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反美论文,主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扩展，反美主义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其中，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最为激烈，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最大。九一一事件既是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极端反映，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美国随之展开的反恐战争，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推向新的高度，使之成为影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发展乃至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
从反西方到反美
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与反西方主义有内在的历史关联，经历了从反西方到反美的演变。
自19世纪全面衰落以来，伊斯兰世界在探求振兴之道时，一方面直面西方自近代以来所引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抵制中适应，加强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思考造成落后的外部原因并加以改变，找回受损的尊严以增进应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求得生存的安全和发展的条件。在此过程中，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认为，西方的侵犯是造成伊斯兰世界衰落和落后的重要原因，更是使它感到屈辱、威胁其安全和发展的现实挑战。
然而，伊斯兰世界反西方的情绪并非固有。在起初面对欧洲所代表的强盛的西方时，伊斯兰世界虽然感到失落、屈辱，但总体反应仍是尊重西方的成就，并进行模仿、学习和借鉴，以求摆脱自身的衰弱、贫穷和落后。伊斯兰改良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努力把西方成功的“秘密”引入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够由此实现与西方的平等，甚至恢复失去的优势。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制度缺陷的认识逐步加深。“对于绝大多数中东人来说，西式经济政策带来了贫穷，西式政治制度带来了专制，甚至西式战争也带来了失败。……他们自我拯救的惟一办法是抛开改革者所推行的异教徒的革新，并回到真主为其人民指引的真正道路上来。”（注：See Bernard Lewis，“The Roots of Muslim Rage”，The 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 1990，No.3.）于是对西方的拒绝甚至敌对的情绪开始在穆斯林社会蔓延。
伊斯兰世界反对西方的原因还不止于此。事实上，自11世纪以来，西方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连续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或者说，伊斯兰世界从辉煌顶峰跌落以来，就一直处于西方的挤压、渗透、侵犯和潜移默化的改造之中。从“十字军”东征、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预，以及全球化的冲击，莫不如此。如美国前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格拉汉姆·富勒所言：“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情绪，都是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争斗，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西方权力和霸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基础上产生的。”（注：Graham E.Fuller，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Palgrave Macmillan，2003，p.91.）这些因素加上伊斯兰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和矛盾，使得各派政治力量和广大穆斯林民众，无论出于回应西方的现实威胁，还是为了实现自身政治目标，或者不满于西方政策对穆斯林切身利益的损害，以及对伊斯兰的不公甚至羞辱等原因，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西方。
美国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代表，在继承欧洲强势地位的同时也成为伊斯兰世界敌视和愤怒的焦点。伊斯兰世界敌视美国同样具有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深刻缘由。19世纪初，伊斯兰世界一般视美国为善意的国家，至少好于推行殖民统治的欧洲列强。19世纪中叶，美国派出的首批外交使团在中东建立了4个著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即：开罗美国大学、波斯美国学院、伊斯坦布尔罗伯特学院和贝鲁特美国大学。这些机构赢得了当地穆斯林民众的信任，成为美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桥梁。它们在向美国人介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也“设法把美国人介绍给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种学研究者的身份为美国人服务”（注：Ussama Makdisi，“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An Interpretation of a Brief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9，Issue 2，p.538.）。甚至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迫使英、法、以三国放弃对西奈半岛的占领，美国仍被阿拉伯世界甚至范围更广阔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视为一支“火炬”、一个“政策规划中包含正义的新型世界大国”。然而，随着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力量，取代欧洲列强在中东的角色，此政策转变慢慢导致伊斯兰世界的抵制和反对。“实际上，美国对这个地区威权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虐待巴勒斯坦人的暧昧态度，并非没有受到关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伊朗摩萨台首相，并帮助巴列维国王建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统治，也不是没有受到关注。”（注：Hady Amr，“The Need to Communicate：How to Improve U.S.Public Diplomacy with the Islamic World”，Analysis Paper，No.6，January 2004，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pp.10—11.）广大穆斯林民众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反对和怨恨逐渐加重。
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既是美国在中东地位和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反美态度发展的转折点。之后，美国在中东确立了全面主导地位，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就是侵犯）空前扩展。“美国主导下的阿以和平进程步履艰难，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和美国偏袒以色列加深了穆斯林国家的失望与不满。而美国对伊拉克没完没了的封锁和制裁，完全无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和国际社会的呼声，也激起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的仇恨和愤怒。”（注：肖宪：《美国与穆斯林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载《亚洲论坛》，2001年第4期，第47页。）在伊斯兰世界，从政治伊斯兰的改良主义和现代主义到原教旨主义，再到其激进派，虽然支持者越来越少，但它们对美国乃至西方的仇视、反抗却变得越来越强烈和坚决，斗争手段的暴力倾向也越来越突出，直至实施恐怖活动。特别是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激进分子，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埃及、苏丹等）的支持下，在阿富汗作为“穆吉哈丁”（与“吉哈德”同义，即“圣战”），成功地抗击了对伊斯兰的“侵犯者”和“背叛者”——苏联和阿富汗亲苏政权。90年代，随着美国成为伊斯兰的首要“侵犯者”，美国及其伊斯兰盟友转而成为“穆吉哈丁”新的斗争目标。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等开始在许多地方对“侵犯者”实施打击。九一一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的回应——“反恐战争”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愤怒与仇恨，尤其是激进势力的反击。整个地区范围内沉静而难以言表的痛苦，以及广泛的仇美情绪不断加深，现已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性质——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形式，即反美主义。这不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针对美国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愤怒。这种愤怒导致了对美国产品的非官方联合抵制，以及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层面的反美主义。
反美主义的四个重要因素
亨廷顿曾总结说：“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在阿拉伯人中间，存在一种对西方及其财富、力量、文化的痛苦、怨恨、嫉妒和仇视的强烈感觉。这部分是20世纪大多数时期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统治穆斯林世界的结果，部分是西方具体政策的结果，包括1991年以来美国对伊拉克采取的行动，以及美以两国的长期密切关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还是各国穆斯林民众对本国的腐败、效率低下和压迫性政府以及支持这些政权的西方政府的一种回应。”（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Age of Muslim Wars”，Newsweek Special Issue，2002，p.9.）进一步看，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由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因素合力造成。从形成的根源和内容看，大致分为下列4个方面：
（一）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挤压和冲击伊斯兰世界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深化和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对世界特别是中东的主导地位显著加强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主导者。从消极意义上看，全球化的产生和持续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从道德角度看，“全球化只寻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在本质上是腐败的”。西方媒体在有关富人和名人的电视广告、肥皂剧和记录片中所表现的消费至上主义，“侵入全世界的家庭，破坏当地的文化，引起愤怒和失望”。“姑息和放纵自我的美国人”想集中和消费整个世界的财富，并使他们的习惯和规矩遍布全世界。这就使美国变成人们愤怒的焦点。“如果世界是一个地球村，那么美国就相当于该村小部分富有的统治精英。”（注：Akbar S.Ahmed，Islam Under Siege，Living Dangerously in a Post-Honor World，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p.52—53.）而在这个地球村里，伊斯兰世界依然落后和混乱。以中东为例，在美国主导中东10年的末期，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尚未实现，政治改革已经停滞，阿以和平的前景遭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在21世纪的开端，中东普遍存在一种受到屈辱、丧失自尊和十分渴望找回尊严的感觉。在全球化时代未经探查和标示的水域，这种感觉可能造成的后果特别难以预见。”（注：Shibley Telhami，The Stakes：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Westview Press，2002，pp.59，92.）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将种种问题“首先归咎于美国的经济控制和剥削（如今被轻描淡写地伪装成‘全球化’）；其次归咎于美国对许多为其目标服务的所谓穆斯林独裁者的支持”。穆斯林在谈论全球化这个重要议题时，“几乎总是与美国经济的渗透相提并论”，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又“标明了穆斯林进行指责并由此仇视的方向”。（注：Bernard Lewis，The Crisis of Islam：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The Modern Library，2003，p.113.）加上美国不仅没有顾及伊斯兰世界的痛楚与关切，相反继续向伊斯兰世界扩展，穆斯林的反美主义也就自然进一步发展。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大力宣传民主管理、自由市场经济、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时，穆斯林的反美主义明显上升。
（二）巴以冲突的刺激与催化
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推行错误的中东政策的结果。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以冲突则是导致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反美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因素。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在中东，阿拉伯人的政治情绪是在几个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包括该地区遭受法英两国的殖民统治，阿拉伯人防止以色列建国努力的失败，以色列随后对巴勒斯坦人的做法，美国势力直接和间接进入该地区，等等。最后一个因素已被该地区政治上和宗教上比较极端的人视为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对阿拉伯人民福祉的破坏。同时，他们认为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人是对阿拉伯人的偏见。”（注：Zbigniew Brzezinski，The Choice：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Basic Books，2004，p.30.）不胜枚举的民意调查和记者采访结果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2002年9月， 《纽约时报》报道说：“对美国的愤怒植根于一个看法，即布什政府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对以色列给予无限制的支持。这种愤怒在阿拉伯世界已达到空前强烈的程度。”（注：Jane Perlez，“Anger at U.S.Said to Be at New High”，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02.）同年10月， 《华盛顿邮报》又报道说，阿拉伯人讨厌美国，“主要集中于他们认为美国对这个地区总体上不公正并缺少了解，特别是在以阿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等方面”（注：Karen DeYong，“Poll Finds Arabs Dislike U.S.Based on PoliciesIt Pursues”，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7，2002.）。他们甚至认为，美国仇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也是出于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注：Zbigniew Brzezinski，op.cit.，p.80.）在穆斯林看来，英、美等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是殖民统治的继续，以色列因为西方的支持逐渐成为巴勒斯坦乃至中东地区的强国，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或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个活的标志。这个标志不时让穆斯林记起西方列强的“罪行”：在争夺势力范围时埋下后来各种争端的根源，以各种方式掠夺石油等重要资源，等等。20世纪后半期，美国接替英、法在中东的角色。在亲以院外集团和基督教极右势力的主导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变本加厉，甚至达到纵容的程度。美国的强大支持使得以色列多次打败阿拉伯国家，并蛮横地长期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400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因此沦为难民，许多人近40年来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条件恶劣的难民营里。所有穆斯林都对此备感绝望和愤怒。特别是对于在多次对以战争中都告败的阿拉伯人来说，以色列就是一个寻求主导中东、杀害阿拉伯人和摧毁伊斯兰的“邪恶力量”，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更是“超级邪恶”。（注：Barry Rubin，“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 Americanism”，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2，p.79.）许多穆斯林青年正是在观看了以军驱赶和枪杀巴勒斯坦人的电视画面后才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甚至成为自杀性袭击者的，本·拉登也正是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来号召穆斯林对以色列和美国等进行“圣战”的。海湾战争后，美国老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得以召开。“1993年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和平协议，意味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有了一个改善关系的潜在开端。但是，当2000年以巴之间的暴力冲突在第二次‘因提法达’（意为‘暴动’）中再度爆发时，这扇改善关系的大门开始关闭；当2002年初美国未能防止以巴局势严重恶化时，这扇门重重地关闭了。起初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然后逐渐扩展到范围更广阔的整个伊斯兰世界，人们开始亲身体验他们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长期承受的迫害和羞辱及其尊严的丧失。虽然穆斯林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仍然有限，但是在一个人们越来越容易接触互联网、卫星电视和移动电话的时代，巴勒斯坦人丧失国土这一事实还是因此变成了一个撼动穆斯林灵魂的‘血淋淋的问题’，美国在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时无法予以忽视。”（注：James Zogby，President of the Arab American Institute，Speaking at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idency Conference on “U.S.Communications with Muslim Communities”，June 13，2003.）
（三）美国成为伊斯兰世界各派力量政治攻击的焦点
在美国势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进入伊斯兰世界以来，出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它与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前后都发生过重大转变。例如：埃及从美国之敌转变为重要盟友，伊朗由美国在海湾的“支柱”转化为受遏制的对象，长期反美的叙利亚则在海湾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等等。在各国和各派复杂交错的政治斗争中，激进者指责美国支持保守者且显得反动，保守者攻击美国邪恶，而越来越多的寻求改变现状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和广大穆斯林民众则认为美国支持专制、保守的威权政府是为虎作伥。正如美国国际事务中心全球研究主任巴里·鲁宾所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非常有用的工具。激进的统治者和各种革命运动甚至是温和的政权，都可以利用它来凝聚国内支持者和追求地区目标而无需付出任何重大代价。实际上，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战略，似乎可以为所有人提供他们所需的东西。”（注：Barry Rubin，op.cit.，pp.80—81.）对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反美主义是聚集民众支持的一条重要途径，他们可以将穆斯林之间的斗争转变为穆斯林与仇恨穆斯林的异教徒之间的斗争。对不少阿拉伯国家政府而言，反美主义可以帮助它们转移矛盾，把国内种种弊端归咎于美国，使民众的注意力从对政府的不满上转移开来。而且，抓住反美主义这张“牌”，不少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还可以防止反对派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利用这张“牌”。对于广大穆斯林知识分子和舆论界而言，反美主义使他们得以向一个政府许可的目标即美国“发泄怒火”，而不必冒险批评国内的不公正或政策失败。各派政治力量长期抱有并经常宣示这种反美立场，无论它们是高喊公式化的政治口号，还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发展。
（四）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伊斯兰世界“不公正”甚至是“伤害”
在穆斯林眼里，除中东外，冷战结束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不仅未使穆斯林受益，相反使他们遭受了不少痛苦。苏联崩溃导致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车臣等国家或地区的穆斯林与俄罗斯人之间发生一连串战争。南斯拉夫解体时，美国、欧洲及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及时有效地阻止塞族对穆斯林的屠杀，特别是联合国同时对各方禁运武器使得波斯尼亚人无力抵御早已武装好的塞族人的进攻，致使数万穆斯林被杀害。伊斯兰国家除了提供有限的金钱和人道主义援助外，既无力促使联合国取消武器禁运，也无法帮助波斯尼亚穆斯林自卫。它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该真正承担责任。因为，西方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对局势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美国的“干预”也来得太迟。许多穆斯林从波斯尼亚问题上再次看到了西方的冷漠、双重标准和无所作为导致的惨剧。在其他许多地方，从西非到克什米尔，再到菲律宾，穆斯林也在同有关国家强大的政府军作战。几乎没有穆斯林在战场上取得真正的成功，或者在国际社会非穆斯林群体中获得太多同情。大多数穆斯林在西方的冷漠和歧视中看到了持续一个时代的对伊斯兰的仇恨，以及“当代西方要挫败他们的阴谋”（注：Simon W.Murden，Islam，the Middle East，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2，pp.196—197.）。此外，穆斯林感到当他们需要联合国保护时，总是不能及时得到帮助。相比之下，联合国却对西方的利益（有时甚至是针对穆斯林）予以较好的保护。国际社会的这种“双重标准”同样加深了穆斯林的不公正感。
结论
上述因素综合导致的反美主义，显然源自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公众心理的深层，以及当今世界格局的根本缺陷，其力量持久而强大，影响也必将重大而深远。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美国战略与政策导致的结果。换言之，多数穆斯林反对美国和对它的不满主要针对美国政府的战略和政策。他们同美国民众一样崇尚和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也比较理解甚至认同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司法制度。即使在九一一事件后，这种理解和认同依然存在。根据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佐格比国际公司和皮尤公司2002年的调查结果，埃及、沙特、科威特、黎巴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尼西亚共8个国家的民众，对美国科学技术、自由和民主、电影和电视、 教育的认同者分别在71％～93％、50％～64％、53％～77％、57％～81％之间不等。（注：Zogby International，“American as Seen through Arab Eyes：Polling the Arab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th”，March 2003，http：//www.zogby.com）这种共同点的存在增添了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阿拉伯人为例，“在当今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中，反美情绪的表达与其说源自对美国的盲目仇恨，不如说源自内心对美国难以明言的复杂感情：一提及美国，马上想到它是一个因其影响力、电影、技术（对于一些人来说，还有它的世俗主义、法律和秩序）而受人羡慕的实体；同时，由于它在中东令人压抑的现状形成过程中一直扮演的角色，人们又对美国感到深切失望”。（注：Ussama Makdisi，“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An Interpretation of a Brief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9，Issue 2，p.538.）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伊斯兰国家和民众在面对美国时，虽然普遍反对，却难以采取简单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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