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与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体系构建
胡 艺 沈铭辉
摘要： 中美经贸摩擦是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引起的中美竞争加剧所致，中美价值链竞争折射出的是两国经济竞争的本质和根源。中国和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上游受美欧日技术溢出影响较大，在下游相当程度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的现状下，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远未形成。中美经贸摩擦加速了价值链从中国向东盟的转移，严重扭曲了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与投资。东盟拥有承接价值链转移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数量优势，但在劳动力素质、内部资本形成和基础设施条件上仍显不足，充满不确定性。东盟可作为中国构建区域价值链体系的优先对象，中国可通过主动构建与东盟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以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但需处理好GVC、RVC和NVC的关系，同时重视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整合好“一带一路”、RCEP和CAFTA等合作机制，并推动投资保障机制和贸易开放政策的落实。
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东盟关系；区域价值链；全球价值链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拟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正式拉开中美经贸摩擦的序幕。历经一年多的反复与波折，中美两国元首在2019年6月的G20大阪峰会上再次会晤，决定重启两国经贸磋商，但因美方再次违反承诺而使谈判再陷僵局。美国无视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单边主义行为已对全球价值链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损害，干扰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节奏与方向，加剧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的风险。东盟国家作为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参与方和中美两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美两国角力的重要外围区域，其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福祸难测。① 卢光盛、聂姣：《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影响、风险与应对》，《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见我对背诵如此深恶痛绝，同学们有些不解：“你的记忆力不是很好吗？怕啥？”其实，我可不是怕背诵，我是讨厌被强迫。我喜欢的文字自然是能记得住的，但别人强迫我记住的文字，我可能便无法再喜欢了。后来成了作家，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课本，那该多招孩子们的痛恨啊。即使不用背诵我的文章，但对于相关问题的标准答案也仍是得牢记的呀。
在中国要素价格上涨和环境、劳工、安全标准逐步提高等内部因素与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拥有的价值链中低端加工装配环节向外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② 裴长洪：《培训中国制造新优势》，《经济日报》2013年5月20日，第010版；毛蕴诗、郑奇志：《论国际分工市场失效与重构全球价值链——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升级理论构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东盟国家因其要素禀赋和地缘经济等优势，必将成为承接中国这部分价值链转移的重要目的地。③ 熊琦：《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地位——基于TiVA数据与全球价值链指数的实证分析》，《亚太经济》2016年第5期。 那么，东盟国家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条件如何？能在多大规模上、以何种速度进行承接？中国是否应主动构建一个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以深化双方的分工合作？中国应如何主导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发展的步骤、方向和格局，以实现持久、共赢的双边经济成长？这些都已成为长期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本文将重点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加入NaCl含量的增加和p H值的降低，亦即CaSO4的溶解度升高，TSR反应生成的H 2 S体积分数增大。TSR反应受到硫酸盐溶解度的影响，溶解度越高，反应速率越快。然而，虽然Na2 SO 4溶解度比CaSO 4大得多，但Na2 SO4实验组无H 2 S生成，也就是说未发生TSR反应。这说明虽然TSR反应受到硫酸盐溶解度的影响，但溶解度不是决定TSR反应是否发生的唯一条件，TSR反应的启动还受到硫酸盐种类(金属阳离子)的影响。
一、从价值链竞争看中美经贸摩擦
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既非美国所强调的中美贸易差额，也非美国所宣扬的中国在所谓结构性问题上的“违规”，而是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引起的中美竞争加剧所致，而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是中美竞争的关键所在。
（一）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和长期性
2018年，中国实际GDP为13.4万亿美元，增速6.6%，美国实际GDP为20.5万亿美元，增速2.9%。中国实际GDP已超过美国的65%① 数据来源于IMF官方网站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Data）。 ，且进入新常态后已放缓的经济增速仍显著高于近年来表现强劲的美国经济的增速。历史上，美国通常都会对经济规模与之快速接近的国家实施战略遏制。尤其是，中国约14亿的人口规模远超苏联和日本，是美国总人口的4倍多，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竞争对手。② 2017年12月18日美国在其发布的特朗普政府首份综合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于“战略上的竞争对手”。 2009年以来，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先后提出并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③ 周建仁：《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 “亚太再平衡战略”④ 张景全、刘丽莉：《遭遇困境：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再评估》，《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任远喆：《“亚太再平衡”视角下的美国南海战略及其地区安全悖论》，《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和“印太战略”⑤ 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刘胜湘、辛田：《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论析》，《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 ，事实上表明全面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优先级最高的国家战略。因此，即使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实质性降低了双边贸易差额并缓解了系列结构性问题，但只要中国经济规模仍不断接近美国，中美经贸和其他领域的争端可能仍不会结束。以当前两国的实际GDP规模，假设中美两国分别保持6%和3%的年均增速，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约需14年将会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这可能意味着未来10-20年间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高峰期，中国需重点做好这期间的战略应对。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超越和综合国力的迫近，美国如果无力有效遏制中国发展，则中美经贸关系或许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
（二）从价值链竞争看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的GDP竞赛是两国经济竞争的表象和结果，而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则是两国经济竞争的本质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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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演化看，长期以来形成了欧美主导研发、营销和金融财务，日韩等主导元器件和零部件供应，中国主导加工装配的形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成功抓住国际分工的深化调整，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随着中国和东盟等的持续发展，全球价值链正面临重构，中国扮演着这一轮价值链重构的中心角色。第一，中国凭借积累的经济、技术资源开始主动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随之而来的劳动者工资上涨、可利用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和劳工标准的提高等对成本极其敏感的加工装配环节造成显著影响。近10年来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有相当部分的加工装配企业外迁至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同时，中国40多年的“干中学”和研发、教育投入积累了丰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外迁给中国优势企业和地区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中国在部分产业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第二，东盟、南亚等地区的经济革新和成长使其逐渐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对中国的相对竞争优势，施压中国走上价值链升级的道路。东盟和南亚等地区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利的运输条件，相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有着承接加工装配转移的更大优势，成为中国加工装配环节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东盟等正从价值链低端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绩效，给中国施加了必须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巨大外部压力。
内外因素的叠加使价值链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中国既不情愿也不可能永守价值链中低端，这就必然会同长期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竞争。为了维护技术和金融的垄断收益，美国不可能坐等中国的全面挑战，基于价值链竞争的中美经贸摩擦就难以避免。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不仅重视数量性的贸易差额问题，更重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结构性问题，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实施非法制裁，正是着眼于遏制中国的价值链升级之路。
（三）价值链竞争看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
相比经济规模竞争的长期性，中美两国价值链上的竞争将会持续更长时间，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中国主要面临“差距更大”“速度更慢”和“风险更高”三大困难。
第一，中美价值链上的差距更为明显。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绩主要是通过国内改革释放要素活力和对外开放承接加工制造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所取得，偏向要素数量扩张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的价值链参与度很高，但整体地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① 桑百川：《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人民日报》2016年3月27日，第005版。 美国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力量，价值链中低端的外迁使其能将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更集中于价值链高端。因此，美国始终处于全球研发、金融财务和营销等环节的制高点。中美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的差距大于两国GDP规模上的差距，美国或许对捍卫其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态度还较为理性和务实，但其捍卫价值链绝对优势地位的态度则更为强硬和警觉。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能施压世界各国企业对华为、中兴、大疆、中科曙光等中国技术领先企业进行联合封杀正是其全球价值链顶端地位的体现。
第二，中国价值链提升的结构性质变可能会慢于经济指标的量变。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过程中，中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了GDP等数量型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十八大以来，中国已进入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链升级阶段，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的重点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需求结构上，消费需求正超越投资需求成为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产业结构上，服务业正超越制造业成为增加值的主要贡献者；消费结构上，服务类消费正超过商品类消费、线上消费正超过线下消费、高品质消费升级类产品消费正超过普通产品消费成为消费的主要增长点。然而，中国在对美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追赶过程中，这些结构性变化的速度应会慢于在经济规模上对美国的超越。
实现有效服务、特色服务、精准服务下的服务转型发展是高校图书馆在数字信息环境下的针对用户信息行为变化的适应性发展，也是高校图书馆的实现自我定位与价值展现的必然方式。基于个性化定制的嵌入式学科服务，正是高校图书馆通过服务方式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用户的资源查找和信息素养能力，更能体现图书馆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的特点。所以，在原有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基础上开展基于个性化的嵌入式学科服务深化和完善，既是对高校图书馆服务思路的积极拓展，也是对嵌入式服务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第三，中国提升价值链的研发创新活动本身风险较大。价值链提升的关键在于研发创新，但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仍面临几大挑战。一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技术追赶者的位置，在研发思路和能力上都集中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中国希望在价值链上能与美国竞争，重点在于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和能力要实现这一创新转型面临较大的困难。二是一直在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产业政策，在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原始创新的转型中是否仍然有效值得关注。因为作为技术追赶者的技术前沿和产业方向相对确定，而与美国一同作为技术领先者的技术前沿和产业方向则无法确定。三是研发创新活动本身就面临来自技术、市场和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依靠创新实现价值链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的风险和困难应会高于依靠要素投入带动的经济增长。
二、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东盟价值链的冲击
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已对中国约25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最近又威胁对剩余约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这种有违自由贸易原则的保护主义行动对全球价值链和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在整体上都是一种负面的冲击，它会扭曲贸易流向，抑制国际贸易的增长。
（一）中国-东盟价值链的发展与现状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迥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差异巨大。整体上讲，中国与东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垂直分工体系，部分东盟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时间甚至早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日本开始将纺织业和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价值链低端环节向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此后，“亚洲四小龙”也逐渐加入向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转移加工装配环节的行列。① 刘慧悦：《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演进：路径选择与结构优化》，《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 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上述东盟四国承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价值链转移的竞争者，这期间部分东盟国家甚至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出现“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② 林梅、那文鹏：《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致的要素价格变化和价值链升级趋势以及东盟新四国（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的经济变革与开放，部分在华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将一部分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装配工厂从中国迁移至东盟新四国，而把相当比重的上游中间产品供给留在中国，从而在纺织品、服装、鞋帽、电子、机械等产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垂直型价值链分工体系。
总体上看，当前的中国-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上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潜力。
第一，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从生产角度看，中国与东盟老六国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石油化工和汽车等产业从事的价值链环节有相当的重合度，在一定时期内都存在竞争关系。中国与东盟新四国在纺织品、服装鞋帽、玩具、电子产品等产业的加工装配环节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中国在这些领域有所收缩，而东盟新四国正处快速扩张期。从市场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存在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的下游市场都高度集中于美国，存在激烈的市场份额竞争。中国快速提升的最终品需求主要由自身国内生产供给，对东盟国家而言，中国当前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与影响力与美国相差甚远。③ 冯永琦、黄翰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的依赖度及中国的对策》，《当代亚太》2017年第3期。
老年性白内障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是重要的致盲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其患病率也在逐年增加［12-13］。透明角膜切口超声乳化联合IOL植入术治疗老年性白内障的手术疗效确切［1,14］。近年来，白内障手术已由复明手术向屈光手术转变，手术方式也日趋精细、完善，对于角膜切口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角膜是眼屈光间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光力43D，占全眼屈光力的2/3，相关研究已证明白内障手术切口的位置、大小对角膜的结构及屈光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5-18］。通过本项研究，我们探究了CCI距离角膜缘的长度对角膜屈光状态及超声乳化术手术疗效的影响。
第二，中国与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都能在价值链的不同位置找到合作机会。比如中国与新加坡通过持续多年的双边直接投资与合作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价值链垂直分工体系。再如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大对越南和老挝等国的直接投资力度，夯实了合作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在纺织服装业等初步形成了中国提供中间品、东盟国家主导加工装配的局面。通过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在成衣出口全球份额逐年降低和布料、棉纱等纺织中间品出口全球份额的强势表现，而越南的成衣出口全球份额则急剧上升，迫近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张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将会为东盟各国生产的最终消费品提供美国之外的又一巨大市场。中国在形成产品营销和金融财务等高端价值链环节的同时，也将为东盟各国创造中国发展的红利。这两方面都将有助于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真正形成与成熟发展。
（二）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东盟价值链中国际贸易的影响
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从中国转移至东盟欠发达成员国是早已开始的经济现象，但中美经贸摩擦加速了这一转移的进程，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价值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可考虑主动构建与东盟之间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以积极应对。
科学技术和法律均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标志，二者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均具有深刻的影响。科学技术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各种条件和技术，而法律则为人们提供安全、秩序和权利。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对人们生产生活影响的加深，科技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危机和挑战。比如，无人驾驶技术的开发，可能带来新的安全威胁；2016年“三亲婴儿”哈桑的诞生，则带来了伦理危机等等。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促使我们要更加关注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
第三，刺激中国和东盟各国调整引资政策，优化投资环境。美国加征关税施加的外部压力使中国开始挖掘优化内外资企业营商环境的潜力，以缓解部分价值链外移对中国增长和就业的短期冲击。为此，中国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版和2019版）》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管理，加强了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增加了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和服务效率，并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这使中国的综合投资环境得以大大改善。与此同时，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也纷纷调整引资政策，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措施积极承接来自中国的价值链转移。东盟各国还通过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来改善引资软环境，如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参与组建的CPTPP和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等。
通过增加“a contrast to Huange’s shaven done”和“grown-up”,表弟的形象跃然纸上与环哥纯朴的乡野气息形成对比。
（三）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东盟价值链中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贸易是价值链分工的结果，投资则是价值链分工的原因。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除了会扭曲国际贸易流向和规模外，还扭曲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规模。
第一，加速了对东盟价值链中低端的投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大面积加征关税，大幅提高了最终产品出口的成本，加速了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将价值链底部最终加工装配环节向未加征关税的低成本地区的转移，从而增加了对东盟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直接投资。以越南为例，其2019年上半年吸引的FDI达到184.7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同期的90.8%，实际到位资金91亿美元，同比增长8%。FDI前5位来源地分别是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内地、新加坡和日本，投资领域大部分集中于加工制造业。③ 数据来源于越南中国商会网站《2019年前6月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资金184.7亿美元》，http：//www.vietchina.org/ssxw/11319.html. 有理由相信涌入越南的相当部分FDI是中美经贸摩擦造成的投资转移效应所致。
第二，对华投资更集中于价值链中高端。中国凭借优良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的工程师和工人以及巨大的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等优势条件依然是全球投资的热门目的地，且对华投资正向价值链中高端集中。2019年上半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70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其中欧盟28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7%。农林牧副渔和制造业吸引外资同比分别降低了25.8%和3.8%，服务业则同比增长了6.7%。值得关注的是，同期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0131家，同比下降了32%，这意味着单笔外商投资的规模大幅度提高，或许预示中国吸引的FDI逐步集中于价值链中高端。④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网站《2019年1-6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33_12678_0_7.html.
第一，中国对美出口部分商品会被东盟国家所替代。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对美出口的减少。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199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8.1%，而同期中国整体出口有0.1%的增长。④ 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网站统计快讯《2019年6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5/2538546/index.html. 相对中国更低的关税优势使东盟各国能释放产能，满足美国市场对征税产品的需求，对美出口大幅增加。2019年1-5月，越南对美出口额增加30%；2019年5月，马来西亚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11.7%，泰国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7.8%。⑤ 数据来源于中国讯息网：《中美贸易纠纷持续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美出口增加》，http：//chinaxunxi.cn/yd/3241.html. 但是，这一贸易转移效应充满不确定性。一是东盟各国的产品种类和产能在短期内难以更大规模地替代中国。二是越南和马来西亚本就位列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的第6和第8位，分别有395亿美元和265亿美元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⑥ 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网站的数据与报告，https：//www.commerce.gov/data-and-reports. 如果对美出口迅速扩大引致对美贸易顺差的进一步增长，必将成为美国下一轮贸易制裁的重点目标。
第二，中国对东盟商品出口会增加，而自东盟进口额会下降。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出口1645亿美元，同比增长7.9%。这一方面是中国最终产品出口美国受阻后向东盟开拓市场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东盟各国虽对美国最终产品出口猛增，但高度依赖于中国中间产品供应所致。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各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恰好就是对美出口增长最迅猛的越南和马来西亚，同比分别增长了14.3%和12.7%。当然，不能排除部分中国商品经东盟各国改变原产地后绕开高关税出口美国，从而拉高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的情况。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负向贸易创造效应则会因部分中国商品的“出口转内销”，而降低中国从世界各国包括东盟各国的商品进口。从出口结构上，东盟各国又很难提供美国对华出口下降的大豆、汽车和飞机等产品。2019年上半年，中国自东盟进口127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0.2%。而同期，中国进口总额下降了4.3%，自美进口总额则大幅下降了29.9%。① 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网站统计快讯《2019年6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5/2538546/index.html. 在此情形下，东盟各国仍希望填补美国产品出口中国受阻的贸易机会，比如越南就计划加大猪肉、腰果等产品的对华出口。② 顾强：《越南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与政策选择》，《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
第二，中国和其他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积极调整了国内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国内外企业的营商环境，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保证总需求平稳增长，人民币汇率兑美元有弹性贬值，这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中美经贸摩擦的消极影响，也有效延缓了因经贸摩擦而加快的价值链外移步伐。此外，墨西哥、印度、孟加拉国等也都在积极调整本国的引资政策，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价值链冲击所带来的价值链转移机会，东盟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三、东盟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条件和前景分析
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部分投资流和贸易流从中国转移至东盟，让人们容易产生“东盟是中美经贸摩擦最大受益者”的看法，① 葛红亮：《东南亚难做得利“渔翁”》，《环球时报》2019年1月25日，第014版。 继而担心东盟会逐步取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威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东盟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能承接中国多大规模的价值链转移？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构成威胁？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态度，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的权力意识不断觉醒时代，分权是高等教育管理的趋势，我国正在致力构建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为其中一环，我国高等教育分权改革也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转变逐渐走向公开化、法治化和问责化。
（一）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宏观经济条件
近年来，东盟各国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尤其是东盟新四国均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2018年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实际GDP增速分别为7.1%、6.7%、6.5%和7.3%，远远超过全球经济3.6%的增速，也显著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4.5%的增速。强劲的经济增长正是各界看好东盟能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信心之源。除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外，东盟各国人均GNI都明显低于中国，尤其是东盟新四国更是不到2000美元，相比中国超7000美元的水平有着明显的优势。低成本优势是各界判断东盟能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全球贸易中的规模优势是整个东盟十国加起来都难以企及的。2018年，东盟十国GDP之和约为2.97万亿美元，与中国超13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差距巨大，并且中国仍以6.6%的增长率高速增长。2018年，东盟十国的商品出口总额（含内部相互出口）约1.45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38%，而中国商品出口额则高达2.49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12.69%。因此，相比中国，东盟并不具有明显增长优势，且在经贸体量有显著差距。短期内，因中美经贸摩擦会有中国转出的部分价值链环节转入，但在中长期，东盟承接价值链转移的持续性仍主要取决于中国价值链升级的速度和东盟自身承接条件的改善（见图1）。
图1 中国与东盟各国宏观经济状况
数据来源：实际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实际GDP、人均GNI和商品出口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实际GDP和商品出口额为现价美元计。人均GNI按2010年不变美元计，中国、老挝和文莱为2017年数据，缅甸为2010年数据。
（二）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劳动力条件
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东盟各国承接中国加工装配转移最基础性的条件。整体上，东盟国家人口众多，且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2018年，东盟十国总人口约为6.5亿，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47.0%，且除新加坡、泰国和缅甸外的东盟国家，都保持了1.0%以上的人口增长率，增速明显高于中国的0.5%。但是，东盟国家的劳动力参工率整体上低于中国。东盟十国的劳动力参工率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7%，但仍然低于中国的76%。特别是前两位人口大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参工率分别只有69%和62%，显著低于中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东盟国家女性劳动力的参工率甚至不到55%。这导致东盟十国仅有3.3亿劳动力，相当于7.9亿中国劳动力总数的41.8%，与总人口的相对差距更大。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是东盟国家中劳动力优势最明显的国家，其拥有快速增长的近1亿人口和80%以上的超高劳动力参工率，人均国民收入不足2000美元，因而将会是承接中国价值链外移的重点国家（见图2）。
图2 中国与东盟各国劳动力数量状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图2中的劳动力总数指包括所有年满15周岁、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对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所作定义的群体，劳动力参工率是指按国际劳工组合定义，15-64岁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比率。
不仅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劳动力条件。东盟各国中，只有人口最少的新加坡和文莱预期寿命高于中国，表明东盟总体的综合卫生水平不及中国，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低于中国。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小学入学率都超过90%，相比南亚、非洲等地高出不少。但中学入学率，则只有新加坡、泰国比中国高，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低于中国。东盟的高等院校入学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8%，只有新加坡以84%一枝独秀，泰国的49%与中国51%差距不大，其他东盟国家则远远落后于中国。从劳动力质量看，拥有近7000万人口的泰国似乎是承接中国价值链转移的合适对象国，但泰国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质量上的优势（见下页图3）。
（三）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资本条件
劳动力优势还必须借助资本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形成资本的投资来源主要有两个，即本国国内总储蓄转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东盟国家中只有收入水平较高的新加坡和文莱有着超过50%的国内总储蓄率，其他国家普遍较低。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介于30%-40%之间，越南的26%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5%，都远远低于近年来已有所下降的中国47%的国内总储蓄率水平。这说明东盟多数国家依靠本国储蓄转化为投资，进而增加资本存量配合劳动力资源的内部动力不足。即使加上外国输入资本，东盟所有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全部低于中国的44%。虽然近年来，流入东盟各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其流量和存量规模都还有待提高，它无法完全弥补东盟各国国内资本形成不足的缺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非完全倚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国直接投资，国内高储蓄、高投资所形成的快速而持久的资本增长甚至更为重要（见图4）。
图3 中国与东盟各国劳动力质量状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图3中的预期寿命指假定2017年出生时的死亡率模式在一生中保持不变，一名新生儿可能生存的年数，入学率是指各级学校在校生总数占官方入学年龄人口的百分比，超出100%是因为包含了较早或较晚入学以及复读的超龄和小龄学生。中学入学率，新加坡和菲律宾为2016年数据，中国为2013年数据，柬埔寨为2008年数据，越南为1998年数据。高等院校入学率，新加坡、泰国、越南为2016年数据。
图4 中国与东盟各国资本状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注：图4中的国内总储蓄率是用GDP减去最终消费支出后除以GDP所得，资本形成率是指新增固定资产支出加上库存的净变动值之和除以GDP所得，中国、缅甸、老挝这两个指标为2017年数据。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基于BOP表的，经济体来自外国投资者的净流入（新投资流入减去撤资）现价美元值，越南、马来西亚、缅甸、老挝和文莱该指标为2017年数据。
（四）东盟各国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基础设施条件
虽然基础设施条件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但在一定时期内基础设施短板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价值链转移的方向和速度。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差异巨大，新加坡拥有世界上几乎最好的基础设施，而其他东盟国家只有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状况接近中国，其他国家与中国相比差距明显。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中的基础设施排名中，新加坡高居第1，中国位列第29位，马来西亚排第32位，东盟前4的人口大国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泰国分别排在第71、92、75和60位。东盟国家基础设施的短板集中体现在公路连接度和公路质量上，中国在这两项分别排名第17和第42，而东盟很多国家都在140个国家中排名100名开外，只有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情况相对较好（见表1）。如果不能同步、有效地破除基础设施短板，东盟国家中的劳动力大国在承接价值链转移过程中会很快陷入增长乏力的境地。
表1 中国与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全球排名
（五）东盟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前景分析
中国与东盟现在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节点，在上游受美欧日技术溢出影响较大，在下游相当程度受美国市场需求影响的现状下，一个完整的、相对闭合的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远未形成。中国是否应因势利导主动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以及如何处理构建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中美经贸摩擦进展的影响。如果中美互征关税不解除，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则会有更多加工组装企业出于贸易成本考虑从中国向外转移。反之，中美贸易磋商如能形成阶段性成果，加征关税被取消，中国的全方位制造优势会使价值链转移的速度大为放缓。此外，经贸摩擦并不限于中美之间，如果美国因东盟对美出口扩大、顺差加大或“中国商品借道出口”等理由对东盟发起贸易制裁，则将对东盟承接价值链转移造成巨大打击。
营养水平参照NY/T 816-2004配制育肥山羊日粮，配方（D）组成见表1。人工配料，混合机混合均匀，KL-150型颗粒机（压缩比6∶1）制粒。
第三，东盟自身条件提高进度的影响。东盟各国凭借强劲的增长态势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之邻近中国的地缘优势，的确是这一轮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重点区域。但如果东盟国家，尤其是劳动力大国不能有效地、同步地提高劳动力质量，不能增加国内储蓄和资本形成，不能补齐软硬件基础设施短板，则在短期的资本转移狂欢之后有可能陷入中长期的缓慢增长。自身能力建设和本土企业成长将是决定越南等热门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四、中国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建议
综合前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给东盟国家创造了承接价值链转移的短期契机，但从中长期来看，其承接价值链转移的前景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叠加效应。
（一）正确处理GVC、RVC和NVC的关系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发展，积累的经济与技术资源使其必然会寻求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掌握巨大利润空间的价值链高端的升级，从而重构全球价值链体系。这一过程中既有新兴经济体向上的突破，也必然伴随着其现有价值链低端环节向下的转移。特朗普主动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破这一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一是阻止中国在价值链上对美国的挑战，二是希望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兑现其对美国中下层选民的承诺。
三是抓好科研激励。实施院级科技成果奖励办法，作为对现有科技奖励体系的补充完善，评选的优秀院级科技成果可作为考核、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科研项目的考核从项目类别、完成质量及管理水平三个方面综合量化，并对承担各类科技任务的全部研究单位，从科研运行管理、立项、成果、专利、论文等五个方面对其整体科研工作状况进行严考核、硬兑现，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投身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向着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演进，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代表更高效率的全球资源配置方式，虽可能遇到短期波折，但依然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一定是中国的选项，是中国的长期战略性方案。中美经贸摩擦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给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升级造成困扰，构建国家价值链（NVC，National Value Chain），用部分中国国内价值链替代因经贸摩擦而无法开展的全球价值链合作，以降低中美经贸摩擦对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冲击，这成为一个可行的短期策略性方案。① 张明志、岳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贸易摩擦透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介于GVC和NVC之间的区域价值链（RVC，Regional Value Chain）也应是中国现阶段可重点考虑的选项。中国自身价值链升级和价值链低端外移是不可逆的长期趋势，中国应采取措施主动推进和其他国家的有序价值链分工与合作，并把握好价值链外移的速度和方向，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腾出足够的要素空间实现自身的价值链升级。中国西部发展战略也可不必完全倚靠承接东南发达省份加工装配环节的转移，可在“两山”理论的引领下重点发展旅游、文化创意行业、生态农业、高端制造业等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产业。相对南亚、中亚或其他区域，东盟应是中国构建区域价值链体系的优先对象。一是因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卓有成效，双方有着坚实的经贸基础；二是因为东盟与中国毗邻，水陆交通便利，地缘优势明显；三是东盟十国中没有具有价值链主导优势的国家，虽然面临深耕东盟数十年日本的竞争，但中国仍有体量优势和潜力在各国灵活配置价值链，保持价值链分工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四是东盟各国与中国在文化传统上更为接近。
（二）长期战略和短期策略并重
中国构建中国-东盟价值链体系的长期战略应是形成具有以下整体特征的区域价值链：一是中国逐步升级到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拥有相对技术优势和系统集成优势，从而有能力向东盟发展中成员持续溢出技术；二是中国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终产品的首要出口目的地，这要求中国成功实现生产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型，并降低进口门槛，为他国提供巨大的消费需求；三是东盟承接了大量中国转移的价值链环节，与中国形成价值链垂直分工，增加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并从中国的技术溢出和市场开放中取得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当然，东盟特定国家或在特定的产业领域也可能相对中国处于价值链高端。
中国-东盟价值链体系的短期策略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仍需持续改善自身的企业营商环境，相机调整环境、劳工等政策，控制好价值链向东盟外移的节奏，避免过快外移对中国的短期冲击；二是保持多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能让现阶段中国价值链外移的目的地过度集中于东盟的个别国家；三是根据政治和经济等多项原则，确定与东盟各国开展价值链分工合作的优先顺序，适时发挥政治杠杆的作用，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东盟国家必须给予回击。
（三）重视“一带一路”、RCEP和CAFTA等机制的作用
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并非是完全新创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而是可以在现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融入价值链分工合作的核心思想。中国与东盟有着多领域、多层次的各种合作机制，需要有意识地通过这些合作机制为区域价值链体系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美贸易长期摩擦背景下，很多机制能为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使中国得以绕开美国价值链高端的技术封锁，有利于中国的研发创新和价值链升级的同时，也有利于东盟各国参与全球技术合作。
中国今后可以区域价值链体系构建为目标，整合与东盟的各种合作机制，在各合作机制中更加突出合作重点。比如与东盟的“一带一路”建设中重点加强基础设施连通和建设，助力东盟各国打通制约经济发展的基建瓶颈，但设施连通必须立足于与中国的连通与对接，优先促进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与东盟在RCEP的合作中可将重点放在有序促进贸易开放的问题上，而与东盟双边CAFTA后续升级的合作重点可放在投资协定以及环境、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上。
（四）投资保障机制与贸易开放政策并举
企业投资是形成价值链的基础，也是主导价值链的关键。没有有效的投资保障机制和贸易开放政策，中国-东盟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就无法实现。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构建的核心就是中国企业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以形成价值链上的分工与合作。因此，投资保障机制成为中国构建与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先决条件。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与东盟国家就缔结了多个双边投资保障协议。但由于理念差异和中国在核心条款上的态度变化，这些投资保障协议的保护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保护不力。随着CAFTA的建立，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创建了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机制，但该协议所约束的国家行为范围狭窄、缺乏审慎措施条款、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未有效约束，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安全保障需要。① 魏艳茹：《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成就、不足与完善》，《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6期。 因此，中国应在CAFTA下一轮升级谈判中重点强化投资条款谈判，也可以与重点投资目的地的东盟国家先行谈判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
课外活动也是微课教学最好的资源，通过深入生活不但能够激发学生写作欲望，而且能拉近写作情感。对于语文作文写作的难点在于将具体事物展开进行分析，这就需要教师通过微课教学利用课外资源逐步强化学生此方面能力。
贸易开放是价值链正常运转的保障。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体系的最终形态要求中国生产的价值链中高端投入品能自由进入下游的东盟国家加工制造体系，而东盟制造的质优价廉的商品能自由进入最终消费市场的中国，以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在东盟具有价值链优势地位的领域，双向贸易也应自由无阻。这就要求中国与东盟双方都要相互信任，更加积极和大胆的推动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向零关税、零障碍前进。
中图分类号： F1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5—0052—11
基金项目： 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项目号：18ZDA129）、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美经贸合作重大问题研究”（项目号：18JZD034）、2017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城际技术扩散、空间依赖与地区生产率”（项目号：2017QN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 艺，男，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经济和区域经济学研究。
沈铭辉，男，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一方面，要加强外部审计专职队伍建设，加强和高校的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专业审计人才。同时加强内部审计队伍建设，提高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工作标准，引导他们积极开展内部控制检查，加强自我管控，降低违法作业风险。加强商业银行审计工作交流，加强信息一体化建设，注重对审计人员专业知识、技能、审计法律知识、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全方位培训，提升职业素养，探索更加简单的操作软件，提高审计效率。另一方面，从强化审计工作连续性出发，制定商业银行专项审计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全面审计监督体系，学习发达国家借助信息系统开展自动化审计的做法和经验，结合实际探索连续审计新方法、新技术，从而更好地发挥审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
[责任编辑：陈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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