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院论文,清末论文,所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J8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6-0101-12
本文所讨论的戏园和戏院①，是指有特定的建筑格局，公开售票，以盈利为目的的戏曲演出场所。田仲一成认为，完全摆脱祭祀性、以娱乐盈利为目的的戏园设施，清初在北京开始日见流行，在江南地区，则是到清中叶以后才渐次成熟和越趋繁荣的。[1](p369～440)至于在广州，戏园的出现似乎最早也不过道光年间，且属私家性质。倪云癯《桐阴清话》有云：“广州素无戏园，道光中有江南人史某始创庆春园……其后怡园、锦园、庆丰、听春诸园，相继而起。”[2](p6)这在嘉道年间广东著名学者、学海堂学长张维屏的诗文中亦有所反映。张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宴游庆春园和怡园，有“升平歌舞好亭台”等句[3](p2)，三年后(1849年)在怡园观《周忠武公别母乱箭》一剧，为之感动堕泪。[4](p2～3)从种种零碎资料看来，道光年间广州这类戏园招待的似乎只限于与园主熟稔的诗人墨客，并非以公开售票的形式经营。
广州富商文人这种笙歌曼舞的景象，随着太平天国及红巾之乱一度沉寂，正如倪云癯说：“比年以来，闾阎物力，顿不如前，游宴渐稀，诸园皆废。自客岁羊城兵燹之余，畴昔歌场，都已鞠为蔓草矣。”[2](p6)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海内外几个埠头——香港、上海、三藩市等地——的开放和日趋成熟，吸引了大量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和劳工，到这些新天地寻求投资或打工的机会，戏班也沿着这些人的足迹，到异乡的舞台演出。他们或把舞台带到异乡去，或在异乡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舞台。从时序上来看，三藩市和上海的粤商在当地赞助的粤班戏曲活动和投资兴建戏院或戏园之举，就是在咸同年间广州私家戏园衰落、公共戏园未兴之时发生的，反观广州和佛山，一为省城，一为商业重镇，且都具有悠久的演出戏曲的传统，却一直到光绪中叶才见有戏园出现。
这种看起来有点“时空错位”的现象，与当时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粤商在各大城市间的流动不无关系。田仲一成在其《中国戏剧史》中，从地方乡村社会的视角出发，注意到清代中期以后，乡村戏剧、宗族戏剧和市场戏剧向其他区域的转移和传播，与“地域内部社会阶层之间变化的加强，地域之间的交流日渐兴盛”有关。[1](p369)本文以清末粤商兴建的戏园和戏院为题，尝试引申这个观点。清末粤商在各大城市之间的流动，正是田仲指出的清中期以来地域之间交流日渐兴盛的现象的一个例证。本文的讨论也因此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粤商的足迹游移——先谈三藩市的戏院，再述上海和广州的戏园，至于这“海内外”的联系，暂时只能稍作推敲，待日后发掘到更多资料方能作进一步的论证。
三藩市粤商赞助之戏曲演出活动
自1848年开始，随着寻金的热潮，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华人陆续来到加州，华人入境的数字从1849年的数十人急升至翌年的几近800人，至1851年，抵达美国的华人已是数以万计。尽管大部分人的寻金梦不久就破碎了，但加州还是有不少就业机会，吸引这批华人留下。在这些华人当中，有少数是资本雄厚的商人，他们很快就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领袖。在三藩市，自1851年起，各同乡会馆陆续出现，至1862年左右，部分同乡组织更联合组成“中华会馆”，向当地政府登记注册为华人六大公司，西人称之为“Chinese Six Companies”。②
正是这批人数众多的粤籍人口特别是财力雄厚的粤籍商人支撑起了19至20世纪三藩市的中国戏曲表演活动，这在当时三藩市出版的英文报章中屡有报道。③1852年10月18日，一个声称拥有123名成员、音译为“Tong Hook Tong”的戏班，抵达美国，在三藩市Sansome Street的American Theatre里作出了为期5天的演出，以下是当地报章Daily Alta California当天广告的部分内容[5]：
American Theatre Sansome Street
More Novelty！First performance in America of the celebrated Celestial Tong Hook Tong Dramatic Company，
consisting of 123 performers，
accompanied by an Orchestra of their own music，under the management of Mr.Likeoon， Norman Assing， Tong Chick④这个广告显示的三个经理人的名字虽然看起来像西方人的名字，但多少还带有华人姓名的痕迹，这种似是而非的拼写姓名的办法在当时寓居海外和香港的华人中十分普遍。其中名为“Tong Chick”的，很可能就是曾称“唐亚植”的唐廷植。唐廷植(1828～1897年)，字建安，号茂枝，曾用名阿植、国华，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曾就读马礼逊学堂，1845～1846年间，曾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当过翻译和传译员，自1847年10月起，就聘于香港政府总巡理府(Police Magistracy)任传译员，1851年9月因故遭辞退[6](p146～147)，随即跟叔父到加州经商，成为三藩市成功的商人，并积极参与香山同乡会和会馆的工作。唐在1862年回国后，用“唐国华”的名字接替其弟唐廷枢在中国海关的工作，其后主要在上海发展，是旅沪粤人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广肇公所的创办人之一。[7](p35～41)假若二唐为同一人，则后来成名的唐廷植早年曾兼做戏班班主一事，也属鲜为人知。事实上，当时许多戏班的班主，往往也是由经营其他买卖的商人充任的。据当时的英文报章报道，从来自中文报章的消息得知，Tong Hook Tong戏班这次的旅费、戏台设施和道具的搬运费，是由一群广州商人支付的，总值至少2 000英镑，部分戏班成员也是股东之一。[8]这都反映了粤商的流动性如何把其爱好的文化活动带到其寓居地去——虽然这时来自广州的戏曲还没有后来的那种“粤味”。⑤
广告还刊登了Tong Hook Tong演出的剧目，首晚演出的包括“The Eight Genii”、“Too Tsin made High Minister by the six States”、 “Parting at the Bridge of Parkew of Kwan Wanchang and Tsow Tsow”、 “The Defeated Revenge”，前二者明显就是《八仙贺寿》和《六国封相》，即早期粤班的“例戏”，表演的很可能是清末民初仍然流行的昆腔和弋阳腔的曲牌。⑥第三套很可能是《灞桥送别》⑦；第四套的英译过于简单，难以凭之判断中文剧目名称。在10月20日的演出，其中一个剧目是“Sung Kong：The Robber Chief of the Laong Hills”，也就是《水浒传》中宋江的故事。[9]21至22日晚的剧目也有所不同，大抵为了吸引外国观众，22日晚还加插一些武术表演。[10][11]有关的报章报道还揭示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但就本文目的而言，以下谨选择与演出场地有关的材料略加讨论。
根据报章报道，Tong Hook Tong戏班原来是带备材料，准备在当地搭棚演出的。不过，似乎他们并没有即时实行这个方案，而是在位于Sansome Street的American Theatre开演。由于中西戏剧表演的形式不同，American Theatre的舞台设置，也要进行一些调适——舞台的两翼(wings or sides)被移走了，演出的空间因而有所扩充；乐队按照自己的习惯，不坐在乐池里，而是坐在舞台的后方，乐手且不时抽烟，让西方观众为之侧目。[8]⑧至于座位的档次和定价，则似乎是按照当地剧场既有的习惯，首晚的价目分别是：包厢(Private Boxes)：＄6；花楼和正厅后排(Dress Circle and Parquette)：＄4；楼下正厅(Pit)：＄3；顶层楼座(Gallery)：＄2。到了20日，除了包厢价钱维持不变外，其他票价都分别减了＄1。[5][9]
就在Tong Hook Tong演出之后不久，戏班就筹谋在当地兴筑一演出场所。据Rodecape研究，这所戏院的建筑框架是戏班从中国带过来的，而携备建筑材料到三藩市搭建楼房，是早期华人移民十分普遍的做法。这座被当时的报章称为“The New Chinese Theatre”或“The new Theatre of‘Celestial John’”的戏院，位于时称“Little China”的Dupont Street(今Grant Avenue)和Union Street交汇处，在1852年12月23日首演。与当地剧场的习惯不一样，这间中国戏院的首演是在早晨举行的，未知是否与需要择定吉时有关；开张后，则每日定时在早上11点和晚上7点开演。戏院不设包厢，正厅的观众席饰以具备东方色彩的绘画及22盏中国灯笼，由高而低共排座位千多个，部分座位有靠背和椅垫；舞台前设一乐池，可容纳40名乐手。在一名到访加州的游客眼中，这座戏院活像一座奇异的宝塔。尽管戏院内外髹饰得色彩斑斓，建筑物却似乎还是临时性的，在翌年的3月25日，建筑物被公开拍卖，由一个叫David Jobson的人以＄1 150投得，其后又转变为招呼刚到埠的华人移民的接待站。而Tong Hook Tong也在一个叫George W.Beach的人的带领下，转往纽约，准备在“水晶宫赛会”(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中演出。尽管广告以其戏服新奇且价值不菲作为招徕，但Tong Hook Tong到了纽约后，观众反应颇为冷淡，成员在纽约和新泽西流转一年后，在一些美国人的资助下，方得以回国。[12](p102～104)[13][14][15]
然而，Tong Hook Tong戏班的离去和上述戏院的易手，并不意味着中国戏曲的演出在三藩市以及加州其他有华人聚居的地区只属昙花一现。尽管美国政府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与日俱增，但三藩市和加州部分地区的华人人口却一直有增无减，粤商组织、同乡会以及秘密会社的势力，也越加膨胀，这都足以支持戏班来美演出。据Rodecape的罗列和笔者自己翻阅的报章报道，从1850～1880年代期间，三藩市和加州部分华人聚居的地区不时有来自中国的戏班登台表演。⑨这些戏班会搭建戏棚或临时性的演出场所，也有租用当地既有的西式剧院表演的。例如，1855年秋，在三藩市Washington Street南面Dupont Street上，开设了一间两层高的“Shanghai Theatre”，经理人是Messrs.Chan Akin和Lee A-Kroon，戏班名为“Grand Musical Opera of Kwangtung”。同年冬季，在加州的Sacramento，又开设了一间可容纳100名观众、名叫“Canton Chinese Theatre”的戏院，用以演出木偶戏。[12](p104)1856年10月，一个为数约30人的戏班到加州的San Andreas演出，在当地搭起临时的戏棚，对此，当时的报章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这戏院是用棚架搭建的，长100英尺，宽45英尺，高30英尺，盖以帆布，花费＄1 500。所有布景、构件和舞台上的家具，都是本地的工匠制造的。舞台上用的椅子须另外制作，以便适用于其他用途。舞台上铺了地毯，没有脚灯，但在舞台两翼却各设三盏大灯，灯盏是陶制的，用铁架吊起，燃点的是中国油(即不是用煤气的意思——引者按)，每半小时须添油一次，每次都把火焰搅动起来。乐队共有9名乐手，坐在舞台后方，靠近垂幕，因此演员是在乐队和观众之间演出的。[16]⑩
上文述及的所谓戏院(theatre)，实际上更像临时搭建的戏棚。在搭棚演出的同时，戏班有时仍然会在当地的西式剧院演出，而报章剧评人的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中国戏班在舞台运用方面与西方戏剧有何差异。1856年12月，某戏班在三藩市的Adelphi Theatre上演“The Return of Sit Ping Quai”(可能是《平贵回窑》——笔者)，事后有评论曰：
每幕有数“场”，不过，跟我们的戏剧不同，他们的场景不是通过转换绘画的布景来表现的，而是举起一个小牌子，或书“丛林”，或书“城楼”，或书“城中”，来说明场景的。读者一定会马上联想到莎士比亚时期的剧场，当时的“场景”也是用举牌子的方式表现，让观众自行想象，而当时的女角也是由男生饰演的……
中国舞台的幕在演出期间是一直打开的，不设垂幕。在舞台的后方有两道门，一道让演员进入，另一道给演员离开。在两道门之间，也就是在舞台的中央，有许多箱子、凳子和条凳，供乐队使用……还有一些穿着与我们在街上看见的中国人一样的仆人，于演出进行时，在舞台上来回走动，穿插在盛装的演员之间。他们一时给这位演员斟茶递水，一
时为配合剧情，又给另一位演员呈刀送剑。[17]这样的描述与粤剧艺人陈非侬(1899～1985年)的说法相若。陈说：
从前的粤剧是没有布景的。台上只有二度布门，一度是出场用的，布门上写着“出将”二字，一度是入场用的，布门上写着“入相”二字。如要说明戏中场景所在，则用一椅子，上铺黑色的“鬼衣”(小武穿的戏服)，鬼衣上放一小黑板，用白粉写“花园”或“城楼”等字，即代表花园或城楼。[18](p60)
另一份报章的评论，除了注意到没有布景，不设垂幕，场景用说明牌表示等中国戏曲表演的特色外，还对戏院里的观众作了一些描述：
观众中有男有女，楼下正厅坐的是市井之辈，包厢则为贵胄中人，当中有些是我们认识的“最显赫”的中国公民，包括Kum-See、O Look、Let Up、Sam-Hill、Wash Ing、Wun-Bit。楼下正厅的女观众用漂亮的头巾盖住她们的头，而包厢里的女士则在她们的头上涂上一层蜡油。[19]
Adelphi Theatre其后被废弃多时，结果在1858年6月遭祝融之灾。[20]同年春天，原来在Adelphi Theatre演出的戏班在该剧场对面租用一栋楼房演出。舞台设施的运用和过去大致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乐队再不是坐在舞台后方中间的位置，而是靠在舞台的其中一侧。[12](p106) 1860年3月，另一个戏班抵达三藩市，租用Union Theatre演出。在舞台设施的运用方面，仍是按照老办法，也就是不设场景和垂幕。在这些演出中，到场观众绝大部分是华人，在座位安排方面，花楼(dress circle)的前三排座位完全划归女士，其余座位虽有男性就坐，也与邻近的女性相隔一个空位，据说是各不干扰，正厅(pit and parquette)则全属男性。某些观众的行为——抽烟、嗑瓜子、吃糖果、用煤气脚灯燃点方头雪茄、脱掉木屐并把光脚搭到别人的椅背上去等，更成为英语报章的笑柄。[21][22][12](p107～108)
两个月之后，又一个戏班从香港乘船抵达三藩市，据说其中包括五个为当地华人所熟悉的伶人Ah Wing、Ah Kung、Ah Chun、Ah Ping和Ah Wye。演出场地是由一个爱尔兰人经营的Maguire’s Opera House，为了招徕观众，剧场在报章刊登措辞夸张的广告，宣称这个戏班曾在中国作御前演出，并即将到巴黎给法国皇帝表演。报章对这次表演的点评，特别提到：
这些John Chinaman开始采用我们的舞台——应该说是马戏班——的伎俩，那就是，演员开始习惯给观众致以一个深深的鞠躬，以表达谢意。[23]
尽管评论者不忘加上他自己的诠释，认为演员此举更像“用袖子遮掩他对‘外夷’的嗤笑”，但如果此报道属实，则可见演戏完毕鞠躬谢幕这一西式礼节，早在1860年就已经有中国戏班的演员仿效了。
三藩市粤商集资建造的戏院
三藩市第一所由华人集资兴建的专供中国戏班演出的永久性戏院是位于Jackson Street的“Hing Chuen Yuen”。据称，这座戏院于1867年11月动工，翌年1月落成，兴建费用达40 000之巨。[24][25][26]在一篇有关该戏院在1868年1月27日席设Hang Heong Low的开幕宴会的报道中，可知戏院的股东包括名为Lee Kan、Yee Teen、Ah Fook、Ah Young、Lee Yook、Yee Chi、Thong等商人(其中Yee Teen 似乎也是一个叫Lung Quong Toy的戏班的班主，1869年9月曾经安排戏班到位于Montgomery Street的Metropolitan Theatre演出[27])；宾客则包括三藩市政、军、商界要人，每席皆设一华人传译员，招呼美国宾客。据当时的报章报道，这座可容纳1 100名观众的戏院的建筑和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这座建筑物]从外部看来，颇觉平凡，不甚招摇铺张。戏院的主体建筑在后方，颇独立于前方的建筑。在许多细部的设计上，与美国的剧院十分相像：设有正厅(pit or parquette)、花厅(dress circle)和顶层楼座(galleries)，通室使用煤气灯照明。跟我们把乐队设在台前不同，他们的乐队设在舞台后方的凹室。演员出入舞台使用左右两门或出口，门前垂以价值不菲的绣花帘幕，不设垂幕。[24]可见，Hing Chuen Yuen的内部装修，在观众座位的安排方面，遵循的是西方剧院的格式；但在舞台设施方面，则按照中国戏班的需要而设计。(11)据报章资料显示，Hing Chuen Yuen的建筑师名字是John Apel[26](12)，但这项工程也同时延聘了不少粤人作工匠。[25]我们可以估计，戏院的大楼和主体格局是由美国的建筑师设计和监工的，但内部特别是中国式的装修和细工则是粤人负责的。
不足10年后，三藩市又出现了另一座华人出资兴建的戏院。这家名为“Yung Kee Luk Shun Fun”或“Poo Hing Hee Yung”(13)的戏院，位于Washington Street，于1877年12月开业。当时的报纸对这家新戏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
据称，戏院公司的头头是Tom Poy、Pin Choo等人，公司名称是Poo Hing Hee Yung。戏院所在地是属于Dr.Hout的，Dr.Hout把地租给Ah Fook Wing，为期5年，Wing再把地转租给戏院的公司。大楼用砖建造，结构坚固，面积为42X108英尺，楼高32英尺，由Laver＆Curlet建筑师设计，John E.McFadden承建商承建。这戏院有几个特色。位于Church Alley的入口有25英尺宽，在正厅与通往顶层楼座的楼梯之间，有一个很宽敞的门。大楼的内部格局是现代的，设有顶层楼座与外伸的顶层楼座(hanging galleries)，又设有私人的包厢，一些给华人，另一些给白人；还有专门为女士而设的包厢，有专用的楼梯通往楼外。以一家中国戏院而言，这家戏院的出口设计是很特别的(14)。大楼内部的另一个特色，是设有四个八角形的通风装置，直径12英尺，由天花伸展到屋顶，在天花上面，围着这些通风装置的是一圈寝室，供戏院的附属人员使用。对于华人来说，这些寝室算是非常宽敞和通风的；这类寝室共有75个。舞台深30英尺，在舞台上方有一神坛，舞台的地下室则作储存财物用。从神坛往舞台方向看过去，有一扇窗，表演翻筋斗的演员从这扇窗穿过，跃下舞台，距离约有23英尺。大楼的内部将以壁画装饰。整栋大楼都有食水和煤气供应。座位共1 500个，还有超过500个站立的位置。建筑费用共＄16 000。戏院戏班成员接近100人，其中有一些曾经在Jackson Street上的戏院演出。这家新的戏院聘请了一个叫W.Burke的人为专责主任(special officer)。
这家戏院的票价既灵活又公道。票价随开演后逐小时递减，到演出快要结束时，观众只需付10美分即可进场，因此票房收入不俗，如果整晚维持一个价格的话，戏院大概就做不了那么多生意了。据悉，戏院主要由中国商人和他们的同乡赞助，对于外国游客来说，这座中国戏院常常是他们猎奇探秘之所。[28]
以上引文提到的那个神坛，能“让神祇一目了然地观看和监督表演”，可能是专门用来供奉戏神，但也有可能同时用来“招呼”供奉在戏院之外的其他神祇。一名外国游客听过这样的说法：
有一天，三藩市六大公司之一的神祇被问到在他生日时，喜欢去Washington Street还是Jackson Street上的戏院看戏。人们是用问杯的方式询问神的意思的，结果，杯的平面的一方着地，意思是神选择去Jackson Street看戏。衪随即被穿街过巷地抬往戏院，安顿到神坛上去。[29](p31)
在另一个游客的眼中，Washington Street上这家中国戏院所表现的“异国风情”，则大概如此：
位于Washington Street上的这家新中国戏院的前部活像在宾州的荷兰牲口棚的三角屋顶。这家戏院楼高三层，装修得像一家乡下的杂货店。大楼前方地面上设有一间封以玻璃门窗的小房子，坐着几个面相精巧的华人，在修理手表和珠宝饰物，窗上展示着不少金戒子和发饰……商店的左方就是戏院的正门，门上挂了金漆招牌，写上“XXXX”四个一英尺高的大字，意思就是“Grand Theater”，不过用较绚丽的手法表现出来而已(意指中国书法——引者)。我来的时候是周末晚上，生意“兴隆”，票房应接不暇。洋鬼子付费给美国守门人，共银“两个辅币”(即25美分)。另一方是华人票务员，为那些月眼儿的顾客(意即华人——引者)服务。拾级而上，拉开一块厚厚的布帘，戏院就突然在眼前出现了……这是一座中型的圆形剧场，最远处有一个开放的舞台，中间的地方挤满华人。“挤”这个字是最恰当的，因为他们都坐在矮条凳上，每张条凳挤得人越多越好，就好像人们要赶回家用晚餐，要把马车挤到水泄不通一样……正厅的前排座位(orchestra)与花楼(dress-circle)之间没有分界线。观众席的地板由低而高，最后方有两排斜斜的楼梯通往楼厅(balcony)，那里也是挤得满满的……在楼厅的同一层往舞台方向的位置，有两排窄窄的楼座，也就是包厢，其中一个是留给女士使用的。这些女士部分会有仆人陪同，仆人往往是看起来老成持重的小孩。
最高层的楼厅最适合鸟瞰整个戏院，但也是最不舒适的，那里的温度和土耳其浴的二等热房不相上下……戏院经理说足足有三千观众之多……在观众中往来移动的是一个用头顶着一个锡盘叫卖的老头，盘子里分格放着橘子、青柠、果仁、蜜饯、甘蔗、花生等物……观众不住在低声地交头接耳，站在后方的观众更没有一刻能够停下来……
在舞台上，乐队与演员相隔着一张长桌；在演至激烈的战斗场面时，这张桌子也随时可以用作砍下敌人首级的道具。[30](p189～192)
仅从以上的文字描述看来，Washington Street这家戏院极可能像Jackson Street上的那家一样，舞台设计维持中式，座位等级的安排则更接近西式，但由于它正厅里摆放的是条凳，在这一点上似乎又与当时的西式剧场有所不同。
据粤剧老艺人忆述，广州的戏院，直到解放以前，座位仍然是“一色的大板凳。观众如要坐得舒服些，在买票进场时，必须另以一个铜仙至三个铜仙(指使用硬币时的价值)的代价，另租椅垫。这些椅垫，不属戏院的设备，而由院外商人向戏院投标承包”。他又提到：“光绪年间至民国10年以前，各院都是男、女分座。以对号位为例：男对号位在台前的正中，女对号位则分居两测(疑为“侧”字之误植——引者)；散厢、二等位、三等位(在二、三楼)亦分男、女，只有包厢(厢内共有六个座位)可以混坐。故那时一般人家去戏院看戏，也不能坐在一起。”[31](p363)可以说，在使用板凳和男女分座这种做法方面，三藩市的戏院和广州的戏院是十分相似的。
总的来说，19世纪中后期三藩市粤商赞助的戏曲活动，其演出场所包括自备材料搭建的临时戏棚、当地既有的西式剧场，以及粤商自己投资的专门演出中国戏曲的戏院。当利用西式剧场时，为了迁就中国戏曲的演出习惯，舞台设备需作出一定的调整；后来粤商出资建造专门供中国戏曲演出的戏院，大楼的整体设计虽出于外国建筑师之手，观众席的安排方面也大体按照西方剧场的格式，但在舞台摆布方面则完全为配合中国戏曲演出的特殊需要而度身定做了。
清末广州的戏园
无独有偶，就在三藩市出现粤商投资兴建的戏院的同时，上海也陆续兴筑了为数不少的戏园，其中在同治五至六年(1866～1867年)年间开设，被认为是上海最早演出京戏的戏园“满庭芳”，是英籍粤商罗逸卿投资兴建的；而在同治年间出现的“久乐”和光绪年间的“庆乐”、“一仙”、“三雅”等戏园或茶园，亦有广东戏班表演；在1895年及1899年，更先后出现了专演广东戏的“同庆茶园”和“叙乐茶园”；这样的事实多少透露了粤商在各大城市投资娱乐事业的轨迹。[32](p58～59)[33](p43～49)[34](p3,6,18,34)相形之下，至少就笔者所查，自咸丰至光绪中叶几近40年间，广州一直没有兴建戏园之举，此期间只有位于沙面租界的美国旗昌洋行曾在光绪三年(1877年)向南海县丞提出在十三行新填地开设戏馆的建议，但此事由于官府不允，最后亦不了了之。当时的南海县丞认为，上海香港容许设戏馆，是因为那里“地已归外国”，与广州不能同日而语，且该新填地毗邻西关，而西关又“烂匪最多”，即使有领票验票制度，秩序亦难控制。(15)
这位县丞大抵没有想到，他反对兴建的凭票入座的演戏场所，十多年后终于在广州出现，而且选址就在他认为“烂匪最多”的西关地区。在广州，真正公开售票，以盈利为目的，有一定建筑规模的商业性戏园，似乎是在1891年左右才出现的。据1895年8月3日刊登在《香港华字日报》的一篇题为《论粤省禁设戏园》的论说云：
广州向无戏园，嘉庆季年，鹾商李氏家豪富甲第，池台擅胜一时……自羊城兵燹之余，闾阎物力，顿不如前，游宴渐稀，诸园遂废，歌台舞榭，鞠为茂草。而诸班惟借神诞日于庙前登台开演，坐客之地，或为竹棚篷厂，或为店上小楼，座既狭隘，伸舒不便，而复有所谓逼地台者，不收坐费，任人立看，挤拥如山，汗气薰人，蒸及坐客，且易滋闹事端，每因抛掷瓦石，至于械斗，小则伤身，大则殒命，又时因失火难避，伤及千百人，以此行乐，险不可言。自五羊无戏园，而观者可裹足矣。至辛卯春，前督李制军许商人承饷充办，复有南关、西关、河南、佛山四大戏园之设。高台广厦，排日笙歌，不图点缀升平，复见于今日，而伶人衣服之美，工价之贵，更超越前时。[35](16)
上述的“四大戏园”，在早年出版的数种粤曲论著中皆有提及，但大抵由于研究和出版条件有限，往往语焉不详，注释有缺。(17)事实上，有关“四大戏园”的一手材料不易搜集，笔者只能将零碎的只言片语和前辈编纂的史料汇合阅览，方能稍作管窥。引文提及的“前督李制军许商人承饷充办，复有南关、西关、河南、佛山四大戏园之设”的背景，可从收入在王利器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的《会禀戏院章程》稍作了解：
会禀戏院章程
敬禀者，现奉宪台转奉两广总督部堂李批：据鸣盛堂商人李升平禀称，仰恳准在城外西南两关偏远处所，建设戏院，无碍行人拥塞，盖以瓦屋，围以砖石，以免风火告警，请领牌示，以杜匪徒混杂等由。奉批：仰广东善后局会同布政司核议详复，饬遵糊单并发等因；札县即便遵照，俟委员到县，会督该商，前往城外，勘明西南两关偏远处所，能否建设戏院，有无阻碍附近居民，禀复本局，以凭核办，等因，奉此；并据该商李升平以购买城西地段，开列章程禀请，会同委员履勘，俾定基址前来。卑职等遵会同前往，饬令该商引看得省城之西多宝桥外旷地一段，坐北向南，前俯菜塘，后枕涌道，左系空地，右近大河，四面辽阔，地处偏远，就此建设戏院，与附近居民，并无阻碍。至于南关建设处所，该商现在尚未择定，除俟续请勘明，再行另禀外，奉行前因，所有勘过西关建设戏院处所，绘具图说，连该商缴到章程，列折禀缴宪台察核。
计开：
一、西关戏院，拟择多宝桥外河边地段，东西水绕，南北津道，一带偏隅，四围阔辽，余地尤多。就此建设，无居民比栉、行人拥塞之碍。
一、建造之法，仿照上海戏院款式，围以砖墙，搭以桁桷，盖瓦架楼，门开两路，分别男女，各为出入，以免混杂。
一、戏院内设缉捕所，自募巡勇，另请局委员驻扎，以便稽察，借资弹压。如有匪徒混入，抢掠滋事，应准拿获，解地方文武衙门究办，其委员薪水，由商人支送，不用报销。
一、院内由委员稽查，园门派巡勇看守，凡入看戏者，不准携带刀枪军器，亲兵亦不得借号衣为缉捕，假灯笼为办公，擅行闯进，必要有文书签票呈验始准放入，方免匪徒混迹，营勇借端生事。
一、男女坐位，分别上中下三等，先执凭票号数入座观听，俟安排停当之后，再行次第缴验号票，不至混淆。
一、位次既定，只准用孩童常川奔走，司卖茶果点心食物；其余别项，不准搀入，以期安静，而杜纷扰。
一、演唱台上，不准施放爆竹，夜戏不用火水煤油，应用光亮电灯，通宵达旦，自保无虞。仍备水龙水喉，以防不测。
一、日夕所演，永禁淫戏。须以劝善惩恶，鉴古勗今，俾妇孺咸知观感，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18)引文并无年份，其中提到的“两广总督部堂李”为李瀚章，在任是1889～1895年间，配合下文其他资料，估计章程是在1889～1890年左右颁布的。章程内容也披露了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线索。首先，较早申请建设戏院的商人是鸣盛堂商人李升平，具体代表官方审批的机构，是“广东善后局”。自太平天国及捻军之后，“各省之支款似归地方总局管理，其局名或称善后局，或称海防。善后之名，因平发匪而设，海防之名，因御外侮而设。此局总理，多以布政兼之，而协理其事者，实候补道一二员耳”。[36]兴办戏园之事归善后局处理，说明了政府批准建戏园是为了开拓财源，这在1890年9月7日《申报》的报道中亦有所反映：
现有商人拟在东西南关边界各建戏园一所，具呈督宪，求请准其建造，雇优演剧，每园每年报效海防经费银一万二千元。督宪以目下筹办防务，筹款维艰，得此鉅款，于饷项不无裨益，遂俯如所请，饬下南番两县带同该商勘定地段，以便庀材兴工。将来园工告成，笙歌竞奏，袍笏登场，于以鼓吹休明，招徕商贾，岂不懿哉？[37]
此外，从上述《章程》所见，官府警力有限，戏园须自设缉捕所和巡勇维持治安。其次，当时择地兴建戏园的考虑，主要是避免骚扰居民，故须在城外的西关和南关地区觅偏远处所；其三，戏院在门廊和座位设计方面，均严守男女之防，座位又分上中下三等，观众需凭票对号入座，坐定后更要查票；其四，有关当局要求戏园要自备“水龙水喉”，在演出夜戏时要用“光亮电灯”，救火用的水龙此时在广州和许多城镇已经使用，而电灯则似乎是刚刚起步的公用事业。据称，广州第一家电灯公司在1890年由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帮集资创办，不久就为40条街道的商店和公共建筑装了700盏电灯，至1901年，广州的外城约有六成的街道装有街灯，一些商店还备有私人发电机。[38](p80)可见官府这样的要求，虽然不一定能够马上实现，但却并非不可行。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该院“建造之法，仿照上海戏院款式”。从上文可知，上海早在同治年间已有戏园，至光绪更大盛，加上沪上粤商的势力至此时已属举足轻重。时至1890年代，广州兴建戏园，以上海为楷模，是自然不过的事。
至于各戏园的经营状况，在接下来数年的《申报》和《香港华字日报》都有所报道，让我们得以初步整理出一些基本的事实。似乎是在李升平提出申请不久，另一许姓商人又申请在“南关新筑长堤内建设同乐戏园，于十一月十四日兴工，限年内落成，以便明春开演”。[39]这家戏园果然赶在新岁落成，定期在正月十六七日开台演剧。[40]到了1891年春，又有“商人某甲禀请大宪亦欲建设戏园，每年愿报效军饷银八千两。大宪准之，甲遂度地多宝桥侧，土木大兴，大约端阳节边即可工程告蕆矣”。[41]至1891年中，在珠江以南的河南岛上，“河南戏园刻已落成，命名曰大观园”。[42]即使要向官府缴交大笔饷银，此时经营戏园，似乎仍属有利可图，以致报章评论曰：“南关同乐戏园座客常满，获利甚丰。河南西关两处戏园亦相继而起，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诚以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刻又有人拟在黄沙地方建设一戏园，业已具禀大宪，未知能允准否也？”[43]
综合当时的报章报道和其他资料，至1900年左右，上述“四大戏园”的基本情况如下：
在选址方面，当时的戏园有一个共同点是地处城外商业区，且靠近码头，方便戏船泊岸。广庆戏园位于西关多宝桥附近，西关是19世纪开始发展的商业中心，不少新兴的商家都在此购地设铺建房，“西关新建房屋以逢源众约为首屈一指，该街房屋无论大小一律整齐，大壮观瞻”。[44]后来经营者一度欲将广庆戏园迁往源昌街，亦靠近海旁，“业已购地庀材，择期兴建，后为附近街邻所阻，事遂中止。刻下众股东商议，仍其旧贯，不复改作”。[45]戏园既位于西关，“戏班眷属多住在黄沙、恩宁一带”，[46]这种商住格局直到今天仍然有迹可寻。同乐戏园位于南关长堤，“南关素称富庶之区，物产既盈”，[47]长堤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1886年兴修官府码头(即天字码头)时兴筑的一段小马路，也就是后来在1903年修建的800多米长的长堤大马路的嚆矢。[38](p78)河南大观园的地点，据《中国戏曲志·广东卷》载，乃位于河南南华中路，1898年由广州潘、卢、伍、叶四大行商在该址集资兴建戏院，1902年改称河南戏院，为了方便戏班红船搬运戏箱，特辟后门通珠江，让红船可直泊戏园后门[48](p430)，而从1895年《申报》载“前日有小艇一艘，内载十余人由天字码头开行，驶往河南戏院观剧”等报道内容看来，应该也是离码头不远。[49]至于佛山的戏园，确切地点仍有待查考。
戏园观众人数众多又来源庞杂，难免易生事端，尤其是为了争座位而引发的口角动武，更经常见报。某甲在南关同乐戏园争座位，“被戏园管棚人所诟，由是始而角口，继而斗手，甲大受夷伤。某绅见之，代抱不平，向戏园理论，置诸不理。某绅大怒，谓何物狂奴，乃敢向太岁头上动土，饬人将该戏园司事送官办理”。[50]另一个例子也发生在南关(报道称该戏园为“和乐园”)，某甲“购得木椅坐位票□纸，误坐藤椅，守座者挥之使去，甲怒而批其颊，守座者以手格之，两相哗闹。园中伙伴毕集扭甲而拱之，甲孤掌难鸣，狼狈而遁。园中人方自鸣得意，以为莫可如何矣，正在抵掌高谈，而一纸官符已从天上飞下，惟见番禺县李子华大令带同差役亲临指挥，台上各优伶及座中诸客从速出门，随将大门封闭，拘园中司事数人以去。一时见者咸惊骇异常，翌日访之，始知甲为某宪署门丁，被殴而回，向本官立禀，官怒，故有是举也”。[51]这段报道不但反映了当时戏园的秩序是如何“维持”的，更透露了戏园的座位档次，至少分为“木椅”和“藤椅”两种，后者票价比前者昂贵。(19)
另一个困扰戏园经营者的问题是鼠疫流行，有人在戏园中病发倒毙，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导致戏园生意一落千丈。1891年夏，“有甲乙两人同在西关广庆戏园观剧，及至散场时，两人仍隐几而卧，一若睡熟者，戏园中人近前抚视，则已身冷如冰，魂归地府矣。随报知其亲属备棺盛殓。自是而后，每日必毙一二人，闻者咸谓园中有疫，相戒勿往。故近日观者无多，几如晨星之寥落”。[52]至翌年夏秋之际，情况更趋严重，“疫气大作，连日广庆戏园内因急疾而毙者六七人，遂致莺歌燕舞之场，无复履綦戾止，梨园声价顿不如前矣”。[53]当时的报道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就是自18世纪开始在西南地区爆发，至1890年前后蔓延到珠江三角洲的大规模的淋巴腺鼠疫。(20)
戏园生意时有上落，经营者亦屡有更易。河南大观戏园曾一度因资本亏折而停办，1891年“又有商人出本承充，业已雇定名班筮期演唱”，但评论者认为，“观者仍属无多，恐亦难以持久也”。[54]佛山戏院初开设时，“以有亏资本，饷项难支，久经停演”，1895年，商人简炳骥禀呈善后局批准缴饷，商定交纳洋银1 200元作为一年饷项，乃恢复演出。简炳骥在报批初期是先缴饷洋银600元，官府的反应是有鉴于“现在开演期近，姑准予兑收，其余六百元限明年正月内补缴清楚，毋许久延，如再渎禀请减免，即行查封，永远不准开演”。[55]但后来简炳骥似乎是以每两月缴付200元的方式向善后局交纳饷银，善后局收妥后会马上催交下期的数目，这样的消息在1897年的《香港华字日报》时有报道。[56][57][58]戏园营业状况如何我们难以得知，但经营者缴饷能拖即拖，善后局催饷频频的消息，则常常见报。
官府虽乐于向戏园收取饷银，但为了表示捍卫风化，往往会对剧目内容严加限制，又以维护治安之名，禁演夜戏。当谭钟麟接李瀚章任两广总督(1895～1899年)时，“下车之日，即禁饬南关戏园停演，该院旋经撤去，而河南戏园则禁演夜戏，杜绝淫戏”，报章评论者以卫道之士自居，亦附和谓：“本地班之戏，最足坏人心术，而粤东之多盗，亦半由于是矣。其生旦私合等戏，冶容丽服，谑语诲淫，少年血气未定，观之无不失魂丧志，心摹手追，聪俊子弟，被其眩惑不少，至于孀妇处女，尤不宜寓目，自省城设戏园，而姘合私会，奸淫闹事，笔不胜书。”且对谭钟麟的措施大加赞许，说从此“不准楚舞终宵，不放郑声悦耳，诚挽回风化之大端也夫”！[35]不足两年之后，河南大观戏院商人陈鸾章又“赴抚辕禀请复演夜戏……复赴善后局递禀”，报章这次则评论说：“倘承俯准，则际此良宵，霓裳再舞，亦足助花田夜游春兴矣！”[59]
以上的讨论，其实未能揭示清末广州戏园的建筑和园内陈设，根据1906、1907年出版的《时事画报》刊登的两幅分别题为“戏院殴伤教习”和“戒烟新剧”的图画，我们可以猜度一下当时广州戏园的样貌：“戏院殴伤教习”一图所附文字，说明肇事地点就在“河南戏院”，该图没有展示戏院全貌，但图中显示的座位似乎是有靠背的长板凳，图的右侧有一长桌，上面摆放的看起来是供奉神明的祭品，舞台左端小门清晰可见，但没有画出乐队。[60]“戒烟新剧”一图没有注明地点，其所显示的座位是有靠栏的长板凳，舞台左端小门清晰可见，站在演员背后也就是舞台的后方的，是手持铜锣和弦索的乐手。[61]当然，由于这只是图画，我们很难判断它们的写实程度，只能作为参考。
我们不妨以《会禀戏院章程》中“建造之法，仿照上海戏院款式”一句为根据，从当时上海戏园的格局来想象广州戏园的样貌。拙庵《近三十年来海上剧场之变迁记》一文，粗略地展示了1891年前后上海戏园的模样：
光绪辛卯春，予由闽入都，道经海上，因候轮停留数日，朋辈相约观剧。彼时海上戏园有四，曰天仙，曰丹桂，曰留春，曰咏霓。戏价或三角，或四角。楼上两旁除包厢外，楼中及楼下池座，俱列方桌，被以红缎桌围。每桌排列单靠椅六张，定为六客。客俱盖碗茶，瓜子四碟，戏半并出热点四盆，手巾频频，伺应周到，弥觉舒适，戏价外略付手巾小账数十文，无他需索也。[62](21)
配合这段文字描述，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些图像材料来想象当时上海戏园的样貌。上海戏园，多仿京式，从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里，根据道光初年的《金台残泪记》和《梦华琐簿》以及他本人在北京目睹过的戏园的记忆，绘画出的“剧场平面略图”，可知北京的戏园格式为：园内设正楼，正楼前右方设柜房，左方设票房；正楼内分左右两楼，楼上为官座(俗称包厢)，规格最高；楼下周迴设长桌，观者比肩环坐，称为散座；“池心”又曰“池子”，座者皆“市井小人”。“戏台后壁左右两端，各有小门，垂门帘，为伶人出入之处，右曰上场门，左曰下场门。”[63](p511～515)
清末广州的戏园建筑很可能与上海和北京的类同。不过，由于当时的史料和今人的叙述经常把“戏园”和“戏院”二词混用，而清末民初年间，广州的戏园似乎又经常易主，是否有改建成接近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戏院”的格局的，笔者则一时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说明了。
结合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粤商在三藩市、上海、广州三地兴建的戏院或戏园的情况来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是：三地的戏园或戏院在舞台设置方面均根据戏班既有的演出习惯来设计，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三藩市的戏院的大楼建筑与座位格式均按照西方戏院的习惯设计，而上海和广州的戏园则主要模仿京式戏园。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1860～70年代期间，在三藩市粤商投资的戏院所采用的中式舞台、西式座次的做法，是否也就是后来广州甚至中国其他地方戏院格局的雏形？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假设，当时三藩市和上海的粤商，到处流动，寓居四方，并没有真正“定居”在什么地方。他们把一个又一个的戏班带到他们的寓居地去，也把他们的文化习惯，甚至物质建置的材料和形式，也带到彼方；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常会把他们的域外经验带回省城甚至乡下。清末民初广州商人在兴建戏园或戏院时，除了以上海为楷模外，是否也会受到三藩市的粤商的经验的启发？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实际情况是同一批或一个商人同时在几个地方投资戏院事业，关于这些问题，笔者一时未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不过，以下于1895年刊登在《香港华字日报》的报道，或许可以让我们发挥更多想象力，找出“链接”所在：
掳伶得归：乐同春戏班有二花面名张飞乐，雄姿巧技，曾从金山学得术艺归，其所演《平地一声雷》诸剧，能以空□出卵，纸鸟咒飞，种种奇异，每演是剧，观者盈座，以故乐一年工金所入，颇为不□。[64]
我们很难判断这位伶人表演的种种戏法是否真的“从金山学得”，但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成为当时一种让人信服的宣传伎俩，说明了戏班演员到“金山”(三藩市)演出，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当时的《申报》，也刊载了不少粤伶在“金山等埠十有余年”的报道。[34](p26，27,36)1912年上海出版的《世界》杂志，图文并茂地描述“华工在南非洲演中国之戏剧”的情况，以当时的条件论，这些华工应该主要是粤人。[65](p32)可以说，哪里有华商，那里就有华工，甚至就有中国戏班的演出，而在19世纪，这些移民又以粤人为主。笔者在本文的导论中提到田仲一成指出“地域内部社会阶层之间变化的加强，地域之间的交流日渐兴盛”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影响。随着新航道的开发，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这个“地域”的范围，到了19世纪中，已经延伸到太平洋的彼岸，因此，我们对近代中国戏曲特别是粤剧的流变的研究，就不得不把这个更广阔的空间也纳入视野，而对于“地方戏曲”的“地方特性”及其形成过程，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和考量了。
注释：
①一般而言，“戏园”是指将戏台和各类座位设于一个比较通风宽阔的园子里的演出场所，而“戏院”则更多是指一栋备有舞台、座位等设施的建筑物。由于时人常将“戏园”和“戏院”二词混用，好些文字材料亦没有清楚描述具体的空间摆布和设施，加上本文所用的部分史料为英语材料，当中出现的 “theatre”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含义亦不同，故本文的题目和讨论部分将“戏园”和“戏院”并列，当陈述具体的事实时，则尽量按照有关材料原来的用词。
②据William Hoy,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A short,general historical resume of its origin,function,and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the California Chinese， San Francisco:China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1942，p1～2。此书的出版者即中华会馆本身。所谓“六大公司”，含“冈州”(即新会县)、“宁阳”(台山县)、“三邑”(即南海、番禺、顺德)、“阳和”(即香山县)、“人和”(包含来自宝安、赤溪、东莞等地的客家人)、“合和”(开平和恩平县)等同乡组织。又据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5～156，183页。
③早在1944年，就已经有研究加州历史的美国学者，运用19世纪在当地出版的英文报章，挖掘了不少相关的材料，详细地展现了19世纪中后期粤籍商人在三藩市唐人街赞助中国戏曲演出和兴办戏院的情况。其中，以Lois Rodecape,"Celestial Drama in the Golden Hills:The Chinese Theatre in California,1849—1869”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23， No.2， January 1944， p97～116)一文最为严谨详尽。笔者在本部分的讨论，主要是参考了三藩市公立图书馆的索引以及Rodecape征引的文献目录，查出相关的报纸翻阅，故在发掘原始资料方面，Rodecape在当时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可谓居功至伟，笔者不敢掠美。
④这段广告的大意是：“美国戏院，Sansome街。更多新奇事物！享负盛名、来自天国的Tong Hook Tong戏班，成员共123人，以他们自己的乐队和音乐伴奏，在Mr.Likeoon、Noman Assing和Tong Chick的管理下，首次在美国演出。”当时加州通行的中文专有名词的英文音译，大多源出粤语或四邑话，且没有一定准则，像 “Tong Hook Tong”三字，在另一些报道中则写作 “Tung Hook Long”，因此，在本文里，除非确实知道有关词汇的中文原称，否则一概不以汉字标示，以免因一再转引而以讹传讹。
⑤有关19～20世纪粤商在上海赞助的文娱活动及粤剧在近代逐渐形成的特色，可参见拙文《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7页。
⑥据陈非侬《粤剧六十年》(香港，序于1982年，第31页)说：“从前粤剧演出一台戏，多数是四日五夜共演九套戏的(也有一台戏演五日六夜共演十一套戏的)，在第一夜即开演的第一天晚上，例必先演《八仙贺寿》，演完《八仙贺寿》，接续演《跳加官》，演完《跳加官》，接着演《六国大封相》。”关于当时通行的唱腔，参见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⑦据《申报》1873年9月22日一篇名为《夜观粤剧记事》的文章，一名离乡多年的粤人在上海观粤剧，其中有《灞桥送别》一剧，可见《灞桥送别》是当时粤班或广班会演出的剧目，参见黄伟、沈有珠：《上海粤剧演出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⑧又据欧阳予倩《谈谈粤剧》一文谓：“以前广东的棚面也和其他剧种一样是放在舞台正中靠后的地方。”见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年，第119页。
⑨有关中国戏班在三藩市和邻近地区的演出的消息，在1856至1877年间的Daily Evening Bulletin、Daily Alta California等加州的报章不时都有报道，并参见Lois Rodecape,"Celestial Drama in the Golden Hills" (p104～112)的讨论。
⑩相关报道并见于“Celestial Theatricals”,Daily Alta California,1856-10-08。据陈非侬《粤剧六十年》(第61页)说：“在电灯未发明前，粤剧晚上演出时，只是在台前的上端，挂上三盏煤气灯(俗称“大光灯”)，用以照明。有了电灯后，粤剧才有电光照明。”
(11)该戏院一张约摄于1885年的照片可见于Thomas W.Chinn， Bridging the Pacific：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nd Its People,San Francisco: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1889,p20.
(12)根据 "San Francisco Genealogy"网站上 "Great Register of San Francisco,1867"的记录，当时三藩市的确有一名名为John Apel的美籍普鲁士裔建筑师，其居住的Kearny Street就位于唐人街附近。见http://www.sfgenealogy.com/sf/1867g/sfgr67ab.htm，浏览日期：2007年6月27日。
(13)据Daily Alta California1877年12月5日的报道，"Yung Kee Luk Shun Fun"是这家 "Chinese theatre"的名字，而 "Poo Hing Hee Yung"是几个合股人所组成的"company"的名字，由于"Hee Yung"一词，与粤语“戏院”的音译非常接近，笔者怀疑，"Yung Kee Luk Shun Fun"是戏班的名称，"Poo Hing Hee Yung"是戏院的名称，详情待考。
(14)这里是指中国的戏园一般只有一个总的入口。1912年在上海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期第32页)，是这样对比西洋和中国的戏园的差别的：“西洋之戏园，其出入之门甚多，如正桌、‘毕德’，等之坐位，其入内之门，均不相同，不如中国戏园之只有一总门也。”
(15)见杜凤治：《南武日记》，第三十七本，光绪三年十月廿四日条。有关杜凤治的生平及其日记的情况，见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0～39页。
(16)此文首二行明显出自上引《桐阴清话》和俞洵庆《荷廊笔记》二书，后者笔者至今未见，宣统《番禺县志》卷44，第13～14页引用了其中数段。
(17)例如，赖伯疆、黄镜明著《粤剧史》，谓广州西关最早出现的戏园是“广庆戏院”，地址在今天的多宝路附近，后来又出现了南关、东关、河南各处的戏园；又谓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州五大富商中的潘、卢、伍、叶四家，在河南寺前街附近，开设了一间戏院名为“大观园”，是“广州有史以来第一间公开营业的戏院”，光绪二十八年改名“河南戏院”，等等，但这些说法皆无注释；关于河南“大观园”的背景，粤剧老艺人刘国兴(艺名豆皮元)亦有类似的说法，俱与笔者暂时所见史料不太吻合，不知是否出于其耳闻目睹，详情有待查考。见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第314～315页；刘国兴：《戏班和戏院》，第360页。关于佛山的戏院方面，欧瑞芝《佛山新语》提及光绪年间有吴姓商人在佛山镇佛山涌涌边右岸竹桥附近地方创建了一间戏院，名为“桂香大戏院”，未知是否与本文讨论的位于佛山的戏院同，见欧瑞芝：《佛山新语》，南海系列印刷公司1992年承印，第367页。
(18)原文出自张光裕：《小谷山房杂记》卷一“禀牍”，此书笔者至今未见，引文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204页。
(19)有关当时戏院座位价格详情见蒋建国：《清末广州的戏剧消费与新闻话语的扩张》，《学术研究》2006年第11期，第143页。
(20)有关这次鼠疫的详细分析，见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1)相关讨论可参见姚小欧、陈波：“《申报》与近代上海剧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2期，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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