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鲜朝的对译汉音与中国官话方言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话论文,朝鲜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言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4世纪建立的朝鲜朝以与明朝等周边国家保持密切交流为基本国策，故从建国初期即开始成立司译院（1394），进行汉、清、蒙、日四学的语文教育。随着《训民正音》创制（1443）而得到发展的译学事业不断与中国首都交流，留下了《洪武正韵译训》等韵书、辞书、字书及汉语教材等珍贵的对译汉音资料。
一般认为，《韵略易通》（1442）、《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5）、《李氏音鉴》（1805）等近代北方官话音系列的韵书和韵图充分反映了以北京音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普通话的发展。本人曾据此对15世纪到19世纪朝鲜朝的对译汉音资料，即《洪武正韵译训》（1455）、《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1515）、《译语类解》（1690）、《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华音启蒙谚解》（1883）、《华语类抄》（1883）等汉语教材和辞书的译音与上述中国资料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具有极为相似的音韵体系，从而指出这在近代汉语音韵史料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注：拙撰，从朝鲜对译资料考近代汉语音韵之变迁，博士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86））
然而，本人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朝鲜的对译汉音中，除朝鲜语的音韵体系中可能出现的语言习惯外，其他方言与一些难以解释的模糊的音韵变化也有不小的关系，这个问题将留作日后研究。另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学者对近代官话的标准音有一些相互不同的见解，而且各有各的说服力。因此重新探讨近代音研究中的这一基本问题不仅对评估过去的研究，而且对解决今后的课题都很有必要。所以本文一方面对以前的研究作一再研讨，同时也打算进行些补充。
因此，本研究拟对朝鲜朝对译汉音与中国哪一种方言的语言具有最密切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其音韵特征和译音存在的问题。同时，由于对译汉音资料多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是为了正确学习当时的标准音而编撰的汉语教材，对其进行研究相信会对阐明中国音韵史研究中尚未明确解决的近代官话的标准音问题助一臂之力，并可以重新认识其作为音韵史料的价值。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与朝鲜朝使臣的中国使行路线有关地区的现代官话方言，只是在必要时将其他地区的语音也一并列出作为参考。这些方言的语音主要参考了各地区的省志、市志、县志和诸家的研究成果。
二
开国初期就重视对外关系的朝鲜王朝（1393—1910），自太祖以来，为了维护政治上的安定和吸收外国文化，采用了积极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推行译学政策，致力于培养译官和译学学者，推广外国语教育，特别是汉语教育；另一方面是主动与中国明朝建立和平的外交关系。
首先，建国以后，决心秉朝政的历代国王一贯关心译学，尤其关心汉语译学，最突出的例子是世宗，他集中学问家的意愿创制「训民正音」，以及试图利用中国韵书的译音都成为推进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并奠定了译学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功勋卓著。在壬辰倭乱中，朝廷得到了中国的帮助，因而译官发挥了比往常更大的作用。当时朝鲜王朝没有理会清朝势力的影响，仍重视并加以积极鼓励汉学，以至于在设有汉、清、蒙、日四学的「偶语厅」内，汉学学习者仍然过半。所以当时熟悉中国语的人很多，这一点也应该注意到。肃宗以后又继续编撰了大量的译学资料。可以说这体现了历代的国王孜孜不倦地推进译学发展的决心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到中国的使团的组成虽随使节种类和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但都分成正官和从人两种。正官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通事、军官、医员、写字官、画员等，从人包括马夫、奴仆等，大都在40人左右。其中的通事即译官，是从朝鲜王朝汉语教育的中心机关「司译院」的上通事、杂学通事、打角通事等30多名通事中选拔的，主要由上通事全面负责翻译和贸易。初期，上通事只有1人，16世纪以后，因贸易逐渐活跃起来，配备上通事1～2人、次上通事1～2人，使节团规模也日益扩大（注：柳永烈等，《韩国史大系》5（汉城，三珍社，1975），p.111；金九镇，〈朝鲜王朝前期的韩中关系史试论〉，《弘盖史学》（汉城，弘盖大学校史学会，1990，），6—15页。）。成宗以后， 派遣使节同时还派质正官（注：参照朝鲜《成宗实录》，173卷， 成宗十五年十二月甲戌条；200卷，成宗十八年二月壬申条；《中宗实录》，102卷，中宗三十九年四月庚午条：“国家每於科举之后，文臣年少聪敏者，选属承文院，令习汉语吏文，其有将来者，称为质正官。”），以便在校正汉语学习或了解儒学礼仪问题的同时，更正确地了解、掌握明朝的文化。从这些积极的语言政策和所做的努力可以知道当时使行中国的重要性和作用是很大的。
因此，为了掌握朝鲜王朝的译官还是质正官所接触的汉语，都需要详细了解他们的出使路线。这在本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派往中国的大部分使臣都是奉朝廷之命去中国京城的，常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考虑使行的便利和安全，选择不同的出使路线。因此，当中国的辽东、辽西地区安定的时候，一般选择通过此地的陆路；但在元朝的蒙古族和女真的满族势力强大而发生骚乱时则避开此地而选择海路。大体上说，在元、明交替时期和明、清交替时期，即14世纪末和17世纪初选择海路，其他安定时期主要利用陆路。对此《增补文献备考》〈交聘考七〉有如下记载。
明兴而皇都在金陵时 高丽及我朝由海路
而及其移都燕京取陆行 自太宗己丑始也。
由此可见，高丽朝末期和朝鲜朝初期的出使路线是选择以当时明朝首都金陵（今南京）为目的地，距离较近的海路；迁都燕京（明成祖，永乐辛酉，1421）之后，又选择了地理上危险小且便利的陆路。
出使的第一阶段，从朝鲜王朝的京城到边境义州（今新义州），这段路程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要经过。《增补文献备考》中的〈舆地考十二〉对此有详细提示。
京城→开城府→平山→凤山→黄州→中和→大同江→平壤→顺安→肃川→安州→嘉山→定州→宣川→龙川→义州
若不经义州而利用近海路线时，过宣川→铁山→椴岛即可直接走海路。出使中国的使臣从义州、椴岛到北京、南京，为方便起见，现据各种史料记载分为陆路和海路两大部分加以考察。（注：《攷事撮要》（宣祖四十一年，1607），《通文馆志》（肃宗四十六年，1720）；《朝天记》（宣祖七年，1574）；《通文馆志》括号内是一名或俗名，原文如此。）
1.陆路
（1）《攷事撮要·上卷·中原进贡路程》
自义顺馆至镇江城二十里 至汤站七十里 至凤凰城四十里 至镇东堡四十里 至镇夷堡六十里 至连山关七十里 至甜水站 三十里至辽东九十里 至鞍山六十里 至海卫五十里 至牛家庄四十里 至沙岭六十里 至高平驿六十里 至盘山驿四十里 至广宁五十里 至闾阳驿三十里 至十三山四十里 至小陵河六十里 至杏山驿三十里 至连山驿五十里 至宁远卫五十里 至曹庄驿五十里 至东关驿五十里 至沙河驿三十六里 至前屯卫六十里 至抚宁县四十里 至玉田县八十里 至蓟州八十里 至三河县七 至通州七十里 到北京四十里
（2）《通文馆志·中原进贡路程》
鸭绿江至镇江城二十里 栅文二十里 汤站七十里 凤凰城二十里 镇东堡（薛刘站，松站）四十里 镇夷堡（通远堡）六十里
连山关（鸦鹘关）七十里 甜水站三十里 辽东九十里 十里堡六十里 盛京（潘阳，奉天府）六十里 边城六十里 巨流河（周流河）四十里 白旗堡七十里 二道井五十里 小黑山五十里 广宁六十里 闾阳驿三十里 石山站（十三山）四十里 小陵河六十里 杏山驿三十里 连山驿五十里 宁远卫五十里 曹庄驿十五里 东关驿五十里 沙河驿三十里 前屯卫五十里 高岭驿五十里 山海关五十里 深河驿六十里 抚宁县四十里 永平府七十里 七家岭六十里 丰润县一百里 玉田县八十里蓟州七十里 三河县七十里 通州七十里 北京四十里 共二千四十九里为二十八日程
（3）荷谷《朝天记·上·甲戌年六月二十二日乙丑》
自义州至汤站 由检同岛则九十里 往岛三江则六十里 汤站由二路……一则自站直至松站七十里自松站至通远堡六十里 自通远至连山关七里 自连山至甜水站三十里 自甜水至辽东九十里 凡三百八十里
《朝天记·中·甲戌年七月十八日庚寅》
自辽东至鞍山六十里 鞍山至海州卫六十里 海州至牛家庄四十里 牛家庄至沙岭六十里 沙岭至高平六十里 高平至盘山四十里
盘山至广宁五十里 广宁至闾阳五十里 闾阳至十三山四十里 十三山至小陵河六十里 小陵河至杏山三十八里 杏山至连山五十里 连山至曹庄五十里 曹庄至东关五十里 东关至沙河三十六里 沙河至高岭五十里 高岭至山海关五十里 凡八百三十四里
《朝天记·中·甲戌年八月四日乙巳》
自山海关至深河驿六十里 自深河至抚宁县四十里 自抚宁至永平府七十里 自永平至七家岭驿六十里 自七家岭至丰润县一百里 自丰润至玉田县八十里 自玉田至苏州八十里 自蓟州至三河县七十里 自三河至通州七十里 自通州至京师四十里 凡六百七十里
本文以三种史料中共同涉及的地点为依据，而更侧重《通文馆志》的记载中经由的地区，现将旅程整理如下：
义州→汤站→镇东堡（松站）→镇夷堡（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辽东→盛京（潘阳）→广宁→闾阳→十三山→小陵河→杏山→连山→曹庄→东关→沙河→前屯卫→山海关→抚宁县→永平→七家岭→丰润→玉田县→蓟州→三河→通州→北京
朝鲜使臣一行到达北京的路程大约需要走50—60天，到北京后住在会同馆和玉河馆，逗留时间根据情况而定，短的1个月，长的需要4 —5个月。实际上完成一次使行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注：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77），67页：入朝使节所需天数是1574年170天，1790年143天，1803年152天，1832年155天， 平均约需5个月。），而且十分辛苦。从当时需要随时派遣使臣的国情来看，译官的重要性可以说是非同一般。
重要的是，长时间在北京停留可以成为译官学习、提高汉语水平的好机会；另一方面，遥远的路途也有助于学到沿途的方言。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2.海路
（1）权近《阳村集·卷六·奉使录》
义州→鸭绿江→荡站→开州→龙凤站→连山站→甜水站→头馆站→辽东城→鞍山驿→牛庄驿→沙岭驿→辽河→板桥驿→十三山驿→连山岛驿→曹家庄驿→东开驿→沙河驿→端川古城→山海卫（迁安驿）→榆开（芦峰驿）→永平卫→七家岭驿→永济驿→蓟州→北平城→燕台驿→通州（通津驿）→直沽里→流河驿（河间府）→沧州（长芦县）→砖河驿→吴桥县（连窝驿）→德州（安德驿）→古城县→武城县（甲马营驿）→魏家院→安山湖→黄河→郓城县（两河口）→汶上县（开河驿）→鱼台县（谷亭驿）→沛县（泗亭驿）→徐州（夹沟驿）→荆山店→房村驿→邳州（下邳驿）→宿迁县（钟吾驿）→清河口驿→淮阴驿→白马·范光二号→高邮州→仪真县→杨子江→龙江驿→金门（会同馆）→龙江→高邮城→淮阴驿→小金城驿→沐阳县（僮阳驿）→兴国驿→上林渡→上庄驿→付疃驿→桃林驿→诸城县（东关驿）→丘西驿→诸桥驿→黄县（龙山驿）→登州（蓬莱驿）→泊沙门岛→呜呼岛→旅顺口→木场驿→金州→孛兰店驿→复州驿→盖州驿→鞍山驿→辽东（铁场村）→鸭绿江
（2）花浦《朝天航海录·卷一·甲子年八月五日～二十三日条》
椴岛→炭岛→车牛岛→竹岛→大·小獐子岛→鹿岛→黄鹘岛→石城岛→长山岛→广鹿岛→庙岛→登州
《朝天航海录·卷一·甲子年九月十二日～十月十二日条》
登州→荒莱浦→黄山驿馆→丰河→平利站→莱州（掖县城）→云桥铺→新河→准河→昌邑县→牛阜店→滩县→平津→昌乐县→洰洱河店→青州（益都县）→海岱桥→淄河店（临淄县）→张家店→青阳店→漯河→绣江桥（章丘城）→龙山驿→寒山店→长和店→济南府城→黄润店→济河→远城县→象家店→禹城→平丘店→平原县→德州→阜城县→交河县（富庄驿）→献县→商家邻→龙华店→晋豆店→牛家湾→新中镇→任丘县→牟州浦→枣丘浦→
家庄→白沟河→新城县→三甲店→涿州→良乡县→桑干河→芦沟桥→京城·会同馆
（3）《通文馆志·航海路程》
宣川宣沙浦 铁山椴岛六十里 车牛岛一百四十里 鹿岛五百里 石城岛六百里 长山岛三百里 广鹿岛二百里 三山岛二百八十里平岛二百里 皇城岛一千里 鼍矶岛二百里 庙岛二百里 登州八十里（以上 海路） 黄县六十里 黄山驿六十里 朱桥驿六十里 莱州府六十里 灰埠驿七十里 昌邑县八十里 潍县八十里 昌乐县五十里青州府七十里 金岭驿七十里 长山驿七十里 邹平县三十里 章丘县六十里 龙山驿四十里 济南府七十里 济河县五十里 禹城县七十里 平原县七十里 德州九十里 景州六十里 阜城县五十里 富庄驿四十里 献县四十里 河间府七十里 任丘县七十里 雄县七十里 新城县七十里 涿州六十里 良乡县七十里 大井店五十里 京都四十里 共水路三千七百六十里 陆路一千九百里
权近先生的〈奉使录〉记录了洪武二十二年（1389）六月从义州出发至九月中旬返回的使行日历，从使行日期到充满恐怖和不安的航海艰辛，他都用诗文作了详细说明。从陆路开始，经北京（7月15日～17 日），在金门（南京）会同馆结束出使任务，然后从登州经海路返回，算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全部使行任务。这次使行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中国四省，地域广阔；而且〈奉使录〉对陆、海两路的路线一并做了记录，所以说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花浦先生的《朝天航海录》记载了天启四年（1624）先经海路从椴岛出发，到达山东登州后又经陆路逆上北京的路线。这与《通文馆志》的记载很相似。这时已不再经由二百多年前的首都南京。其原因可能是，朝鲜使臣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皇室转达朝廷的意思，因而使行路程根据首都来定，还可能是因为到北京比到南京能更多、更积极地接触和吸收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可见，海路以史料（1）为依据， 其航线是（义州→北京→南京→）登州→旅顺口（→鸭绿江）；以史料（2）、（3）为依据是椴岛→登州（→北京）。但可以推测，除以上往返海路等以外，还可选择多种路线。现以史料（2）、（3）的共同地点为依据，可把将椴岛→登州→北京的旅程整理如下：
椴岛→车牛岛→鹿岛→石城岛→长山岛→广鹿岛→庙岛→黄山驿→莱州→昌邑→潍县→昌乐县→青州→龙山驿→济南府→济河→禹城→平原县→德州→阜城县→富庄县→献县→任丘县→新城县→涿州→良乡县→京城
为方便起见，根据上述史料，把朝鲜王朝的赴京使行路线分陆路和海路用图表表示（如后）。
三
朝鲜历代对译汉音反映的汉语音韵现象忠实地表现了近代中国北方官话方言的语音变化，尤其肯定的是它具有与北京音的变化过程十分类似的形态。但是，在对其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少例外的译音，除了部分可以断定有妥当的根据外，还有部分无法做进一步解释，对此必须探明其原因。
其中，与周边方言的关系是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当然，由于受时间和空间以及各种语言变化条件的影响存在语音差异显然是难以避免的。但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发展是很规律的，在同一系统的方言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通过研究以此为根据的语音系统上的特征，了解它们的相关关系，将有助于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
为探讨这一问题，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当时朝鲜使臣经由的路线。各史料中与使行有关的地区是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四省，涉及到了东北官话、北方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下面拟通过研究各有关官话区内有关的语音特征，找出与朝鲜对译汉音的共同点，从而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下文将朝鲜译音对那些背离中国北方官话（特别是北京音）发展规律的部分集中分析。重点讨论的项目简列如下：
声母：1）送气不送气的混淆（19世纪）
7）其他
声调：1）古入声清声母的变化（16、18世纪）
2）连读现象（19世纪）
为找出具有以上各项语音特征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拟在上面罗列的有关方言区的有关地域范围内，以各地域语音特征为基础，将各方言可能对译音有影响的语音特点，做进一步探讨。（注：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1987）内李荣先生等的方言分区而分类，各地区的音韵特征参考了该地图集的说明部分和各地区的省志、市志、县志的方言部分和诸家的论文。）
下面标有＊的部分是需要讨论的项目。
1.北京官话
＊古入声韵尾和-m韵尾消失。
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四个声调中， 中古平声清音字归入阴平；浊音字归入阳平；上声清音和次浊字归入上声；上声全浊音字和去声全部归入去声；入声次浊音字归入去声，全浊音字归入阳平，清音字归入阴平、阳平、去声、上声。小分区的声调演变和调值与北京音接近。
（1）京师片：（北京市）通县、良乡、卢沟桥。
（2）怀承片：（河北省）三河、涿县。
（3）朝峰片：
小论：1）译音除疑母的牛niu（17～19世纪）外完全没有像怀承片朝峰片鹅爱矮等的n-化。
2）朝鲜资料的译音与北京官话的语言特征非常相像， 在北京官话中，又与京师片最为接近。
2.东北官话
没有尖团音的区分。
＊在北京话中和帮非系相拼的-o韵均读-
。
古四声的演变大致与北京话相同，但调值大体上都较低。阴平33或44、阳平35、上声213、去声42或53。 清声母入声的上声化远比北京话多（顺序为上声、阴平、阳平）。
（1）通溪小片：（辽宁省）凤城、辽阳、沈阳、鞍山、海城
＊古日母大部分
音部分责则色-ai化（辽阳）。
（2）长锦小片（辽宁省）黑山、盘山、闾阳、小陵河、杏山、 连山。
小论：1）18、19世纪资料中日母的零声母化可能与本官话有关。
2）部分送气和不送气的混用可能是听觉上的错误， 或者与辽阳音有关。
3）帮非系的北京话-o音，在译音中开口（梗曾咸摄
标音，合口（臻山果摄）均用-o标音，可能是类似音的误记，或者与本官话有关。
4）清声母入声字的译音与本官话存在距离。
5）本官话处于与朝鲜临近、往来曾经很频繁的地区， 因而对19世纪（18世纪部分）的部分例外译音可能有影响。由于本官话区内部地域使用卷舌音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这很可能影响译者的正确判断。
3.北方官话
古四声的演变情况大部分与北京话相同。入声清音字大体上阴平化，随地区不同，其变化和调值有差异。
（1）保唐片
北京话
古入声清音字变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中读阴平和上声的比北京多。
四声的调值与北京音有较大差异。
抚龙小片：（河北省）山海关、抚宁
＊没有韵母-o，北京话的-o韵均读-e（-
）（山海关）。
蓟遵小片：（河北省）丰润、玉田、（天津市）蓟县。
＊在北京话中，与帮非系相拼的-o韵均读-e（-
）。
＊责色的觉鹊学薄等古入声字的文白两读与北京相同（丰润、玉田）。
定霸小片：（河北省）新城、雄县。
（2）沧惠片
北京话的
古入声清音字大部分读阴平，少数读上声。
黄乐小片：（河北省）、沧州、任丘、河间、献县、交河、阜城（山东省）平原
＊在部分字中送气与不送气混用（河间）。
＊北京话中与帮非系拼音的-o韵均读-e（-
）（沧州）。
＊北京话中与ts-组拼音的-e（-
）音部分责则色-ai化
章桓小片：（山东省）章丘、邹平
＊古日母随地区读为
古入声清音字读阴平。
聊泰小片：（山东省）德州、故城、吴桥、武城、禹城、齐河、济南、溜河
＊尖团音除部分地区外，以上大部分地区不区分。
小论：1）北京话-o音读为
4 ）河间的送气与不送气和阳寿小片的古日母字与译音的关系有必要商榷。
5）本官话区虽是离北京官话区最近的周边地区， 但地区内有不少语音特征与北京官话不同，与译音一致的方面较少。
4.胶辽官话
古知庄章系的读音与北京话不同。
在大部分地区尖团音有区分，其读音各不相同。
＊古日母大部分
-化，部分（辽宁一带）也读y- l-。
＊古果摄开合的读音没有区别。
古入声次浊音变为去声，全浊音字变为阳平，清音字变为上声。
（1）登连片：（山东省）蓬莱、黄县（辽宁省）旅顺、金县、 复县
（2）青州片：（山东省）掖县、平里、昌邑、诸城、青州、 金岭
5）本官话的语音与译音的基本音系特征有距离， 但仍属于与译音部分例外字共同点较多的一类。
5.中原官话
没有尖团音的区分。
古平上去声的演变与北京音相同，入声清音字和次浊音变为阴平，全浊音字变为阳平。
（1）郑曹片：（江苏省）郓城、邳县、宿迁、沛县
（2）蔡鲁片：（山东省）鱼台、汶上
（3）洛除片：（江苏省）徐州
（4）信蚌片：无
（（5）汾河片：无）
小论：1）上面提及的本官话各地区部分声母特征与译音无关， 但徐州地区相当于北京音的-o，-e，-ie，-ei的韵母与译音有关。
2）入声清声母归属其他声调的情况与译音类似， 但调值不相同，译音阴平调值为高调。
6.江淮官话
北京话的n-，l-混用。
古入声尾（-？）保留
（1）洪巢片：（江苏省）沐阳、淮阴、高邮、南京
＊古果摄一律读-o（淮阴、高邮、旧南京），见影系哥锅等读-o（沐阳），北京话的-e读
（南京）。
（（2）泰如片：无）
（（3）黄孝片：无）
小论：1）大部分地区存在的北京音-o，-e，-uo的混用与译音类似。
2）从全部情况看， 本官话的语音与译音的特征有很大距离，仅部分地区的部分韵母与译音的例外标记相同。此点值得研究。
上面根据朝鲜译官的使行路线，查明了是否与朝鲜对译汉音有关。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官话是与朝鲜译音的全部语音特征最接近的方言，其它地区的方言，则大部分与译音有相当大的距离。
四
下面以前面各地音韵特征中所出现的与对译汉音那些例外的或不规律的项目为中心，按声韵调探讨其译音和方言的关联性。在此列出15—19世纪朝鲜译音的音韵表，以便参考。
声母表
前面提到，辽阳和河间地区的送气或不送气正好与北京音相反或混用，但上面的译音不属此类，很可能属听感上的错觉。p- p‘-和f- 的部分混淆也属于这种现象。这主要出现在19世纪资料中，官话方言中几乎没有p- p‘-和f-混用的现象。
悲 榜 判 蓬 甫 贩 符
15C p
p p‘
f
f
16C f
17C p p‘
18C p p‘ p‘
19C f
f
f
f p‘ p‘p‘
今 p
p p‘ p‘
f
f
f
（2）古日母的零声化
肉 人然热 软 扰
日
惹 染
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东北官话的通溪小片，北京官话的黄东、阳寿小片，以及胶辽官话的大部分地区。因为使用的范围广，才容易受其影响。它和上面的辽阳音基本一致。
（3）卷舌音化
根据与介音i不好谐和的卷舌音的特征， 可以得出朝鲜朝对汉译音的卷舌音化规律为知二、庄系／知三、章系的通止摄（知止开三与部分章止开三除外）字卷舌化，但是，在19C资料中， 卷舌音的标记却采用了硬音和介音i，试图使标记更加接近现实音。另外，在译音资料中，很常见的“这”“十”字都是用
，-i标音，根据上面的规律，表示这两个字还未卷舌音化，这是令人引起怀疑的。如何解释这种情况？下面就联系现代官话方言中的有关情形来进行说明。
现代官话方言没有与上面提出的卷舌音化规律一致的。以上方言资料中，徐州音很接近洛阳音，另外，前面所提的译音内的卷舌音化规律，除今合口外，其它的例字和洛阳音完全相反。换句话说，若译音中使用介音i来表示卷舌音，那么和洛阳音除今合口字外完全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卷舌音可认为处于
阶段。现代洛阳音卷舌音化的规律如下：
知系二等、庄系和止摄音系的今开口：ts ts‘ s
知系三等、庄系的今合口以及其他各摄的章系字（止开口除外）（注：贺巍“洛阳方言记略”，《方言》1984年第4期，第279—280页。）：
韵的产生。由此可以推知译者对于这两摄的卷舌音化比别摄更清楚地感觉到，并要表现出来。
根据与介音i相拼的卷舌音标记法， 在朝鲜朝译音中还可以推出另一种卷舌音化规律，这与上面讲的则完全相反。
包括知止三开和部分章止开三的其他各摄的知三章系（通摄除外）
2.韵母
在上述相关地区的现代方言中，没有发现与此有关的语音现象，武汉等其他地区则反映了与译音非常类似的特征。从《中原》到17世纪《图经》之间出现了-io的阶段。在译音中，到19世纪大部分也出现了- yao化。由此可见，与其说是受其他方言影响，不如把它看作是反映了在药觉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
出现以上混用现象的有关地区分布很广，主要有：北方官话的山海关、丰润、沧州等，胶辽官话的昌邑等部分地区，中原官话的徐州以及江淮官话的沭阳、南京等。从其字音来看，在16～18世纪的译音中，主要根据唇形把易混淆的
，合口译音-o，-uo和-o大多没有区分。在19世纪的资料中，白话音的反映日趋明显， -uo和-o的区别逐渐形成。但是，由于这种易于混用的语音特征，各种方言的读音彼此也有若干差异，还没有发现一个地区具有与译音完全相同的形态。
（6）译音
可以相应。但他们若不是标音方法上的问题而是实际语音的反映，在这点上就有必要研究与相关方言的关系。与此有关的地区有胶辽官话区的青州，中原官话区的徐州，江淮官话区的沭阳、南京等。
记方法。考虑到在15～19世纪的译音中连蟹摄皆韵与其他音区别的细微音差都译出来，把它解释为是没有一贯性地从各地区吸收有关音的标记是不妥当的。因此认为上述译音与北京音的差异是标记方法上的问题。
（7）其他
1）与朝鲜汉字音的混用
3 声调
16世纪资料的译音者所了解的汉语调值大约为55、35 21、31、5，而阴平为高音，阳平为上升势，上声为低音，去声为高短音。这一点在18世纪资料的译音标记中也可看出。（注：拙撰“朴通事新释谚解的汉语声调研究”，《人文科学研究所论文集》（仁荷大，第11期，1985）第399—402页。）
从各官话中的声调特征来看：东北官话与译音的调值非常相似，但入声清音化有差异，北京官话的保唐片方言也与其大体相似。另外，中原官话的徐州音与译音的入声清音的变化有相同之处，但调值与译音的标记有很大的差异。
声调与声韵母相比可变性大，存在明显的语音变化。因此，译音与存在一定时间差距的现代方言相比较，多少显得有些没有道理。但下面还是以上面的辽宁33 44、35、213、42，玉田55、33、214、51， 徐州213、45、35、42等地区的入声清音字为依据， 对其相互间的大致情况进行分析：（武汉35、213、42、35；洛阳33、31、53、412）
阁 国 觉 的 得 摘 桌 泼 竹 福 撒 媳
16C 阴 阳 阴 阳 阳 阴 阴 阴 上 上
18C 阳 阳 阴 阴 阳 阳 阴 阳 阳 阴 阴
今阴阳 阳 阳 阴 阳 阴 阴 阴 阳 阳 阴上 阳
辽宁上 上 上 上 阳 阳 阳 上
玉田上 上 上 阴 上 上
徐州阴 阴 阴 阳 阴 阴 阳 阴 阴 阴 上 上
（武汉） 阳 阳 阳 阳 阳 阳
（洛阳）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上 阴
惜 拙 叔 押 歇／ 贴
脱 赤
16C 阴 阳 上 阴 阴
阴阳 阳 阴
18C 阳 阳阳
阴 阳
今 阳 阳 阴 阳 阴阴
阴 去
辽宁 上 上 阳 阳阳
阳 阳
玉田 去 阴
徐州 阴 阳 上 阳 阴阴
阴 阴
（武汉）
阳 阳 阳阳
（洛阳）
阴 阴 上 阴 阴阴
阴 阴
隔 北 足 不 吉 一 急 甲 说 色／ 匹
16C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阳 阴阴
18C 阴 阴 阳 阴 阴 阴 阴 阴 阳 阳阴
今 阳 上 阳 去 阳 阴 阳 上 阴 去上
徐州阴 阴 阴 阴 阳阴
（武汉） 阴 阳 阳 阳 阳 阳 阳 阳阳
（洛阳） 阴 阴 阴 阴 阴 阴 阳 阴 阴 阴阳
尺 却 七 出 渴
16C 阴 阴 阴 阴 阴
18C 阴 阴 阳 阳
今 上 去 阴 阴 上
徐州 阳
（武汉）
阳 阳
（洛阳）
阴 阴 阴 阴 阴
如前面所述，入声的清音化规律，在有关地区中，徐州音与译音比较相近。特别是在16世纪资料所有的译音中上声化的撒媳叔三个例字中，撒叔两字与少数上声化的徐州音的例字一样，还有上面的多数例字也表现出同样音调。由此可见，在早期，两者间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可以推测两者间的调值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难以断定。此外，中原官话区的洛阳方言与译音的声调之间也存在与此类似的关系。
然而，18世纪资料的声调译音，如上面提示的内容一样，与16世纪资料和徐州音有差异，与多数阳平化的西南官话的武汉、长沙音也不同。因此，可以认为18世纪标记的入声正处在不断进行的音变中，译官根据的是当时所了解的音。当然也会有使行中所受的影响，以及朝鲜人熟悉阳平等部分因素起作用。
这种情况在下文的讨论中可以得到一些证实。16世纪资料中所见的上声+上声→阳平+上声的变调现象和轻声现象，在18世纪基本上不再出现，但是连读上的变调和其他方言中使用的规律有所不同。
1）在阳平和上声前，阴阳上去声一律用＞（，）标记， 表示同一声调。在丰润地区，阳平在阴阳上去声前全变成同一声调，而在徐州阳平、上声在阴阳上去声前完全不变。这两地区的连读现象与译音正好相反。（注：徐州志（1994），2171页；丰润县志（1992），661页。）
2）阳平在与后面的阴平、去声组成词或文句时，阳平和阴平、 去声都不发原调，却在阳平间增加屈折作用，与原音有些差异。而其阳平字上所使用的＜标记，可看成是朝鲜人为了表示这不太熟悉的汉语声调习惯，作为学习上的参照而使用的连读标记。
为了更明确的阐明本译音的整体性，在这里将根据以上对于声、韵、调的分析结果，再对南京、徐州、洛阳三种方言与译音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作一简单探讨。这三个地区的方音与译音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把它们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但同时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们与译音又存在一些差距。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洛阳方言虽然地域上与译音关系最远，但与译音的音系最为相似，根据上面声母的卷舌音化理论，其音与译音基本一致；入声变化也与16世纪资料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在译音时期，洛阳方言可能在中原地区相当大的范围内通行，这样的话，洛阳方言在音韵史研究中应该具有很大的价值。
关于译音的基础方言，通过上面的内容来看，南京音、徐州音与译音的差距较大，显然不可能是它们基础方言，洛阳音与北京音的可能性较大。而总体看来，除了本文中没能够说明的官
这一情况外，本译音基本没有出现背离北京话语音发展规律的现象，而洛阳方言的一些音韵特征，译音也并不具有，由此，把北京音作为译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更为妥当，当然不排除其它方言可能会对译音产生一些影响。
五
朝鲜时代的各种对译汉音资料均有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音韵史料所反映北音的语音演变特征，特别是大都与反映北京音的明清音韵史料的音韵情况非常相像。
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再通过对译音与现代官话方言的比较，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对朝鲜对译汉音与中国官话方言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结果表明：
（1）译音与现代官话方言中的北京音与洛阳音关系最为密切。
（2）译音的基础方言可能是当时的北京音， 但当时中国官话的正音则可能是洛阳音。
当时的洛阳方言有着比较广泛的通行范围，其影响甚至可能延及到当时的北京音，关于这一点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译音受到它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只是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其地方音对于学习汉语的朝鲜使臣来说，更具有一种权威性，所以就以它为标准来译音。
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出，译者在译音时试图协调本族语发音习惯与汉语实际音值而做出的一些努力。如卷舌音的标记，复元音韵母的标记，以及声调的调值设定。此外虽然译音基本与北京音一致，但从一些例外的标记中可以推测它曾受到周围一些方言的影响。韩国汉字音也对其有一定影响。尽管以上诸种因素使译音材料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它所代表的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但仍然应该肯定，这些资料是近代汉语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具有巨大的价值。
[附记] 本论文的详文已于汉语音韵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8；长春）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