。最开始，这是不住地给抬钢琴的家奴指手画脚的老听差的形象，大家不听他的既因为他的意见没有用，也因为确实做不来：他们抬钢琴已经用尽了力气。第二次，又是这个老听差的形象，是在池塘边上：刚刚有个农民淹死了，他正组织大伙用渔网和绳子一点点地把死尸拖拽上来。在这两种情境中，作者—旅行者感受的是在外力——不能承受之重、水面前的无力感，而实际中这外力则是暴风雪。
在托尔斯泰描写的与死亡做游戏的情景里，我们能发现游戏的规则和逻辑。比如，规则之一是参加游戏的人不应当、也无权害怕和对可能出现的死亡结局有恐惧感，或者有言语上的抱怨。从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来看，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自己的恐惧感，从对待事件的态度这一背景上来看，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抱怨是不可能有的。唯一显示出人自然而然地感到了害怕，是在行者的第一个马车夫决定请他搬到另一个雪橇上，从而卸下对这个乘客的责任时。我们可以从马车夫实现自己的想法(以半瓶白酒换来的)后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中猜测到，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恐慌。
另一个规则是，在死亡游戏进行中不可以提起涉及到关键的问题——是否能够幸存下来。这个规则不自觉地干扰了对这种情况经验甚微的行者本人。正当往第二个马车夫的雪橇上搬行李时，他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那你们知道咱们眼下在哪儿吗？’我觉得，这两个车夫似乎不爱听这个问题。”而的确，在继续游戏-斗争的情境中，问“我们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赢？”——这不仅没什么意义，也是愚蠢的，因为此时只能听凭命运摆布了。
托尔斯泰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增进了自己对死亡游戏过程的理解。将他们统一起来的共同的一点，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指派给他们的事情坚持下去，因为这样或多或少都能使现状有所改变。因此，那个骂骂咧咧、爱玩儿命的小老头终究还是黢黑的尘雾中把动不了窝的马雪橇赶了起来，而另一个则过来帮了他一把。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不停地讲故事，尽管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他做什么事。走在前面的马车夫伊格纳什卡也没泄气。“‘我觉得，’作者指出，‘他是怕泄气。’”我们可以联想到这种同样的行为——无论如何也要把指派给他们的事情坚持下去——托尔斯泰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士兵们身上也指出了这一点。
在创作与死亡做游戏的情景时，托尔斯泰甚至为自己的一些某种程度上缺乏道德的头脑幻想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一切将会怎样了结呢？’我睁了一会儿眼睛，注视着白茫茫的原野，突然自言自语道。‘这将会怎样了结呢？如果我们找不到草垛，马也站住了，似乎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岂不是全都得冻死吗。’说实在的，我虽然也有点儿害怕，但是我又希望我们能够发生某种不平凡的、带有若干悲剧性的事，——这种愿望在我身上胜过了小小的恐惧。我觉得，如果在天亮以前马能够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而且必须有几个人甚至完全冻死了)带到某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村庄，那就算不错了。”显然，作者没有把自己算作“完全冻死”的人，而如果去谴责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中的作者无意表现了其青年时期的不道德，也有失公允。
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言谈场景中可以清晰地区分出两种人物形象：一种是初次经历这种情境的人(作者)，另一种是早前有过经历的人。有过经历的马车夫们提出了游戏规则，遇事通常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通过有时无意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向读者和初次遭遇这种情境的行者传达了自己的信念：“您放心：准能把您送到！”而的的确确也正是这句话，圆满成就了短篇小说的结尾：“总算把您送到了，老爷！”托尔斯泰对死亡的一次文学-哲学探索，也这样结束了。在早期创作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参战经历和他对战争的探索体验作为一种边缘性处境接近了人的死亡，同时也为理解生命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俄罗斯世界观的内涵。正因如此，以笔者看来，托尔斯泰的发现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个，当人处于生与死的临界状态时，构成俄罗斯世界观内涵的意义和价值开始改变其内涵和等级。那些在平静的生活中看起来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在濒于死亡时变成了次要甚至不必要的；那些原以为是正确而必须的，变得无关紧要、退居到以后的计划中或是完全消失不见了。
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在接近死亡的临界状态中世界观内涵和等级发生改变的最深刻的依据、最根本的原则，当推基督教。的确，这里并没有对基督教的纯粹理解。托尔斯泰有时把上帝和自然“融汇”到了一起，合而为一变成神的自然原则。而这种情况下，在早期创作中他的上帝-自然观就已经具有了直接的特点，对东正教会作为中介参与人与基督的个人关系这一点提出了质疑，后来导致冲突。
最后，托尔斯泰发现的第三个内容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原则上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就在于他把生和死理解为俄罗斯世界观之列中最重要的概念和价值。《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在其创作早期就已经开始领悟到这一涵义，在随后的作品中更详尽地展现出这些概念对于整个俄罗斯思想结构的根本性的重大意义。
注释：
①译文引自《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一卷：童年少年青年》，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月，106页。本篇所引原著译文均出自该《文集》相应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