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演进、政府介入与投资膨胀：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转型期投资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条件下论文,不确定性论文,体制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成绩。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探索性和开创性，决定了其发展必然是在曲折中前行，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总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就是一个突出代表：当前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居高不下，2006年之后一直超过41％，大大高于主要经济体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同时期中国私人消费仅占GDP的37％，远低于60％的平均水平。①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保增长”似乎是近来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要务。②出于“保八”和“维稳”的需要，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再一次擎起了投资大旗。这虽然可以理解为短期内应对经济下滑的一个无奈之举，但在中国投资水平已经过高的情况下，势必进一步扭曲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并带来一系列长期问题。过度投资意味着浪费，结构性失衡势必制约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的投资总量变化？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当前中国的投资膨胀？如何才能科学地调节投资总量乃至总需求结构的失衡？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是当务之急。
国外投资理论的演进大体上可以分为古典、新古典/q理论和新古典精细化三个阶段。古典投资理论主要包括投资的“加速模型”和“灵活加速模型”(Clark，1917、1944)。但古典理论缺乏对价格和收益变量的考虑，在理论上并不能令人信服。为了修正古典理论的缺陷，在60年代，Jorgenson(1963)提出了新古典投资理论。大约在同期，Tobin(1969)提出投资的平均q理论。后来Hayashi(1982)提出边际q的概念，完善了q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研究方向是更精细和深入地考虑新古典投资理论所忽略的各种细节。其中，对不确定性的强调成为一个研究重点(Pindyck，1982；Dixit和Pindyck，1993；Abel，1983、1993a、1993b)。对不可逆投资的作用、投资等待价值等方面的研究也是讨论较多的方向(Bernanke，1983；Abel，1993b)。Caballero(1999)、Carruth等(2000)对投资理论的演进进行了综述。投资的新古典精细化研究一度非常繁荣，但近期相关文献日渐稀少，主要原因是影响投资的因素众多且复杂，并且我们所能采用的分析手段与方法的阻碍了研究的进展。
投资研究本身的困难，再加上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带来的复杂性，可能是国内研究转型期投资的文献较少的原因。在少数文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1999)、俞乔等(2002)和Song等(2001)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定性结合计量分析以及直接借鉴国外理论的计量分析。但定性分析难以让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投资饥渴”和“低效投资”等特殊投资现象，也无法深入探讨其背后隐藏的体制转换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不规范考虑转型期投资行为的微观基础，直接借鉴国外模型的研究可能是误导的(王曦，2004)。近期，国内外一些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尝试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国外投资理论相结合，规范探索中国转型期微观主体投资行为及其宏观意义。其中，Qian和Roland(1998)从预算软约束的角度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企业行为。王曦(2005)利用二次型投资模型，从理论上论证了产权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价格市场化对转型期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对中国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以及国有企业“投资饥渴”、低效投资和总量萎缩现象进行了解释。李敏波与王一鸣(2007)放松了二次型假定，在更一般的模型设定下，讨论了双轨制、价格市场化对私企、国企、政府投资的影响，也论证了“投资饥渴”和“国退民进”的必然性。龚刚与林毅夫(2007)从周期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投资和经济缩胀的关系。这些研究对解答中国投资领域的特殊现象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但仍然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包括：(1)都是在确定性的情形下讨论投资行为，而投资行为的本质特征是牺牲现有资源以博取未来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期望利益，因此应在不确定情形下加以讨论(Dixit和Pindyck，1993；Caballero，1999；Carruth和Henley，2000)。(2)确定性模型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风险因素(二阶矩)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而这通常被认为是决定投资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3)金融海啸以来，随着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实施，“国退民进”似乎又让位于“国进民退”，而当前文献尚未能解释这个现象。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转型期投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具体地，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改革模式，构建一个转型期不确定性投资模型，以考察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及改革方式本身对微观主体投资行为和总量的影响。本文的另一创新是增加考虑过去文献所忽视的政府介入的影响。我们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中国转型以来及当前的投资现象，为目前的总需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本文第二节讨论影响投资的体制和政府介入因素；第三节对不确定性进行设定，构建理论模型并推导解析解；第四节通过几个命题来解释中国的投资相关现象；第五节讨论当前的投资过热和“国进民退”现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 制度安排、政府介入与投资行为
投资是牺牲现有资源以博取未来不确定性环境中期望利益的行为。广义上的投资不但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还包括居民的金融和住房投资、政府投资等。本文研究狭义投资，即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可以概之以渐进的市场化制度演进过程，整个宏观经济的制度背景不断发生变化。投资是在大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的微观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因而投资必然受到制度安排本身的影响。企业在给定经营目标下，权衡期望利益和投资成本以进行投资决策，因此影响企业经营目标、期望收益和成本的制度因素都将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一)产权体制改革进程与企业经营目标
在西方经济学中，企业也称厂商，其行为被设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产权制度安排，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其经营目标有所差异。刘小玄与刘芍佳(1998)和王曦(2005)均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不单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有追求数量目标的强烈动机。但对于具体数量目标是什么，看法则稍有不同。刘小玄认为国有企业的数量目标可能是收入最大化，其中企业收入定义为企业销售收入减去原材料成本。王曦则认为是产量最大化，具体理由是：(1)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无法确定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也就无法准确衡量企业的利润或收入，因而产量最大化的数量指标更加可行。(2)中国的经济转型采用渐进模式，在转型结束以前，数量目标必然不会完全消除。(3)国企管理者有追求数量性指标的强烈动机：一是追求“控制权回报”，如“职务消费”和人员调动等行政权力等；二是名义或隐含的行政级别也与企业规模有关。Li(2006)、李敏波和王一鸣(2007)也认为国企管理者的目标表现出多重性，扩张投资规模以及产能来赢得其政治收益是普遍的做法。
(二)投融资体制改革与相对价格
在中国，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制度因素包括：双轨制的价格市场化进程(王曦，2005；李敏波、王一鸣，2007)、融资体制方面的“拨改贷”改革与银行预算软约束机制(Qian和Roland，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1999)。其中对价格市场化的影响已经有了比较详细和深入地讨论，本文对此将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考虑融资体制改革。
就此，现有的论证是：(1)在1978至1983年实行“拨改贷”，使得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由财政无偿拨款改变为银行有偿贷款，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由0变为正数。(2)在整个转型期，银行是国有的，承担着国家政策导向性目标，支持国有企业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出了问题可以向国家要政策进行冲抵，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失败却难辞其咎。这种机制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条件要更加宽松，即“软约束”。
“拨改贷”以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由0变为正数；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贷款约束会逐渐变“硬”，国有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逐渐增加。但只要银行商业化进程尚未结束，“软约束”仍将继续存在，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仍可享有较低的实际融资成本。
实际融资成本的不同会隐性地表现在产成品对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之中。以χp代表国有企业享有的实际相对价格，其中χ≥1代表了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进程。银行商业化程度越低，贷款软约束作用就越强，χ就越大；当银行商业化进程全部完成时，软约束消失，χ=1。据此修改式(1)的国有企业目标函数为：
(三)政府介入与企业决策
以上是现有文献中对制度影响的处理思路。我们认为，这些考虑还不够全面，因此本文补充论证政府介入的影响。这里“政府介入”的定义是：政府根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行使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力，相机抉择地(discretionally)通过行政或指令性的手段主动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的行为。目前，国有企业在行政上仍然隶属于国资委管理，而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行为。如果政府倾向于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并要求国有企业进行配合，则国有企业必然要完成一定的数量性任务，尽管这可能违背了国有企业的本来意愿。在当前危机背景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行政性和指令性的调控行为又有所抬头。2008年末，国家制定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并要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配合以完成“保八”的目标，同时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贷款支持。结果在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银行业总计放贷4.58万亿，占上一年GDP的15％。而机构对这些贷款去向的调研表明，4万亿信贷资金正流入产能过剩行业，并且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③
以λ代表政府介入程度，λ>0。如果λ>1，表示政府希望扩大产能；如果λ<1，表示政府对企业经营进行限制。根据式(2)，企业决策目标就成为：
三 理论模型
因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目标和投融资成本，所以具体建模时将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事实上，如果假定两类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田国强，2001；王曦，2005；李敏波和王一鸣，2007)，则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可以视为国有企业模型的一个特殊情况，即λ=θ=χ≡1的情形。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只有单一的利润目标，不会享受银行信贷软约束的好处，在行政上也不受政府的直接管理。有鉴于此，下文主要讨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模型则是国有模型在λ=θ=χ≡1的特例。
(一)不确定性的设定
连续时间不确定性投资模型，一般是以某种随机过程刻画不确定性的具体特征。
1.随机过程设定。首先考虑相对价格。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基准的设定是假定价格p遵守如下几何布朗运动(Abel，1983、1993a、1993b；Dixit和Pindyck，1993)：
考虑产权体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进程需要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本身的特征。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是贯穿其中的总体改革思路。林毅夫(2008)认为：就中国经验来讲，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转型的总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因此“过河”应有某种趋势；“过河”是“摸着石头”进行的，其中难免有所偏差，亦即制度改革的推进过程会有所扰动。设定产权体制和银行商业化进程的随机过程如下：
四 体制演进、政府介入与投资
下面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以及当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从理论模型推出几个命题，以探讨中国投资的长期表现及其趋势特征，并为当前的投资膨胀提供理论解释，最后引申出政策含义。
(一)中国投资体制演进的简要回顾
在1978年以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之下。表现出投资主体及融资渠道单一，投资决策和管理权高度集中，投资要素流动性差、市场化程度低，投资缺乏风险约束的计划性投资体制特征。1978年以后，这样的体制逐步发生了渐进的变革，演进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见表1)。
总体看，中国的投资体制体现出从计划向市场演进的态势。观察表1中具体改革措施可发现两个明显的方向：一是尝试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推进产权体制改革来实现；二是改进企业投融资的外部环境，减少行政或制度因素对投融资的干扰，表中特别提到“银行独立审贷”和“培育市场服务体系”，实际上是本文论证的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体现。于是，前文的设定就带给我们这样的结论：在市场化改革中，式(3)中的θ和χ呈现随着时间降低的趋势。
命题3 既往的改革推进安排决定了，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将出现投资和产出的双重萎缩，即所谓“国退民进”，国有经济投资表现出低效率。
由表1可见，中国以往的转型进程呈现出以下特点：产权体制改革缓慢推进；融资体制先改拨为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银行商业化体制改革开始推进。根据命题2，相对于非国有经济投资，国有经济必然出现投资的相对萎缩，即意味着其资本存量的相对萎缩，进而导致产出的相对萎缩，“国退民进”现象出现。
命题1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总是会过度地积累资本。在同样的生产技术下，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国有企业必然表现出相对更低的资本边际产出，或者说国有企业投资表现为低效率。
图1 “国退民进”与国有投资的低效率
图1提供了现实的证据，其中纵轴为国有及非国有经济在产出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国有经济投资在产出与投资方面出现了双重萎缩，或者说是“国退民进”现象。我们还可以看出，与非国有经济相比，虽然国有经济具有更高的投资比重，但其产出比重却一直更低，这只能用投资低效来解释。以上三个命题与王曦(2005)、李敏波和王一鸣(2007)的定性结论基本一致，但本文分析得到的作用机制却更为丰富。具体地，由式(23)，市场化改革对投资产生三方面的影响：(1)制度
五 投资膨胀与“国进民退”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受到极大冲击。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并在2008年11月9日正式宣布，要在未来两年内投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地方政府纷纷立下“军令状”，出台配套投资措施。⑧之后，人民银行表示要积极配合中央，“国务院这次特别强调了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我们宁可出手快一点，出拳重一点，”⑨“有必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幅放缓”(周小川，2009)。于是中国在2009年上半年，就突击放贷7.3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全年GDP的24.5％。
这些措施看来已经产生了效果。2009年一到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1％、7.9％和8.9％。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加速上升，呈现出投资膨胀。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万余元，同比增长33.4％，三个季度累计已经达到了2008年全年GDP的50％。二是“国进民退”。⑩图2中给出了中国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其中可以明显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上涨，出现了投资膨胀；国有企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平均要比全社会快约7.4个百分点，即比非国有企业更快。机构调研也显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大幅度增加。三是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问题重新出现。机构调研结果显示，很多政府投资和信贷资金正在流入第二产业中产能过剩的行业(孙健芳和席斯，2009)。最近，国家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决定要采取抑制措施(国务院，2009)。但至2009年11月，部分产业投资过热的迹象仍没有什么改变。
下面我们利用本文模型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首先证明一个命题。
图2 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速度(同比)
命题3和6还说明，虽然既往的投资体制演进将会带来“国退民进”的整体表现，但在政府的大举介入下，“国进民退”则会重新抬头，尤其是在投资体制改革暂停之时。至于当前是否存在“国进民退”的争论，我们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这要看比较的基期是何时。如果与多年以前甚至是1978年相比，我们一定是马建堂(2009)所说的“国退民进”；如果只是谈到危机后或最近的情形，则一定存在“国进民退”。
以上演绎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政府介入导致的“国进民退”绝对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之一表现为投资的低效率，代价之二就是国民经济更大幅度的振荡。为此，我们引申出以下政策性命题。
命题7 推行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有助于提高投资的效率并降低投资的波动性。
证明：这个命题可以从命题1、2、3、4和5直接得出。这里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关键是要刺激什么。命题3和6告诉我们，扩大产能的刺激计划将进一步加剧国有企业投资低效的问题。如果政府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刺激总需求的哪方面？投资还是消费？前面的命题表明，中国当前政府行政性的和投资性的介入虽然会在短期内取得不错的效果，但这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如投资的低效率、长期内重复建设以及不良贷款等其他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观看短期效果或进行短视的决策。另外，既然介入投资存在巨大的代价，我们能否跳出来思考一下，如果政府刺激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移到增加居民收入和引导居民消费上，是否会更加具有效率？
命题8 投资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国有企业投资；实行更加规则和确定化的投资体制改革将有助于减轻投资膨胀，并减少经济的振荡。
这个命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已经出现了投资比例过大的情况，而长久以来，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我们进行宏观调控的“常规武器”。我们已经论证，投资会受到制度释放的影响，并且由于我们的制度演进采取的是“试错”的模式，那么很可能造成投资的过度膨胀，由此可能引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过热等一系列后果。待这些后果发生之后，必然迫使政策出现某种程度的回调，而根据命题5和6，回调又是困难的，除非“再出重拳”，从而引发经济的波动。然而，命题8告诉我们，规则和确定化的制度演进，将降低市场的价格波动，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这对稳定市场供给，缓解经济结构的“扭曲”是大有裨益的。
六 结语
在中国，影响投资行为的体制改革，总体上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逐步推进的。其过程也表现出中国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一般特征；而政府介入行为也由于其“相机抉择”性，使得我们可以将表征制度演进与政府介入的变量模型化为随机过程，进而将其植入经典不确定投资模型来构建转型期的投资理论模型。本文的理论模型为中国总需求结构的“结构性失衡”提供了体制层面的成因，并带来如下的结论：
(1)关于“结构性失衡”的成因：我们的模型表明了尚未完成的投资体制与产权体制改革，使得国有经济总是会过度的积累资本。而我们“试错”的体制演进模式也可能造成投资的过度膨胀与低效投资。
(2)关于“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争论：我们的模型揭示了其背后体制演进和政府介入的深刻背景，在不同时期的出现都可以从经济学上加以解释。
(3)关于政府经济管理的掌控：我们的结论表明了政府介入行为可以有效地调控国有企业投资，但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增加了宏观经济的震荡以及强化了投资低效问题。政府的最优介入应是在短期效果和长期代价之间的一个权衡(trade-off)，不应该只是观看短期效果或进行短视的决策。本文也为政府刺激投资与抑制投资难易程度不同提供了解释，指出了其作用的不对称性。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继续推进投资体制与产权体制的市场化改革；(2)以规则化和明确化的体制改革推进模式代替“试错”的推进模式，以减轻投资膨胀与经济震荡；(3)正视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在长期内的代价，分析研究是否应该把刺激总需求的重点转移到增加居民收入和引导居民消费上来；(4)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导向。
这些结论应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转型期投资行为以及当前投资领域现象的认识。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具体包括：(1)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的特殊性，对非国有经济的行为仍然采用了一般的设定。在中国，非国有经济行为也会存在某些非理性的特征，这应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2)在危机应对上，政府应该如何在短期效果和长期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应该选择怎样的介入方式？应该介入消费还是投资？本文尚没有涉及这些重要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一个不确定性下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再加上合理的计量分析。
附录1：
将(A7)、(A9)带入(A5)，经整理即可得(26)式。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各期。笔者认为，中国投资比例过高是居民消费不足和投资膨胀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中国转型期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可参见王曦和陆荣(2008)。
②参见温家宝总理2008年10月25日在欧亚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贡献》，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0/25/content_10250769.htm；也参见2008和200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见www.xinhuanet.com/fortune/09zygzhy。
③见《经济观察报》对银行信贷投向的调研分析。2009年04月24日。
⑧《各地纷立“军令状” 今年经济跑赢“保八”》，《上海证券报》2009年1月13日。
⑨2009年3月6日10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记者会上的讲话。
⑩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见http://www.stats.gov.cn/tjsj/。另外，“国进民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边际意义上国有经济的流量指标如投资和产出，比非国有经济增加得更快。二是在总量意义上国有经济的资本等存量指标比非国有经济增加得更快。从边际的意义上理解是合理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国有经济更高的相对投资足以抵消资本存量的相对降低，则国有经济在总量上也会体现出“国进民退”。
(11)关于不确定性对投资作用的解释，可以参见Abel(1983、1993a、19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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