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作用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增长了109倍。然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高速增长的背后又存在什么不足？本文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于我国1980-2009年的经济数据，对该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并以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探讨国家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一、生产函数回归分析
（一）生产函数选择。在经济学框架中，核算经济增长的主要工作是选择生产函数，尽可能准确地测度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总量，然后通过选定的函数形式来考察各个生产要素对产出所做的贡献，而产出中不能通过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称为“残差”，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技术进步、制度、文化、腐败现象等不便于度量的因素。本文选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为了便于分析，需要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两边取对数改造成线性函数：
lnY=lnA+αlnL+βlnK
Y代表产出，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L代表劳动投入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α指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β指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弹性指该要素投入增加1个单位时，产量能够增加多少个单位，可以看做该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
（二）函数指标选择。由于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因此我们使用GDP作为产出，即Y；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或经营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因此我们使用就业人口作为劳动力投入，即L；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资本投入，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社会总的投资量，但是在我国能够包括了社会投资的绝大部分，因此我们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即K；此外，我们使用常数C来代表InA。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回归分析。我们使用EViews经济计量分析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所建立的二元线性回归方程，使用最小二乘估计（OLS），即最小化式残差平方和。函数的估计结果为：
Variable指函数中的解释变量，包括C、LOG（K）、LOG（L）。C的值为一8.07298，Log（L）的弹性。值为1.080358，LOG（K）的弹性α值为0.710667。Coefficient是回归方程的系数。每个回归系数乘以相应的解释变量就形成了对被解释变量的最佳预测。Prob.是回归系数t统计量值相应的概率值，若Prob.小于检验水平，比如小于0.05，即说明该系数显著（即系数估计正确）的概率超过95%，我们发现C、LOG（K）、LOG（L）系数的Prob.都小于0.01，表明显著性均超过99%，那么说明三者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2值是样本可决系数（也被称为方程拟合优度），该数值等于l则表示拟合度达到100%，我们回归分析的结果为0，995114，即表示我们的拟合度超过了99%，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基本上可以用回归方程中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回归方程通过了模型拟合优度检验。F值为2749.645，远大于F0.05，可以认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方程通过了F检验。最终，我们得到了中国1980-2009年的生产函数。
二、对回归分析结果的解释
函数拟合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可见我国的文化、制度等不可度量的因素对经济增长还存在阻碍作用。我国劳动力投入的弹性为1.08，而资本投入的弹性为0.71，也就是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每投入1单元的劳动力，有1.08单元的产出，但是每投入1单元的资本（不含劳动力），则只有0.71单元的产出。显然，资本投入的效率较低而劳动力投入的效率较高。模型的分析结果与我们传统认知相悖。根据边际效用理论，要素的边际产出和其供给成反比，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因此理论上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将会较低，没有加大劳动力的投入的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基础之一。另一方面，我们一般认为我国资金相对匮乏，因此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应该较高，需要大力引进外来资本，因此外资的引入规模也就成为了考核地方政绩的指标之一。
为什么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弹性会和我国的资源禀赋不一致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前投资太多。的确，我国目前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消费和外需处于次要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但是投资规模过高和投资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过高是两个概念。我国的资本投入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商业房地产、钢铁、水泥等具有标尺意义，对地方经济拉动明显，容易出政绩的领域和行业，而像城市污水管网、保障性住房等不够“显眼”，主要和民生相关而不是和生产相关的领域和行业却难以得到资本投入，部分领域和行业的投资过热不能证明我国已经进入资本投入过剩的时代。我国国土幅员面积大、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都决定了我国还存在很大的资本投入缺口。此外，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这种制度环境对劳动力投入效率的限制较低，而对资本投入效率的限制较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更主要靠要素的投入规模增长，而不是靠效率提高。对劳动力投入而言，其交易对象就是劳动者和雇佣方、其效率取决于社会对劳动者的压力和激励、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实际情况造成劳动者普遍需要面对较大的生存压力。与此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了对劳动者的强激励、“大锅饭”早已消失、“搭便车”的机会大大减少，劳动者获得的回报越来越与其付出相关、再加上中国人勤奋劳作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虽然人口基数很大，但是劳动力的弹性却依然很高。而对资本投入而言、资本投入的交易方一般涉及多个交易方、交易的对象一般也比较复杂，因此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往往比较严重、合约的签订和实施更依赖于制度环境。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度环境对投资者的保护还相对较弱、导致我国企业从金融市场直接获得资本的成本较高、从而造成我国企业比英美国家企业更依赖于银行信贷、一旦银行信贷收紧、就会造成企业的生存危机、而当银行信贷放松、则迅速造成经济过热、“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三、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
（一）继续坚持合法性审计。审计法规定国家审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我国国家审计与国外审计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自国家审计署成立之初，就把合规性审计放在至为重要的地位、重点是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和发现大案要案线索，对我国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中国国情密切契合。
（二）强化权力制约审计。与中国相比，国外审计在国际审计准则中强调舞弊审计有较大难度、认为审计不一定能有效发现舞弊问题。当前国家审计主要的作用是监督政府对公共权力的使用、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减少政府、国企等公共组织为自身效用损害社会效用的自利性行为，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如政府绩效审计可以审查政府管理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通过评价政府治理的绩效促进政府增强治理能力和提高治理效率；再如经济责任审计可以审查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达到了对权力的主要执行者对权力运用、责任履行和施政绩效情况进行监督和制衡的作用。
（三）坚持财政资金跟进审计。温家宝总理提出“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国家审计的工作范围也表明国家审计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我国资本投入弹性过低起着重要作用。当前、国家审计的工作范围是对本级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国家事业组织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国家机关和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等事项进行审计。因此我国国家审计的主线就是对资金使用的情况进行监督。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是我国《宪法》、《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职责的体现，对公共权力使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增强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达到“善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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