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1]2016年在《“心理本体”与李泽厚中后期思想的发展》文中指出“心理本体”是李泽厚中后期思想理论的重心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其整体思想理论的中间点,它转承连接了早期的“工具本体”和后期的“情本体”,并使其哲学、美学、传统文化思想贯通融合,成为互建互构的整体。对于李泽厚“心理本体”的专题研究,特别是其与李泽厚整体思想理论的关系研究仍显不足,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本文关注李泽厚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其中后期哲学、美学、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新思考和新发展。以“心理本体”为指向,李泽厚的中后期思想理论重心由外在的、客观的、本源性的“工具本体”研究转入到以内在的、感性的、个体的“情本体”建构,其实质是在现代性视域下对于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意义和价值信仰的追问与关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融合西方理论资源对中国传统儒学的转换性创造。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发掘,也是以“世界视角,中国眼光”提出和建立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情感归宿和信仰境界的努力。第一章绪论,共分叁节,分别为：论文的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文献综述、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相关概念释义及李泽厚“心理本体”的建构,主要对李泽厚“心理本体”的“本体性”、内涵、意义、特点进行释义,同时梳理“心理本体”建构的哲学路径和理论指向,共分四节。第一节阐述西方本体论哲学及本体含义,对西方传统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进行辨析。第二节阐释李泽厚的“心理本体”含义、生成及本体性。第叁节论述李泽厚“心理本体”的理论特征,包括“心理本体”的双重性、发展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四个方面。第四节从“心理本体”的哲学建构历程和理论建构指向进一步对“心理本体”进行解说。第叁章李泽厚“心理本体”与其中后期哲学的发展,共分叁节。第一节阐述李泽厚哲学的“心理本体”转向与哲学建构,从哲学的整体发展来谈“心理本体”的建立,包括李泽厚从实践论哲学向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转向促成“心理本体”的建立;李泽厚进一步阐释“自然的人化”的内在方面实现了“心理本体”的生成；主体性理论重心由群体向个体的转向突出了“心理本体”的重心。第二节论述以“心理本体”为重心,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的新发展,包括六个方面,分别为：“实践”观点的再解读,双本体论,“积淀说”,“人的自然化”,“情本体”和对非理性的吸收。第叁节论述以“心理本体”发展为线索的李泽厚哲学所发生的叁次转向：第一次是从马克思到康德,第二次是从海德格尔到中国传统文化,第叁次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回到康德。李泽厚的哲学建构了一个圆圈,以“心理本体”论为核心,康德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第四章李泽厚“心理本体”与其中后期美学的发展,共分叁节。第一节论述李泽厚建立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美学,是其哲学的“心理本体”转向带给美学发展的新起点。新美学修正了早期美学的不足,强调美感的美学中心地位,形成了新发展。第二节详细论述李泽厚美学产生的新变化与构建的新概念,包括新感性、美感心理数学方程式、美是度的自由运用、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说四方面,这些新概念展现了更宽阔的美学研究领域。第叁节阐释美学在建立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归宿方面所具有的终极审美意义。从“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叁个层面阐释美学作为第一哲学,具有塑造心灵,培育人性,建立“心理本体”的现代意义。第五章李泽厚“心理本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共分叁节。第一节概述李泽厚以其哲学的构建为前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现代性阐释。以“西体中用”为指导,“转化性创造”为方法,开创“儒学四期”,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创建。第二节论述李泽厚开创性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巫史传统”。由“巫史传统”阐释中国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为“心理本体”的建构提供了中国资源,形成中国特有的情理结构。第叁节具体论述李泽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哲学的互构互建过程,包括叁个方面：“心理本体”的深化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的发掘、“两种道德”解构传统叁教合一、对“天人合一”的改造与阐释。李泽厚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框架下,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与重建,丰富和发展了其哲学理论自身,同时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以中国视野和中国智慧寻求建立人的生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之路,形成了对世界问题的中国眼光和中国声音,具有非常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结语部分是对全文内容的延伸,由李泽厚的思想体系建构,引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构建的思考。
周艳[2]2004年在《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与现代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表征了一种理论批判的思想结晶，其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对马克思自然理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以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基本立场，在动态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即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马克思的自然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观点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关系。自然界于人类社会而言始终保持它的优先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不同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他具有主体能动性。同时，人和自然界是一整体；人和自然界相互影响，保持互动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自然概念中所包含的异化理论和解放理论也可以论证上述马克思自然理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自然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自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马克思自然理论蕴含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剩余价值理论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落脚点，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理论。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获得了全新的意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对现代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产生双重影响。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为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从哲学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本体论问题、社会历史性问题以及人的解放问题。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发展了生态—社会的理论范式，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运用到对当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分析之中。在社会现实方面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上。生态危机是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表现，对于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途径诸种理论思潮都有不同的思考，但都过于片面，缺乏对人与自然本质关系的全面、正确地把握。马克思自然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强大理论武器。最后，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环境和生态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全面发展。
方锡良[3]2011年在《马克思自然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角度(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来分析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其当代意义,乃是本文之主旨。通过对经典文本与思想史的交互分析,论文较为系统深入地梳理了西方自然观的历史流变和本质特征,对迄于近代的西方自然观(尤其是近代德国自然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揭示出自古希腊即已奠定的自然之为内在性原则和领域的初始定向,以及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突显及其当代意义,并着重展开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批判性分析,作为马克思自然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资源。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入研究,需要在探究其存在论基础(感性/对象性活动)上,深入探讨其研究路径：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形而上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形而上学批判通过对黑格尔“逻辑概念化”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抽象直观化”自然观的批判,揭示出马克思自然观的存在论变革和历史唯物主义路向,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那种富于“感性实践性和社会历史性”的自然观。资本批判则通过对资本原则的揭示,奠定深入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过程中的“自然”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重点剖析“自然的资本化”和“物质变换及其断裂”这两个重要课题。进一步我们还要在上述分析过程中深入分析自然问题上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机制：对自然的形而上学构想和对自然的资本操控,二者相互呼应,从思想观念和社会建制两个维度共同实现对感性现实的自然和人(社会)的统治和剥夺,并最终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和扩张。二者共同构建起一个作为“社会权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架构之网,这种控制性的社会权力才是当今资本世界中人剥夺和控制自然,并在控制自然之同时来控制人(社会)的基本根据。最后以“控制自然和机械论自然观”这个课题为例,来展现研究在当代是如何被推进和深化的?尤其是揭示出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的共谋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宰制,将“控制自然”概念扩展为“剥夺-控制自然”概念,并揭示出控制自然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双重根源：资本-技术。上述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时代生态环境危机加剧及与其它危机相互交织的内在根源,进而有助于理解社会现实、当代人类整体生存处境及其历史决断,从而也就从自然观的角度展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情由及其当代意义。
吴耀国[4]2015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运动将“空间分析”的因素运用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开启一场声势浩大的“空间批判”思潮。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批判而言,“空间批判”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冲击,还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动迁。然而,“空间批判”在其理论源点的追溯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即错认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不在场”,这种认识论的缺陷限制了它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最终成为它在后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面前缺乏立场坚定性的症结。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构件与时间构件是辩证地存在着的,只不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像月掩金星那样遮蔽了空间的色彩。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如果说时间是对抗物化的利器,那么空间就是资本对抗时间的盾牌,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一直以时间的优势来对抗空间,凸显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现代性反抗话语。《资本论》是这一反抗话语的集大成者,它用“规律”(时间)抵抗空间作为自己最为主要的逻辑轴线。马克思的空间批判贯穿这条逻辑轴线,具体表现在《资本论》写作的六册计划中。“六册计划”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中第一篇就考察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我们须要看到,马克思考察这些抽象的经济范畴时并没有将空间分析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当马克思说“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的时候,他就将空间批判的逻辑起点定在了这里。马克思不打算谈论商品作为物与空间的自然关系,他从两个方面考察商品的空间性：其一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将使用价值看作是空间中抽象的物化关系,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不过是空间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一点常常被它的自然属性所蒙蔽。其二是商品的价值。价值在质上就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因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指涉的是一个同质化的空间范畴。价值在量上被空间所决定,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平均劳动时间。商品交换催生货币,货币首先是空间地理和空间经济的产物,它履行着各种不同的空间职能。货币不仅作为财富形式而存在,还作为空间关系而存在,因此它会对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充斥货币关系的空间是不自由的,自由的空间必须扬弃货币关系。商品与货币的资本化将空间批判推向了高潮。资本既把空间当做积累的手段,又把它当做抵抗时间的盾牌,而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则是资本这种攻守兼备的手段。空间成为资本易以为继重要因素,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空间拜物教的谜就是资本货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六册计划”的第二、叁两册分别论述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成这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断定他的空间批判逻辑依然贯穿其中。如果我们急于看到他的空间批判从抽象阶段到具体阶段的飞跃,那么就得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第四、五、六册上来,因为这里分别论述了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叁种具体的空间形式。事实上,城市空间也是《资本论》关注的具体空间形式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它承载着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太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这注定它成为社会运动的策源地。现代国家空间更多地带有一种文化政治学色彩,它体现为充满资本权力、政治秩序和制度认同的空间。国家空间是历史的,它的历史性表现为这种空间遭遇危机之后其文化政治制度的消解。马克思空间批判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市场”批判。世界市场是资本积累的最广阔空间,它容纳了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资本主导的同一的空间秩序。同时,世界市场也是资本空间化的限度,这意味着资本积累进程的终结。资本积累的危机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全面危机,这动摇了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至此,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然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存在证明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为资本积累在生产空间之外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对利润的垄断,非资本主义环境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剩余价值输送,国际分工造成的利益不均衡分配等方面对现代性资本主义进行了马克思式的空间批判。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强调空间本身的文化政治因素,如“空间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是关乎后现代文化政治学的空间,是描述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是表现微观政治权力的空间,是指向文化政治认同的空间等等。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詹姆逊等人延续了马克思空间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而其他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后现代社会中的空间问题,但在基本立场的表达上将自己湮没于后现代主义无中心的话语表达之中。结论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有空间分析的维度,也有空间批判的逻辑体系,其中空间分析批判的逻辑思路和方法不仅适合马克思的时代,也适合当前的时代。
王轩[5]2016年在《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文中认为精神生活治理是一种人学意义上的"元治理"。所着力澄明和彰显的对象,是自然、人类社会、思维领域建构的一个精神文化整体性,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超越性实践。伴随人类精神生活实践合理性类型多元化现实,及治理的规模扩大的效应,从精神生活文化价值深处,揭示精神生活不同生存主体的权利资质,成为一种精神价值生态。同时,在现代性社会合理表达"精神生活民主化"与"精神生活生存权利"实践形态的正当性,成为精神生活秩序重建的时代主题。精神生活治理是精神文化价值多元性主体参与、互动和确立实践的公共治理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实践。人类在精神生活治理问题上的实践效应表明,精神生活治理由于人类精神生活主体多元性存在形态,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吁求,必须通过新型治理主体培育形成一种过渡,才能达到统一。单个不同精神生活主体实践合理性之间形式上的一致性,是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治理的,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生活如何找寻新型主体类型,实现不同精神生活主体的"划界与统一"的历史。当代人类精神生活,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实质上的总体概念就是"精神生活治理"。这种时代呼吁,更加使精神生活治理拥有了时代"改变精神世界"的意义。精神生活治理核心旨趣,就是探寻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规范基础、运行机理、实践路径。具体地讲,就是在多元精神生活主体存在的精神格局中,形成新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类型,即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确立"治理型精神生生活"公共价值逻辑,与现代个体的优良精神生活自觉,进而生成"灵魂优雅与精神安全"的治理型精神生活之生存品性与精神生活价值境界。精神生活治理价值是追求人的精神生命自觉方式、解放途径的安全性实践生成。对于民众个体而言,精神生活治理则是精神生活权利合理、正当的自觉表达及获得性的实践公共精神生活体验;对社会、国家而言精神生活治理是永恒的精神文化公共性,意味着多元社会、国家、组织等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形成新型治理主体实践中,进而,在精神生活治理中,不同精神生活治理主体通过多元互动、深度理解,形成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即"改变世界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基于此,精神生活治理逻辑从以下相容关联的论证主题展开与表达:一是谁之"治理"与何种"精神生活治理"——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时代使命与实践指向;二是精神生活病理与根源探寻,治理观念引入精神生活的资质证成,及中西思想史中的精神生活治理尝试的分析;叁是精神生活治理的结构、方法和特征的分析论证;四是中西精神生活治理的特质及价值实践逻辑;五是对马克思精神生活治理的内在结构与现代境遇的论证;六是追寻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公共理性及精神生活治理的路径探寻;七是现代现代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与"治理型精神生活"的公共价值逻辑;八是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评价与展望。对这些主题展现实质性的分析论证,构成该论题的核心论域。质言之,在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机理运行中,形成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即复合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其本质是我们人类自身深层的精神存在样态,在现实中,是具体性的新主体类型,并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不断展开,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及精神性生存的复命。
聂阳[6]2018年在《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基于生产劳动而阐发的,劳动理论由此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但劳动理论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问题,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澄明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动向是从实践观点的讨论逐渐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注重理论意识与问题意识、思想史与经典文本的互动。在此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命题展开具有时代感的研究,就成为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题中之义。劳动理论首当其冲。在既有研究中,劳动虽然被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但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理解却经常走向片面化,或陷入总体性与具体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描述性与批判性的知性对立中。如此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所特有的复合性质和内在张力也就付诸阙如了。这种理解方式在现代西方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中也广泛存在,因此,重新理解和定位马克思劳动理论对回应西方理论家的误解同样是必要的。此外,当代劳动的发展也在向马克思劳动理论提出新的问题:劳动在形式、特征和意义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具体内容,更使一些较为陈旧的劳动观念和劳动关系滞后于我们的时代,转变劳动观念、调整劳动关系已成为劳动理论研究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基于以上把握,文本拟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变革,还原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内在张力和丰富内容,凸显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变革发端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超越传统劳动理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将劳动与人的本质的生成关联起来,凸显了劳动中超越自然的自由要素。基于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重阐发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涵,在《资本论》中展开了对现代劳动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自身思想演变的角度看,劳动理论变革对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具有奠基性作用。首先,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并赋予劳动以最高的目的论意义的创见,不仅包含着对传统哲学追求绝对真理的思维方式的否定,同时孕育着一种以人的感性活动或现实生活过程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明确表达的实践观点。其次,将劳动纳入实践范畴中的做法,同时意味着劳动的生产性或否定性被提升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基于劳动的生产性,全部政治形式、道德规范和思想观念不再具有独立的外观,而应被理解为历史的、变革的存在。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达的。再次,将劳动理解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还意味着应当从劳动形态的变迁中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奥秘,从劳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出发来透视现代性社会。《资本论》正是马克思从劳动出发而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包含着肯定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叁个本质维度,叁个维度分别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内容:描述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容、批判现代性社会的内容以及眷顾人性之完满的内容。首先,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重新理解而达到了对存在问题的重新理解,将哲学的焦点从传统哲学的抽象存在转移到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社会历史存在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为核心内容,并体现为基于劳动而生成的人的个体存在与“类存在”、基于劳动而展开的社会关系和以劳动为基础的历史发展。其次,马克思还着重批判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基础的劳动形态,在对现存劳动形态的辩证理解中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再次,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肯定性理解和批判性理解,最终通向的是一种关于未来劳动的价值理想,即通过自由劳动创造人性完满性的美学憧憬,这种价值理想对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关怀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始终是嵌入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社会批判之中的,它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社会批判具有特别重要的支撑性意义。对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而言,劳动概念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劳动理论的丰富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劳动问题是以往研究中比较薄弱但颇具理论前景的重大现实问题。
王晓蓓[7]2016年在《马克思劳动理论与阿伦特行动理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与阿伦特:一种比较的新尝试本文尝试做了一次比较性研究,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理论交锋:在同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面前,把两个思想家各自的主张和论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一个对话空间,由这样的比较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勾勒出马克思与阿伦特各自的思想体系。本文的出发点不是要将两个人的思想一分高下,而是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劳动理论、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文本梳理,来尝试厘清二人思想上所对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想邀请所有人去思考和判断思考人在现时代的危机中的生存情况及如何维护其政治尊严。诚然,作者并没有将20世纪所有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讨论做一个总结或提供一个解决方法、路径,而是选取了两个相差近百年的的思想家,讨论从他们在直面危机时提出的两种不同主张。虽然不能给出明确的解决答案,但是他们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态度、对“政治”本真状态的消失的遗憾都让作者找到了将这两个人思想可以进行比较的理由。本文通过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即“政治的哲学”维度及“哲学的政治”维度来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阿伦特行动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马克思和阿伦特分别选择劳动和行动作为自己哲学的阿基米德点的时候,就决定了二者哲学实践目标的不同、实践路径的不同。一个是把劳动作为范式,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形式的批判,来实现全人类的救赎和解放;一个是把行动作为始点,通过对政治和德性的拯救,来实现人和世界的和解。从二者的哲学目标和哲学实现路径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所坚持的并非是根本的方法,而是对现代性方向的一种修正而已,她认为政治行动才是可以获得人的本真存在的方式,人的最终理想目标是实现自由,阿伦特主张我们应该轨道古典共和的城邦政治生活中去寻找归家之路,与阿伦特不同的是,马克思创建了一种救赎的“政治”,一种解放的“政治”,一种普世的“政治”,马克思哲学所提出的这种“政治”解决之路是一条根本的超越之路。
祁程[8]2013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乌托邦是一个源流长久而丰富的理论主题。如今乌托邦理论的发展态势,已由传统理论领域向各个分支学科延伸,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乌托邦理论的新形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各类社会矛盾深刻批判后的理论结晶。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密切关注,但对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仍然不够,在国内学者的阐释和译介中,甚至出现了乌托邦概念运用上的疑虑。乌托邦概念出现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传统乌托邦理论的迹象虽然不甚明显,但学术界和日常的误读性使用越发多元,有必要重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加以界定。借助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分析,澄清相互关联的理论困惑,进入政治现象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背后,重新理解乌托邦这种人类独具的超越性和创造力,进而深入到人类纷繁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本文立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学者的乌托邦理论,与当代乌托邦实践,在深入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针对现实生活多元可能中的乌托邦困境,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以突破诸多学者对乌托邦思想的偏见。通过赋予其新的时代涵义,以期在同西方反乌托邦话语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中葆有活力,并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提升人们精神境界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乌托邦研究范式、问题场域和功能属性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结果。因此,本文遵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持有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关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展开研究,以求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路径与理论视野。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对乌托邦概念的重新反思中,寻求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对西方传统乌托邦观念的批判和超越,梳理其思想逻辑发展主线,分析其思想直面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追溯其边缘化的深层机理,置入全球化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批判性重建的路径。第一章从哲学角度梳理乌托邦的思想脉络,重点阐述传统乌托邦思想和现代乌托邦思想中代表人物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说明两类乌托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典型特征；第二章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指认乌托邦思想在当代不同以往实体论思维方式乌托邦的重大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乌托邦误读的原因,和“当代乌托邦”的一般规定性,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几种乌托邦概念生成样式和基本理论形态；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从审美和社会建构两条逻辑线索出发,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关注点和理论价值,从典型代表人物所具的不同理论视角和相关社会背景,对乌托邦文本加以解读,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脉络,尽可能揭示其本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指明当代审美乌托邦蕴含的乌托邦精神,内含的否定性批判意义,并探讨乌托邦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途径,使之自如游移于不在场与在场化之间；第五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关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新型关系进行研究,比较学者间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厘清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当代乌托邦在意识形态思想困境中的观念转换,并尝试分析共产主义隐含的新型关系路向。同时,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当代反乌托邦思想质疑给予的回应,先指出传统乌托邦主义是由观念盲目朝现实行动过渡所致,概括自由主义者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内容,再反过来从逻辑上为乌托邦辩护,并在知识分子面临“乌托邦之死”的抗争中,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乌托邦的消极因素,张扬其积极因素；第六章从历史、现代性与当代乌托邦之间的密切关联出发,着重研究现代性视野下乌托邦思想的批判性重建问题。还原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所展示的新型历史意识,隐含对历史终结论等极端思潮的客观批判,阐释在现代性版本展开中的当代乌托邦诊断,从理念、制度、实践等叁重层面,探讨当代中国乌托邦重建的可能性和内在限度。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首先在于重新评价了乌托邦思想,合理辨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地位与命运。宗教哲学的回归、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自由主义思潮的泛化造成乌托邦的精神退化,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过度批判和自我迷失之中。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肩负着乌托邦哲学思想复兴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对乌托邦的分析理解,既不能缺乏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又不能只停留在思辨的想象里。当代乌托邦重建,在文化价值与社会建构层面,找回失落的乌托邦精神,达到对传统乌托邦的辩证否定,使得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至于陷入价值制衡或制度封闭中,使乌托邦既可以作为可现实化的具体社会理想,又不至于导向极端的完全理想实现,导致拒斥乌托邦状况的发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完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建构,正是提供审视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全新思维方式,使其与现实、历史、价值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恢复和提高人们对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其次,本文指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重大理论转向。涉及到乌托邦由一主多元替代了一元论,专注于时空两个维度的辩证考量,从社会乌托邦到文化哲学范式的审美路向,突出对其本体论的论证,从对象化的非人希望到生存论意义上的属人希望,植根于属人的自由和希望的存在之上,从单一的政治主题朝向多个领域延伸,具有现实总体性特质等,反映出乌托邦思想的传统越位与当代归位的统一。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实现了多重理论转向,达成了对西方传统社会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在核心价值、学术策略、知识谱系与社会功能上的差异性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和实践转换。再次,本文系统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本身具有自身的逻辑演进脉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来看,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也有一个相对明朗的理论发生过程。由乌托邦的本体论论证到审美乌托邦想象的扩展；从乌托邦的社会政治展望到生态乌托邦、交往乌托邦、文化批评乌托邦、时空辩证乌托邦的演进,从两条线路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界定和梳理,借此吸取传统乌托邦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反思其教条化及可能导致的边缘化困境。本文认为经詹姆逊、哈维、雅各比等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可以形成对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无乌托邦”全面扩张境况的思想突围,重塑乌托邦整体解放的时空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生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法,总体性研究方法,实践诠释法、辩证思维方法等进行研究。
刘秉毅[9]2014年在《马克思的哲学观》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本文论题,“马克思的哲学观”既不同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哲学观”,也不同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一论题所标示的,乃是马克思本人对于哲学的主题、方法、功能、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哲学家的社会形象等一系列元哲学问题的解答。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考察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哲学本身的思考,揭示他“做哲学”的方式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探讨他对“哲学”态度的变化与他的哲学创造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为我们反思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切入点。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在对传统哲学观的反思和超越中产生的。在传统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使命就是到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去把握某种具有统一性和恒定性的原则或尺度,即“绝对真理”。由于绝对真理所具有的超验性、自足性、超时空性和神圣性,传统哲学观势必要将哲学的方法规定为抽象思辨,将哲学的形式规定为知识体系；它相信,只有哲学才能够为整个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作为传统哲学的“完成者”,黑格尔更是通过将绝对真理主体化、动态化,使传统哲学观获得了最为充分和完善的表达。具体来说,黑格尔的哲学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哲学是认知着的真理,哲学是自由的科学,哲学是具体统一的总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思维和认识。它们共同表明,黑格尔已经重建起了哲学与现实的本质联系。毫无疑问,这种经黑格尔改造的传统哲学观构成了当时启蒙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也正是由此开始认识哲学、了解哲学的。在其最早期的思想探索中,马克思经历了由尝试建构法哲学体系到“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他思考哲学本身的基本立足点。在其哲学观的理性主义阶段,马克思将哲学视为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最有力的理论武器,突出了哲学所具有的自由精神。然而,他并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那样片面强调哲学对于世俗世界的批判,而是将哲学本身也作为批判的对象,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因此,马克思认为,哲学完全有必要走向公众。而他所希望的便是通过哲学的批判使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国家的“自由理性”。在随后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进一步赋予了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以人的解放的意义,并且为哲学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力量。不过,直到此时,他所理解的哲学仍然是与统摄一切的普遍理性直接相关的,并未真正超出黑格尔主义的限度。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的哲学观迎来了一个转变的契机。他向马克思表明,新哲学必须按照现实的“人”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不仅认清了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的虚幻性,将传统哲学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还在扬弃异化的意义上思考了新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其人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哲学观仍未完全摆脱非现实的先验设定。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明确提出了被费尔巴哈所忽视的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以及哲学与现实的干预活动的关系问题。随着实践观点的确立,马克思的哲学观进入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阶段。在他看来,哲学只有借助实践的观点变革自身的思维方式、转换自身的立脚点,才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的一个观念环节。又由于实践的观点还原了人在一定时间向度内的自我创生,因而哲学也就具有了历史的视域,即一种从现实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形态出发透视一切的原则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将哲学转化为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作为历史观的哲学只具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要将哲学真正导向发挥其革命性作用的现实道路,就必须实现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使哲学的批判精神和主体向度体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之中。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为哲学所确立的最终形象。以上叁个阶段表明,马克思的哲学观的逻辑进程是一个不断超越并扬弃传统哲学观的过程。通过否弃绝对真理,反对抽象思辨,破除知识体系和颠覆神圣形象,马克思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哲学观对于哲学本身的种种设定。因此,他的哲学观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观。同样地,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这种现代性也体现在他对一系列元哲学问题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之中。而这些“变中之不变”的内容也就构成了他的哲学观的基本原则：其一,哲学的基础在于社会历史现实；其二哲学的主题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其叁,哲学的功能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先导；其四,哲学家的形象在于现实变革运动的参与者和反思者。不可否认,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也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对于传统哲学观的超越。例如,他们主张限制哲学的职能和范围、改变哲学中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消除哲学中理性的独断,甚至提出了“哲学的终结”的要求。因此,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哲学观的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到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本质特征：一是从根本上抛弃哲学的独立性外观,二是将哲学的改造与现实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本文还力图证明,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与他的哲学创造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观和哲学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内在而又互为前提的缠绕关系,而这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也是成立的：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在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其哲学观的更新为标志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观的更新又必然以其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为前提。不论是宗教政治批判、异化劳动理论,还是唯物史观,都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其哲学在互动中的共同发展。至于那种否认马克思实现了自己的哲学观的观点,则是由于没能正确理解哲学对具体经验现实的开放。于是,基于哲学观的理论视角,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其一,以历史生成论取代本体还原论,打破了人与自然界的既定形象；其二,以开放的理论视野取代封闭的话语体系,倾听来自实践的呼声；其叁,以人的生活世界取代思辨的理性王国,探求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其四,以现实的社会实践取代思维中的理性批判,走向“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他本人的哲学创造活动,而且也始终启发和引导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本身的思考,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为强调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因此,他确立了通过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来推进哲学的现实化的思路,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哲学”与一般性规律的直接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倾向于将哲学视为一种历史辩证法,例如,卢森堡和列宁就分别考察了辩证法所应有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突出了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主张以哲学为武器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他们相信,哲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哲学所担负的革命任务和社会功能丝毫不亚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变革；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观,则经历了一个由强调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到恢复哲学的本体论意义的变化轨迹。进一步来说,马克思的哲学观还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原则,规范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克服教条主义,向时代问题开放;突破西方中心论,向各国具体实际开放；消除“无我”状态,向哲学家个人的生活开放。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马克思的哲学观更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向我们表明,只要以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为方向,以强化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为路径,以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为目标,以参与意识形态斗争为己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一定能够走出非现实化的困境,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精神的理论成果。
罗骞[10]2005年在《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文中提出本文以“现代性批判”为切入点研究马克思思想，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内在相关的方面，即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探讨现代性问题，以及以现代性批判为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论文主体部分由引论“马克思的现代与现代性概念”、上篇“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历史进展”、中篇“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和下篇“与当代话语的批判性对话”几部分组成。“引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初步阐释了“现代”和“现代性”范畴，明确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方向。在引论之后分叁篇九章具体展开阐释：上篇由叁章组成。作者认为，由于没有现代性批判这一“总问题”的引入，历史上形成了从“历史”和“内容”两个方面对马克思思想的分化解读，从而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因此，该篇以“现代性批判”为线索，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探索和勾勒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在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再现中完成对其发展进程的重新划界。文章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启蒙现代性的基本定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在法哲学的视野中开始了现代性批判，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概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全面展开，表现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的内在融合和贯穿，逐步形成了批判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视域。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展开，但其基本的地位和意义应该在“现代性批判”这一论域中得到确定。中篇从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勾勒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内在结构及其特征。第一章指出，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理性”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出发，进而批判了一般的思辨形而上学本身，由此走向对现实历史存在的批判和分析，理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现代性特征，而是哲学地批判“现代性”，“商品”、“资本”和“异化”由此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范畴。第二章以理论抽象的方式概括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特征的深刻揭示。从马克思的思想立场来看，正是资本原则对存在的普遍抽象和全面贯穿才形成了现代性一系列的特征，诸如现代性的抽象性、流动性、矛盾性、世俗性等等。文章揭示了诸种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力图表明，当今现代性批判的一些基本主题，只有在马克思思想的维度上才可能获得更加合理、更加深入的理解。第叁章归纳和阐释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本身的理论特征，通过这些特征的阐释彰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论文下篇总体上属于结论部分，目的在于，阐释马克思思想对现代性批判具有的奠基性意义，同时，通过与当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对话，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限度。本篇分成叁章。第一章主要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批判”将现代性阐释为一种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精神表现，现代性批判变成了观念论批判并逐渐在现实中失去批判效力，指明了马克思思想维度的缺失使得现代性批判遭遇的话语分裂及其困境。第二章，从“后现代语境”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批判和反思角度出发，选择了哈贝马斯、吉登斯、詹姆逊、鲍德理亚为代表，勾勒了他们从各自立场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反思，批判性地讨论了这些着名思想家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最新成果。结合以上两章提供的对话语境，第叁章阐释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重要意义及其限度，提出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性批判的一些具体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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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D]. 聂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7]. 马克思劳动理论与阿伦特行动理论比较研究[D]. 王晓蓓. 黑龙江大学. 2016
[8]. 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D]. 祁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9]. 马克思的哲学观[D]. 刘秉毅. 武汉大学. 2014
[10].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D]. 罗骞.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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