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现代发展理论比较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我见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可以说是关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它吸取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种种发展理论。当代西方的发展理论按照各国启动现代化的时序，大致可分为“早发”式与“后发”式两大类。当代西方各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他们“早发”的现代化理论为模式，提出种种“后发”式现代化的方案，但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世界的锐利武器，从世界范围内认真构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把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世界性现代化浪潮联系起来，对后发式现代化中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创造性的解决。
一、邓小平的“主动型发展理论”和“发挥主观能动精神理论”是对西方“被动型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与精神因素无涉理论”的超越
在西方当代发展理论者看来，早发式现代化是时势使然自发进行的。而后发式现代化则是由于外部生存环境逼迫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反应”，因而只能是某种被动的现代化。诚然，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是在外部诸多压力下被迫启动的，但后发现代化与被动的现代化之间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被动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也无法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确面临种种不利条件，但同时也显然有直接引进、吸纳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为我所用，成为加速自己发展步伐的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经济和科技领域，亚太区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相当强劲，这无疑是一种压力。邓小平没有把这种压力当作包袱，他指出，这是一个“友好的压力”，对于我们既是一个国际性的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国内条件具备”[1]，正有利于我国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后发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自主、自觉的内部动力，只要我们抓住时机，以主动的姿态迎接挑战，就完全能够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当然，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建立开放的社会经济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有人却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背景下，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难免依附于发达国家，他们只有也必须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脱钩，才有可能摆脱这种依附状态。早在60年代，正是在这种“依附理论”盛行的时候，亚洲“四小龙”通过实行优惠的税收和信贷政策，建立了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近十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更表明，一个地区对内对外全面开放的程度越高，越是积极地把自己置身于国内、国际经济的大格局中，也就越有活力，越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把中国实现现代化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世界大发展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主动型现代化的雄伟胆略和恢宏气势。这显然是“被动的现代化”或“依附理论”所无法比拟的。
还有的发展理论者认为，后发国家大多都有殖民地的历史，在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伴有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其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精神因素无涉。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同样需要社会、文化多方面积极主动的协作配合，才能产生综合性的功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把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量看作是社会诸多因素——既包括经济的“技术——生产”系统，又包括非经济的“文化——观念”系统的“合力”。
重要的是，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的关系决不是二元的，而是联成一体的。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主观能动的精神因素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邓小平一贯重视“两个文明一起抓”，他在总结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和教训时，就十分形象地以“换脑筋”一词来形容观念更新的巨大作用。
二、邓小平“内生式发展”理论对西方“外生式发展”理论的超越
某些西方发展理论不仅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被动式的，而且武断地认为后发式现代化必然是“外生式”的。他们认为，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凭借其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内生式现代化，而后发国家的传统势力通常比较强大，社会内部并没有特殊因素促成现代化，所以只有依靠输入外来的西方文明才能够发动和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西方发展理论者总是夸大后发国家的落后和封闭，而看不到后发国家和地区内在的发展潜能。
邓小平指出：“每个国家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他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1]搞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国地方大，有丰富的矿藏和资源，这些资源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新中国有一定规模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特别是经过近十几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人民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我们对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既定的目标充满信心。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内部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主要表现在：改变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企业内部改革日益深化，价格、税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已经迈出了较大的步子，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加强了；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职能逐渐转变，而更多地运用经济规律、经济手段实施经济运行，以间接方式为主的调控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步伐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优化过程都在迅速进展中……。这些都为中国“内生式的主动型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源。
中国是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和城乡居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型过渡，人们的投资需求、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势必都会有比较快的增长，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一个极大的刺激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与中国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中国走“内生式主动型现代化”的一个有利因素。
邓小平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现在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的，而必须加强国际交往，学习人家的长处。他指出：“我们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坚持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也不是盲目排外。中国的现代化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必须打开国门，大胆地引进各国先进经验和成果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这就是当代中国“内生式主动型现代化”的辩证法。
三、邓小平始终坚持中国式发展道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在后发式现代化问题上，西方发展理论者的一个致命弱点是他们所持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他们把西方的早发式模式当作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加以仿效乃至全盘接受的样板，认为后发式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跟着他们亦步亦趋。这种观点抹煞了各国国情的特点和区别，背离了要根据本国实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模式的客观要求。邓小平一贯强调，各国的事情要按照各国的情况办。我们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
有的西方人士认为，后发式现代化过程实际是一个被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断依附的过程。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依附于资本主义。他一针见血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2]我们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无法保证。中国是现代化大潮中的后来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国家，我们要后来居上，就决不能走这条受制于人的路。
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的现代化，这样才能够既避免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片面性，又可发挥优势，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地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部曲”，既突出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也体现了世纪之交的时代特征。中国改革试验的成功“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历史将雄辩地表明，现代化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而且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
事实上，后发国家按照西方模式所设计的现代化道路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脱离了本国的国情。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明确指出，必须从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入、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的国情出发搞四化建设。所以，“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2]离开了中国国情，现代化在中国就扎不下根。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既符合现代化一般要求，又符合国际通则的现代化，它也必然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中来实现。邓小平一方面十分强调我们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和走我们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又率先引用国际标准，例如使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概念，并以“美元”为计算单位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指标，使我们的现代化具有世界统一的参照标准。
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学会利用国际条件，吸收别国的经验，引以为鉴，少走弯路，这也是邓小平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1]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我们学习人家经验，有利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我们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这种学习和借鉴都是根据中国内生式主动型现代化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是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密切相关的。
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邓小平还郑重地提醒西方政治家们，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市场问题、经济问题，“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1]
改革之初，我国现代化问题还只是为西方人士所关注，谈论现代化似乎就有撇开社会主义体制的嫌疑。邓小平毅然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的现代化大潮，使我们从以往种种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摆脱出来，积极地置身于一个更加现实也更加广阔的国际背景之中。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框架，是对当今现代化理论的一大贡献，也是对西方某些偏激观点的一个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