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阶层区隔与消费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阶层论文,逻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所有的文化类型中，大众文化无疑是与都市特性结合最紧密的一种文化形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大众文化本质上就是近现代都市化过程中的一种产物，大众文化天然地就是一种现代都市文化。都市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土壤，也是大众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都与现代都市密不可分，而维系大众文化的几个关键因素：大众传媒、商品经济、消费文化，也是都市生活和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是都市文化中一种占主导性质的文化形态。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产生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方式变革所带来的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结合过程，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步入消费社会阶段，大众文化相应地发展到成熟阶段或鼎盛时期。自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信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这样一种标准化、商业化、可复制性极强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影响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启迪“现代性”的功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也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大都市中，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大众文化在体制的默许及市场逻辑的笼罩中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在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下占有了文化市场中的最大份额。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
对大众文化下一个很确切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根源于大众文化的极端复杂性，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形态，表现出与当代社会全方位广泛的联系，包括经济、政治、媒介、都市、消费、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抛开中西语境中大众文化概念的分歧，即便是在大众文化已经非常发达的西方，大众文化依然有很多歧义。威廉斯就曾罗列过关于大众文化的多种定义，第一，是众人喜好的文化，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有意迎合大众的文化，大众自己创造的文化；第二，是高雅文化之外的剩余文化；第三，是商业文化；第四，是人民的文化；第五，是妥协的场所等等。在他之后，尽管又出现了更多的定义，但是没有一个定义是被人们所公认的。即便如此，我们仍旧有一个最方便的理解切入口，那就是大众文化是为哪些人服务的，代表了哪些人的精神需求，它真的是“大众”的文化吗？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当代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尤其是现代都市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它为当代都市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此，丹尼尔·贝尔有比较精辟的论述：“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①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当代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文化分化、文化特质重组的过程。
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大规模的蔓延，总是有着社会根源的深层原因，而不可能通过外部强加就能达到的，消费社会就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当代大众文化的迅速传播，体现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转变。在西方，以大规模的商品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美国家的技术创新、现代管理体系的形成以及资本运营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后工业化社会建立起来。杰姆逊曾经描述了消费社会在西方出现的历史状况。他认为，一种新类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期，它被冠以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种种名称。而我认为，消费社会更能反映欧美国家整体的社会状况，所以成为一个最常被提起的一个概念。消费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以通常的眼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社会形态的划分和归类是以生产方式为标志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统一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其他矛盾的走向。消费社会则颠倒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将消费和消费行为置于主导地位之上，这里的消费不仅指个人的一种随意的行为，更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与物，而且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整个的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或者，引用波德里亚的说法：“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社会驯化的社会——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② 而与这种社会模式相呼应的则是以大众文化为主的各种类型的消费型文化，随着消费社会在西方的日益发达，大众文化也开始日益壮大起来。作为文化商品的大众文化之所以大规模的兴起，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大众文化被消费社会改造为满足文化需要的精神消费，大众的需求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以生产为主的社会结构中，因为物质的短缺，消费是不被提倡的，人们贯彻的理念是尽量多生产少消费，以此规避短缺，追求富裕，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更是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能享有的特权。这个时期的文化形态更多地强调的是原创和启蒙的力量，文化产品不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传播，人们只能聆听精英文化的教诲，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被压抑和遮蔽。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闲暇时间的增加和物质消费品的不断丰富、满足，文化消费特别是大众文化消费被逐渐提升为主要的消费形式。消费社会需要的是文化商品而不是孤芳自赏的精英文化。于是，人们的认识视野开始注视日常生活方面，对原来精英文化的基调产生厌恶情绪，大众文化在休闲和消费领域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大众文化可以说就是一种以消费为特征的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消费文化特征，体现了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结构要求。
另外一个方面，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也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具体的就是社会阶级的淡化和社会阶层的凸显。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一个深层的决定原因当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其他国家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众文化体现的也正是一种在全球时代所形成的共同的情绪、共同的趣味、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同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想象。大众文化成为可以“共享”的审美追求与文化趣味，不再存在地域界限、社会差别、政治冲突和阶级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可谓实至名归。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幅文化共享的幻象。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并不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具有现代特征的大众的出现密不可分。大众的产生是与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分不开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应运而生的。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阿兰·斯威伍德在谈到大众社会时说：“探寻大众社会这个概念的起源，必须上溯19世纪后半叶，西欧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当时，工业化带动了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诸般条件，有利于现代阶级社会的形成，其社会基础已经不再是‘人们’（people），而是‘大众’。”③ 因此，现代意义的大众概念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工业社会以前，大众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化的结果就是城市的急剧膨胀，城市作为大众产生的“温床”，直接促使了大众的产生。大众是一个庞杂的群体。这里的庞杂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从数量上看，人数众多，几乎包括了城市中的所有社会阶层和各类人口。另一方面，从质上看，非中心化。对于大众这一个整体来说，没有所谓的绝对的标准与中心，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中心。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布鲁姆所说的，“大众是以各种各样的专业方式相互依赖，但缺少中心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尽管现代社会使人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原子，失去了个性特征，但是并不代表着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大众有统一的标准与中心。可见，大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诞生的，也是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标志。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概念与西方社会也有区别，它不是革命话语中或革命史叙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主流排斥或边缘化的草根阶层和底层民众。它的确切所指应该是，在市场经济的世俗化生活中“涌现”出来的特定消费群体。从作为文化消费群体这个角度，中西方的大众概念也有其共通性。
大众文化虽然是可以共享的文化形式，但“大众文化不等同于民主文化，原因很简单：前者所赖以运作的各种机构与制度，事实上背离了民主参与的原则，大众无法由此而参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等层次的活动。”④ 大众文化提供的只是文化共享的幻象，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其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但随着大众文化在全球大范围的传播，有很强烈的政治含义的阶级概念逐渐被侧重经济文化背景区分的阶层概念所代替，大众文化逐渐成为阶层区分的一个符码，赋予了特定阶层地位合法化。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通常认为，社会阶级是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划分出来的一些大集团，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阶级对立十分紧张的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区分意义。但随着全球政治对立形势的缓和，经济作用的日益突出以及文化交流的频繁，划分标准绝对化、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概念逐渐被淡化，而依据人们对广义的社会资源多元拥有的阶层概念应用日益广泛，文化的、经济的标准更多时候成了划分阶层的主要标准（当代语境中，阶级与阶层的概念很多时候是通用的，表达的都是阶层的意义），大众文化同样也是有鲜明阶层化倾向的文化形态。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大众文化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结构的某种内在的倾向，它是由消费时代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塑造的。前文中已经论述了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关系，消费社会的特点是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时代，同时也是中等收入阶层占主导的时代，而作为消费社会文化表述的大众文化代言的必然是中产阶层的文化需求。大众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文化，它的最大目的同其他物质消费品一样，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消费者，赚取更多的利润。基于此，大众文化必然把目光对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同时也是有文化消费能力的阶层，消费社会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正是他们需要主要服务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广告、媒体、明星、各种文化产品来提供阶层化的角色认同，塑造新的文化认同，建立起新的文化身份，包括个性人格、社会声望等新的评价标准及分层标志。与此相应，对大众文化的接受和消费方式也代表了个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个人在社会结构的地位很多时候是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区分的。大众文化在对中产阶层文化趣味的代言和塑造中也开始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的主体，逐步完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塑。
中产趣味与阶层区隔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人群占了社会的绝大多说，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大众”。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白领职员就超过了蓝领职员，逐渐出现了整个社会的白领化、中产阶级化倾向，占了美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从历史上来看，中产阶层有一个产生、变化和壮大的过程。19世纪的中产阶级，米尔斯称之为旧式中产阶级。马克思较早地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他认为，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不多的管理者。他指出：“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⑤ 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虽然这些中产阶级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发展密切关联，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利益和社会诉求，形成那个时代文化场域中相互冲突力量的一极。到19世纪末，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当时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按照潘涅库克的分析，这个新中产阶级拥有中等收入，但他们不是原来的小资产阶级，而是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组成。潘涅库克早就看到，大工业的发展要求有庞大的发挥中介作用的专业人员，他比喻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大军中，大资本家是将军，中产阶级是各级军官，而工人是普通士兵。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老中产阶级衰落所带来的缺陷，结束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状况。目前所流行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也是以新中产阶级概念发展而来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加速，欧美各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之一就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
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必然伴随着相应的阶层文化的产生。阶层文化强调的是特定社会对于阶层的文化解释，很多时候它是区隔于其他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趣味。“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这个概念是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分析了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形成的条件，同时也探讨了现代文化自我毁灭式的解体，他所指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是将其和新教伦理的价值观作对比的。他认为，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新教伦理被弱化，古典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正在结束，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形成了普及之势。而这种享乐主义的现代文化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制造出来，起初的功能是为了解放被压抑的个体和个人欲望，后来则成了大众消费经济的文化伦理，更多的是为了维持商品在市场上的流动。在这个过程中，贝尔认为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被销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糙，直接导致了媚俗化的倾向，但因此却赢得了广大的消费者。贝尔认为这正是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结果，他认为，中产阶级精英文化方面的教养正在丧失，狂欢式的激情、野性，吸引着中产阶级。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紧张、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追求享乐的需要、追求肤浅和庸俗的需要，以调剂他们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生活。他们不再拒绝浑水式的大众快感，而是积极地追求这种快感。于是那些娱乐性的、时尚的、消费性的、松弛神经的大众文化产品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文化消费品，在长期的浸淫中，也就塑造了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趣味，因此，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成为中产阶层的文化代言者。
大众文化彰显的时尚性品位契合了中产阶层“自我想象”的欲望表达，这种由大众传媒和文化消费所形构的“美好生活”模式，以“物化”的消费方式被其他阶层趋之若鹜地效仿，合乎历史机缘地走到大众生活的前台。时尚是大众文化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范畴，它在法国重要思想家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波德里亚认为，时尚不是事物的一种具体形态，而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普遍方式，它已成为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逻辑。在波德里亚看来，时尚显然是一种社会意识。法国文学家罗兰·巴特在其著名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则认为：时尚是一个多元的符号体系。建筑、街景、服饰、饮食、汽车、体育运动、流行歌曲、影视等等，无数的载体符号将时尚印在语言系统上，显现为一个流动的整体意识，又是一个差异的、漂浮的空间结构，多元的文化群落。无论是作为有形的具体物质，还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社会意识，它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都市文化。当代都市时尚主要是由社会中产阶级来引领的，表现了他们渴望突破现时生活品格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限制，对更新潮、更个性、更能标示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希冀和向往，从而使得自己在想象中突出自己的个体存在。“新中产阶级不是试图像他们的前人那样沿着价值的等级制度或刻度攀援而上；相反，他们的倾向和爱好却倾向于否定旧等级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在抛弃他们之上阶层的品位和生活方式时，新中产阶级意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对正统的或是高雅地位有要求的等级。这样他们就成了对传统文化的挑战者，而非试图由社会阶梯而上的攀登者。”⑥ 布迪厄把文化趣味视为一种特定的符号资本形式，可以在实现利益的争斗中使用，让某些个体支配其他个体，从而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对布迪厄来说，凝聚并体现在文化商品消费中的品位无疑是一种阶级标志。在《区隔》一书中，他试图勾勒出不同品位的社会场域，包括合法的高雅文化实践，如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书以及生活方式与消费偏好；包括食物、饮酒、衣物、汽车、小说、杂志、假日、嗜好、运动、休闲等。当生活方式空间被置于其上时，品位的对立及相关的决定性关系就变得清楚了。那些具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工业企业家、商业雇主）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作为自己的特殊品位；那些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高等教育的教师、美术创作者、中学教师）却以左岸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日、现代节奏、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赫作为自己的品位；那些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都很少的人（半熟练、熟练、不熟练工人）则以足球、土豆、普通红酒、体育比赛、公共舞会为自己的品位。因此，中产阶级也正是在对都市时尚的追逐与营造中凸现其独特的文化趣味的，他们按照时尚的要求，不断地变换着各种新的文化品位，从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区隔，建构起自己的话语空间。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形成扩张之势，开始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文化趣味。在传媒、广告的大力塑造中，吸引了其他社会阶层的人群，虽然加速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却也因为其典型的消费性质，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催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具体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则是20世纪末开始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社会的背景，所以中国中产阶层也不存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更加褪去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的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虽然，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对于中产阶层的指认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一种文本想象的结果。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相对稳定的阶层文化，而是通过具体的物质文化商品消费的不同来取得模糊的阶层认同。在大众媒介的宣传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由一个分层概念演变为一个社会学和通俗文化意义上的标签。换句话说，中产趣味就是一种消费生活方式的表征。媒介话语中的中产形象更多情况下侧重于对消费主义的强调，而且出现这种阶层身份更多的是依凭符号消费而不是对社会资源的真正占有，中产阶级作为消费时代的文化英雄，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消费，他们的身份是在消费中得以确认的。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大众文化所刻意渲染的一个消费符号，远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虽然目前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已经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出现了阶层生活区隔的效应，但这是媒介话语所操纵的一种文化取向，而不是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真实写照。
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
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是大众文化得以蔓延开来的社会语境，因此，大众文化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按照消费文化的逻辑制作出满足不同需求的大众文化产品。
当代意义的消费文化概念，更多强调的是经过符号系统所传达的意义。而不是满足实际需要的物质，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当代消费文化改变了以往人对物质产品的使用观念，“实用”的观念逐渐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对各种意义符号的消费，而意义符号的建立则是一个不断变化、无限开阔的领域，所以对符号意义的追求，也就是对欲望本身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消费过程，这种消费过程所驱动的行为方式则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⑦ 波德里亚的定义已经很明显地把消费的侧重点放在了符号的意义上，这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阶段后，消费文化的内涵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消费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狂潮，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地向全世界各个角落扩散和渗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的“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并在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从而无止境地追求高档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又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消费文化在这里甚至并不需要人们真正地去“购买”，而是对符号和由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的“消费”，“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大众文化作为消费社会的文化代言者，就必然要生产不同的文化消费符号，使其中的个体不断得到新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大众文化是如何服膺于消费文化逻辑而成为消费意义的编码系统呢？首先就是大众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符号化，也就是消费社会当中比较普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大众文化的出现改写了原来的文化观念，文化不再是一个以艺术为核心的独立自足的领域，它贯穿了广泛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其意义不在于形式和内容上的完美，而只有在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联中才能得到阐明，大众文化通过审美化的改造取消了日常生活和文化审美之间的距离。大众文化的生成流行意味着文化内涵的扩大和泛化，在随处可及的视野中它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文化。文化被剥离了原初的特殊性、神圣性光环，成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大众可以随意取用的物化消费品。大众文化通过消解现代美学核心的距离，拆除了日常生活和艺术之间的藩篱，它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像化、符号化以及福柯等人探求的审美生存的实践。正像杰姆逊所描述：“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⑧ 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弭，实际上是消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商品化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遍逻辑渗透在各个领域之中，文化当然也不能例外。当文化产品被商品化和市场化后，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规则的制约。当文化产品变成和一般商品无甚区别的东西时，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经济场之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背后是庞大的资本控制。大众文化运作的方式主要是迎合大众消费者的消费心理，通过对世界“图式化”的中介，预先对外部世界作了处理，提供给满足消费者最大快感的文化产品，把复杂差异的感性导向统一化和标准化，使文化产品可以最大规模地复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还体现在对人类欲望的制造和引导。所谓欲望，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看法，就是指超过了绝对的需要，满足个人优越感，表明个人地位的永无止境的东西。在欲望那里，社会也不再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人的自然结合，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的场所。消费主义的发生与人们满足生存的基本要求没有直接关联性，它展示为享乐型的生活方式，人的心理欲求，才是消费主义发生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诉求。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消费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满足需要的东西，实际上，它更多地被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性的东西所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对时尚品的追求、挥霍和浪费成为显示人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消费不是被动的接纳，而是一个积极的动力过程；消费的对象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产品，而是一种符号化的关系；消费活动不是生物活动，而是一种文化，它不仅满足了消费的欲望，而且还建构了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欲望。经由大众文化生产出的表征自我意识的个性、身份符号，消费主义通过符号的象征意义，生产并控制了当代社会的“需要”和“满足”。于是，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就构筑了新的意识形态。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不存在自我认同的任何意义基础和价值前提，情感被瓦解了，只有欲望是真实的，但真实的欲望在不断的挫折和满足的交替流动中，也变成了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碎片。大众文化调动人类欲望的重要手段是广告，广告总是在推波助澜中激化社会需求，推动消费社会的再生产。广告在当今的社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无处不在的广告，我们可以感受到符号对于当代社会的深层控制。广告在向人们推销商品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激发和引导人们进行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广告塑造的符号和意象。在一个充满广告的世界里，广告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南，在美国流传这样一句话：“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有氧气、氮气和广告组成。”为了制造永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广告运用了多种形式的审美手段，为人们提供了现实生活的意义，它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它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⑨ 广告利用文化的梦想把大众消费者最隐秘的欲望调动起来，并予以更新和升华，从而刺激了消费欲望的产生，促成购买行为的实现。另外，大众文化也通过其他各种形式演绎着消费的神话，如电视剧、电影、娱乐报刊、时尚杂志、流行歌曲等，无不致力于通过符号和意象的制作来宣扬消费和引导消费，在都市消费性生活的叙述中，制造刺激人们欲望的各种消费形象。在大众文化时代，消费表达并塑造着大众的自我想象，从而构成自我认同的主要内容。
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悖论
大众文化自20世纪末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阔的市场与流行，几乎成为带有全球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文化产业繁荣背后的经济增长，而且也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状态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大众文化以其迅猛的发展势头体现了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现代技术所提供的日益完善的大众传媒，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拓宽了人的知识视野，丰富了人的文化生活，使大众文化的市场日益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形成了全球规模的文化市场”。⑩
大众文化在20世纪的勃兴，不仅同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20世纪感性生命的价值被重新解释的文化层面上的反映。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理性世纪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一个感性的世纪，它已经成为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一部分。尼采的生命意志、柏格森的直觉和冲动、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福柯的性等等哲学思想都从人的各个感性维度阐释了感性对于生命本体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对于感性生命价值的重新阐述，事实上都构成了对之前启蒙运动理性的超越和挑战，缓解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焦虑，把人的感性生命的解放和世俗欲望的满足纳入现代性的视阈之中，丰富了20世纪以来对现代性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上，以感性欲望满足为诉求的大众文化才得以成为20世纪以来当代世界的文化主潮。
现代性无疑是和科学、理性相联系的，是和市场时代竞争秩序相关联的。它带来了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分化、生存焦虑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这样的话形容20世纪：20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当代大众文化则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趋时的、媚俗的，但是它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追逐感官享受和肉身性即时体验的欲望修辞取代了基于理性之上的现代性体验。在凸显身体、欲望及其符号象征功能的商业化运作中，对大众来说，生活目标就是对新体验、新价值和新时尚无止境的追逐，就是对各种“肉身化”符号的体验，并在流连不断的碎片化视像紧张中，获取审美幻觉的满足。身体感性的解放成了大众拒绝深度和规范及等级符号的美妙借口和抵抗方式，唯此，肉身性体验获得了合法有效的广泛认同。
文化具有关怀人们感性世俗需要的层面，但文化又不仅仅是满足人们文化消费的文化产品，这就是文化的悖论性特征。文化的悖论性特征是指在文化自身存在着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文化的悖论属性根源于人的悖论性的存在方式，因为广义上的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的悖论性特征也直接导致了大众文化现代性悖论的存在。感性是大自然赋予人的天赋、能力，是人的能动性的动力源泉。人的生存需要感性对象，只有在感性对象上，人“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大众文化对于感性生命形式的强调，缓解了启蒙现代理性所造成的焦虑，也是对理性生命的补充和丰富，满足了被精英文化所忽略的现实感性需要，并且把人们从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使现代人一反那种过分沉重的政治中心和伦理本位的生存状态，并由自在自发的或异化受动的生存方式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方式提升。”(11) 但是，感性欲望的泛滥又使大众文化陷入另外一个极端。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由于大众文化的欲望化逻辑，造成了大量过度享乐的和精神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产品，导致了文化的低俗化倾向和非理性享受，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娱乐消费特质的盲目扩张和文化理性精神的丧失，从而消解了文化所特有的批判意义，失去了社会批判的作用。从本质上看，对大众文化的享乐成为一种对生活的逃避：“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的思想进行反抗”。(12) 大众文化作为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商业化方式，同时又是一种个人的方式，它一开始就是以非理性为起点的。几乎所有的大众文化形式所表达的人性丰富都和人的欲求世界相联系，以此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满足，并使人们的感性生活处在持续的欲求和不满足状态，离开了理性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又必将导致感性生命的空洞化。
大众文化通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了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边界，所有的文化都可能成为大众文化，从而使得传统的文化分类方式与界域失效。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文化水平的高低已不成为参与和享受大众文化的障碍，大众接近文化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表明了大众文化有助于民众参与文化活动，促进了文化的民主化。消解了传统中限制人们接近文化，参与文化的界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使文化成为普通大众可以在市场中消费的对象，保障了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权利，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开辟文化普及新路径，还推进了文化民主化进程，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对市民社会的形成、现代化全面深入的推进都有无可置疑的作用。但是，把大众文化的民主化置放于当代消费社会的世界语境之中，在各种权力和大众传媒及商家的“合谋”下，则又有可能带来不同形式的霸权。在全球化语境中，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发达的大众文化机制，它必然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造成冲击。“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是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13) 西方国家大众文化所形成的文化霸权，必然导致了民族文化工业的萎缩、民族文化的个性丧失、文化价值规范作用消失，民族文化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民族文化被外来的娱乐大众文化放逐了，被边缘化到了人们生活实践和意识中的次要部分。另外一个方面，大众文化中产趣味的形成，也必然会遮蔽和忽略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及文化权利，显示出对“底层”和“弱者”的冷漠，以及对“丛林社会”游戏规则的张扬，而它流露出逐利逻辑和强者为王的直率态度也冲击着我们的正义原则和公正伦理，在文化民主化的表象背后依然有形成文化专断的可能。
大众文化作为随着都市化进程加快而日渐发展起来的文化形式，必将在21世纪的都市化语境中有多层面的长足发展。对于大众文化所呈现的多维价值，我们的肯定和批判既要着眼于它运行的显在层面，又要洞察它背后的力量，努力提升它的人文含量和审美意味，把它整合到整个文化秩序的重构中，使之朝着良性健康健全方向发展，成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补充而非对立，甚至达成一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生共存、共同提高的局面，以此丰富文化市场的发展和满足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注释：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2页。
②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③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④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第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
⑥ 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⑦ 马克·波斯特编：《让·鲍德里亚文选》，第25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
⑧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⑨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⑩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1) 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2)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13) 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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