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敦煌寺院香料的科征与消费——读《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吐蕃论文,晚唐论文,寺院论文,札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G2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1)02-0001-12
敦煌文书P.3047《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有录文，但是将编号弄错作P.3043号①。《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定名为“僧尼布施账”。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记载：“P.3047va僧尼名录。说明：记布施帐。姜伯勤定此件为‘来俄斯难芝施入疏’。”②该卷正面抄录有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并序，背面多件文书拼接起来，多数文书文前后残缺，第一件为僧名录、第二件为二月八日来俄斯难芝施入疏、第三件为乾元寺科香帖、第四件为寺户纳物帐、第五件为僧尼布施疏等。背面文书多为残缺文书，得知背面文书为废弃文书，为抄写正面文书而粘连在一起。这是一件关于敦煌佛教教团向僧尼科征香料的文书，该件文书学术界很少有学者对之进行关注和研究。该文书记载敦煌佛教教团向僧尼六组人员征三色香料，第一组僧道澄下二十一人，第二组僧戒临下二十人，第三组僧道初下二十一人，第四组自省下二十人，第五组尼妙灯下二十一人，第六组尼二十二人。六组僧尼共一百二十五人(僧82人，尼43人)，科征郁金香、乳头香、栴檀香等三色香料共六两。部分僧人记载到姓，如张上座、李法通、曹法进、员法真、鄯悟真、魏启真、康真行、杜真空、康真行、马启真等，大多数僧人只记载到法名。唐宋时期敦煌寺院是使用香料较多的场所，这些我们可以从敦煌寺院器物帐中得到证实，寺院什物帐中记载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各样的香炉香囊等，另外寺院支出账中记载了很多香料的开支，其次寺院榜文中还记载了寺院举办的各种法会活动中凡参加僧尼都要用香汤沐浴，然后才可以进入佛事场所。所以敦煌寺院香料的使用途径很多，用量同样很大。而郁金香、乳头香、栴檀香都是出产于印度等地，是敦煌地区使用的高级奢侈品，价格非常昂贵。这次敦煌佛教教团向125名僧尼共科三色香六两，足见敦煌市场上对这些香料的重视。通过这件文书我们可以解决以下问题，即晚唐敦煌寺院使用香料的来源，寺院对僧尼科征香料的途径和标准以及香料所折射出的中外文化交流。
为了大家研究方便，我们现将这件文书过录如下：
(前残)
道澄下张上座、降魔、日照、了觉、广昙、灵悟、智秀、法藏、昙济、法空、昙千、法祐、法全、法灯、惠海、志净、普轮、志空、昙明、智行。计廿一人共科郁金、乳头香、栴檀香等各分共一两。
戒临下法闰、普见、戒荣、普净、日进、法彦、光天、得愿、福真、辩才、辩法、李法通、广辩、如真、法进、智藏、道明、智广、智泉、法颙。准前科。
道初下惠悟、舍俗、恒清、无染、法本、法满、道应、僧伽、智满、法汤、戒灵、法澄、曹法进、道进、常悟、常进、昙盛、得言、道真、法明。准前科。
自省下净寂、法真、法海、坚固、智昕、智英、昙空、日华、真秀、法净、法流、法应、法途、道光、辩悟、员法真、妙法、无话、惠峻、平平。准前科。
尼妙灯下惠藏、普贤、真空、法轮、法明、鄯悟真、魏启真、法胜、正智、净胜、七得、法行、胜因、净轮、无量、妙观、法辩、得智、普光、普明。准前科。
慈恩下杜真空、兴持、悟真、真观、真相、戒行、妙空、善行、普修、真行、广胜、妙性、真修、妙意、妙法、康真行、真净、志悟、马启真、妙相、菩提。
以前六件三色等香各二两，限今月十三日送纳乾元寺。
我们通过对这件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法名带姓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区别同名混淆的问题，曹法进主要是为了有别于第二组法进，员法真主要是为了有别于同组前面出现的法真，鄯悟真只要是为了有别于后面第六组出现的悟真，魏启真主要是为了区别于马启真，康真行是为了区别于同组真行。我们从这些带有姓名的僧尼看，有李、张、马、员等汉姓和鄯、康、曹等胡姓，李、张、马都是敦煌地区有名望的大姓，敦煌文献中关于这些姓氏的来源有很多记载，李氏一般郡望陇西，张氏郡望清河或者南阳，马氏郡望扶风。至于鄯、康、曹等三姓，分别来源鄯善、康国和曹国等。鄯善人于北魏时期被打败后徙居敦煌，敦煌康姓的来源大概与贞观初年迁徙罗布泊地区石城镇的康国大首领康艳典有关。其他僧人的俗姓，我们都可以通过第一件人名录得知。第一件人名录记载的人有很多与本件文书一致，最为重要的是有姓氏。该件文书也是前后残缺，记载的人名有：王道应、索法汤、索真一、目妙法、严平平、刘进朝、员法真、张阿孟、刘法应、张法祐、龚法海、竹昙济、黎秀荣、赵开风、李希朝、张七七、范小儿、黎如玉、苏金光、段□修、妙登、慈己、鄯悟真、采微体、王惠藏、郭真空、赵普贤、魏启真、米无量、安志悟、王法胜、张七德、张得智、法吉、阎净轮、司马留真、王心智、邓净胜、张法行、白胜因、刘妙观、罗普明、秦坚持、何赵娘、赵龙、张妙性、赵娘子、杨十子、梁小娘、李真净、石小盐、令狐戒行、令狐善行、令狐普修、张了木、王什二、郭真相、石媚赖、汤法轮、杨普光、晋妙相、李真行、阴惠真、张惠剑、卫超进、梁昙樊有达、王法耀、冯法峻、法流、李会相、马普遵、尹启心、薛法达、魏法进等。这些人名中多数见载于《乾元寺科香帖》中。说明这些文书之间是有关联的一组文书，他们的时间相隔都不会很长。由此得知曹法进之外还有魏法进，康真行之外还有李真行等。这件文书僧俗混载，应当说是寺院僧尼与寺户的有关纳物账目。
粘连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之前的是一件施舍疏，对这些文书的断代具有重要价值：“发四箭。右件发为阿郎娘子及为父母入行像，谨疏。二月八日来俄斯难芝谨疏。阿郎为来俄老施瑟瑟，施入行像。”从来俄斯难芝这个姓名看，应当是吐蕃时期的一位吐蕃人向寺院舍施疏，因此据此来推断这些文书的年代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连抄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之后一行小字为：“日(月？)光，镜一面；明觉，镜一面；昙胜，铜瓶一；法海，铜盆一；法郎，铜盆子一，杓一；顺忍，铜疉子一，杓一；妙灯，娑罗一，铜盆一。”这些僧人姓名只有法海见于前《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人名中。这些器皿多数与盥洗、沐浴有关，我们推测这些器皿是寺院在法会活动中僧尼入道场前所进行的香汤沐浴所使用的器皿，而这些僧人就是负责这些器皿的。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之后粘连的文书还有《辰年七月沙州寺户张昌晟等取面麦搬木历》③、《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孙公子等施入疏》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康喜奴等施入历》④，记载了当时敦煌民众在某次法会活动中向寺院舍施的物品情况，施舍的物品有头发，粮食如粟麦、油等，衣物如腰带、衫子、裙子、鞋等，绢布如褐、丝绸、布等，装饰如角梳、镜子等；施舍的目的有为父母、为孝、为亡男、合家平安、为己身患病等，舍施的人有僧俗二界百姓，有男性居民也有女性居民，有汉人也有粟特等少数民族居民。舍施人的身份形形色色，舍施的物品是五花八门。在这两件舍施疏账目之间粘连有两份
司僧尼分配名单，第一件是僧尼二百一十四人分配物名单，物品有马一匹，牛一头。第二件僧147人，尼70人，僧尼共计217人分配物名单。我们从这些残缺的名单中所列僧尼人名看，有相当多的人名见载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中，这些人名有孙法颙、王法净、阚法澄、王道真、曹法进、得愿、辩悟、王法海、道进、法真、日照、昙千、志净、道澄、法灯、戒荣、普见、智藏、道明、普轮、广昙、惠藏、得言、智满、光天、法全、日进、法流、道应、常悟、李法真、法彦等，足以说明这些文书之间关系是相当紧密的，虽然这些文书粘连并不连贯，应当是一组文书，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年二月八日敦煌佛教教团举办的一次佛事活动上使用的文书，应当说就是一次活动的不同记录而已。
这样我们就对《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就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即晚唐敦煌佛教教团在做佛事活动时，首先确定出面组织的寺院。寺院做佛事活动基本上采取轮流主办的方式，轮到的寺院就以都司的名义确定参加法会活动的僧尼名单，法会活动使用的物品一般来说是从各个寺院征集而来的。凡是参加法会活动的僧尼都要香汤沐浴，所用香料由主持法会活动寺院向参加的僧尼个人科征，科征的标准是20人左右承担等分三色香即乳头香、郁金香、栴檀香一两，根据姜伯勤先生研究，“此件表明郁金香、乳头香和栴檀香是敦煌寺院常用之香。”⑤法会的物收入除去必要的开支之外，在敦煌佛教教团僧尼中进行分配。由于参加活动的僧尼都是指定的，因此收入分配的面要广一些，佛教教团的每个人员都在这些大型的法会中得到一份物。
唐宋敦煌寺院使用数量不菲的香料，这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敦煌文书DX.02882《蒙学字书》药物部第十记载有龙眼、荔枝、槟榔、鳖甲、生姜、人参、胡椒、川穹、穿山甲、陈橘皮、安息香，这是敦煌当地人编撰的蒙学字书，因此所列药物也是敦煌市场上常见的药物，表明安息香应当是敦煌民众经常使用的香药。敦煌文书P.323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记载“洗浴之法，当取香药三十二味，所谓：菖蒲、牛黄、苜蓿香、麝香、雄黄、合昏树、白及、芎、枸杞根、松脂、桂皮、香附子、沉香、檀香、零陵香、丁子、郁金、婆律膏、笔香、竹香、细豆蔻、甘松、藿香、苇根香、吐脂、艾纳、安息香、芥子、马芹、龙花鬚、白胶、青木皆等分。”⑥姜伯勤先生认为：“在上列三十二种香药中，桂皮、沉香、旃檀、青木、甘松香等，都是印度特产。这些香药对于敦煌诸寺来说，多从域外或外地输入，而价格亦颇昂贵，以致在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寺院当局对诸僧侣采取按人头科纳香品的办法。”⑦但是这些香料来源问题，一直没有人进行探索。敦煌文书P.3047《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记载乾元寺向僧尼125人科征乳头香、旃檀、郁金香三色共六两，分为六组征收，每组21人左右科征一两，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何21名僧尼才科征收这三色香一两。而且这三色香都来自于印度、波斯、罗马等地。从敦煌寺院使用香料种类来看，唐宋敦煌寺院使用的香料原产地是西域地区，是通过市场渠道或者通使的方式得到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⑧《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薑、黑盐。”⑨这里记载到诸香，没有详细列各种香料名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出产有：“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⑩《魏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出产特产中有安息香和胡粉，胡粉是一种高级化妆品，而安息香是高级香料。波斯出产“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康国出产
香、阿薛那香等。(11)《周书·异域下》记载波斯出产“薰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12)《北史·西域传》记载波斯出产“熏六、郁金、苏合、青木等香。康国产香、阿萨那香，漕国产安息青木等香。”(13)《隋书·西域传》记载康国出产香、阿薛那香等。(14)龟兹出产安息香。(15)波斯出产有“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16)曹国出产“安息、青木等香”；(17)根据《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龟兹出产安息香，波斯出产“熏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天竺国“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乌茶国出产郁金。(18)从以上记载看，香料有龟兹的安息香，大秦的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等十二种香，波斯出产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康国出产香、阿萨那香，曹国出产安息、青木等香，而天竺国出产诸香，包括金刚、旃檀、郁金等。唐宋敦煌乾元寺向僧尼科征的香料三种，其中郁金香有大秦、波斯、印度出产，旃檀香只出产于印度，乳头香可能也是天竺诸香的一种，就是说，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市场的香料基本上都来自于印度或者波斯地区，特别是印度地区，印度是敦煌地区香料的供给地。敦煌文书S.1366《年代不明(公元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记载：“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密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汉僧三人，于阗僧一人，婆罗门僧一人，凉州僧一人，共面二斗。”“胡牒密骨示月面七斗。”(19)归义军政权接待的有来自西域粟特胡商、还有印度、波斯、于阗、中原、凉州等地僧人，其中波斯、印度僧人和粟特胡商是专门从事商业经营的，而经营的商品是药。香料往往称作香药，因此这位长途从波斯来敦煌地区胡僧所贩运的药，很可能就是香药，因为只有这种香药才能作为奢侈品得到敦煌官府和上层民众的青睐。同时我们从文书得知，收购这批药的是归义军政权，表明这批药的价格不菲数量很大，不然归义军政府不会留其在敦煌停留一个多月，而且由政府出面接待。这些药品中不乏大量的香药之类的香料。这证实了敦煌地区香药基本上都是由西域地区贩运而来，敦煌既是香药的消费市场也是香药转运内地消费的中转站。
敦煌市场的香料不仅仅满足敦煌当地的需要，还贩运到相邻地区出售。P.3579《年代不明将取西州去物色目》：
1、[雍熙□年□□]月十七日，将取西州去物色目。
2、大家绢贰拾匹，楼绫叁匹，漆椀一个，阎家绢壹匹。
3、氾师子楼绫两匹，绢两匹，碧绫半匹，漆楪
4、子两个，漆盏子壹个。
5、□□白绢壹匹，细褐丈五，漆楪子壹个。
6、□□□绢叁匹，碧绢壹匹，绿绢壹丈，白绢拾
7、[□尺，□□]香壹两，赤罗一个，弓壹张。
(后缺)
这是一件敦煌归义军派出前往西州的商队所携带的商品名目。归义军派往各地的所谓使团都带有商业贸易的性质，他们在出使之前都要以借贷的名义向他人借贷很多物品，出使回来后再加50％的利息归还。这件文书就是出使前关于所携带物品的登记账，根据残存账目的登记看，携带的物品主要是丝织品、毛织品和漆器皿，还有香料、赤罗和弓等。“香壹两”之前根据文书残缺情况，可以断定残四个字，联系上一行，应当是“白绢拾□尺，□□香壹两”，所以这个香应当是来自西域南亚地区并流传于敦煌市场上的乳头香、栴檀香、郁金香中的一种。敦煌地区的香料除了满足当地的消费需要，还向周边地区贩运香料，足见市场香料之丰富程度。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记载乾元寺向125位僧尼科征香料郁金、栴檀、乳头等三色香共六两，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量很小。这次科征仅仅是对敦煌部分僧尼的科征，而且是一种临时性的科征。平常寺院僧尼个人所用香料有相当一部分是敦煌民众针对性的施舍，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敦煌文献得到证实。P.3353《年代不明舍施疏》第二件：“裙一腰，入修造。苏一升，充法师乳药。诃黎勒两课，充俟那。右所施意，为己身临难此月，愿保平安，早得分难，无诸灾障。今投道场，请为念诵。正月一五日女弟子希谥。”(20)临难即分娩，希谥为临难顺利而请某寺院法师等人做佛事，并向他们舍施了裙、酥和诃黎勒三色物品，特别指明酥是用来为法师买乳药的，所谓乳药就是乳头香，在敦煌文献中香料也称作香药。关于乳药还见载于P.3541《年代不明舍施疏五件》“昌子(勤)一七综布段一，铁袴腰一挺，刀子一靴一两，靴带一双，已上施入修造，苏一升充乳药，右所施意者，奉为父母自破落已来，小别生離，不知在何方所，今投道场，请为念诵。[正月卅日弟子无名疏]。”(21)P.2863《李吉子等施入疏七件》“布七尺铜少多，施入铸钟。□□勒一课，充乳药。右所施意者，为先亡父母捨化已来，不知落在何道，次为己身断肉报愿平安。今投道场，请为念诵。正月一日弟子李吉子谨疏。”(22)足以说明乳香是当时敦煌很常见的一种香药。敦煌有很多来自西域地区从事药材经营的胡商，如S.6452(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麦物历》记载：“(壬午年二月)十四日酒伍瓮，渠北坐翟胡边买药用……(三月)九日酒壹瓮，阿柴唁胡边买药用。”(23)这两位胡商经营的药材中肯定有大量来自波斯、印度的香药。DX.1400、DX.2148、DX.6069《某年九月新妇小娘子阴氏上某公主状》为在宕泉造窟一所要求公主送来诸物品，其中就有“好□细药三二升”，(24)可能是在造窟法会中造药食所使用的香药之类。P.2837v《辰年支刚刚等施入疏十四件》记载：“把豆三颗，龙骨少多，并诸杂药，施入修造。右弟子所施意者，愿报平安，今头(投)道场，请为念诵。二月八日，弟子杜善和疏。”(25)诸杂药中可能就有香药。
汉唐时期印度、波斯等是世界香料的主要生产地，而流传在中国市场上的香料主要来自于印度和波斯，其余龟兹、粟特地区也是香料的主要产地，由于这些地区出产香料比较单一，种类不多，因此波斯和印度从汉到唐一直是中国高级香料供给地，就是晚唐五代宋初丝绸之路并不畅通的背景下，很多高级香料也靠印度、波斯提供。而敦煌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和贸易市场，东西交往的主要商品在敦煌市场都能见得到，东到朝鲜及其中原地区的丝绸，蒙古高原的畜牧业产品，青藏高原的毛织品和颜料，中亚西亚南亚的药材银器和香料，所以在敦煌市场上看到交易商品中有香料也就不足为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敦煌地区的僧俗民众对这些高级奢侈品的使用态度和使用风气。我们从《康秀华写经施入疏》和《炫和尚货卖胡粉历》(26)看出粟特人是外来奢侈品交易的主体，而敦煌民众是这些奢侈品的消费的主体，价值300石麦粟的四斤胡粉一下就被敦煌民众购买，足以看出敦煌民众对这些外来奢侈品的追捧。而P.3047《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从僧尼群体证实了敦煌民众对波斯、印度香料的追捧，尽管这些高级奢侈品价格昂贵，作为寺院的管理机构还是将其确定为僧尼使用的主体香料，很可能是唯一的指定消费香料。它证实了敦煌民众消费中对高级奢侈品的追捧是政府或者寺院上层管理机构推波助澜和引导的结果。这种心理和风气的增长是吐蕃统治时期，因为无论是乾元寺科香还是康秀华施舍胡粉和炫和尚货卖胡粉历都发生在吐蕃时期，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认识吐蕃时期的敦煌社会和对外贸易。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香料消费，可以通过P.4638《清泰四年(937)马步都押衙陈某等牒》看出：
右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陈彦□左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罗□□等。
香枣花两盘，苜蓿香两盘，菁苜香根两盘，艾两盘，酒贰甕。
右伏以蕤宾戒节，端午良晨，率境称欢，溥天献上。礼当输寿之祥，共贺延龄之庆。前件馨香及酒等，贵府所出，愿献鸿慈。诚非珍异，用表野芹。尘黩威严，伏僧
惧。伏乞仁恩，特赐容纳。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
清泰四年酉岁五月日左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罗□□右马步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陈彦□(27)
在这篇文书中记载了清泰四年五月端午节左马步都押衙罗某和右马步都押衙陈彦□向归义军节度使进献的馨香有香枣花、苜蓿香、菁苜香和艾，实际上艾也是端午节农村经常使用经济香料，可以用作薰也可以使用治病。苜蓿香和菁苜香当来自西域地区，特别是菁苜香，很可能就是出产于波斯的青木香。这件文书表明直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还使用大量来自印度波斯的香药，这条香药之路还畅通无阻。同卷P.4638《清泰四年(937)都僧统龙辩等牒》记载了都僧统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等人于清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向归义军节度使敬献“草豉壹斗，麦酒壹瓮”。(28)草豉，实际上就是一种敦煌地方饮食中经常使用的香料。S.4677《弟僧杨法律致僧兄戒满状》也记载了杨法律送给兄僧戒满“草豉子壹袋”。(29)S.4667《智果致僧录和尚启》记载僧智果某年冬季由某镇送给都僧录和尚“草豉子壹袋”。(30)可见草豉子是敦煌地区比较贵重而且喜用的一种食用香料。这种香料可能就是草豆蔻，又名细豆蔻，即今天甘肃新疆地区使用的苦豆子。
我们通过这件乾元寺对僧尼征收香料的文书，可以了解敦煌民众对外来商品态度，这可能是敦煌作为一个商业贸易城市的特点。在货币使用上倾向于金银钱币和丝织品，器皿使用上有东罗马的银盘子等，药材上使用波斯的药材，就是日常生活使用布匹也很多来自西州地区等，就是说外来的物品占了敦煌市场很大比例。形成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人这种消费心理的原因，与敦煌地区物产贫瘠有很大关系。根据敦煌文书记载，敦煌“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就是每年派往长安洛阳开封等京城的贺正专使所敬献给皇帝的物品，多数都不出产于敦煌当地。这样就养成敦煌市场与民众日常消费对外来物品的过度依赖，结果就使民众在消费过程中接纳多于排斥，形成一种包容接纳兼容并蓄的文化现象。敦煌寺院僧尼是敦煌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消费基本上也代表了敦煌社会消费的基本面貌。敦煌寺院对香料的科征仅仅是敦煌寺院消费的一个侧面，但是将当时敦煌社会的消费特征表现出来了。
我们通过这件文书还证实敦煌市场香料的用途。首先是敦煌佛教教团法会活动中都要香汤沐浴，敦煌文书S.2575《后唐天成四年(929)三月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置方等戒坛牓》记载普光寺设置方等道场是香坛具戒，要求进入道场僧尼：“若也违背教文，此令交容不得。甘汤美药，各任于时供承，非食醇醪，切断不令入寺。”“一朝尽暮煮药香汤，以备净戒沐浴。”(31)同卷有两件文书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己丑年(929)五月廿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场纳色目牓》：
应管内外都僧统 牓。
普光寺方等道场纳色目等印。三科。
右奉 处分，令置受戒道场，应管得戒式叉沙弥尼等，沿法事，准往例合有所税，人各麦油一升，掘(橛)两笙，诃梨勒两颗，麻十两，石灰一升，青灰一升，苴萁两束。诸余沿道场杂要敷具，仍仰道场司校量差发，不得偏并，妄有加减。仍仰准此条流，不在违越者。
己丑年五月廿六日牓。(32)
《三月四日普光寺道场司差发牓》：
普光寺道场司差发 牓。
沿道场所要什物等著何色目名数标于脚下：
要幡一百五十口，花毡拾领，白毡十领，石香廿□，床四十玖张，东树十五，灯笼蒲席
。
右件所着物色，准依名目，限今月六日在夜，并须纳足，如有不来者，必当重罚，的无容免。
三月四日帖。道场法律，法律，检校僧政。(33)
这两件文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己丑年(929)五月廿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场纳色目牓》中“普光寺方等道场纳色目等印”旁注“三科”，三科的含义是什么，是科三色物品，还是其他。我们从牓文内容看，受戒式叉沙弥尼等所科征的物品为“麦油一升，掘(橛)两笙，诃梨勒两颗，麻十两，石灰一升，青灰一升，苴萁两束。”其中诃黎勒是服用的提神爽气的兴奋性香药，而且是其中物品，三科显然不是指这些东西。我们结合《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看，应当指科征三色香药。就是说进入道场受戒首先要科征郁金香、乳头香和栴檀香三色香药之后，再征收以下物品。《三月四日普光寺道场司差发牓》提到“沿道场所要什物等著何色目名目名数”中有“石香廿”，唐耕耦先生认为廿后缺一字，如果像唐先生所说，这个字应当是计量单位，最有可能是“两”字。可能就是方等道场受戒僧尼饮食、沐浴中使用的甘汤美药或者煮药香汤。至于石香是什么样的香料，典籍中没有记载，有待以后考证。
敦煌僧尼使用香料一是作为沐浴，其次作为甘汤美药服用。敦煌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服食香药的记载，敦煌寺院法会活动中记载到的甘汤美药是指什么，我们根据敦煌P.3230《金光明最胜王经》言及常取香药三十二味中有藿香，而僧尼聚会活动经常使用的有臛羹，实际上就是作为辅助饮食的汤，也就是甘汤美药。臛，既菜汤也指肉汤，有时写作藿，近似于我们今天酒泉地方小吃胡锅或者河南人使用的胡辣汤，这种汤的制作中除了面、菜或者肉汤之外，很可能还有藿香之类的香药，新戒僧尼将臛-甘汤美药与“新戒食料，人各
饼两事，饩饼一翻，餬饼一枚，饽
一个”一起食用。(34)我们在敦煌寺院支出账目中有很多关于抄药、抄臛或者食用臛的记载，其中炒药食可能与汤羹中添加使用香药有关：P.2049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记载：“油贰升半，十二月雷僧政解斋用。油半升，腊月八日抄药食用。油三升，十二月行解斋抄菁臛用。油四升，十二月城上转经神佛食及僧两日斋时一日解斋用。油壹升，岁交库两日行解斋调臛用。”(35)炒药食之后紧接着解斋炒臛，这是一次道场法会活动，包括城上转经等内容。P.3234V《年代不明(10世纪中期)油入破历》记载：“行像社聚物得油一胜，法深聚菜贾油一升，弘建抄药食油一升，吴法
定油一升，秋看乡官油一升，两日乞麻油二升，九月十一日就库门得油一斗一升，冬至抄臛油半升，十二月八日抄药食油半升，雷僧政解斋油一升，堆园日得油一升，秋得油一斗二升，又纳九升，王仵送油四升，二月八日得[油]五升半，秋造佛食得油二升，内一升不中回付梁户，寒食得油一斗，十二月付众僧抄臛油一斗一升，义员阿娘将病油二半升，付道会长明灯油叁斗，正月十五日灯[油]叁升，二月七日夜灯油一升。”(36)似乎也是一场法会的开支。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八月)油贰胜，与戒师及抄药食用。”(37)可见也是法会活动中的一项开支。S.1519《辛亥年(891或951)某寺诸色斛斗破历》记载：“十二月八日，面伍升、油半升，祭拜吴和尚及灵药食用。”(38)S.1519《辛亥年(891或951)十二月七日后某寺直岁法胜所破油面等历》记载：“八日，灵药食用。面五升、油壹抄，造吴和尚斋时用。”(39)祭拜吴和尚的法事活动中使用灵药食，很可能就是僧尼服用的甘汤美药。P.3490《辛巳年(921或981)某寺诸色斛斗破历》记载：“油半胜壹抄布萨炒药食用……面伍胜看炒药阇梨用。”(40)炒药食是在布萨活动中食用的，应当与佛事活动有关而不是疾病医治。S.4782《寅年乾元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诸色斛半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载：“油半升，草
壹抄，充造药食用。”(41)P.4957《申年(？)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载：“油壹升，充药食用。白面壹斗伍升，充造药食人食用。”(42)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油半升，腊月八日抄药食用。油三升，十二月行解斋抄菁臛用。”(43)P.6002《辰年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记载：“面陆豆斗伍胜、油伍胜半、粟陆
、麦叁，已上充九月布萨设诵戒昌道及卖蔾造药食食用。”(44)由此可证，炒药食就是造药食，可能香药食制作时需要其他加工程序，所以称之为炒药食，草豆皮就是草豆豉，即草豆蔻。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士寺直岁保让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记载：“油叁胜，布萨戒师道师及抄药食用。”(45)P.2049v《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记载：“油壹胜，布萨时炒药食用。”(46)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记载：“油贰胜，与戒师及抄药食用。”(47)寺院布萨时为戒师、道师造药食，这些药食当与佛事活动有关，即甘汤美药。因此每个寺院都保存有数量不菲的香药。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记载“杂药壹裹子，(在印子下)”。(48)这些杂药中就有作为香药的香料。
我们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的有关香料科征和消费记载进行了钩稽研究，寺院使用香料主要向当事僧尼科征，根据用量制定科征标准，一般来说，对于来自印度、波斯的昂贵香料，约21个僧尼科征一两香，主要用于法会活动中的香汤沐浴；同时对于食用香料，在造药食特别是甘汤美药中食用。除了印度、波斯地区香料外，敦煌当地在沐浴和造药食中仍然大量使用产自龟兹的安息香和当地的草豆蔻、香枣花和艾等。敦煌寺院籍账文献中有大量的关于造药食或者造臛的记载，这些汤羹的配料中就大量使用香料。
注释：
①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401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敦煌宝藏》第126册等图版与此不一致，内容是《调息方休粮方妙香丸子方》。估计是唐耕耦先生在辑录时将编号弄混所致。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根据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得到证实：“P.3043残药方。”原卷正确编号为P.3047v，《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9-160页)定名为“僧尼布施账”。
②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5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02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76-77页。
⑤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32-133页)第四章“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与法宝之路”第一节“天竺之路与香药文化”引用这件文书称：“据14行(即：以前六件三色等香各二两)，第3行末似应为‘共二两’”。
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⑦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31-132页。
⑧《后汉书》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9页。
⑨《后汉书》卷88，第2921页。
⑩《三国志》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1页。
(11)《魏书》卷10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6页、2270页、2281页。
(12)《周书》卷50，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20页。
(13)《北史》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22页、3234页、3239页。
(14)《隋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9页。
(15)《隋书》卷83，第1852页。
(16)《隋书》卷83，第1857页。
(17)《隋书》卷83，第1857页。
(18)《新唐书》卷221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7页、6240页。
(1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284-285页。
(20)图版录文参《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07页；图版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2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79页。
(2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80页。
(2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239页。
(24)图版参《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2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61页。
(26)参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208页。
(2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6页。
(2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19-20页。
(2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48页。
(3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第49页。
(31)S.2575《后唐天成四年(929)三月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置方等戒坛牓》，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34-140页。
(32)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45页。
(33)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46页。
(34)S.2575《后唐天成四年(929)三月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置方等戒坛牓》，录文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134-140页。
(35)参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419页。
(3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439页。
(3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478页。
(3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77页。
(3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78页。
(4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86、190页。
(4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312页。
(4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317页。
(4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419页。
(4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315页。
(4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361页。
(4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382页。
(4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478页。
(4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