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创新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企业论文,经济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股份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次演讲我着重谈一谈有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创新意义。大家知道，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获奖者是厉以宁先生以及以他的系统论著为核心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为什么这个理论获奖呢？这个理论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中具有什么价值呢？要回答以上问题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我们把这种转变主要看成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资源配置从等级规则转向产权规则，其本质就是资源配置权力从政府转向微观主体。
怎么样实现这个转换呢？中国就采用两条途径，一条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一条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之初，当改革的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的时候，大家就明白，如果要引入市场机制的话，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市场主体，为此就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即把国有企业改造成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就明白的。但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改革，实际上长期以来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国有企业要改革，要变成市场主体，但是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都不足以支撑国有企业改革。
西方经济学是在经济人的假设下采用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核心是讨论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如果市场是完美的，给定每个人有权力追求自身利益，那么只要创造出给每个经济人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的条件，那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手的理论。沿着这个理论，毫无疑问公有产权是没有效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公地的悲剧，既一旦产权归属不清楚，一定会造成产权的拥挤。因此，用此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那就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走。显然，只要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私有化是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
那么另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否支持呢？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是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它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在社会人假设下采用整体主义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当你采用阶级利益分析方法的时候，就会发现私有制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剩余价值理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当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空间。因为公有制可以解决社会人的利他问题，公有制就一定比私有制更有效率。沿着这个逻辑往下走的话，如果采用公有制的话，也就是说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没有必要，计划经济就替代了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国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任何改变所有权主体的改革都将背离公有制原则，从而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支持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或者市场化的改革。
大家知道，中国实际上很早就要搞市场经济，你要搞市场经济，就是引入市场机制，要引入市场机制就一定要有市场主体，要有市场主体，一定要实现产权关系明晰化，而传统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都不支持我们这样一种改革的主导方向。东欧经济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探索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的改革路径，但他们就是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上无法突破、无法逾越，他们只能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只是在计划与市场以及集权与分权关系的调整上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改良。
率先突破这一困局的是董辅礽先生，董先生在7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著名论文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国家所有制改革这一重要命题。他认为中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最核心的命题就是所有制改革。但是国家所有制怎么样改？怎么样为它找到理论上的改革根据？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改革一旦找不到理论上的根据，正义性就存在问题，一旦正义性存在问题，任何的改革主张都会在各种各样的纷争之中夭折。董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本书影响很大，那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这本书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由于政企不分所产生的父子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导致企业产生投资饥渴症、进口饥渴症和消费饥渴症，总需求膨胀就会导致资源约束，因此，短缺就成为计划经济的常态现象。董辅礽先生提出来国有企业要改革，短缺经济学告诉我们，不改不行，怎么改呢？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这种价值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诺贝尔经济学评奖意义上的理论原创意义，而是为中国找到了国企改革的基本理论根据。根据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股份公司这一形式，把所有权与控制权进行分离，通过政资分开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在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前提下，引入多元化产权主体，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从而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产权关系明晰化的条件下,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样的话，股份制就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们可以在国有控股条件下面，找到了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路径。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具有的理论创新意义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走不通，在政治经济学也走不通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让我们能够吸收两个理论中有用的东西，找到一条在我们现阶段可接受的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根据和改革框架。当这个理论根据找到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此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理论实际上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架设了一座现实可行的桥梁。假定没有八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没有办法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那么在缺乏真正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有九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如果我们放到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来理解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话，那么理论创新意义确实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造的最终目标。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证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中国改革历史阶段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性，它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在当时背景条件下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瓶颈的现实路径。但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产权制度开启了大门，但远没有完成。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的投票权又是廉价的，于是在改制过程中就出现了企业内部人收买拥有廉价投票权的政府官员，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改制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解决廉价投票权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继续深化产权制度的改革。那么怎样才能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呢？我认为应该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实施分类改革的战略。毫无疑问，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绝大部分的竞争性国有企业来说，那就是要完全放开所有权，完全走向市场，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来说应选择国有国营的模式，对于处在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来说，应采用国有国控的模式。
当我们重新反思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发现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现成答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道路，因此我们不可能在现有的理论中找到全部的理论根据，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不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教条是行不通的，而且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也是不足取得的。尽管股份制或者产权制度改革的一般理论从纯粹经济学的原创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但是当把这一理论放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我们认为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创新意义，它开启了中国产权制度改革之门，突破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可兼容的传统命题，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是评类似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而是评出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经济学价值的奖项。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几家单位联合搞这样一个论坛和评奖的用意。这些扎根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并对改革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经济学研完成果就是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变革，经济学家投身于这一变革并用理论创造来服务于、贡献于这一伟大的变革，并产生出中国经济学。因此，我们将用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回答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迎接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
本文是杨瑞龙先生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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