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进化与社会系统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社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人口压力”为理论切入口，从总体上论述了前工业化社会农业发展的推动力、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结构的演变，并以此构建了古代农业进化的理论模式，然后又用这种理论模式对中国数千年农业发展和社会演化作了宏观上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代社会里，农业的发展对古代社会结构的演替起决定性的作用。古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依次集约利用，每一种新要素的启用都会引起农业技术产生一次大的进步，而这种新要素的启用和技术进步往往要求原来的生产规模做出相应的调整，规模的调整往往要求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做相应的调整，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关于这一点，西方的社会学家甚至把生态学中的“协同进化”概念引入到社会发展中去，Norgaard(1981,1984)认为农业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的协同进化过程①。
一、进化与演变的经济学模式
人类学家对现存的各种食物生产制度做了调查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制度越集约化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密度越大，地域联系越广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越复杂（表1）。
从历史上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本质上也就是集约化过程的逐步加强。在前工业社会里，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农业生产对动植物品种、土地、劳动力、水诸种生产要素的不断集约利用。
农业集约化的发展与社会组织规模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有其经济学上的意义。图一至三中的F点即代表着这种集约规模。
在图一中，a,b代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人口密度相对稀少的食物生产曲线，所对应的历史阶段是史前的采猎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以较少的能量投入，或者说劳动力投入，便可获得较大的产出。在这种资源充足的生产条件下，社会组织基本上以血缘核心家庭为主，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部落社会。
表1.食物生产制度及其与之相对应的人口和社会形态
资料来源：Lee 1969,Pimental 1979,Harris 1971,Conklin 1957,Fel and Chang 1945.
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由于自然资源的限制，生产的边际效益便会下降，图一中C曲线的OF段的斜率便是低于a.b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要求人类采用新的技术以增加生产，以此来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产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图一中C曲线中的FC段便是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图二和图三中的F[,1]点， 代表着原始的休耕农业替代了采猎生产，因而使生产出现了较大的提高。但这种提高是以生产中某种非限制要素的集约化利用程度的提高为前提条件的，在进入农业时代以后，由于渔猎、土地、森林等资源逐步受到了限制，人类就逐步靠投入劳动力以提高产量。由于劳动力的组织调动规模不同，因而社会组织结构也就依次发生相应的变化，古代的农村公社适应于原始的休耕农业；中央集权和小农经济适合于永久的连作复种式的水利农业（见图二）。
图一 F点的规模效益
图二 三种不同农业形态的F点
农业从一开始便是在采猎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才发生的，原始农业最初集约利用的生产要素是动植物品种，用于农业的驯化品种是人类对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实行人工干预的结果。这些驯化物种的数量从农业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没发生重大数量变化，说明在很早以前，人类对动植物物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就已经达到了效益递减状态。进一步的人口增长只能要求人们寻找和启动新的生产要素。
原始的休耕农业也包括几种不同的技术形态，基本上是在不同的人口密度下与不同的生态条件相结合而出现依次进化和发展的（表2）。农业一开始所采用的土地利用方式是森林耕作，或者说“刀耕火种”，这种森林休耕农业要求有充足的森林，人们每年所进行种植的面积只占周期性被利用森林总面积的1/15-1/25②，因为森林的恢复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如果森林面积是一定的话，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必然会增加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种植规模和频率，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休耕期，这样森林植被就难以重新被恢复，这时形成的往往是3年以上10以下的灌木休耕，灌木植被往往难以阻挡杂草的入侵，同时由于火耕时地面干物质层相对比较少，火的威力不足以彻底清除杂草和一些病虫害，这样如要维持正常的种植必须进行人为的锄耕才行，这样人的劳动力投入又进一步增加了。但这种锄耕可以由家庭劳动力在种植期间长期维持。而火耕特别是森林耕作制的火耕，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往往需要原始的农村公社组织进行协调。另外，农村公社组织在维持休耕期，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定期地分配土地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人口压力使休耕期减少到1-3年时，公社组织的主要功能仅限于分配土地了。在短期休耕的农业中由于锄耕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小农经济形态也愈来愈完善和发达。
图三 F1.F2.F3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位置
表2.人口密度与耕作制度
资料来源：Ester Boserup：《人口压力下的经济发展》，Cambridge,1980
当人口压力迫使生活在大河流域的人们启用灌溉水时，农村公社组织往往被彻底瓦解了，由于人工引水需要修建大坝和灌渠，所需要的一次性劳动力数量也比较多，这便需要一种比农村公社更强有力的政权力量来进行组织、管理，因此国家便产生了，古代最早的国家文明往往都产生于大河流域的现象往往也是这种相关关系的结果。灌溉农业也彻底摆脱了休耕，火耕基本上消失，杂草的增加也使锄耕的作用越来越大。小规模农户往往是执行锄耕功能的主要载体，这是因为锄耕是长期、间断进行的，适合于小农经营，而定期的水利建设则由国家组织③。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化投入的增加，土地生产力又出现一次新的飞跃，这次农业革命是人类对化石能量的集约利用引起的，水利、化肥、种子、机械所构成的能量投入规模远大于传统农业，但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的研究证明，现代农业的能量效率是远低于以前的各种农业形态的（图二）。由于现代农业的高投入和产品化生产的要求，这种农业所对应的社会结构往往是国际化的市场体系，由于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甚至机械等生产要素的相对可分性，现代农业仍然可以在小规模和基础上经营，但在农户上面的社会组织却是更开放，更大规模的组织④。
二、中国的原始农业与农村公社
（一）刀耕火种与氏族长老制
最初的农业形态，即刀耕火种的森林耕作制仍广泛地存在于南方亚热带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南方刀耕火种区尽管经受过多次中原文化的冲击，但其内部的氏族公社性质的社会结构，仍在很大的程度上保留下来。以前，我国农史学者对刀耕火种农业的研究只注意其生产工具和栽培技术，社会学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往往只偏重于社会结构。1988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尹绍亭同志通过对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的研究，为我们研究技术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实证材料⑤。
基诺族的人口密度为8.3人／平方公里，按表2所提供的理论模式，在这个人口密度大的耕作制度应该介于森林作制制和灌木耕作制之间。而实际上基诺族的农业的确处于这种转化过程中，这个地区的轮歇周期为13年，尹的调查显示，基诺山区的刀耕火种已带有一定的锄耕，而真正的森林耕作制，休耕期一般在20年左右，而且不掺有锄耕。
与这种农业相对应的是农村公社的氏族长老制，这种氏族组织在维持刀耕火种农业生产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氏族组织在维持氏族土地公有制的同时，还组织刀耕火种生产，在组织生产时将村寨的土地划分为13大块，从实际意义上讲，这种划分是保证刀耕火种进行下去的生态学保证。每年开荒时哪一块地开垦、哪一块地休闲都要由长老议事会决定。开垦的土地确定之后，各小家庭可以通过“号地”的方式占有土地，在号地的过程中有的村寨规定每家每轮不能重复号占同一块林地，有的村寨则一定要号占这个家庭以前耕种过的林地。
应该知道，现代基诺族的砍伐工具是远古时期的石斧所不能比拟的，以前远古时代的伐木工作往往也需要集体集中劳动，而小农生产形态则是相对不明显的。
（二）锄耕、土地私有制与阶级的分化
中国的刀耕火种农业形态至少出现于8000年到10000年以前的南方山区，锄耕农业发达于6000年以前的黄土高原，并不是北方在历史上不存在刀耕火种，而是由于生态条件的差异，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黄土高原很早地进入灌木林耕和短期休耕。
据凌大燮研究，西周时期陕西的森林覆盖率达45%。⑥《周礼》中“柞氏”的职务是“夏日至，刊阳木而火攻之；冬日至，剥阴木而杀之”。这种环杀树木的方法，便是一种刀耕火种农业中砍伐技术的遗留。刀耕火种在黄土高原一带之所以不如南方持久，首先在于其森林植被在砍伐后难以恢复，有的林木需要几百年的自然演替过程才能恢复，而亚热带山区只需20年左右便可恢复。另外，黄土的肥沃和易耕性也促进了农业形态的转变。
灌木休耕制在黄土高原一带也存在着一段时间。《帝王世纪》中记载的大禹时期的人口为13，553，923人。这时期华夏的农耕部落在黄土和次生黄土地带活动，如以7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折算的话，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左右，按Boserup的理论推断，耕作制度正应是灌木休耕。古文献记载的“甾”、“新”、“畬”式农业制度，正是指灌木休耕制的不同开发阶段，已故的农史学家石声汉先生认为：收获后摞荒，旧茬还在地里，称为“甾”；旧茬被卷土重来的天然植被所吞没，称“畬”；已长出小灌木，可作重新垦辟对象的称“新田”。
随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强，部分地区的集约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到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人口达到2000万，人口密度为30-60人／平方公里，这时的农作制已转化到短期休耕制，部分地区已出现土地连作制。《周礼》中记载了农村公社中所分配的土地中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
Boserup认为土地的利用制度是土地所有制的基础⑦。休耕期缩短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公社公有制逐渐瓦解的过程，刀耕火种时期，休耕期足够长，种植地只占总林地面积的很少的一部分，每年的开荒地，足够农村公社内各家庭选择开发，当人口增加，人均种植地减少，农村公社内成员家庭越来越对上次开荒时自己家庭所耕种的地块产生依赖性，这样土地私有制便逐渐产生了，在时间的序列上，农村公社越古老，休耕期往往越长，公有制程度也越高，当公社发展到晚期时，公社内阶级分化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只要土地存着一定的休耕期，原始公社的那种土地分配制度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我国的夏、商、西周三代和欧洲的中世纪便保存着已出现阶级分化了的这种变形的公社体制⑧。中国自战国以后走向土地连种制，农村公社体制才彻底瓦解。
（三）休耕期的缩短与华夷分离
人类学家认为，具有一定程度休耕的种植业可以与游牧业在生态上相互补充。在充分的荒地，草地的环境条件下，定居的农耕部落可以和游牧部落和平共处。特别在灌木休耕制的条件下，充分的休耕期可以为畜群提供足够的牧草，与此同时，畜群为土地提供有机肥，帮助土地恢复地力，牧人不能频繁的宰杀牲畜，他们必须使畜群保持一定的规模，在平时用畜产品交换粮食，有助于保持畜群的稳定，农耕民族用剩余的粮食交换畜产品有助于营养和饮食结构的改善。
当人口密度增长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相互和平共处的局面往往就会改变，畜牧生产需要更多的土地，当人口的增长使荒地逐渐减少时，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往往会为争夺土地而产生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往往促进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国家形态的出现。在这种国家形态的基础上，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在世界其它文明地区的历史过程中，生产方式往往取决于在斗争中取胜的一方，但在我国由于农耕文化的发达和其独特的魅力，汉民族不论胜败如何，往往都是农耕生产模式同化畜牧生产模式。
黄土地带宜耕宜牧，由于一定的休耕期的存在，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华夷杂处”的局面。到战国时期农业技术革命和大开荒以后，“华夷杂处”的局面基本上消失了，与北方游牧民族斗争规模也逐步升级。从古史上分析，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斗争是逐步展开的，这是因为休耕期的缩短和人口的增长也是相对缓慢的。万里长城的修建标志着华夷分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斗争的规模上升到在国家的水平上进行。
三、水利与中央集权
（一）水利的兴起与农村公社的瓦解
人类对水利的利用往往是在农业呈现出高劳动力集约状态时出现的，这时劳动力投入在锄耕体系下已呈效益递减状态，在干旱的锄耕农业区，组织一部分人力兴建水利工程，往往会使土地成倍地增加产量。在这种新的农业体系中，劳动力的效益递减状态可以暂时地被消除。
水利工程的修建需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在传统的技术体系下，这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进行组织，而地区性的农村公社组织则往往无能为力，跨地区的集权国家往往在水利的基础上产生，世界上几个最早的国家形态无不与水利发生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东方集权的起源时曾指出：“由于共同用水的关系，东亚地区在幅员广大的条件下，迫切需要中央集权来干预。waterfog发展了马克思的水利理论，二战以后考古学家根据waterfog的水利理论在美洲玛雅人城市文明遗址中发现了灌溉系统，这说明水利理论已对考古学实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是最早进入水利社会的文明地区之一。春秋战国以前已出现了水利农业，但只是以防洪和小规模排水灌溉为主。禹治水使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诞生。但以后的水利事业似乎相对少了，由于人口密度相对小，农村公社仍以一定形态存在着。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战争，使得人口和粮食成为封建诸侯国家的竞争对象。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封建国家也迅速插手水利事业，而水利事业本身又强化了国家的集权功能，最终导致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形成。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要求超农村公社组织的权力结构，网络齐全的大规模的灌溉渠系与原来农村公社中井田上的那一套排灌沟洫系统完全不同，如要大规模安排规划灌溉体系，必须打破原来的一套自灌自排的井田沟洫体系，而井田体系在本质上又是与农村公社政治体系相融合的，所以在打破井田沟洫体系的同时往往也就是农村公社体制瓦解的过程。
战国时期的魏国可以比较早地进行这种改革。李悝在“尽地力之教”的同时，也大修水利工程，并废除井田体制。“井田废、沟洫湮，水利之所以作也，本起魏李悝”⑨。秦国的改革内容也是“废井田，开阡陌”，并兴建像都江堰、郑国渠这样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总之，改革的过程往往就是农村公社体制的瓦解的过程和水利、集权兴起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的另一种生产倾向，也导致了公社体制的瓦解。这就是在人口压力下，休耕期已经减少到很少，土地连作制和铁农具的使用，使得小农经营成为传统农业经营的最佳模式。这种模式的生产不需要原来的那种公社组织进行干预，而一些地区所需要的水利灌溉服务又是公社组织所不能满足的，专制集权机构这时可以更迅速地取代地方公社组织而直接地向农民收税。而在这以前，分封的封建主往往无权干预基层公社的生产、生活情况，只按“井田”单位收取固定的粮食和劳务服务而已⑩。
在竞争的条件下，哪个国家在政治改革中适合了水利和小农经营这两种生产倾向，哪个国家便迅速地实现了中央集权化并使综合国力大大地增加，秦国的成功，正在于这方面改革的彻底和成功。
（二）水利生产模式的调控管理与集权政治的周期性复制
水利生产模式是在高人口密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从历史上看，清以前黄河中下游一带人口的最大负载已达到4000万左右，长江流域的人口在封建社会后期也达到1亿以上。集权政体要在如此广泛的地区控制如此众多的人口，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行。在古代社会里，集权体制的正作用表现在对传统的水利生产模式实行积极的调控管理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兴建与维持水利工程。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往往要首先致力于修复堵塞的渠系与河道。汛期来临时还要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护堤防汛工作。不这样做，传统的集约化农业就无法恢复，也就无法稳定高人口负载的土地，同样也无法得到维持其自身统治的赋税来源。
第二，抑制土地兼并。传统的小农是以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和高劳动力投入为特色的，其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但其自我保护机能是相当脆弱的，极易受到外界力量的冲击，其本身也往往依赖于外界力量而存在(11)。在农村公社体制瓦解之后，中央集权便要起到充分保护小农的作用。我国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地推行“均田制”以保护小农。有人认为，中国封建集权政体是地主与农民力量之间彼此消长的调节器(12)。无论是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太甚，还是佃农“抗租罢耕”，集权政体都会出来干预，使得地主、自耕农、佃农的力量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第三，抵御外族入侵。这也是保护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但对游牧民族的防御往往依赖于国力的强盛，国力的强盛则往往取决于政府对水利的组织和对豪强兼地的抑制程度，也就是小农经济繁荣的程度，因为只有经济的繁荣，才有稳定的税收。在此基础上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每个封建王朝的前期政府往往都能充分发挥这二项功能，因而对北方游牧民族往往也能采取攻势，王朝后期执行功能能力衰退，对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只能采取守势，甚至被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所取代。
总之，只有集权政体在充分发挥正作用的条件下，水利生产模式才能稳定有效的运转。即便如此，在人口压力增加的条件下，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的打击，也往往出现颠覆，其稳定性与以前的政治形态相比是相当脆弱的。我国南方山区的刀耕火种与农村公社体制从近万年以前一直保持到解放前，以井田制、短期休耕制和小规模沟洫灌溉为基础的夏、商、周三代各自维持500-800年的统治，以大型灌溉工程、小农经济、中央集权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则不超过300年。在这种不稳定的体制下，水利生产模式和集权是周期性复制的。
非但如此，单从集权体制本身来看，往往对农业生产产生负作用。当专制的君主将管理目标偏离水利和小农生产时，这种负作用会很快表现出来。随着一个王朝统治年份的增加，腐败现象往往成正比例上升，公共水利工程也很快废弃失修了，小农的土地也逐渐被豪强所霸占。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的末代君主们发现自己再也无力保护他们的臣民了，于是农民起义、邻国的大军或内部准备叛乱的将军们都有机会将旧王朝取代而建立新王朝。但如果新王朝想享用帝国的财富，只有再筑堤坝、修复渠道、清理运河同时将土地分给农民，于是新的一轮水利生产模式的循环又开始了(13)。
注释：
①Norgaard.R.B.:Coevolutionar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32)5:525-596.1984.
②B.Turner:Comparative Farming Systems.Guilford 1987.
③Wittfogel,Karl A.:Orental Despot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④欧内斯特·叙斯：《农业与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⑤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⑥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⑦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Chicago Aldine.1965.
⑧刘广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形态理论考评》，《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Vol.3。
⑨高承：《事物纪原》，利源调查部。
⑩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1)Wolf.E.R.:Peasants Economics.NewJersey:Prentice-hall.1966.
(12)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Marvin Harris:The origins of cultures Randon House Inc.New York.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