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构思新颖的文献学专著——评洪湛侯教授的《中国文献学新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专著论文,构思论文,中国论文,新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文学艺术园地里，姹紫嫣红，百花争艳，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古典文献学领域内，却仍然冷冷清清，寂寂无闻，出版艰难，新作匮乏，喜爱古典文献学的读者，无不翘首盼望一朝吹到春风。就在这个时刻，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湛侯教授的《中国文献学新编》这部力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目。书名《新编》，自是有别于前此的一些同类著作，而“百尺竿头”，要做到“更进一步”，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凡一门学术，当它已经达到相当造诣以后，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提高，实际上也相当于再创作，难度是很大的。它的学术要求和艰难程度有时甚至比新编还要高，往往是要付出双倍努力的。古典文献学专著，以“文献学”作为书名的，八十年代出版的有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罗孟祯先生的《古典文献学》以及三十年代出版、八十年代再版的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等五家。虽各家编例并不尽同，但他们论述的重点都比较侧重于文献整理方法和步骤，对于古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亦时有述及。这些著作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于我国古典文献事业的沾溉，已经并还在继续作出它们各自的贡献。至于如何总结和继承历代文献学理论遗产、如何确定当前文献学理论研究的方针任务，以及如何评价和肯定当代文献学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上述各家著述都未见论及。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文献学’业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而不仅仅是一门课程”（见本书《绪论》），如何把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形体、方法、历史、理论诸方面的相关内容熔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这将是当前古典文献学研究亟待解决的一项更加重要的课题。
洪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新编》对上述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周详的论述，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新编》的“新”，是不是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本书构思新颖，体例不同一般，下面拟分五个方面，来讨论一下本书具有的特色及其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贡献。
一、提出文献学体系的构想
本书由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理论编四部分构成。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尝试，一个很有价值的创例。作者在书前《自序》中叙述了编纂此书的缘起：
“中国文献起源极早，而成为专门之学则较迟，又多被泛称为‘国学’或‘校雠学’，至以‘文献学’为专门学科者晚近始有所闻。当代以‘文献学’名书行世者亦仅数家，所论皆文献整理之方法，且仅及目录、版本、校勘三端，难免滋人疑惑。盖以中国文献学历史之源远流长，文献学内容之博大精深，文献学范围之宽广多门，岂目录、版本、校勘三者所能尽括？爰不揣谫陋，撰《中国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中国文献学的完整体系》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以后，迭接各方读者来函，鼓励编写专书，以畅其说。勖勉有加，期望殷切，为是撰成《中国文献学新编》，分形体、方法、历史、理论四编立目，作抛砖之试。”
“抛砖”为了“引玉”，作者是盼望学术界将有更多的同志，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来完善这方面的论述，来发表更加精确的见解，从而把文献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本书形体编分记录文献的载体、文献的体裁、文献的体例、文献的体式四章。记录文献的载体，从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到胶版与磁带，从古到今，历史跨度有2500余年，并预测未来文献载体变化的必然趋势；文献的体裁，作者特将体裁分为“文献内容的体裁”和“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两大类型，辨别非常清楚。文献的体例，大部分根据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的发凡起例，并征引宋代程大昌、清代顾炎武、全祖望、严可均、卢文弨、章学诚、段玉裁、孙星衍以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孙诒让、俞樾、王国维诸家的有关古书体例的论述，加以论证或补充，颇便初学者阅读和引用。文献的体式，作者将历代古典文献的体式区分为简策式、卷轴式、折叠式、册页式四大类型，并分别举例说明。总之，形体编是本书很有特色的一编。
方法编关于整理文献的方法，与其他几家文献学著作相比，不但将“辨伪”和“辑佚”都列入正规的常用的整理方法之中，而且又新增“编纂”一项，充分肯定了编纂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
历史编分为先秦、汉、魏晋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当代八期，并注明先秦为“起源期”、汉为“奠基期”、魏晋至隋为“变迁期”、唐五代为“发展期”、宋辽金为“兴盛期”、元明为“中衰期”、清为“恢复、鼎盛期”、近当代为“总结、发展期”。
理论是构建中国文献学完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探讨并论述文献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文献学理论的特点和作用，都还是一次新的尝试。因为从现在已有的几种文献学专著和文献学辞典中，还找不到关于文献理论的专篇或专门条目，由于目前文献学理论参考资料不多，少有凭借，作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勇敢拓荒，总结出中国文献学“源于实践”、“内容深广”、“言简意赅”、“切合实用”、“后出转精”和“未臻完善”等特点，并各举若干实例加以论证，是一项很有学术意义的尝试。
二、常有一些创造性的见解
在叙述中，常常发表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见解，是本书受人注视的又一特色。
在我国，文献产生很早，为什么“文献学”一词的出现却比较迟？对于这个问题，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思考。本书《绪论》对此作了阐述：
“因为先秦时期的文献研究，本来就处在萌芽阶段；汉代以来，从事研究和整理文献的工作实践，或者被称作“校雠”，或者被称作“国学研究”、“整理国故”等等，从来没有得到正名。文献学的名词近代才出现，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经学”、“朴学”，也不同于“考古学”、“语言文学”，它的确切涵义，还正在被人们逐步认识和论定之中。”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传统的解释是：“文”为“文章”，“献”为“贤才”或“贤”。当代学者仍有认为“文献”包括书本的记载和耆旧的言论的，这还是采用传统的看法；当代也还有人把“文献”看作“古籍”的同义词，认为“文献”就是“古籍”。对此，洪先生指出：“这看法未必尽当”，因为“虽然文献的主要内容是‘古籍’，但还包含了‘古籍’以外的甲骨文、金文、简牍、碑拓、文书、档案、信札、契约、手稿等各种形式的‘文献’，把‘文献’局限于古籍，是缩小了‘文献’的含义。”
“‘文献’必须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但决不是凡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东西都是‘文献’，例如地下掘出的古物……与‘文献’有别。”（见本书《绪论》）因为“文献”必须是用文字来表述的。本书《绪论》为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作者总结说：
“我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
接着又提出：
“文献学本是关于文献研究和整理的一门学问。”（见本书《绪论》）
这些论述实际上已为“文献”和“文献学”下了“定义”，只是出于谦逊，不标“定义”之名。
本书将辨伪、辑佚、编纂都列为整理文献的主要方法，见于“方法编”。而对于这三种方法的产生时限，又都分别作出一些精彩的论断。洪先生指出：
“我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造伪和辨伪应该都是与文献的成书和流传大致相终始的，因此伪书开始的上限，应该还可以从西汉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见本书第二编第四章）
对于辑佚，他说：“从理论上说，有流散就可能有辑佚，它的起源应该比较早，而且摭拾遗文，补正史乘，原是我国文献整理工作者的优秀传统。”（出处同上）
关于编纂的产生，他的论述更为精彩。他说：“从理论上说，有书籍就有编纂，就有不同程度的编纂事业；再从古籍形态的构成来考察，编纂活动的产生，必定早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因为如果没有编纂家构想、设计，编成图书，哪里会有目录？会有版本？校勘辨伪等整理工作，也就无从附丽、无从着手。因此，编纂在文献整理方法中，应该是最先出现的第一道工序。从它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编纂事业，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一样，源远流长！”这些卓越的见解告诉人们，文献学研究必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书不但将“编纂”列为整理文献的重要方法之一，更进一步强调它有“便于保存文献”的功能。他指出古代文献的散亡，对去都归咎于水火、战乱、帝王禁毁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近代学者又从书籍内容和流通情况来探讨散亡的因素，这些自然都言之成理。但是，洪先生认为“如果从古代文献整理情况看，文献的散亡与是否经过编纂与编纂的好坏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历举见于《左传》、《国语》、今古文《尚书》等古籍上记载的古书书名以后指出：“这些古书都早已亡佚，惟《六经》经过孔子整理编纂得以流传下来，可见编纂的确是保存文献的重要手段”（见本书第二编第六章），同时，另一角度也说明未经编纂是古书散亡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见解无疑是十分新颖又非常精辟的。
关于什么是“善本的标准”，本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将善本的标准概括为以下四项，即：古旧本、精校本、精刻本、稀见本。其中将“稀见本”列为善本，这样各种流传稀少的本子，如禁书、罕见本、海内孤本之有价值者，就都可以归入善本，妥加保管了。
三、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地作出小结
本书体、法、史、论四个部分，可以说都带有总结性质，都是从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概括出来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常采用条分缕析、归纳要点的方式，加以小结，做到纲举目张、条理分明而又便于记忆。
例如第一章第五节“纸”，在历叙古书记载的古纸和近代出土的古纸之后，总结说：
“综观上述史书记载和近代出土的古纸情况，可以得出如下印象：第一，无论是早期的丝质纤维纸还是麻质纤维纸，同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采用多种原料制造成功的植物纤维纸都有所不同。第二，上述这些古纸，皆为专供包裹和衬垫等杂用，至今还没有发现上面写有文字的西汉丝纸麻纸。第三，上述史书记载或近代出土的古纸，都不足推翻蔡伦造纸之说。第四，这些对蔡伦造纸都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迄今为止，最早采用多种植物纤维为原料、专供书写用的纸张，应是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功的‘蔡侯纸’。”
又如论及清代编纂丛书的情况（见第三编第七章第二节），归纳出清代丛书和明代丛书相比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多为足本，二是种类繁多，三是校勘精审，还有用木活字排印的丛书和体制庞大的大型丛书等等。虽然清代丛书的特点细分可能还不止这些，但与明代丛书相比，这三点是十分突出的。明以前丛书，时代虽早，但多删节之本，明末崇祯时毛晋据明胡震亨《秘册汇函》残版，增刻为《津逮秘书》，所收全帙为多，此后学者刻书，渐重足本。到了清代乾、嘉间所刻的丛书，就很少有删节之本了。至于种类繁多，这自然与清代乾嘉学术繁荣有关。乾嘉时期，提倡朴学，一些著名学者所刻的丛书多以校勘精审著称，同时也反映了乾嘉学术的成就。本书总结的三点，确实是比较中肯的。
本书论及“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见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列举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种体裁，给初学者揭示了非常完整的知识，可谓言简意赅皆中肯綮。以“方志”为例，不但介绍了方志产生的历史、方志的种类、历代的著名方志以及方志理论的形成和“方志学”的建立等等，并且还概括出方志具有的几个特点，即：①内容十分广泛；②资料先后连续；③反映地区特点；④多载原始资料。这些小结都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四、重视整理方法的实际应用
本书《绪论》中在谈及文献学应该开设的基础课和选修课以后，又提出“加强课外实习，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使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能够学以致用，成为文献部门真正能挑重担的新生力量，不致高分低能，纸上谈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既注重学术源流，同时又非常注重实际运用。这些正是本书与旧时一些国学概论、校雠学、目录学之类的书籍，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地方。
本书“方法编”中的编纂一法，历来专门论及者不多，少有参考资料。不难想象本书“编纂”这一章，绝大部分是作者根据文献资料加以总结的。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如论述“编纂的性质”时曾将“编纂”与后起的“编辑”作了比较，指出：“‘编辑’可以看作是‘编纂’的延伸，正像‘校对’可以看作是‘校勘’的延伸一样。不同点是：“编纂包括多种职能，用现代的语言说，‘编纂’既是编者，又是作者，编者、作者没有明确的分工。而近当代所说的‘编辑’，它单纯是编者，不是作者。”所以发展到今天，“古代的‘编纂’同现代的‘编辑’，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见本书第二编第六章）在这一章中，作者还将编纂成果的传布形式归纳为：简册形式、写本形式和刻本形式三大类；将编纂的功能，归纳为用于文献整理、便于保存文献、促进扩大流通、用以序化资料四个方面，都是十分概括的。
关于编纂的方法，并无成规，作者根据编纂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基本工序，加以归纳，定出以下几项，就是：①确定选题；②拟定凡例；③精选资料；④分类编排；⑤编出目录；⑥撰写序跋；⑦注明出处；⑧编制附录。
“方法编”导语中指出：“方法编是文献学中实践性、应用性最强的一个部分，本编各节所作的评述，始终都注意到这一特点。”可见作者对文献整理方法的实际运用是十分重视的。
本书将“考辨伪书的方法”归纳为查明传授源流、考核历史事实、考订作者生平、分析作品内容四项。接着又将考辨伪书的注意点也归纳为：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不可以偏概全、不可单凭文辞判定真伪、伪书不可一概废弃四个方面。这些都是十分精到的，是借鉴历代辨伪学家工作经验作出的结论。
“辑佚”的具体方法，以前各家文献学著作，未曾见有人述及，作者参考前人的实践经验，把辑佚的具体步骤归纳为摘录佚文、选择底本、注明异同、校正文字、恢复篇第五项，这些也就是具体可行的辑佚方法。对于辑佚的注意点，作者归纳为广泛网罗佚文、认真删汰繁芜、进行精密考订、作出合理编排四个主要方面，并分项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如“认真删汰繁芜”条目下又分分别指出伪篇应删、不属佚文应删、无用材料应删；“进行精密考订”条目下分别指出考作者、辨体裁、查出处、订误字等具体细节。所有这些，对于参加实际工作的人，都是很有帮助的。
五、提供大量基础知识和最新信息
本书的体、法、史、论四编，各编又分若干章节。全书四十万字，内容都是以提供文献学知识为主要目的。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常识性的，有些则可以说已是比较概括的学术见解，但它的性质，都可以总称为知识。理论编自更不待言，集中评介了古今许多文献学家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古往今来，文献学家当以百千计，但本书理论编设专节评介的凡二十家，主要是遴选了少数最有代表性而且有“理论建树”的佼佼者。
本书方法编每标举一种整理方法，照例都介绍这种方法产生的源流。形体编介绍文献编纂形式方面的体裁，如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都毫无例外地一一叙述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文献价值。方法编目录的分类一节，将我国古典目录学分合演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一作出简要的说明，并辅以附表。历史编分八章叙述了自先秦至现代的二千五百年间文献学史上的重大事例，内容极其丰富。由于作者运用文字的能力很强，措辞精炼，没有水份，所以更加可以相信，本书提供的知识量是很大的。初学者通读全书，大可开拓视野，帮助打好基础。
从本书的分类编排看，如果用作教材，真可做到一书多用，既可作为文献学通论的教材，又可分作文献学史、文献整理方法、文献学理论等专题课的教材。
本书出版于1994年9月，截稿期直至1993年底。这是非常难得的。大凡近年公布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文献学整理动态、文献和考古方面的重要发现，本书都择要收录。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考古发掘所得，像“周原甲骨”、“阜阳诗经汉简”、“马王堆帛书《老子》”、“武威《仪礼》简”、“银雀山汉墓兵书简”等等，在形体篇“记录文献的载体”一章中都有较详细的介绍。尤须指出的是，本书历史编特设近当代一章，叙述近代特别是当代出现新的载体、利用科技手段、全力整理古籍、培养专业人材等最新的文献动态。再以“全力整理古籍”为例，既介绍了当代重印古籍方面的成绩，又着重介绍了当代新编图书方面的举措，包括编纂大型资料汇编、编纂各种工具书、编纂丛书、总集，而所举目前正在编纂或开始陆续出版的大型总集，就有新编《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全宋诗》、《全宋文》以及《全金文献》、《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散曲》、《全清散曲》和《全清词》等等。这些材料从现有的任何一部文献学著作中固然难以读到，就是专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一时也很难搜集齐备。
本书还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能注意广泛吸收当代学者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诸如张秀民先生关于印刷史方面的论述、张舜徽先生关于文献整理方法方面的论述、钱玄先生关于校勘方面的论述、李致忠先生关于版本方面的论述等等，都择要征引，加注出处。
本书的特点和优点尚多，限于篇幅，未能细说。但还有两点也很突出，故在本文结束时不能不稍加提及。一点是本书词采斐然，可读性强。一般总以为这类著作崇尚质朴无华，很难做到用文字吸引读者，通常情况确也大致如此。但读了洪先生的这部大著之后，觉得当代从事古汉语、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人，只要勤于吸取文学滋养，多关心新鲜事物，放松思想上的约束，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仍然可以使手中之笔，摇曳生姿，写出优美传神的文字来。洪先生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编纂此书，所写文字，既精炼简洁，又不显得艰涩枯燥，有些段落，笔墨驰骋，词采随之而生，对于精湛的内容来说，可谓锦上添花。还有一点是，本书的全部制作应该说是高水平、高质量的。笔者通读两遍，未发现一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差错，可见责任编辑校阅的精审。这一点若联系所谓“无错不成书”等当前出版界的某些状况来看，更显得难能可贵，殊堪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