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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9)12-0061-07
现代技术哲学虽然已经诞生一百多年，但一直没有进入主流哲学的视野。更为严重的，这期间的技术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基本上是对技术的批判研究，尤其是对技术应用可能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的研究。但是，这类人文传统的哲学研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应用的实况，有些格格不入。在技术哲学家的眼里技术对社会的贡献似乎不存在，有的基本上是技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传统的社会批判性研究使得技术哲学越来越不客观地反应现代社会中技术的地位，与社会其他团体亦渐行渐远。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哲学团体，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SPT)，与其他社会团体越来越疏远，其本身的学术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1]。
然而，后库恩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研究显示，科学的概念已经发生演变。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可以认为科学、技术与工程事实上是同一回事在不同方面的表现[2]。因此，技术哲学在1998年之后出现了与科学论研究进路非常接近的新研究进路，就不足为奇了。
新的研究进路使得技术哲学的严峻形势在1998年开始转变①。1998年春，克洛斯(Peter Kroes)提出“技术人工物的双重属性理论”[3]。他以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从逻辑上分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开创了荷兰学派“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4]。同年4月6—8日，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D)召开了一个国际专题研讨会：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讨会。该校克洛斯教授和埃因霍恩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e)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教授共同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这标志着国际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趋势：从批判性研究转向基于充分的、可靠的经验描述的哲学分析[5]。
分析的技术哲学和经验转向几乎同时出现，且两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那么，两者结合最终会形成怎样的技术哲学？这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又有怎么样的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察近十年来荷兰学派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才能澄清分析的技术哲学和经验转向之间的关系，说明两者结合对当代技术哲学的影响。
1 传统分析哲学的进路(1998-2006)
自克洛斯(1998年)提出技术人工物双重属性理论后，荷兰学派技术哲学开始技术认识论研究。研究主题是技术人工物的双重属性理论，核心问题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结构—功能关系问题”。克洛斯提出了研究结构—功能关系问题的两个思路[3，6]。一个是基于理论性推理(theoretical reasoning)，如从逻辑上分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基于实践性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如实用进路(pragmatic approach)。
分析哲学是荷兰学派的根源。在1998至2006年之间，荷兰学派基本上是按照传统分析哲学的方式，即以逻辑为分析工具开展研究。
我们知道，分析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语言分析，如罗素等分析人工语言，维特根斯坦等分析自然语言。那么，分析的技术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应该也是语言分析，如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人工物等技术与工程设计中使用的概念。
这一点在经验转向纲领中得到辩护。经验转向强调，任何关于技术的哲学分析，都应该基于充分的、可靠的关于技术的经验描述[5]。也即是说，技术哲学研究应该从技术内部或工程设计过程中开始。因此，克洛斯和梅耶斯指出，经验转向后技术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澄清技术内部的重要概念，如“技术功能”和“工程设计”等[5]。
分析哲学的“分析”就是“分解”，即把一个总体或整体分解为相互独立的部分[7]38。克洛斯提出的第一个分析的技术哲学命题就是如此：
一个技术对象，如电视机或螺丝刀，拥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这是一个受自然定律支配物理的对象，有着特定的物理结构(物理属性)；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技术对象的本质特征是其功能[3]18。
克洛斯分析的是具体的“技术人工物”概念，而不是抽象的“技术”概念。这一步完成了从技术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的切换。根据工程设计过程中实际的惯例，克洛斯又将“技术人工物”分解成两个概念：“结构”和“功能”。
然而，技术人工物的双重属性引发了很多的争论[8]。在这些争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属性与功能属性如何统一到一个特定的技术人工物身上？也就是说，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功能关系是怎样的？
克洛斯基于逻辑推理考察纽卡门蒸汽机(new-coman steam engine)的结构-功能的关系解释②。然而，从逻辑角度来看，结构描述无法推导出功能描述，反之亦然，见图1。
技术人工一定特征规格说明技术人工
→ ←→←
物的结构
的物理现象
所列的性质 物的功能
图1 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逻辑鸿沟
从逻辑视角考察问题，是传统认识论以理论理性考察问题的方式之一。那么，从传统认识论角度来看，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现实中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涉及到实践的理由，如当螺丝刀远离身边的情况下，工人自然地选择兜里的硬币拧螺丝。由于涉及到实践的理由及实践性推理，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知识不是传统认识论的范围[9]106
拧螺丝这种功能，与螺丝刀和硬币的结构性质有关，但决定用螺丝刀还是硬币实现拧螺丝的功能，由工人的意向决定，而不是结构性质。因此，从传统认识论角度来看，结构性质的知识不能提供全部的功能性质的知识[9]。
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广义上，是高阶对象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霍克斯和梅耶斯强调非充分决定性(UnderdeDermination，UD)及其实现限制(Realizability Constrains，RC)是检验任何关于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理论的标准[10]120。UD指的是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多重实现的特性，如上行UD是一种结构实现多种功能，下行UD是一种功能可以被多种结构实现；RC与之相反，指的是UD特性不是无限制的，如上行RC指的是一种结构不能实现所有的功能，下行RC指的是一种功能不是所有的结构都能实现。
霍克斯和梅耶斯利用UD和RC分别检验了两种著名的关于高阶对象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理论：(1)金在权(Jaegwon Kim)的随附性理论(account of supervenience)和(2)琳·瑞德·贝克(lynne rudder baker)的构成性理论(constitution view)。然而，分析表明，目前没有足够的概念资源可以描述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并能解释UD和RC这一对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因而这在形而上学方面引发了一个难问题[10]。
我们已经看到，以传统分析哲学的方式进行技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确能够吸引众多哲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参与，开创了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但是，由于荷兰学派过于强烈的分析哲学传统，使得经验转向纲领停留在口号阶段，尚没有在具体研究中加以贯彻。也就是说，传统分析哲学的进程只是使用分析哲学的方式解读技术与工程中的一些概念，却没有真正利用相关的经验描述支撑哲学分析。传统分析哲学的进路最终无法解答核心问题，说明纯分析哲学的进路不能胜任新的技术哲学研究。由于分析哲学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这也从侧面论证了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事实：长期以来，哲学主流并不关注技术与工程设计等。
2 还原的工程进路(2006-2007)
由于以分析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无法解决核心问题，荷兰学派开始真正地贯彻经验转向纲领，试图基于工程师的思维方式理解结构—功能关系问题。但分析的方法仍然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
分析哲学非常强调逻辑的作用，尤其是现代数理逻辑。逻辑代表着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传统，也正是现代哲学主流所坚持的。反观技术和工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被认为是奴隶和工匠从事的“卑微活动”，是“实践的事业”而不是“理性的事业”。因此，针对技术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逻辑鸿沟问题，克洛斯认为实用进路[3]34，或者实践进路(practical approach)[6]是最有希望解答结构-功能关系问题的一条进路。
克洛斯指出，技术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逻辑鸿沟，是因为之前所使用的分析方式，如解释推理、类比推理和演绎推理，是基于理论理性的推理方式，即理论性推理；而不是基于实践理性的推理方式，即实践性推理[6]147。必须强调的是，在工程设计中，基于工程师的实践理性的推理方式比基于理论理性的推理方式更加普遍和重要。
克洛斯建议我们考虑这样的一种推理方式：
一个人想要使得棚屋能够居住；
除非棚屋是暖和的，否则它是不能居住的；
因此，棚屋必须是暖和的[11]159-179。
赖特(Wright)认为这是个实践性推理的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手段—目的(mean-to-end)的方式。第一个前提说明了目的，第二个前提说明了温度与可居住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结论显示的是实施加热这一动作的实践必要性，即加热棚屋这一手段可以导致棚屋能够居住的结果。赖特因此认为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是可以得出的，尽管前提是描述性的，而结论是规范性(prescriptive)的。
克洛斯认为，实践性推理能够应用于技术人工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手段—目的(means-ends)的推理方式与因果关系关联在一起[3，6]。假设X与Y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因果关系：
(A)X是Y的原因。
A的意思是，当其他条件不变时，X出现，则Y出现。假设Y出现的唯一有效途径是X的出现，那么，A可以转换成这样的因果关系：
(B)如果要Y出现，那么必须出现X。
B是一种行为规则(rule of action)或实用准则(pragmatic maxim)。按照B的意思，X的出现是Y出现的必要途径。这样，手段—目的的推理方式就与因果推理方式关联在一起。换句话说，功能本来是一种手段—目的性的关系，现在可以是因果性的关系，即结构性的关系。因此，实用进路，或者说是，实践进路是分析技术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最有希望的研究进路[3，6]。
莱德(Jeroen de Ridder)在克洛斯基础上进一步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发展出工程进路(engineering approach)，即基于工程方法论探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③。
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功能关系问题，克洛斯和梅耶斯认为，这是物理对象与意向对象如何建立关系的问题。这里有两层意思[12]。一方面，如果把功能看作是在物理对象中被实现的，那么，关于物理属性与意向属性的关系问题就缩减成这样的问题：功能如何与人类个体的精神状态关联起来？另一方面，如果把功能看作是精神状态的某种模式，且只存在于工程师和用户的头脑中，问题就缩减为某特定的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莱德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将结构与功能的广义问题细分为高阶对象转变为低阶对象的问题[13]37：(1)从行为或处置(disposition)的描述转变到结构或范畴属性(categorical property)④的描述；(2)从技术人工物某种意向行为的较为抽象的描述，转变为技术人工物能够执行的行为及最终结构的具体描述；(3)从关于意向行为的意向性描述转变为关于结构的非意向性描述。因此，莱德提出了一个组合理论，即人工物解释理论与修改的ICE理论(Modified ICE-theory)，来共同解释上述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三个转变。其中ICE理论主要解释意向性描述到非意向性描述的转变，这与克洛斯和梅耶斯的第一层意思对应；人工物解释理论主要解释行为到结构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与克洛斯和梅耶斯的第二层意思对应，即在工程设计中结构与功能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莱德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将用户的主体意向与非意向的工程设计过程分离，即将用户关于使用技术人工物以便于达到某种目标的意向与工程意义上的非意向的功能分离。这里的功能可以理解为根据用户的要求，工程师制定的设计指标。因此，人工物解释理论就是解释工程意义上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莱德的解决方案中，分析哲学的方法仍然是基本方法。他同时选择了现实工程中最常见的功能分解方法作为辅助分析工具[13]83。我们已知，分析哲学的“分析”过程是将整体分解成相互独立的部分，这与功能分解本质上是一样的。
通过功能分解，技术人工物的整体功能转换为低一阶的子功能集合。如果该阶子功能不足以成为最基本的子功能或原子功能(atomic function)，即该阶子功能不能够直接转换成相应的子结构时，该阶子功能将继续分解为更低一阶的子功能集合。当出现原子功能时，功能分解过程停止。所有的原子功能直接转换成原子结构(atomic structure)。然后，这些原子结构再综合成技术人工物的部件结构(即子结构)，直至整体结构。莱德分析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图2 莱德的功能分解方案的示意图
如果将技术人工物的整体功能与整体结构看作是两座笔直高耸入云的山峰，它们能够相互看到对方却无法从一座直接到另一座，那么功能分解方法就是从功能山峰的顶端往下造出一级级台阶(各级低阶子功能)，下探入谷底(原子功能)。然后，只要在谷底从功能山峰的底座上跨到结构山峰的底座上，就能够实现在功能与结构之间建立肯定性关系的目标。因此，莱德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谷底的最小距离能否跨越的问题，即原子功能是否可以直接转换成原子结构的问题。
功能分解过程中可以完全不考虑结构的状况[13]87。整个功能分解过程中，任何一层的(子)功能都不必考虑与其对应的(子)结构，因为(子)结构相对于同层的(子)功能可以永远是个黑箱[3]。也就是说，原子结构相对于原子功能而言是个黑箱。那么原子功能为什么能够转换呢？又如何转换成原子结构呢？
莱德提出了三种转换途径⑤。第一种转换途径是根据原子功能在时间和空间序列上的排列情况，得到技术人工物实施功能的所有动作细节。工业流水线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序列特征的模式，有经验的工程师就如同搭积木一样用不同的组件搭建出流水线的原型。第二种转换途径是根据原子功能的输入输出描述。有经验的工程师一看输入输出关系就能在其工作领域中给出相应结构的原件或模块。第三种转换途径是根据整个功能分解后所得到的各阶之间与同阶之间的子功能的特定组合与层次排列情况。有经验的系统工程师能根据功能分析后的方案直接进行系统搭建。
必须强调的是，在以上三种可能的转换途径之所以能够实现，都是因为要求工程师具有相关的背景知识，这样才能够实现原子功能到原子结构的转换[13]102-108。因此，只要具备相关的背景知识，虽然原子功能与原子结构依旧存在着逻辑鸿沟，但根据实践性推理，工程师仍然直接判定两者能够相互转换。这样就跨过原子功能与原子结构之间的最短距离，从而能够解释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肯定性关系。在技术人工物的使用情境中，用户可以学习使用手册上的知识，或者向其他用户学习从而获得相关背景知识，以便于解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在技术人工物的常规设计情景中，由于设计方法已经存在，如何处理各种设计障碍都有先例或理论可循，工程师能够快捷有效地建立起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创新程度很高的设计情景中，即创造性设计(creative design)情境中，工程师具备的背景知识很少，甚至没有。由于缺乏背景知识，工程师就无法判断哪个层次上的子功能可以成为原子功能，也就是说，功能分解的过程无法停止，陷入无穷倒退的困境。没有原子功能，就无法得到原子结构，从而无法得到技术人工物的整体结构。因此，工程师无法建立新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莱德功能分解方案的成功之处是真正地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如坚持实践性推理，使用工程中常用的功能分解方法支撑哲学分析。然而，在创造性设计情境中，由于背景知识的缺乏，工程师将不得不面对无穷倒退的困境，即无法停止功能分解过程而不断往下一阶分解现阶子功能。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是功能分解方法在创造性设计情境中导致了无穷倒退问题。
3 非还原的工程进路(2007-2009)
还原的工程进路并不完整，只解决了部分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它与传统分析哲学的进路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只能得到否定性关系，前者却能得到肯定性关系，尽管不是完整的。因此，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基于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完整解答结构—功能关系问题是有希望的，但如何改进才能完整解答结构—功能关系问题呢？
还原的工程进路表明，问题的根源在功能分解方法身上。功能分解方法是一种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这与分析哲学的“分析”是一样的。因此，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寻求改进：一个是从分析哲学方面，另一个是从工程方法论方面。
我们知道，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分析”。“分析”是“分解”，有两种理解：(1)部分论的(meristic)分析，即整体的特征必须以其分解出来的组成部分的特征为解释基础；(2)整体论的(holistic)分析，即组成部分的特征的解释必须以整体的特征为基础[7]38。基于已有文献的解读，以及笔者与克洛斯团队共同工作的经历⑥可以判定，荷兰学派遵循的是部分论的分析方式。那么，采取整体论的分析方式就是一种改进思路⑦。
整体论的分析方式必然限制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的使用。在现代工程方法论中，有两大竞争的范式。其中一个是面向过程的，基于规则或逻辑的、具有还原性质的结构化方法，如功能分解方法；另一个是面向对象的、基于整体对象的、具有非还原性质的面向对象方法。由于莱德的功能分解方案并不能完整地解答问题，因此，使用面向对象方法是一种改进思路。
最后，考虑一下其它的改进思路。传统的分析进路表明，理论性推理(如逻辑推理)不能适用于技术与工程的哲学研究。因此，在还原的工程进路中，使用逻辑的理论性推理要让位于实践性推理。然而，还原的工程进路仍不能完整地解答问题，是不是实践性推理有问题呢？
赖特的实践性推理是一种实用的推理方式，它所使用的语言是语用学(pragmatics)意义上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除了本身语义，还有表达说话人意图的效果。我们知道，当开始考虑“意图”的时候，分析哲学从语言哲学转向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开始涉猎人的心理因素。那么，当分析的技术哲学使用实践性推理的时候，这将涉及到工程师(说话人)的意图和心理因素。
设想这样一个例子。在莱德的功能分解方案中，工程师说：“部件A具有功能B。”
这句话除了本身的语义内容，还包含这样一个信息：工程师认定“部件A具有功能B”。因为，这是在具备充分的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工程师有着确切的证据支撑这样的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当缺乏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工程师能否又如何拥有这样的认定？
工程师认定“部件A具有功能B”，肯定不是先验的。那么，他获得这样的认定必然经历一个获得的过程，即“工程设计的过程”⑧。也就是说，贯彻经验转向纲领的分析的技术哲学需要考察工程设计的过程。一般的，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工程师交叉使用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尤其是定量描述，能提供确切的证据，是工程师习得新知识的关键环节。
逻辑可以胜任定性描述，但很难胜任定量描述；工程师则往往使用工程数学来完成定量描述。分析的技术哲学要彻底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工程设计过程中的定量描述就要能够支撑相关的哲学分析。莱德功能分解方案以逻辑为主要分析工具，功能分解方法为辅助分析方具。他的方案能够解答部分的结构—功能关系问题，是因为方案中的方法能够胜任工程设计过程中的定性描述部分，但难以处理的定量描述部分。因此，引入工程数学支撑哲学分析是合理的，且有利于贯彻经验转向纲领的思想。
综上所述，还原的工程进路的改进，应当结合分析哲学整体论的分析方式、非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和工程数学来研究结构—功能关系问题。面向对象方法符合整体论的分析方式，是非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因此，非还原的工程进路围绕面向对象方法展开。
对象和类是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概念。“类”是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对象的抽象集合；“对象”则是类的实例。例如，在“交通工具类”中，飞度1.5L手动挡(轿车)、T118次(特快火车)、尼奥普兰(客车)和波音747(飞机)等都是该类的对象。“交通工具类”是一个技术功能类的概念，即是将飞度1.5L手动挡、T118次、尼奥普兰和波音747的一种共同的功能(运输旅客的功能)抽象出来后形成的集合。同理，结构类就是将一些对象中的某种共同结构特征抽象后的集合，如立方体类中，有塑料立方体、红色立方体等等。
在将技术人工物视为对象的基础上，按照空间分离、时间同步的原则投射到某一辅助平面上，引入数学函数来描述结构与功能在特定情境中的状态，从而分别得到关于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的另外两个第三方描述：一个是关于结构的类函数描述，另一个是关于技术功能的类函数描述。当结构类函数与技术功能类函数⑨处于同一层面的时候，就如结构与功能同属于技术人工物这一个层面的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构类函数可以与技术功能类函数建立等式关系，即得到了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模型：类函数模型(model of mathematical function of class)[14]，从而得到关于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肯定性关系的解答，见图3。
图3 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类函数模型
这里要说明的是两点。一是第三方描述并不是继结构描述和功能描述之后的技术人工物的第三种属性的描述，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概念资源，以便于用来间接地讨论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二是“类函数”指的是利用数学函数来描绘某一段时间内某个“类”在特定情境中的状态；这与数学中的“类函数概念”是不同的。因此，技术功能类函数就是利用数学函数来描述某一段时间内某个技术功能类在使用情境中的状态；结构类函数就是利用数学函数来描述某一段时间内某个结构类在设计情境中的状态。
类函数模型采用了分析哲学整体论的分析方式，并彻底贯彻经验转向纲领，使用非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和工程数学支撑哲学分析，完整地解答了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功能关系问题。它不仅在结构与功能之间建立了肯定性关系，还能解答常规设计情境和创造性设计情景中的结构—功能关系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类函数模型是从实践性推理方面给出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肯定性关系；在理论性推理方面(如逻辑)，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
4 小结
从克洛斯提出技术人工物双重属性理论及其逻辑鸿沟(1998年)，到类函数模型完整地解答结构—功能关系问题(2009年)，意味着荷兰学派技术认识论研究告一段落。在此间的十二年间，分析的技术哲学经历了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传统分析哲学的分析进路。这是荷兰学派分析的技术哲学的早期形态。在这条进路上，荷兰学派只是按照分析哲学的思路，采取部分论的分析方式和理论性推理方式，分析技术内部的概念，如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并没有真正贯彻经验转向纲领。这条进路最终表明，纯分析哲学的进路不能胜任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
第二种形式是还原的工程进路。在这条进路上，部分论的分析方式仍然是最主要的分析方法，但理论性推理方式被替换为实践性推理。该进路以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贯彻经验转向纲领，采取还原的工程方法论分析结构—功能关系问题。这条进路是部分有效的，因为它没能完整地解答问题，如创造性设计情景中的结构—功能关系问题。
第三种形式是非还原的工程进路。该进路坚持工程师的思维方式，继承实践性推理方式，但采取分析哲学整体论的分析方式、非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并引入工程数学支撑哲学分析。该进路上的类函数模型能够解答完整的结构—功能关系问题。
非还原的分析进路是一种基于工程师思维方式的分析的技术哲学，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转向纲领。它与早期的分析的技术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前者坚持基于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进行哲学研究；后者坚持分析哲学家的思维方式。(2)前者使用实践性推理方式；后者使用理论性推理方式。(3)前者使用非还原性质的工程方法论支撑哲学分析；后者却没有。(4)前者彻底地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引入工程数学分析实践性推理涉及的工程设计过程，进而支撑哲学分析；后者只是简单应用经验转向纲领，分析技术与工程设计内部的概念，没有使用相关经验描述支撑哲学分析。
分析的技术哲学一开始就以技术内部的视角，挖掘工程设计过程深处的哲学问题。而且，它一步一步借助工程设计过程的经验描述来支撑哲学分析，直至彻底地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因此，“分析的技术哲学”已经不能恰当的表征非还原的工程进路上的技术哲学。我们应该称之为“工程设计哲学”(简称“设计哲学”)，它是技术哲学的一部分[5]xviii。
注释：
①另外一个重大的转变是“哲学与工程研讨会”(Workshop on Philosophy and Engineering，WPE)的出现。参见：http://www.illigal.uiuc.edu/web/wpe/about/。
②这部分内容不再详述，参见张华夏和张志林：《技术解释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151页。或参见：http://hps.phil.pku.edu.cn/viewarticle.php?sid=857&st=80，收录于2009年7月12日
③克洛斯对笔者强调过，这三条进路指的是同一回事。
④关于Dispositional和Categorical这两种描述，参见Stephen Mumford,Disposi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⑤莱德将技术人工物的功能理解为技术人工物的行为和动作；因此，原子功能即原子行为。参见Jeroen De Ridder,Reconstructing Design,Explaining Artifacts: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Design and Explanation of Technical Artifacts.pp.29-50.
⑥笔者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哲学系访学一年(2007年10月至2008年11月)，师从克洛斯教授。
⑦笔者认为，“经验转向”的潜在前提是“非还原性”，即完全贯彻经验转向纲领应该是使用整体论的分析方式。这个问题已经超过本文的范围，笔者将另文论述。
⑧工程师获得这样的认定也可以通过学习书上的或他人的知识获得。但“书上的或他人的知识”属于背景知识范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⑨由于英语“Function”一词既可以理解为“函数”又可以理解为“功能”。因此，在本研究中，关于技术人工物功能的类函数，称为“技术功能类函数”(Mathematical Function of Class of Technical Function)。即“函数”的意思用“Mathematical Function”表示，“功能”用“Technical Function”表示，这样可以避免产生理解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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