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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8)01-0036-05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随着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其发展历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有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190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已形成了一个研究型大学的群体。但自此以后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型大学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没有实质的发展。在战争期间，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大大加强了，科研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使命。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基础科研经费的60％都用于大学的基础研究，100所研究型大学获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84％，20所主要研究型大学所获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55％。在美国的主要学术刊物中，40％的论文是由12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撰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下大力气发展了研究生教育。1949年，瓦尔福尔受美国人力资源和高级训练委员会的委托对美国人力资源做了调查研究，并于1954年发表了题为《美国的专业人才资源》的报告，呼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他认为，“新武器的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和增加人类财富所需新手段的研制……主要取决于脑力劳动者而非体力劳动者”，“公民的头脑构成了国家的最大财富。”①1956年总统中等后教育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在前苏联卫星发射前几周发表了一份报告，强调美国急需能干的、合格的大学教师，要求大学尽快扩大和加强研究生院。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通过为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该法规定为研究生提供贷款和奖学金，并为建立和扩大研究生院拨款。至1965年，43％的研究生都获得了一定数额的奖学金。到1975年在校研究生达到126万人，比1950年增加四倍以上。特别是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数量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许多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的数量都超过了在校生总数的50％。
前哈佛大学校长卜西对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评价。他认为，“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盛名更多的是由于在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后培养)、科研和科研训练而非在本科生教育方面的进步所酿成的”，“美国研究生院的伟大时代终于到来了，美国在60年代培养出的受过高等训练的学者多于本世纪前60年培养的总和。研究生院终于超过了本科学院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②这些大学是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战略基地和国家的主要创新基地，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战略作用。它们的发展和改革影响着美国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如果说今天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都有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么美国这种大学则更多些，严格说也有十几所。据美国新闻周刊2006年世界级大学排行榜，世界最优的10所大学中有8所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前20名中有16所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成为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力量，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几乎无不受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现代大学产生自欧洲，欧洲有着令人骄傲的高等教育传统，欧洲大学对美国大学曾不屑一顾，认为美国大学不过与欧洲高中水平相当。而今，欧洲大学则不得不提倡用英语教学，采用类似美国的学位制度，像美国大学那样筹集款项，建立科学园区。日本大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之后亦步亦趋，印度理工学院复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大学改革在许多方面亦主要受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例如认证评价制度、学分选修制和主辅修制、校院系三级管理结构和普通教育理念等的建立和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日趋强势，各种大学排行榜推波助澜，在可见的将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影响只会愈来愈强。
二、我们不应该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什么
在世界各国竞相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时候，美国的学者和校长们却已经在检讨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就尖锐地批评美国研究型大学，“大学会以自己的方式变得十分顽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他进而提出了“研究密集型大学”模式，他认为“研究密集型大学”的特点包括：对大学不断反思；研究和教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学术自由；组织自我管理的灵活结构和竞争。③在这里，他提出了要不断检讨研究型大学，要研究和调整研究和教学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在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着冲突和不和谐。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出，他的检讨有其内在的逻辑冲突，他一方面在“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密集型大学”，另一方面又提出加强教学。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则提出“创业性大学”，虽然他并没有否定研究型大学，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大学，提出要加强大学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职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前主席博伊尔针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把学术局限在研究上的问题，提出拓宽大学学术的内涵，学术要包含四方面内容：知识发现、跨学科整合、知识应用和教学。尽管这些检讨并不全面，但是却警示我们，美国研究型大学并非理想的、完美无缺的模式。因此，我们更要冷静地、客观地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优势与不足，探讨和建立我国大学的理想模型。
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大发展的工业化时代有了重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处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新管理主义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几乎一切社会机构都在发生变化，大学要克服惰性，主动适应社会变化，引领社会变化。过去30年，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学习了美国研究型大学许多成功的经验，今天我们反思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问题的时候，不难看出其中有许多美国研究型大学问题的影子。
首先，我们不应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教学和科研的分离。从公开的各大学的使命陈述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是把研究和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们认为知识的发现、传播和应用共同存在于一个机构中，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但是在现实中，教学不断退居次要位置。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教学作为一种神圣的召唤，对教师是一种外在的动机，而研究则是以教师好奇为动力的，对教师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教师自然的倾向是赋予科研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学的奖励机制也推波助澜，“出版还是出局”可以说已经是大学奖励机制的基础。在当代美国，科研意味着教师的声望与利益，更何况从评价的角度讲，科研具有易评价的硬性指标，而对教学的评价却极易引起争议。就研究型大学这一机构而言，在美国，大学的声誉就是金钱，而大学的声誉主要来自大学的科研发现。
其次，我们不应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分离。美国研究型大学是在美国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工业化的两个显著特点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培养模式。其一是批量化和标准化地产出制成品；其二是工厂中劳动分工精细化和专门化。标准化和批量化的“生产”一方面培养出了大批工业化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使“生产者”——教师和“产品”——学生之间距离拉大，工业化社会是生产者、供应者中心的社会，是围绕供应者组织起来的，供应者决定着产品的规格。教授确定学习进程，考核办法，成绩标准以及取得成绩的途径。学生的任务就是满足教授的期望。而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专门化导致学科分化，使教师成为狭窄的学科专家，学科成为教师的圣殿。在学校组织结构上，教师们建立了以狭窄的学科专业为藩篱的系，以保护各自学科神圣不受侵犯，同时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筑起了难以逾越之墙。总之，在工业化的时代，教师和学科是大学的中心，是研究型大学一切工作安排的逻辑起点。
第三，我们不应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重实用轻文化、重个人轻团队、重竞争轻合作的倾向。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基石之一，美国人在骑马打枪开拓西部中形成个人主义文化，在工业化的滚滚车轮中强化了个人主义文化。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学院在国家发展和个人创业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当时野心勃勃的青年人如杰克逊、林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都没有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课堂里，而是在广阔的天地开创自己的事业，积聚自己的财富。但是，在他们获得了成功以后，就迫不及待地以他们的功利个人主义改造大学。典型的是创建康奈尔大学的艾兹拉·康奈尔，他提出，“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建校目标是使学院成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想学的任何学科的地方”④。在功利个人主义强势影响下，美国大学所具有的英国学院文化传统被削弱，英国学院的学生品格养成特色逐渐让位给为学生就业提高收入这一更功利的目标。但是，当功利个人主义过于泛滥，造成课程无所不包，琐碎狭隘的时候，表现个人主义就会起而与功利个人主义博弈，呼吁加强文化课程，强调大学要使学生学会表现自己，使学生认识挣钱不是生活的全部目标，要生活的愉快高尚，还必须了解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于是，培养“文化人”还是培养“职业人”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课程改革中不断辩论的问题，40年一大辩，10年一小辩。但是，无疑，天平不断偏向后者。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不断泛滥中，美国研究型大学不管作为组织还是学者个人，其行为特征都是重个人轻团队和重竞争轻合作的。
第四，我们不应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过分重“数”而轻“人”的倾向。美国文化中有一种“数字”情结或者说“数字”崇拜，和美国人谈话，他们总会津津乐道于数字统计，在数字统计中，当然是美国处处世界第一，美国是“上帝特别眷顾的地方”，美国汽车最多，房子最大，明明只有美国人玩的美式足球，却偏冠以世界冠军。美国研究型大学也追求世界最大，特别是州立研究型大学动辄3、4万人，甚至5、6万人。在规模巨大的大学中，行政管理叠床架屋，教师和学生，成为管理的数码，失去鲜活的个性；教师与学生关系疏离，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误解重重，在行政与学术权力的天平上行政权力趋重。在各种评价中，量化指标起主导作用。总之，重“数”而轻“人”导致大学正在失去理应最为珍视的人本传统。
第五，我们不应学习美国研究型大学“企业化”倾向。美国是一个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影响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美国一部影响很大的关于医疗制度的电影把大学教育的价格列为美国人生活中最不公正的事情之一，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大学学费在子女上大学前和毕业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构成家庭重大负担。⑤在许多公众眼中，大学已经转变成贪婪的机构，它们相互竞争提高自己的“品牌”地位。富如哈佛大学这样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虽然已经累积了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捐赠基金，仍然在制定更高的筹款目标，年收入已经达到十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学费还在提高。州立大学在提高学费的同时还在增加各种杂费，在许多主要州立大学杂费总和已相当于学费的40％。但是，大学声称，尽管学费不断攀升，却无法赶上教育成本的上升。这是因为大学对更大校园和更复杂和昂贵的设施的追求和竞争是永无止境的。新的科技革命更助推了大学企业化的进程，贝赫—多尔法为了加快大学新的技术创造向企业化生产的转变，允许大学和教师将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中的研究发现注册专利。大学管理人员的行为现在更像企业的经理，大学教师传统的书蛀虫形象正在让位给“老板”的形象，学生则日益被视作“消费者”。从观念来看，“市场至上”正在成为人们的最高价值准则，影响人们和组织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来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个人和组织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但是，大学必须警觉，如果大学失去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从而被边缘化，失去独立存在的基本理性。
三、我们应该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什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经在许多方面学习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亦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们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差距和应该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以为在关键的制度和观念层面我们还缺乏更深入和透彻的研究与实践。在此我仅就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大学核心价值和制度重申我的看法。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制度是围绕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组织和制定起来的。学术自治是大学独享的特权。一般来说，大学的质量与大学所享受的学术自治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一流大学比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享有更多的自治，这是因为大学是追求真理和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只有学者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最好地获取和传授这些学问，真正理解这些学问的内容及复杂性，“学习和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要求高度的自由，不受外界的干预与控制，高校才能有效地运转”。⑥因此，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其他机构应达成谅解，维护大学的学术自治地位。
为了确保研究型大学的自治地位，美国研究型大学成立了美国大学联合会，研究自己面对的共同问题，维护一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捍卫大学的学术自治，可以说，这类组织既具有中介组织的性质，又是大学的自律组织。此外还有大学或学科的质量评估和认可组织，由中介机构开展评价或认可，既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又可以保证大学自治地位不受伤害，同时使政府更超脱和免受压力。
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包含不同内涵的概念，社会和政府保护和尊重大学的自治，肯定可以为教师创造比较自由的空间，但是并不能使教师自动享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学者不受雇佣他们的院校的控制与限制，进行科研、教学和出版的权利’。(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不能履行其主要职能之一：成为新思想(包括那些可能不受欢迎的新思想)的催化剂和庇护所……学术自由承认学者确定自己的探究领域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理的权利。学术自由可以对提高高校质量以及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质量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它既需要在高校内部得到理解和尊重，也需要高校的上级部门的理解与尊重。”⑦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指出，“学术自由也意味着摆脱大学内部要求一律的压力。洪堡甚至强调道，‘知识自由不但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而且可能受到来自知识机构本身的威胁。这些机构在它们开始之时即采取了某个特定的观点，然后就急于压制别的观点的兴起’。”⑧因此，他把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公开的秘诀归于大学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
当然，在指出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理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不存在绝对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必须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通过政府表达的要求，大学“保持自我管理的最佳道路是出色的成绩——自治的代价就是永恒的自律。”⑨可以说，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和自律是一个永恒的平衡问题。强调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有可能造成高等教育的无序状况，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力量和优势植根于无序。”⑩
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需要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组织架构的支撑。我们有必要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设计顶层制度，制定大学的宪章(基本章程)，明确阐明本大学的基本性质，使命和管理架构及程序，同时通过教师和学生手册的形式明确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投诉的渠道和举行听证的必要程序。建立教授会，保证教师的学术权力不受侵犯。只有这样，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才能成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而受到保障，大学才有可能批判社会，守望人类的终极价值，不间断地探索与创新。
四、建立和谐型大学
在我们研究了应该向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什么和不学什么之后，我们应该以“和而不同”为出发点，提出建立我国新型的大学模式——和谐型大学。
所谓和谐型大学应该做到保守与创新的和谐与统一，规模与质量的和谐统一，教学与科研的和谐统一，教与学的和谐统一，学科间的和谐统一，学术文化与管理文化的和谐统一，个人主动精神与团队精神的和谐统一，放任与问责的和谐统一。以上这些原则知易行难，需要经过大学内外深入的讨论取得共识，制定必要的制度予以保证，构建一定的组织结构予以支撑。和谐型大学可以成为新世纪大学发展的理想模式之一。
注释：
①Nanthan M.Pusey,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945-1970:A Personal Repo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②Nanthan M.Pusey,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945-1970:A Personal Repo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③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④Willam W.Brickman.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1962).
⑤Andrew Delbanco,"Academic Busines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0 (2007).
⑥Philip G.Altbach etc.,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Third Edition (Prometheus Books,1994).
⑦World Bank.The Task Force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eril and Promise,2000.
⑧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⑨Philip G.Altbach etc.,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Third Edition (Prometheus Books,1994).
⑩Philip G.Altbach etc.,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Third Edition (Prometheus Book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