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飞弹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以倡导“保守主义”著称的余英时先生最近在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激进”论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同余先生进行了商榷：一是“中国”这两个字的具体内容究竟清楚不清楚？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究竟是否具有共识？三是近代以来是国际强权还是中国自身不让中国与其他国“平起平坐”？四是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挑衅”，就是“在中国制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吗？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
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一九九三年夏在《文明的冲突》[（1）]一文中断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未来的世纪中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及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文章因此要求制定世界战略来遏制儒家文明及伊斯兰文明。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所谓“中国威胁论”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某些报刊上。这些高论早已为世界上许多学者所批驳。最近，亨廷顿的高论却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极高评价，被推誉为“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中国威胁论”也得到这位教授的应和，中国被他说成“已隐然成为许多亚洲国家恐惧的强权”，“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这位教授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最后，他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2）]，提出了上述论点。为了给上述论点提供历史的依据，余英时先生纵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他说：“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余英时先生还写道：“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平起平坐的事实。”“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于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征——确激荡着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余英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在这里所讲述的历史却明显地有悖于历史的实际。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足以证明，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不仅关系着能否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昨天、今天，能否正确地认识东亚乃至世界的昨天与今天，而且关系著着能否正确地引导中国与世界走向明天。因此不可不认真对待。
历史形成的中国和“中国”这一名称的历史
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是地理名词、政治名词、文化名词，还是种族名词？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历史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总过程以及“中国”这一名词涵义演变的大体情况，本不难辨别明白。
历史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中国”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用法。
王尔敏所撰写的《“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将先秦典籍所见“中国”词称一七八次汇录成表[（3）]，并引用其他诸多考证资料，说明“中国”一词，自商代起至秦汉统一以前，诸夏民族已普遍习用，研探其所含意旨，约有五类：一、京师，凡九次；二、国境之内，凡十七次；三、诸夏之领域，凡一百四十九次；四、中等之国，凡六次；五、中央之国，凡一次[（4）]。该文据此指出：
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主要在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因为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并无政治统一之事实，而族类之混同，则已构成一致同血缘之庞大族群，在当时则称为诸夏。同时文化之融合与同化，也已构成一致之观念意识、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与社会结构，在当时则形容为中国。所以“中国”称谓之形成，实际显示出当时中华族类全体之民族与文化统一观念。[（5）]
一七八次中含“中央之国”之意的一次，见之于《列子》，原文为：“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北国之人，鞨巾而裘；中国之人，冠冕而裳。”所强调的其实还是文教的差异。王尔敏上述研究成果清楚表明，“中国”这一名词从商代到秦汉统一以前，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文化名词、种族名词，实际已经逐渐形成了共识。地理上，它当时指黄河中下游的周、晋、郑、齐、鲁、宋、卫等国；文化上，它表现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6）]，如赵国公子成所说：“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7）]族类上，当时以“中国”自居者，都称作华夏族。“中国”当时正以上述这些特征而与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区别。
秦汉统一以后，“中国”更进而具有了政治名词的意义，它所包含的地理、文化、族类意义也与此相应而有所变迁。首先，地域大大扩展了。其次，在文化上、族类上，原先的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先后不同地都逐渐成了“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王尔敏的上述论文指出：
古代“中国”在地球上所笼罩固定领域之范围，秦汉统一前，当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观念之中国，载于文献者，均漫指黄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边裔之秦、楚、吴、越则不在“中国”领域之内。至秦统一之后，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中国行政制度改变，遂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沿为正确之中国领域，而东南至于海，北到于塞，西接流沙，则俱为秦汉时代所共喻之中国领域。[（8）]
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秦、汉统一以后，中国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分裂时期。晋室南渡后，东晋人将十六国斥为夷狄，南北朝时，南朝骂北朝为索虏、北朝骂南朝为岛夷，但他们都以“中国”自居。隋唐统一，使“中国”版图进一步扩大，和周围各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经由五代十国的分裂至宋统一，又有辽、金、西夏等国与之相峙。继此之后，经由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渐次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突厥各部，东北和黄河流域的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一带的西夏，新疆的西辽，西藏的吐蕃，云南的大理，以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南宋，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所有这些地区，都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明朝时期，这个大一统局面又受到破坏。而到清朝建立时，经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六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形成了比之元朝远为稳定的新的大一统国家。而“中国”这一称谓，到这个时代终于有了相当确定的含义。
主持编绘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教授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疆域》一文中提出：“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他认为，十七、十八世纪的清国版国便代表了这个由几千年历史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中国的范围。他分析了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9）]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形成”这一根本特征，指出，当时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这个统一所以能实现，首先是因为清朝以前，中原地区已和各个边疆地区关系很密切，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同处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如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经过辽、金的统治和明朝奴尔干都司的治理，清朝时走向统一便是自然趋势。北方蒙古高原上匈奴与汉朝曾多次战争，后来降汉；唐朝一度统治了整个蒙古高原，后来突厥重新复国；元朝时蒙古高原是岭北行省。西北地区，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吐蕃和唐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后来长时间处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台湾在明朝后期已有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去那里建立了汉人政权，后来荷兰人入侵，郑成功在一六六一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奉明朝正朔，一六八三年为清朝所平定。所有这些地区在清朝时走向统一，同样都是自然趋势。这个统一到清王朝时终于巩固下来，稳定下来，主要不是靠军事征服、军事胜利，“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10）]正是有了社会、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至一八四○年稳定的版图内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这时“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已涵盖了满、蒙、藏、维、汉等各个民族以及所有这些民族的文化。谭其骧上述文章论及清朝创建的特征时曾指出：“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十六世纪、十七世纪。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11）]努尔哈赤建满洲八旗，皇太极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三支八旗成为创建清朝的骨干力量，这也是谭其骧教授上述论点的有力佐证。正由于清朝系满族联合蒙、汉两族共同创建，对于各民族在政治上走向统一，文化上走向共同发展，便比之先前各个世代更为有利。尽管在这中间也有不少摩擦与冲突，但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和他们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则已确定无疑。
于此可知，至十七、十八世纪，历史的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巩固地自然形成。一八四○年以后，当西方列强来到东方时，所面对的正是这确定无疑的中国。王尔敏先生有一篇论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的文章，历举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六十六人所提出的变局言论，其中凡述及“中国”或“中外”者，所指的“中国”，都正是这一确定无疑的中国[（12）]。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人们对于“中国”一词的地理含义、政治含义、文化含义、种族含义，已经形成了无可置疑的共识。
主权意识、民族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人们通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家族，国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变，外患内忧，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着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渐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遭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的不断侵凌。十九世纪末，新勃起的德国、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于中国。附从于这六大强国的还有一批西方的中小国家。列强凭借炮船的威胁，取得了一系列特权。汪敬虞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中，将列强所攫取的特权分成“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两类。条约特权有：条约口岸，协定关税，领事报关，租赁土地房屋（后来侵略者歪曲条约而辟为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驻军，治外法权，免征税收，内港引水，雇佣买办，办理邮政，内地传教，内地游历通商，内河航行，协定内地通过税，贩卖鸦片，管理海关行政，掠卖华工，租借地，减征税收，沿海转运贸易，势力范围，修筑铁路，口岸设厂，内地开矿，敷设有线电报，收存税款，管理盐务行政，管理无线电台，航空运载等。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有：外国在中国开设银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对中国政府贷款，直接向烟农收购烟叶，外国在中国兴办农场等。[（13）]除去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军民，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在租界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为所欲为。诚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折中所说：“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14）]独立与主权问题就是这样极为尖锐地提到中国面前的。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立与主权的问题。王韬已将列强所获取的各种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称作“额外权利”，而要求予以收回[（15）]。郑观应已强调必须在确定税率时坚持独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16）]。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权一词已相当流行。约翰·施莱克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一书中，曾统计了“主权”在《清季外交史料》一书中出现的次数，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九四年每百页出现一次，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每百页二点五次，一九○○年至一九○一年每百页增至八点八次，一九○二年至一九一○年每百页更增至二十二次。[（17）]陈独秀一九○四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一国之中，像那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采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种种国政，都应当仗着主权，任意办理，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18）]这一认识，出自一位二十五岁青年之口，而且以白话阐述，足以说明主权意识这时已经在人们国家意识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保护主权自立，成了当时爱国者的普遍呼声。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第一条就说：“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19）]其后各地成立的各类公法学会、国权挽救会、保矿会、保路会、保界会，都将保护和收回国家主权作为他们直接的奋斗目标。
怎样才能维护国家主权？起初，人们寄希望于公理、公法，以为可以据此向列强力争：很快，人们发现，列强常常肆无忌惮地践踏这些公理、公法。人们又寄希望于朝廷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是，不多久，人们就失望了。于是，人们转而寄希望于民权。汪康年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写道：“若夫处今日之国势，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益以君权与外人相敌，力单则易为所挟，以民权兴外人相持，力厚则易于措辞。”[（20）]严复在《原强》中进而强调：“积人而成群，合群而求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知，而不自安于愚。”[（21）]他强调了齐民为国家的主体，维护国权必待其群都能奋起努力，但他认为当时所可实际去做的只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即宣传启发民众。与此差不多同时，梁启超已更为明确提出了振兴民权的重要性。他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22）]为此，他要求大力鼓吹民权之说，大力伸张民权，断言：“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若人权尽复，民智大开，则人知爱国，下令流水，国权乃一张而不可仆，主权亦一隆而不可替。”[（23）]其后，以“国民”为刊名的《国民报》在《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中进一步系国家命运于全体国民：“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24）]到邹容的《革命军》及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孙中山那里，民权更具体化为建立“中华共和国”、“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25）]
主权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保矿、保路等运动的高涨；民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展开。这些运动汇合在一起，终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的命名及其诞生，在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周、秦以来第一次将已经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两字迳直用来作为正式的国名。“中华民国”四字出自中国同盟会“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誓词。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一九○六年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解释“恢复中华”时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在解释“建立民国”时强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6）]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曾起劲地鼓吹过“驱除鞑虏”，但是，在武昌起义后，鼓吹“反满”最力的章太炎便致书满族留日学生，说道：“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27）]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所发布的宣言书中，第一条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8）]明示“中华民国”是生活在中国广大领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统一国家。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还宣布，中华民国决心谋求实现“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在参议院一九一二年三月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纲中明确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29）]这时，由于民众的崛起范围还很有限，中华民国的根基并不坚实。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解决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以及防止主权继续丧失的问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在《宣告各友邦书》中就不得不宣布继续承认革命以前清政府与各国所缔结的各种条约、向各国所借的外债以及各种赔偿，继续承认先前所让于各国的种种权利。已经割让给日本的台湾领土收回问题，也因此未在《临时约法》中提出。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一实践对于主权意识与民权意识的普及和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其力度、其广度都非往昔各种宣传和运动所可比拟，正因为如此，民众奋起为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斗争，其规模、其成效也都非往昔所可比拟。蓬勃开展的反对沙俄分裂外蒙古及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斗争，反对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的斗争，程度不同地挫抑了列强的气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废止了中德、中奥间所有条约合同、协定，收回了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奥国在天津的租界，取消所有德、奥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各种特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继续维护列强特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年三月，中国收回了中东铁路界内的主权。一九二二年中国收回已被日本侵占了八年之久的胶州原德国租借地。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沙俄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一概无效，苏联放弃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这是中国近代国家意识日臻成熟，在争取国家自立、保障国家主权方面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
对国际霸权的抗击和中国的国际平等意识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的发展，这时，集中为一个目标，这就是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的《北伐宣言》中所说的“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这也就是“令中国出此不平等之国际地位”，而“蹈于国际平等地位”。[（32）]这样的要求，在余先生的眼中，竟成了“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平起平坐的事实”！
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粉碎广州商团叛乱，省港大罢工，以及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给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广大民众为使中国摆脱被凌辱、被欺侮的屈辱地位，强烈要求废除强加于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建立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型关系。借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国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一九二七年初，中国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接着，中国又陆续收回了镇江、威海卫、厦门的英租界，并相继与美、比、义、葡、英、法、日等国签订关税条约，废除各国在中国的协定关税权，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是，中国并没有沿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而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原因在于这时遇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及内部的挑战。
外部的挑战，首先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入中国东北，企图独霸东亚乃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事件与德国在欧洲重新崛起互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新的争夺世界或区域霸权的斗争，并由此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内部的挑战，来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向前发展之时，为保障自己的特殊利益，转而向列强妥协，乞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同中国共产党分裂，将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镇压下去。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进逼时，他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失陷，华北被蚕食，最后华东、华中、华南及中国其他广大地区都惨遭蹂躏。
面对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人民确实没有“认输”，因为侵略者不但不让中国与其他国“平起平坐”，还要完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妥协、投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这时，中国人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始终没有取得共识”云云，全无根据。
抗日救亡运动与八年浴血抗战，对于中国走向主权独立、取得国际平等地位起了巨大作用。尽管中国主要工业总产值这时只达到欧洲小国水平，中国人民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自由的不屈意志和面对强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使中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足以和苏联、美国、英国相匹敌的反法西斯主力之一，中国因此赢得了世界上众多反法西斯国家的崇敬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终于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二十六国中带头的四大国之一[（33）]，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又与美、英、苏三国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34）]，宣布将尽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成立大小国家均得参加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35）]。一九四五年中国又与美、英、苏三国一道发起于四月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中，中国被确定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尽管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对此表示过异议，表示“无论如何，他不认为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是非常强大的”，借口“例如一个欧洲国家或许会对中国有权对它动用某种机构表示不满”[（36）]而企图将中国排斥于“四强”之外，但中国终于还是取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就使中国有了可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成为维持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坚力量。这一切，看来都使余先生不安。因为中国非但没有“认输”，反而要求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国”，要求取得国际平等地位！
在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的过程中，中国先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宣布废止对日本及意大利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合同，并明确宣布战后决定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土地。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中美签订条约，废除英国、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及各种特权，其后，英联邦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在事实上真正取得国际平等地位。英国仍拒绝将新界、九龙、香港归还中国，葡萄牙仍然占据着澳门。尤为严重的是在二次大战行将结束时，世界已实际形成美、苏两大强权企图彼此划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的格局。两大国都不愿更没有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而总试图由他们来安排和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举行的雅尔达会议上，美国与苏联首脑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美国国务院会前拟定的《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及《英、美、苏的对华政策的统一》说明了美国对华的基本要点，这就是：“由我们（指美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为此，美国“应争取英国和俄国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37）]。在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两国问题时，为换取苏联支持美国上述对华政策，罗斯福答应了斯大林所提出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及“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双方并邀请邱吉尔共同签署了秘密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38）]。会后，美国负责说服中国政府答应上述条件，最终由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包含上述不平等内容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作为对美国的回报，苏联首脑则一再表示“帮助中国恢复起来的工作必须以美国为主”，“美国是唯一有足够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争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39）]。实际上，就是承认美国在中国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属于美国势力范围。
旧的霸权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刚刚倒下去，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新的霸权主义者又逞威于中国。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向华盛顿提出的报告说：“中国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即苏俄和美国政治、经济角逐的舞台。”[（40）]美国为使中国成为其仆从，以其为巩固的根据地控制亚洲大陆，运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在抗日胜利不久就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图谋一举扑灭八年浴血抗日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力量。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整个国家盛衰存亡的生死考验。中国又没有就此“认输”，心甘情愿地去作美国的仆从。中国人民奋起斗争。国家意识在维护国家自主、独立和国际平等的这场斗争中又一次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这一升华的集中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比之“中华民国”旧名，保持了“中华”这一中国传统的称呼，同时，更加凸显了“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的现代性质。毛泽东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发展外交关系。[（4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表示中国人已战胜了国际霸权主义，自己掌握了国家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人民共和国诞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如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42）]请问余先生，是不是中国人只能“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根本不该站起来呢？
但是，历史留下的国际霸权主义的沉重负荷不可能一夜间骤然全部消除。建国伊始，中国不得不对朝鲜战争作出反应，和美国军队在朝鲜领土上直接对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四十年代后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美国强权较量的继续，只是先前所面对的是美国强权的代理人。朝鲜战争结束后，“冷战”总格局仍然笼罩着中美整个关系，而且冲突又因为美国插足于台湾海峡，阻止两岸走向统一而具有特殊紧张的性质。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个消除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及抵制苏联霸权主义新要求的问题。这方面的抵牾、冲突逐步发展，后来终于演化为中苏公开论战及在边疆地区兵一度兵戎相见。
因此，就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中外关系意识的发展历程来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同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国际霸权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而逐步取得国家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以及国际平等地位的时期。经过这近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从七十年代开始，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结束了中美之间敌对状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关系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迅速改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正式结束了五十年代初同苏联结成的同盟关系；以这两大事件为标志，中国终于开始作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而屹立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尽管中国国力还比较弱小，但这却是不容忽视和轻视的一极。这些事实也证明，在民族一国家认同方面，并不是中国人自己没有“共识”，而是国际霸权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总是试图主宰中国、肢解中国、分裂中国。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使这些图谋未能得道。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
从近代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开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把现代化建设同现代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吸取世界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成果。正因为如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对外实行以我为主的开放，二者互相辅佐互相补充。这样，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倡导除去“额外权利”的王韬又强调“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43）]，为什么一生倡导“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制定了“实业计划”，主张“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强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44）]；为什么在日本、美国、苏联三大强权面前都铁骨铮铮的毛泽东也倡导“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明确表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5）]。但是，历史实践已经表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仍然处在国际霸权主义的严重威协之下，尚未取得真正的独立、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时，不可能集中全力来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也不可能真正充满自信地坦然有效地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王韬那一代面临内忧外患，无法潜心富国强兵不用说了；即如孙中山，虽然拟定了《实业计划》，晚年却仍不得不倾注全力于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显然是由于这一总的形势；而毛泽东从抗美、反美到反修防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经济建设这一主轴上转移开去，固然有他自己对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这一因素，但“冷战”总态势及中国所受到的种种威胁，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世界走向多极化，导致美、苏两霸对峙所造成的“冷战”格局终告结束，给中国集中主要力量专心致志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空间。中国的国家意识，在继续珍视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国家的利益同时，愈来愈重视富国富民。谋求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本就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使他们不再为愚昧、落后、贫困、恐惧所困扰，富民富国本来就是其应有之义。同样，如果民不富，国不强，始终处于落后与贫穷状态，就不可能真正不受别国欺侮而名副其实地站立在世界上。将这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确定国家发展战略，表明现代国家意识进一步成熟。
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多年中，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终于成为中国发展的现实。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发展，中国在确保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拥有资本的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科学技术的优势、产业结构应变能力较强的优势、劳动者素质高的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在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存在着对立和斗争这一面的同时，更看到两者之间又有互相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对于历史上遗留下的所有有损于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诸如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海峡两岸尚未统一问题，以及若干领土纠纷，都采取了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高度灵活性的办法，努力用和平的方式一一加以解决。依循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础上普遍而全面地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宏伟成就。
可是，这一切，在余英时先生的眼中，却一概变了形，竟成了所谓“憎恨西方的心理”，中国对西方“羡恨交结”的民族情绪，这种民族情绪“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从自卫转向进攻”。“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余英时先生并给他所说的这种“民族情绪”加了一个比之亨廷顿更加骇人听闻的大帽子，说这是“在中国制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
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嫡传，是史学大家，应当分辨得清楚，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的交往，特别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密切。中国人没有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是因为中国人经过一个半世纪曲折反复的实践，已经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国现代化，不能机械地完全仿效西方。中国必须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但是，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适宜于中国的情况的自己的路。这并不是憎恨西方所致。西方所有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德国、意大利，乃至东方的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有哪一个国家是机械地完全仿效别国的呢？为什么盎格鲁一撒克逊型可以不同于莱茵型，美国型可以不同于英国型，偏偏中国就不可以走自己的路呢？走自己的路，竟等同于“憎恨西方”，等同于向西方“进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推理呢？
难道中国就应该永远衰弱，而不应强大么？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中国人没有去对美国指手划脚，叫他们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同样，中国人对自己的情况最清楚，对自己所面临的困难、问题了解也最具体、最深切，尽管中国人非常急切地希望了解各国的相关经验，认真研究来自中外的各种积极的建议，但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听任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或充满偏见的某些人的指挥来决定自己的行止。这本是常识。回顾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美关系的历程，究竟是美国咄咄逼人地要将他们的意图、要求强加给中国，还是中国不远万里到大泮彼岸去将自己的意图、要求强加给美国，事实本来非常清楚。不知余英时先生为什么要倒过来诬指中国正在造出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
近七十年前，孙中山在神户作过一次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正面驳斥了当时一位美国学者所鼓吹的“黄祸论”。孙中山指出，美国这位“黄祸论”者“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运动，都是反叛文化的运动”，其实是要“来压制我们九万万民族，要我们九万万的大多数，做他们少数人的奴隶”。“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发生，有了独立的思想，便视为反叛”。孙中山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霸道的文化”，“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46）]。今天，从亨廷顿教授到余英时教授，是不是又重复了当年这种“黄祸论”呢？
无论是旧“黄祸论”，还是新“黄祸论”，距离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现实都太遥远了。轰动世界的《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的《亚洲大趋势》结论中说：
近一百五十年间，当西方人享用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庶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47）]
这段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奈斯比特也是一位美国学者，但是，他对“东方社会日益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临精神危机的西方人越来越东方化”抱着积极的态度，认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48）]，因此，观察亚洲问题，包括中国问题在内，显然要比那些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主义者公正和准确得多。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没有像国际霸权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走向丧失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这是霸权主义者所最为愤懑不平的。但中国正因为坚持了真正的独立自主，包括不和世界上任何大国及国家集团结盟，不插手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方才能够真正做到有容乃大，突破地域性联系的局限，而将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在一起，将中国的发展展置于人类文明所提供全部优秀成果筑成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意识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真正关心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者，都应当对此表示欢迎，并积极给予支持，而决不应持与此相反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应当像奈斯比特那样，努力帮助西方对中国、对亚洲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从而推动西方国家和企业对中国、对亚洲的理解、尊重和合作，使中国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建立在更高的更有成效的基础之上，这方才是对西方世界真正负责，对包括东西方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未来负责。
* 本文是作者去年在南京大学吴湘相讲座所作的一次演讲，讲稿早已进入国际互联网络，流传海外。今征得吴湘相讲座美国方面主持人同意，在国内全文发表。
注释：
（1）刊于美国《外交季刊》一九九三年夏季号。中译文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三年十月号。
（2）刊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时报》。
（3）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刷，第四六一～四八○页。
（4）同注（3），第四四二页。
（5）同注（3），第四四三页。
（6）《史记》卷五《秦本纪》。
（7）《战国策·赵策三》。
（8）同注（3），第四四五～四四六页。
（9）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第五页。
（10）同注（9），第五～六页。
（11）同注（9），第六页。
（12）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三八四～四○一页，四○九～四一四页、四三○～四三三页。
（1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一～四二页。
（14）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第五二页。
（15）王韬：《除额外权利》，《韬园文录外编》卷三，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八九～九○页。
（16）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正续编卷三，第一页。
（17）E.Shrecker,John: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manyin Shautung,Harrard UP,1997,第二五三页。
（18）《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五七页。
（19）见《湘报》第六八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五日出版。
（20）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三册，第一四八页。
（21）严复：《原强》。
（2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一二八页。
（23）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七三页。
（24）见《国民报》第一期，第七页。
（25）“中华共和国”见之于邹容《革命军》，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六四页。“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见之于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演说》，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第二版，第七三页。
（26）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第二九七页。
（27）参见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
（28）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第二页。
（29）见《孙中山选集》，第二卷，第二二○页。
（30）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上册，引论，第二九页。
（31）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十页。
（32）见《孙中山选集》，第九四三、九四四页。
（33）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二年元旦文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国务卿赫尔在解释罗斯福将中国列为“四强”之一的意图时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作战。第二是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以及在东方确立稳定和繁荣，承认和把中国建成一个跟俄、英、美这三个西方大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见Hull.CFordcll,Mcmoirs of Cordcll Hull,Vol 2,Macmillam,Ncw York,1948,P.1257.一九四三年三月罗斯福会见英国外相艾登时说，中国一定要参加“大国圈子”，美国希望“世界组织的真正决定，应由美、英、苏、中四国作出”，“倘和俄国在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毫无疑问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见Sherwood,Robert E:Roosevelt and Hopkins,pp.716-718。
（34）一九四三年十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是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将中国列为《普遍安全宣言》发起国之一。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表示反对，赫尔对莫洛托夫说：“关于中国的局势问题，美国政府正在作一切努力，并且已尽可能作出了一切努力。在我看来，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给略掉，将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认为，在世界局势中，中国一直是从事这场战争的四大国之一。”见Hull Cordcll:Mcmoirs of Cordell Hull,Vol.2,p.1282.
（35）《国际条约集》（一九三四～一九四四），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四○三页。
（3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rio and Tehran 1943,P.530.
（37）Foreign Rc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c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P.358.
（38）《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五八页。
（39）斯大林对霍普金斯的谈话，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1945,Vol,1,P.43.
（40）Foreign Rc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crs,1945,Vol.7,The Far East:China,CPO.,Washington,D.C.,1969.P.659.
（41）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版，第一三五四～三五五页。
（42）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版，第六页。
（43）王韬：《杞忧生易言跋》，《韬园文录外编》卷十一，第三二三页。
（44）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见《孙中山选集》第三六九页。
（45）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版，第一○三、一○一～一○二页。
（46）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见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アジア主义”资料集》，日本法律文化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第七一～七二页。
（47）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外文出版社等，一九九六年中文版，第二七五页。
（48）同注（47），第二七四～二七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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