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本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义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一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以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本来含义的探求与说明，仍然是今天学术界一个有必要考究的课题。
谈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本来含义，有不少人认为是指“以文教化”，即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①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原因在于这种说法没有通过系统分析、综合考察丰富的文献词义和释义专书的词义来深入挖掘词义的本原。
在中国古代，“文化”这个词的形成，最初是由“文”与“化”两个词在语句中连接着使用，然后结合为词组，最后固定为一个词语。“文”与“化”能够由连接使用逐步固定为语词，表明“文”与“化”两个词早就有相近相通的意义，它们互相联系着，共同表述某种完整的现象与过程。
在先秦的文献词义中，在汉代总结的解释文献词义的专书中，“文”的本义都是指阴阳两物交合。《易·系辞传下》说：“物相杂，故曰文。”“文”是指“物相杂”，“杂”是“配合”的意思。那么是什么样的物相杂、多少物相杂呢？《易》注指出，是“刚柔交错，玄黄错杂”。就是说刚和柔、玄和黄两两相合。其实刚与柔的意义和玄与黄的意义是相通的，都是指阴与阳。所以成公绥《天地赋》说：“气而言之则曰阴阳，性而言之则曰柔刚，色而言之则曰玄黄。”②由此可知“物相杂，故曰文”是指阴与阳两物交错、配合。这样来理解《说文》对“文”的本义的解释，就明确了。《说文》九上·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说文》是用两两交错的笔画来表示阴阳两物相交。这就是“文”的本义。这个本义在“五”的构形与意义中也可得到证明。王筠的《说文释例》指出：“文”字“下体交午”，就是说“文”字这个字形的下面部分是交午之“×”。而“×”是“五”字的古文，《说文》解释说：“五”表示“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十四下·五部），所以“五”可以证明“文”的本义是阴阳交会。
“化”的本义为孕育、化生。“化”的本字写作“匕”，《说文》解释为“变也”（八上·匕部），就是变化。变化的先兆是孕育。所以《书·尧典》正义在解释“乳化曰孳”时指出：“胎孕曰化。”《吕氏春秋·过理》有一句话叫做“剖孕妇而观其化”，这个“化”指正在孕育的胎儿。可见“化”的意义特点是“孕育”。孕育的结果将是“化生”，所以《礼记·乐记》说：“和故百物皆化。”郑注：“化犹生也。”这个“化”指经由孕育而出生。“化”的本义为孕育、化生，这在《说文》本书中也可得到证明。《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十二下·女部）化万物，就是孕育、化生万物。
从“文”的本义“阴阳交合”到“化”的本义“孕育、化生”，这两个词的本义连接起来，就共同指称了创生所必备的先后递嬗的推演过程。这个过程《周易》已作了精审的概括。《易·系辞传下》是这样概括的：“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就是说：天地交午，男女配合，使万物得以孕育、化生。所以“文”与“化”这两个单音词可以在语句中连接着使用，进而发展为词组，固定为合成词“文化”。这种发展趋势是必不可免并且顺理成章的。在古代文献中“文”与“化”接近连用的最早的例证是《易·贲》的一段话：“（刚柔以止，）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这里提到了“文明”和“文明之道”，意思是指日月阴阳的配合使万物获得生机的道理原则。因为：在天上，地位和光亮最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月二者，所以《易·系辞传上》说：“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系辞传下》也说：“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而“贞明”的“日月”就是“阴阳”，所以《系辞传上》指出：“阴阳之义配日月。”可见“文明之道”其实是讲一阴一阳配合与变化的道理，正如《系辞传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至此可以明白：《周易》中表明“文”与“化”两个词接近连用的那一段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表述这样的意义：人们要效法天地日月所垂示的阴阳交合与化生之道来辅助裁成人们自己以及万物的生命历程。这也就是“文”与“化”在同一段话中连接着使用时具有的含义。
“文化”的这个本来含义到西汉有了发展，表述由日月阴阳两两配合的道理引申而出的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某一地域教化人们当应遵循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道。这时，书面上已可以见到“文”与“化”结合在一起的词，如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指作为思想和制度而存在的特定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道。很明显，这里所说“特定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道”的“文化”含义，是从上文所说的“文化”的本义——效法天地日月的阴阳交会与化生之道”——发展出来的。因为，“天地日月的阴阳交会之道”与“夫妇、父子、君臣之道”，都强调“两分而相合”。
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义——阴阳交合以化生万物——是这样产生的：先是古人从“仰观天象，俯察地法”中得到启示，然后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把这种启示座实。③既然日月、天地均为两分而相合，那么男女、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以至万物也应遵循这种两分相合之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④由认识阴阳交合、化生的“日月之道”、“天地之道”进而形成与规范“两分相合”的“人之道”，这种知与行的方式叫做“与天地合其德”，⑤简称“天人合德”。“德”的精义，指阴阳统合、化生时充盈与迸发的蓬勃生机。《周易》称之为“生”或“生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传下》）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同上）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
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系辞传下》）
“德”的精义是指生机。生机的展现则是四时代序的生命历程。所以《易·乾》把与天地合其德”同“与四时合其序”并列起来说。日月的照临，雨露的润滋，草木的畅茂，人物的长成，无不遵循着四时而周流变化，无不贯串着生机而更替终始。因而天地、人类与万物之间，是相互含吐而又各自保有特定的节律，是相互配合而又各自依准特定的生机的。不仅如此，“人者天地之所以治万物也”，“人者天地之所以用万物也”，⑥人是参通天地与万物的主动者。古人认识到这些道理后，视界就为之拓宽与加深了，转而豁然领悟到人应当在畅行自身的生机、完成自身的生命历程的同时也助成万物畅行其生机，圆成其生命历程。这就是人“参赞”天地化育的神妙之功：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
古代汉民族在体察天地阴阳的化育，认识天地、人、万物的生机与生命历程，并且参赞这种天地神功的时候，逐渐总结出人如何顺应、助成天地化育的轨范。这种轨范逐渐积淀于“文化”这个词中，就形成以先秦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古代文化意义体系。这个意义体系有各种贮存方式，东汉许慎《说文》是以汉语字词的综合排比和形音义的整体联系来贮存文化意义体系的。《说文·叙》指出：“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⑦《说文》是先秦词义的集大成，它从根本上包罗了中国古代文化各个门类的意义。《说文》贮存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体系，集中记录了先秦时期人们对天地万物“生生”的认知及人们参通天地万物的“生生”而形成的情感与观念。这种记录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
（一）天地的产生及其造化之功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说文》的记录表明，古人认为，天地的产生源于“太极”——也就是完整的、环一状的元气——造分为二，其一为向上的“轻清阳”之气，其二为向下的“重浊阴”之气：
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上·一部）（从小徐本）
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十三下·土部）
其一的“轻清阳”之气简称“阳”，上升为天；其二的“重浊阴”之气简称“阴”，下降为地。
天地虽然相互对峙，但彼此并不隔绝，它们通过各自的阴阳之气发生交午、感应，这样来孕育、化生万物：
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十四下·五部）
阴阳薄动生物者也。（十一下·雨部）
我们把《说文》的上述四个解释综合起来，可以看到，由太极之“一”而“造分天地”，是由合到分。两分的天地阴阳相互交午、薄动孕育，是由分到合。这就表述了天地的产生及其造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路径是“合——分——合”。
（二）万物四时的化育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说文》的记录接着表明，当天地的阴阳之气通过交午、感应来孕育万物，使万物萌动的时候，这时的生物个体都是处于一种环合包裹的状态的。《说文》指出：
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一下·屮部）
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十四下·甲部）
处于孕育与萌动时期的生物个体呈现为环合包裹的状态，具体地说，是有“孚甲”包裹。之所以具有这种环合的状态，是因为“刚柔始交而难生”，由刚柔始交而孕育的生命，从它成形之始就面临着艰难。以草木的萌芽为例，萌芽受着土层的压迫，它在孕甲之中，正好可以屯聚与滋长其精力，以便成熟到一定的阶段“破土而出”。
孕育时期的环合状态已经包含着萌动，萌动继续发展便要改变环合状态，就是穿破孕甲，使孕甲裂分。《易·解》说：“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史记·历书》也说：“甲者，言万物剖甲而出也。”这里的“甲坼”、“剖甲”，是说萌芽长出来了，它使环合发展到裂分。
古人认为，萌芽在春天的出土，也得力于雷霆的振发，是春雷万钧之力推动它穿彻孕甲、挺出地面的。萌芽出土很艰难，所以即使雷霆拼力使之“挺”直，但刚刚出土的草木仍不免呈卷曲之形。《说文》指出：
霆，雷余声铃铃，所以挺出万物。（十一下·雨部）
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十四下·乙部）
草木欣欣向荣，得夏时盛大的生机，即很快由挺直而丁壮成实。《说文》指出：
丁，夏时万物皆丁壮成实。（十四下·丁部）（从小徐本）
由丁壮成实即走向揪敛衰杀。“丁”下徐锴说：“揪敛之乃为成”，“衰杀乃见其成之也”。揪敛衰杀是趋于秋冬之时。《说文》指出：
酉，就也。……酉为秋门，万物已入。（十四下·酉部）
己，……象万物辟藏诎形也。（十四下·己部）
《说文》解释“酉”的意义为“秋门，万物已入”。古经引用李巡的说法是：“在酉言万物坠落”⑧，即万物已入的意义。万物坠落，就是避藏于地下，其时万物呈现弯曲包裹之形。这就是“己”所具有的“象万物辟藏诎形”的意义。《说文句读》在注释“己”的意义时指出：“万物生于土，复归于土，其盘辟收敛，作诘诎之形。”这种使万物收敛避藏的秋冬时节，古人称之为“闭”，如《左传·僖公五年》服虔注：“闭，立秋冬也，阴气用事为闭。”
《说文》以草木指代万物。草木孕育时，萌芽处于孚甲的包裹中，卷曲屯聚，是“合”。待到春雷振发，草木穿破孚甲与土层，则挺出滋长，是“分”。至秋冬时节，草木零落，则敛曲避藏，又是“合”。所以古人认为万物四时化育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三）人的“生生”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说文》的记录还表明，人的生命的发端应从“包孕”开始。包孕是指“怀妊”。《说文》指出：
包，妊也。象人怀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九上·包部）（从
段注本）
孕，怀子也。（十四下·子部）
“包孕”所具有的“怀子”“怀妊”义，古人又称为“重”、“含实”。《诗·大明》：“大任有身。”传：“身，重也。”笺：“重，谓怀孕。”《玉篇》：“孕，妊子也，含实也。”这就是说，古人认为包孕是母体包裹胎儿，母体与胎儿重叠合并。
不仅如此，古人认为在包孕的阶段，胎儿自身的形状也是包裹合并。《说文通训定声》引用《庄子·外物》释文，说明包孕之“包”就是“腹中胎”。腹中胎是什么样的形状呢？《说文职墨》指出：“儿在母腹中，其形诎屈”，“并为一团”⑨。就是说胎儿自身的形状是弯曲合并。
由此可知“包孕”的词义特点是“合”。
胎儿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从母体出生。《说文》指出：
，生子免身也。（十四下·子部）
“”的意义，《广韵》训释为“子母相解”，可见“生子免身”，就是胎儿与母体分离。所以“”的词义特点是“分”。
待到婴儿长成，则男女匹配为夫妇，这就是《说文》的“妃”：
妃，匹也。（十二下·女部）
“妃”的词义特点是两两相合。所以《尔雅·释诂》说：“妃，合也。”《商子·画策篇》说：“夫妇，妃匹之合。”《段注》也指出：“夫妇之片合，如帛之判合矣。”都是强调一个“合”字。
总之，包孕是合，生是分，妃匹又合，所以人的生生是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四）人对天地之道的参通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认识天、地、人的产生，它们的相互关系及三者结合的路径，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如《风俗通义》所说：“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纲也。”《说文》对于这些问题是有明确认识的，它指出：
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十下·大部）
三，天、地、人之道也。（一上·三部）
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人也。（一上·王部）
《说文》解释“大”的本义是“天大地大人亦大”，表面上看来，天大、地大、人大，到底“大”是什么，好象《说文》并没有作出解释。其实，《说文》对“大”的解释是十分精审的，它生动、确切、集中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大”这个词义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是认为有一种无形地贯串于天、地、人、万物之中的威力无比的“道”，这种“道”的特点是“广大悉备”。正如《易·系辞传上》所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这种“广大悉备”的天道、地道、人道相互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一是象《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二是象《说文》所说的：“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人也。”由于天道、地道、人道的特点是广大悉备，而人能够把天道、地道、人道参通，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大人”。正如《易·乾》所说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是说，“大人”善于领悟、贯通、配合和畅行天道、地道、人道所具有的广大悉备的生机（“德”是指生机），这样，“大人”相对于“天大、地大”而言，就成了“人亦大”，从而构成“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格局。这些都表明，《说文》解释的“大”，是指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广大的生机，这种生机被古人赋予“道”的名称。这种广大的生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孤立、抽象地存在的，它具体存在于天道、地道与人道中，人在参通天道、地道、人道时能助成这种生机的畅行。
那么，人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参通遵循着怎样的路径呢？《说文》指出：
“数始于一，终于十”，“推十合一”。（一上·士部）
认识这个“始于一，终于十”，“推十合一”的道理，需要联系着理解《说文》对“一”与“十”的解释：
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上·一部）（从小徐本）
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三上·十部）
上文已经分析，古人认为，天地之道的特点是广大悉备。具体地说，是指天地具有广大悉备的生机，这种生机灌注于万物中，充盈于天地的各个方面。因此古人所说的“广大悉备”，或者叫“完备”，是体现于万物，体现于天地的各个方面的。天地的各个方面包括东西南北四方和中央。这样，古人关于“完备”的概念，就数目言，是指“万”；就空间方位言，则指“四方中央”。《说文》所说的“一……化成万物”，“十……四方中央备矣”，正是古人对“完备”义的说明。
那么，在古人心目中，“万”和“四方中央”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比《说文》“一”和“十”的解释，可以发现：关键是有“二”，过渡方式是有“三”。
这里，“二”是指由“一”的太极之气造分而成的“天地”两方，是指“一为东西”、“｜为南北”这横与纵的两方。
“三”是指由天地阴阳二气的交午而造成的天、地、人“三才”，是指由横、纵两方的组合而造成的横、纵、中央这三方。
有了天、地、人“三才”的贯通，则有万物畅行生机；有了横、纵、中央这三方的统合，则大宇万类包举无余。
这种由“三”引出“万”、由“三”概括“万”的道理与方法体现到《说文》汉字构形中，便是用三个相同笔画的组合，或是用三个相同字形的重叠来表示数目的众多及其蕴涵的盛大之意，其数目可以成千上万。例如：
晶，精光也。从三日。（七上·晶部）
磊，众石也。从三石。（九下·石部）
森，木多貌。（六上·林部）
，群车声也。（十四上·车部）
众，众立也。从三人。（八上·众部）
劦，同力也。从三力。（十三下·劦部）
品，众庶也。从三口。（二下·品部）
亼，三合也。……读若集。（五下·亼部）
彡，毛饰画文也。（九上·彡部）
川，贯穿通流水也。（十一下·川部）
以上所引十个字，是用三个相同笔画或三个相同字形的叠加来表示成千上万的数目及其盛大之意。例如“晶”《说文》解释为“精光”，即众星之光，古人认为众星集中了万物之精，故《说文》“星”的释义是：“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七上·晶部）。众星集中了万物之精，可知三日叠加的“晶”指代的数目是万。正如段玉裁所说：“凡言物之盛者，皆三其文。”（“晶”下注）古人深知“三”与“万”的相互关系及其文化内涵，所以用“三”来概括“万”。
以上分析说明的“一”、“二”、“三”、“万”的相互关系以及古人寄寓于其中的深刻道理，在《老子》与刘向《说苑》中有精要的说明：
1.《说苑》：“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
2.《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着眼于这两段话中数字的相互关系，则可以把它们简化为：
1.一——二——三
2.一——二——三——万
《说苑》直接说明“三”指称“完备”义。《老子》说明“三”引出“万”，“三”概括“万”的文化内涵。这是《说苑》与《老子》在表述上的差异，而它们表述的内容是相通的。它们都共同指出由“一”到“完备”或由“一”到“万”的连接与转化中，“二”是关键，“三”是过渡的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二”指代阴阳二气的两分相合。古人认为阴阳二气的相分相合、相摩相荡是天地造分、人与万物造化的动因，是人与万物追随天地之道永无休止、终始更替地成就其生命历程的依据，于是就确立了、实行了阴阳两分相合的准则，作为处理人与天地、人与万物、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轨范。这就是《易·说卦传》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兼三才，是参通天道、地道、人道。两之，是在参通时，要把握住每一个道都是对立双方的分而相合：阴与阳分而相合、柔与刚分而相合、仁与义分而相合。
终始交替地进行的“兼三才而两之”的过程，就是《说文》概括的“数始于一，终于十”，“推十合一”的过程。古代汉民族在认识天道、地道、人道的形成与联系，在确立与实行阴阳两分相合的准则的过程中，一般来说，总是先观察整体，确立规模，接着由表及里地“叩其两端”、“相其阴阳”，然后由内向外融合、复合其完整的内涵与形象。这里，首先考察原有的整体，这是“始于一”。接着穷尽其各个复杂的阴阳相合的层面，这是“终于十”。然后把各个复杂的层面整合为完备的机体，这是“推十合一”。这种由一到十，由十到一的过程依次为考察其整合、剖分其整合、恢复其整合，整合——剖分——整合的每一步骤都伴随着对于对立与统一的阴阳双方的研讨与处理。可见，兼三才而两之，也就是人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参通，是遵循着“合——分——合”的路径。
根据以上的分析说明，可知《说文》记录了先秦时代的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生生”的认知以及人在参通天地、万物的“生生”时形成的情感与观念。这主要表现为：
（一）天地的产生及其造化之功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二）万物四时的化育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三）人的生生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四）人对天地之道的参通遵循合——分——合的路径。
这四个方面集中起来，即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意义特点与意义体系。其意义特点为：阴阳两分相合以化生万物。其意义体系表述的内容为：天地、万物、人的孕生、化育遵循合——分——合的路径，人对天地之道的参通实行合——分——合的轨范。合——分——合既是对于新新不停的天、地、万物、人“包孕——化生——包孕”过程的概括，也是对于人参通天地之道时“整合——剖分——整合”方式的概括。
由于天地、万物、人的“生生”是千种万类、千变万化的，古代汉民族对于这种“生生”的整合与剖分是在反复处理博与约的关系中进行的（即：由博返约、守约博施），所以“生生”的“合——分——合”过程和整合剖分的“合——分——合”方式又可称之为“一——万——一（《说文》称为“始于一，终于十”，“推十合一”，也就是“一——十——一”。这里的“十”指代“完备”之义。“完备”义在《说文》中还可用“化成万物”的“万”来指代。所以‘一——十——一”就是“一——万——一”）。前人对此已有总结与表述：
王夫之说：“一者，保合和同而秩然相节者也。……功效散著于多而协于一，则又终合于道而以始。是故始于一，中于万，终于一。始于一，故曰‘一本而万殊”，终于一而以始，故曰‘同归而殊途’。”⑩
梁启超说：“天地间之物，一而万，万而一者也。”(11)
“合——分——合”、“一——万——一”的生生过程之所以新新不停，是因为其中贯串着“天人合德”的生机。“合——分——合”、“一——万——一”的整合剖分方式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经久不衰，是因为其中洋溢着新锐的朴素辩证的精神。
所以，总结起来，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含义，是指古代汉民族认知天地阴阳化生万物的过程，进而形成“两分相合”的情感与观念，并实行“天人合德”的方式与轨范。
注释：
①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页6，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②见《说文义证》页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③《易·系辞传上》：“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④《易·说卦传》
⑤《易·辩》
⑥王夫之：《周易外传》页208，中华，1977
⑦《说文》页320，中华，1963
⑧转引自《说文诂林》页14283，中华，1988
⑨见《说文诂林》页14168，中华，1988
⑩《周易外传》页154，中华，1977
(11)《饮冰室专集》卷二《自由书·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