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道德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关系论文,商业道德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近年来，对于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问题愈来愈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作为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商业道德问题，尤其得到国内外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广泛关注。
我国至今对商业道德的内涵还没有一致的定义。本文中的商业道德，主要是指企业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时，为完善其素质和协调商业内外部利益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以及在商业行为上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一般来说，行为主体在经营时为达到自我利益或效用极大化的目的，有意识地违背道德准则与规范，采取欺骗等手段，在主观和客观上造成利益相关者任何一方利益上的损失或伤害的商业行为，都可视为行为主体违反了商业道德。常见的违反商业道德行为有：破坏环境、偷逃税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背信违约、欺诈等损害社会及相关者利益行为。商业道德属于道德范畴，主要用于规范市场生产、交换、分配等商业行为，有着自律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目前，我国企业商业道德素质缺失严重，已造成社会的强烈不满。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家乐福等企业的价格欺诈事件，还有一些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等事件都足以说明，企业诚信缺失及道德滑坡已经相当严重。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不仅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竞争者乃至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也严重损害了企业自身的利益。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商业道德行为愈发凸显出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于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标志着对公司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有了法律定论，充分体现了我国通过成文法的方式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努力。但这也仅是通过法律条文做出的道德号召，并没有为企业规定任何具体的法律义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提出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反映出中央对重建市场经济道德新秩序的基本要求。
但迄今由于针对企业道德规范内化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致使道德规范成为外在的、强加给企业的“枷锁”，对企业失德乃至败德行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规范和调节作用。本文重点探讨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讲商业道德？企业商业道德行为选择需重点考虑哪些影响因素？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应如何协调发展？如何引导、规范企业的商业道德行为？
二、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利用“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来描绘社会秩序，亚当·斯密等人认为“经济人”的特性就是自利主义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十分强调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认为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均衡发展。如弗里德曼认为，在一种竞争经济中，企业除利润最大化之外不会有其他意义上的社会负责。[1]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来界定现代企业组织，用“看不见的手”来揭示商品的供求关系，没有解释企业行为的动机与原则，追求所谓的“道德中立”，为“企业非道德”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的主要缺陷在于其主要关注人的“自利”本能，而对如何实现这种本能目的的手段则不够重视。
米歇尔·鲍曼认为，过去市民社会的企业是“经济人”，现在市场经济的企业是“现代人”。[2]用“现代人行为模型”取代“经济人行为模型”标志着道德市场的确立，这也是鲍曼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鲍曼关于“现代人”的理论驳斥了“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他认为当代似乎确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作用，但不是调节“经济人”经济行为的市场机制，而是监督“现代人”采取道德立场的声誉机制。基于此，现代企业不仅是一个利己的“经济人”，它还是一个“社会人”、“政治人”，更是一个“道德人”。[3]市场经济有秩序运行需要以“经济人”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为基础。
“囚徒悖论”作为博弈论的典型例子，进一步证明了企业道德性行为的合理性，揭示了企业作为“道德人”比作为利己的“经济人”能更理想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囚徒悖论”说明博弈方的道德行为能促使对方合作，而双方的合作比起双方的破坏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博弈方的投机行为虽然会偶尔或短期内收到可观的收益，但一旦事发必将带来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这是违背博弈者的长期利益的。一般来说，重复性的“囚徒悖论”能使不合作的博弈者逐渐过渡到合作或守约。
认为遵守道德就要牺牲企业的一部分利益，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仍然得到一些法学界学者的认同，如周友苏、宁全红就认为道德的经济内涵是基于高尚的动机而从事的利他行为。[4]这就将企业的道德性投入与其利益回报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无法科学解释企业商业道德行为动因之所在。
企业商业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存在的本质所在。高德（David Gauthier）在《协议道德》中力图证明：企业作为“现代人”，其道德行为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但社会合作会产生非社会合作博弈所不能达到的利益。[5]很多实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个结论。因此，企业商业道德行为必然趋于合作性选择，这也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三、商业道德行为表现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因素很多，既有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法规、文化环境等宏观层面上的原因，也有企业核心价值观和员工职业道德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但从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本质角度，本文重点分析以下因素。
（一）消费者因素
消费者是企业产品的最终使用者，产品质量及服务对消费者至关重要，因此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与评价。那些始终如一遵守商业道德规范的企业，将会对消费者购买该企业产品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很多研究证明了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企业评价和对企业的态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都能形成比较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自我约束与社会约束机制，与消费者群体的权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紧密相关。[6]
消费者对企业的道德认知会影响到其消费行为，同时会传播对企业有影响的评价信息。现在的“道德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主动利用手中的货币来影响商家自觉遵守商业道德的一项权利。随着社会对企业公民意识的要求增强，“绿色消费者运动”②的扩展，企业利益的实现愈发受到消费者好恶和感受的制衡。依靠消费者选择已形成了对企业遵守商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推动。商业道德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也是消费者感知社会责任维度的重要方面。[7]因此企业在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必须要认真面对社会公众的感受和诉求。站在消费者视角，分析消费者对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认知及响应，即不仅要关注消费者的外在响应，更要关注其内在响应，将有助于企业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商业行为，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采取各种手段及措施维护消费者权益。而企业为了提高自身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支持，保持住消费者的忠诚度，就必须遵守商业道德。
（二）企业管理者的道德素质
企业的商业道德水准是企业管理者素质的具体体现。商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管理者商业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企业的道德水平及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萨缪尔森说：“只要能在竞争的市场蒙混过去，商人便会把沙子掺进食糖里去。”由于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时期形成的混乱的价值取向、残缺的道德素质及违反商业道德成本过低，都培育了企业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发生的土壤。
近年来，国内外企业发生的经营欺诈及违约失信等问题，更多的是管理者道德观沦丧的体现。因此说，企业道德水准主要取决于管理者的道德水准、对企业道德的认识以及为提高企业道德水准所付出的努力。[8]
许多企业管理者错误地认为，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额外成本，违背了企业追求利润的属性。有的管理者认为追求利润的手段只要不违法就是可行的。有的管理者虽然也认识到企业积极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形象，但追求方式上陷入一些误区，如过多关注慈善捐助，而对企业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责任（如质量控制、安全生产、保护环境、诚实守约等）却予以忽视，容易掉进“伪善”的陷阱，对提高企业形象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中国企业家要真正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一项比技术升级、管理创新乃至种种超前的经营业绩更为关键的工作——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9]“公司社会责任首先是一种法律责任，法律责任为公司社会责任设定了最低标准；同时，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更在于道德准则，道德准则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既离不开法律责任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道德准则的‘软约束’，其基本联结点在于公司治理层。这是因为，法律责任的硬约束和道德准则的软约束都必须通过对公司行为的规范来实现，而引领公司行为、进行商业决策的主体正是公司治理层。”[10]
虽然企业管理者的道德决策与组织文化及评价工具有关，但无疑管理者的道德水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重大影响。所以，现代企业管理者应该自觉提高道德素质，要从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关注他的顾客，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本企业的产品、服务及企业的期望。
当然，企业管理者道德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有效的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激励机制，将管理者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能够促使其主动地将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相契合。同时，企业管理者的道德管理应该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三）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保证公司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符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2004年经合组织（OECD）在重新修订的《OECD公司治理准则》中就明确写道：“公司治理框架除依赖法律、管理和制度环境之外，诸如商业道德、公司对社区公共利益和环境等的意识也能够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公司的长远生存。”在2006年ACCA与CFO Asia联合发布的《公司治理、商业道德与CFO》大型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公司CFO在完善公司治理以及加强公司透明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今在企业中培养并保持良好的道德规范比5年前要重要得多。
我国学者对此得出很多研究结论。裘益政等认为企业商业道德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维度，是公司治理和约束管理行为的重要力量，与法律、市场、组织等共同构成公司治理的四维机制。[11]宋建波、李爱华论证了完善的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12]美国安然公司利用经营舞弊对股东信息予以操控、日本三菱汽车公司隐瞒缺陷导致顾客及社会信用损失等，这些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主要源于公司治理出了问题。股权过于集中会导致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股权过于分散又会带来“内部人控制”问题。
企业是社会的主要因素，如何对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帮助企业在价值观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企业经营中，公司治理与商业道德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完善公司治理必须遵守商业道德，遵守商业道德才会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当今公司治理失误有法律不完善或实施力度不够等原因，但企业对商业道德的漠视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制度环境③
单从伦理层面来看，只要企业本身能真正地认识企业伦理在改善风险管理、调动员工能力、提升组织效能方面存在的威力，或真正形成对企业伦理的道德认同感，那么，企业伦理与经营绩效之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13]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追求利润是其存在的前提，完全依靠企业的道德自觉意识难以形成一个规范的道德秩序。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企业外部制度建设，借助法律手段强化企业遵守商业道德无疑是一种直接且有效的促进方式。
目前研究成果表明，我国企业商业道德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道德规范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加之经济转型时期企业逐利动机的膨胀，导致企业大量违反商业道德行为的出现。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即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其道德观念、道德状况及可能的道德拓展空间。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是定义人类交往的人为的约束”[14]。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如何，不仅影响该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还影响该社会的思想道德状况。而且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善程度和社会道德状况往往是呈正相关关系的。
肯德基、宝洁及雀巢的问题产品，哈根达斯的“黑作坊”，阿斯利康、默沙东（默克）等医药企业的商业贿赂纠纷，沃尔玛、家乐福的价格欺诈案，等等，这些在人们心目中很重视自身道德形象的跨国公司，近年来在中国陆续发生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一些国内外评论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入乡随俗”之举。而企业在我国的违规成本与国外相比确实很低，制度约束不力确实值得检讨。由于我国市场制度制定和运作的不完善，导致企业违反商业道德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而违反商业道德的成本过低，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违反商业道德行为的鼓励。
在2011年7月《世界经理人》杂志针对1432名经理人调查中，关于“为何中国企业近年来频繁爆出食品安全和企业之间交恶”问题，56.3%的受访者选择“政府和市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助长了企业投机心理”。关于“什么是中国企业回归商业道德的动力”问题，有57.6%的被调查者认为，严格的立法执法环境是其中的关键。在多数人眼中，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强执法力度，是保证中国企业回归商业道德的最重要手段。[15]
虽然商业道德不能强制化，但制度对道德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效果是非常积极有效的。“执法和司法只能涉及公司的法定义务，当社会在博弈、互动中确立了体现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主流价值观时，就为公司提出了相应的道德准则并约束其遵守，其中不乏超越法律的道德要求，否则公司将会遭遇社会的否定性评价，最终影响公司的利益和生存。”[16]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引导企业构建对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可能引致后果的确定性预期，建立并完善企业的道德行为系统，确定必须遵守的最低道德限度及自主决定道德准则的目标值，从而促进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自觉选择道德的行为。当企业把遵循制度的强制行为转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外在的制度约束就转化为企业的自我约束，从而促进企业道德水平的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不能解决所有道德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企业自律。由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倡导的“考克斯圆桌商业原则”（Caux Round Table Principles），已成为西方商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同准则，该准则在序言中表明在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法律和市场的制约很必要，但是还不能充分指导商业行为……没有道德准则，就没有稳定的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康德认为：“任何外部立法，无法使得任何人去接受一种特定的意图，或者，能够决定他去追求某种宗旨，因为这种决定或追求取决于一种内在的条件或者他心灵自身的活动”，[17]任何制度的强制性要求都必须经过内在觉悟的升华才能形成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制度有助于道德的形成，而任何制度也都需要道德的补充与协助。
综上所述，企业商业道德行为选择是消费者、管理者道德素质、公司治理、制度环境等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消费者的反映、高尚的管理者素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制度环境都能有效促进企业遵守商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
四、商业道德行为与企业绩效
（一）商业道德行为的价值
我们这里说商业道德行为的价值，不仅是从哲学角度，更重要的是从企业角度。针对企业商业道德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不同观点，但更多的规范性和实证性研究都支持了良好的商业道德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所罗门认为，“商业伦理学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利润和社会责任之间错误的对立”。[18]恩德勒认为“伦理的工具价值”表现在“伦理可以促进底线，保证团队精神，整合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增强全球竞争力，激发创新方案并节省很多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成本”。[19]李维安、唐跃军基于中国市场的研究也发现，公司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公司长远发展日益重要，而且切实履行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让公司拥有良好的人脉和声誉，有利于提升公司和谐程度，有利于公司实现盈利目标。[20]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21]此观点虽然承认了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但他把经营好企业作为道德遵守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做慈善活动是好事，保护环境、生产更多满足社会需要的合格产品和诚实守信也是做好事，做好事不是对企业额外的或过分的要求，它应是企业的一种自愿行为，是企业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同时，遵守商业道德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更可以看成是一种经营手段，甚至是“一种独特投资工具”。[22]卡米歇尔和朱曼德提出了“道德边际”概念，认为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有必要保证自己的道德标准高于竞争对手，产生道德边际利益。[23]这种“道德边际”概念体现的就是一种差异化竞争优势。从企业发展战略角度来看，商业道德不仅是企业不得不履行的责任，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要选择。而违反商业道德问题将会危及企业生存，因此，商业道德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伴随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产生一个热点——“战略论”。“战略论”既尊重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在追求经济利润方面的基本职能，又在股东和社会之间划定了恰当的企业社会责任受益对象范围，提升了企业的社会价值，这就超越了以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受益主体、企业行为动机等方面的争论，实现了企业行为的“社会意义”与“个体利益”的统一。[24]
商业道德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形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促进企业价值增值。为了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必须进行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企业与市场、竞争对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企业商业道德行为也会给企业带来长期利益。
（二）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企业经济行为的选择总是以获利思想为指导。是否选择合乎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往往取决于企业对其利弊的权衡。
在经济层面上，企业商业道德与经营绩效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成本与收益的矛盾。企业在实施某种行为之前都会对达到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也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企业一般认为，商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这种认识是引发企业道德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了追求企业利益，当制度上的他律不足以约束，而且道德自律又不起作用时，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就成为必然。
商业道德行为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商业道德收益是指企业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由于遵守商业道德而增加的收益。商业道德收益可分为增加收益和降低成本两方面。增加的收益主要是由于企业长期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及良好的信誉而使企业市场份额扩大，带来更多的商机、人才、投资者和顾客；企业员工在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里会心情舒畅，工作效率高。The Walker Group在1995年调查显示：90%的顾客认为，当质量、服务、价格相同时，他们会购买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最佳的企业产品。[25]商业道德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差异化优势，使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具有了独特价值，保证企业具有长期竞争优势。在降低成本方面，良好的商业道德有利于增进与投资者的关系从而减少融资成本；可以改善与监管层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及时顺利进入某一业务领域或市场，从而节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容易获得良好的政府支持，如税收优惠等；容易改善价值链联系，进而降低合作成本和经营成本；诚实守信也能够大大降低契约成本；良好的企业形象会增强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信心，大大节约企业的促销费用。不违反商业道德就会减少因声誉下降而带来的公关费用，以及可能的罚款、诉讼费、律师费等机会成本。收益可以是现时的和直接的，也可以是长远的和间接的。
商业道德行为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商业道德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为遵守商业道德而付出的代价。商业道德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企业在从事商业活动过程中因遵守商业道德而在时间、财力和精力等方面的付出；机会成本是指企业因从事遵守商业道德活动而放弃从事其他败德活动获得的收益。如企业为保护环境而增加的污染治理成本、环境影响评价成本、资源环境保护成本、排污权购置成本、环保项目投入成本及其他环境责任成本等；为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而发生的费用，如进行赞助、捐献等；没有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违约拖欠等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在短期来看，企业商业道德收益往往低于商业道德成本，主要是由于声誉收益不会立即实现，企业商业道德行为与经营绩效会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在持续的经营活动中，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由于良好的社会形象、信誉而在竞争中取得差异化优势地位，企业商业道德与经营绩效之间发展趋势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
我国很多企业更关注眼前的、有形的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的无形的利益。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企业的平均寿命3年-5年④，可见企业关注长期发展要求的重要性。
从经济角度来讲，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企业选择商业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如果企业的商业道德行为长期不能获利，它就不会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说，企业商业道德行为也是一种有限度的理性选择，这个限度就是在企业因遵守商业道德而发生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上。
德·乔治提出企业三种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第一层次的道德要求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二层次超出最低限度道德要求，强调要创造和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关系；第三层次的道德要求属最高层次，强调对道德理想的渴望，能够体现企业非常独特的身份特性和使命。[26]陈迅、韩亚琴依据社会责任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把企业责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本企业责任”，包括对股东负责、善待员工；二是“中级企业责任”包括对消费者负责、服从政府领导、搞好与社区的关系、保护环境；三是“高级企业责任”，包括积极慈善捐助、热心公益事业。[27]虽然划分角度不尽相同，但对不同道德层次的追求，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从企业角度，未必对道德层次追求越高越好，找到相应的“均衡点”可能是其理想状态，这也能较好地解释企业商业道德行为选择的理性。
只要商业道德行为的收益与成本不等，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不道德企业的产品肯定会招致消费者的抵制，降低其市场份额；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大对企业违规的惩处力度，可以提高其违规成本；市场的竞争及制度的完善也会促使股东选择道德素质高的管理者以避免更多的道德风险损失；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能更好地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违反商业道德行为导致收益减少、成本增加，必将会促使企业努力选择遵守商业道德行为以追求相应的道德净收益。随着市场经济秩序日趋完善，所有企业的商业道德边际收益将逐渐等于其边际成本，直至市场经济秩序完全进入理想状态，即企业的所有商业行为都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价值观。
目前的难点是，现实中企业的商业道德行为带来的收益与成本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有些可以度量，有些很难度量，因此对商业道德收益和成本特征的深入分析和度量是今后认识商业道德价值创造的理论关键。而且，不同的商业道德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各不相同的，加上不同行业与不同发展水平对商业道德行为收益与成本的敏感性不一样，可能使不同企业的商业道德行为与经济利益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如此，并不能否定对商业道德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现实意义。关键是让企业认识到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与其切身经济利益密切正相关，将会赋予企业自主遵守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强调“企业非道德”到重视企业的商业道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的经济行为必须具有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同时，商业道德行为不仅是利他行为，也是利己行为。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商业道德行为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似乎是陷入“道德悖论”。但从泛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如果企业处理好自己的商业道德行为，有效利用好商业道德的投资效应，对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乃至社会都可达到“双赢”的效果。
从企业而言，企业的商业行为是否道德，在行为前必须要考虑消费者的反应，会对公司治理带来什么破坏，会受到法律法规何种约束或鼓励？反之，消费者的评价、管理者的道德素质、公司治理的好坏、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决定了企业会采取什么商业道德行为。对任何一种因素的忽视都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企业遵守商业道德的意愿要受到消费者、经营者、公司治理结构、制度等因素共同驱动并协同发展，但最根本的内在动因还在于经济利益，最后的效果体现在对企业价值带来何种影响。因此，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影响因素，系统筹划。
建立我国现代市场经济新秩序，就是要在道德完善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寻找一种可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模式。不能孤立地讲商业道德，要正确认识遵守道德与追求经济利益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通过商业道德行为与逐利行为的良性互动，既可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持续增值，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完善。
注释：
①由《世界经理人》杂志于2011年7月份针对1500余名企业经理人的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急功近利的心态、商业道德缺失让部分企业被自己打败，63%的受访者对企业声誉因此蒙上阴影深表担忧。
②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英国掀起了“绿色消费者运动”，至今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绿色消费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消费无污染的物品；消费过程中不污染环境；自觉抵制和不消费那些破坏环境或大量浪费资源的商品等。一些知名品牌，像雀巢、星巴克、GAP、耐克、麦当劳等，都曾因为不同理由遭到抵制或仍被抵制中。
③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但本文的制度是指企业以外的、对企业产生外部约束的制度环境。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戴维斯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④在2011年8月18日广州举办的第三届“战略执行在中国”大会，国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AMT发布了《快速成长型企业增长之道》白皮书。据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3.5年。2010年12月民建中央发布了中小企业转型和创新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目前平均寿命只有3.7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8.2年，欧洲和日本是12.5年，而德国的中小企业寿命是最长的，500家优秀的中小企业有四分之一都存活了1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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