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成果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运论文,研究成果论文,年中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4)04-0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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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学作为一门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发展的学科，在其前进过程中，以不断的自我反思作为重要的动力源。作为学科重要学术队伍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一般运动训练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群体，已开始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每年都将力求对前一年的学科发展情况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
在2003年中，运动训练学在继续强有力地发挥着对运动训练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如下长足的进展。
1 多维度、多视角透视竞技能力问题
竞技能力是运动训练的核心问题。历来是运动训练学研究的重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运动训练学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运用其它学科的多种理论框架，多维度、多视角地透视竞技能力问题，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宋会君[1]以耗散结构的基本理论为依据，在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系统的耗散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运动员竞技能力系统是存在于运动训练这一开放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竞技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耗散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化的过程。增加竞技能力系统的“负墒”（有关的训练信息）是实现竞技能力向有序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无序1～有序～打破有序1，形成无序2～有序2～……”客观地描述了竞技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有序性。
田麦久[2]运用系统论中的“结构－功能”学说，分别用“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来表示竞技能力各子能力之关系。两个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竞技能力的结构特征，用不同的图象展示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的不同联系。两个模型各适用于不同的运动员，或同一个运动员不同的训练阶段。所以说，“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和表述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状态，把它们叫做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由于运动员自身的竞技能力水平是决定运动成绩的三大要素（运动员自身的竞技能力、对手的竞技能力和运动成绩的评定）之一，因而竞技能力是否有极限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决定了人们对训练的信心。李子煊等[3]认为：人的竞技能力极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单位时间内所完成工作效率的单纯生物学现象，而是人体整体活动能力的结果。判断竞技能力要包括生理和心理因素两方面。值得提出的是超越极限会造成机体的机能与竞技能力之间的失调，使整个机体和心理都会引起紊乱。应用正确的科研成果和科学的训练方法，司以提高竞技能力极限，同时避免或减少危险的发生。应当说，这是“增长极限”理论在运动训练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体能训练在运动训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仔细分析2003年此方面的研究文献，发现其中已较为广泛地涉及到自然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
王兴等[4]在研究体能问题时指出：体能训练的基本理论有：按需发展论、优先发展论、均衡发展论、及时恢复论；体能训练的科学依据包括“用进废退”学说、矛盾论、“木桶理论”、运动训练恢复理论；体能训练的基本原则包括：训练设计与竞赛表象一致原则，主导性原则，毅力培养不间断原则，大负荷、高对抗原则。
袁运平[5]在研究中将体能界定为：人体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训练获得的在形态结构方面，在功能和调节方面及其在物质能量的贮存和转移方面所具有的潜在能力以及与外界环境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运动能力。并指出体能大小是由机体形态结构、系统器官的机能水平、能量物质贮备及基础代谢水平等条件决定的。运动素质是体能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在运动时表现为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和灵敏等各种运动能力。在体能分类问题上，袁认为：运动员的体能的结构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其内部结构主要包括身体形态、生理机能和运动素质三个子系统局部结构；同时它与外界环境紧密结合，成为运动员竞技能力大系统中一个要素。
在训练实践研究方面，为了解决体能训练“如何练”的问题，王兴等[6]根据体能的表现形式，将体能分为快速运动能力、持续快速运动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抗负荷能力4类，相应地，运动员体能训练应包括单项运动能力、复合运动能力、表达运动能力三部分训练内容。王兴等认为此种分类从形式上说，直观地表述了体能训练的主要特征；客观地反映了运动竞赛实际中的体能表现形式。
这种“身体训练是体能训练的一部分，体能训练是传统意义身体训练的补充与发展，体能训练是更高意义上的身体训练”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
除此之外，王兴等还对竞技体育体能训练目标体系与指标体系构建原则进行广泛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体能训练目标体系构建需遵循针对性原则、导向性原则、突出重点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体能训练指标体系构建需遵循“主导性”原则、利用各种内、外部刺激发展潜能原则、组织形式符合专项竞赛特点原则、与竞赛实际相似对抗性或模拟“情景状态”发展体能原则、合理选择训练与检测手段发展体能原则。
人们对竞技能力的理解已经形成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平面到立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孤立到系统的飞跃。但在训练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需要开垦的领域。如欲在这些领域取得开拓性进展，必须大量的、广泛的引进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如战术中的“集体项目战术意识”即属此例。由于战术意识问题牵涉到心理学、脑科学等领域，因而研究难度极大。黄竹杭[7]从理论上阐述了集体项目战术意识结构的构建过程，以及构建过程中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在理论上提出了促进集体项目战术意识发展的训练思路。认为战术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训练手段。
2 更加注重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
弘扬科学精神，一直是也应当是现代运动训练的主旋律。毕竟，运动训练作为特定人群的能动的活动过程，除应合目的外，还应合规律。实际上，学界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研究著述都集中于“科学训练”这个主题上。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也许是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法制建设中更加突出“以人为本”以及“人文奥运”口号的提出等），不少学者加大了对运动训练过程中以对运动员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力度，力求在分析影响运动训练过程与效果的人文社会学因素的基础上，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最佳契合点。
例如，刘建和[8]在科学精神昌大与人文精神弘扬需并存于现代运动训练过程中的理念约束下，对科学精神进行了多方位理解：高度概括科学训练内涵；合理评价训练科学化程度；更加理性地对待训练经验。探讨了弘扬人文精神的四个切人点：训练方法的采用应以不损害运动员的健康为度；运动技术的发展应以不损害运动员的身体为度；同时关注运动员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的培养；注重运动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加强。刘认为，科学训练追求的是认识运动训练的客观规律，形成科学训练观念，并以此为据提出运动训练原则、规定运动训练内容、采信运动训练方法、组织运动训练过程。意即科学训练乃为求“真”。在运动训练过程中体现人文精神是对运动员的一种终极关怀而非其它：这种关怀既注意了社会需要又尊重了运动员的个人需要；既考虑了“运动集体”（含运动员、教练员及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科研后勤人员等）的现实需要，又充分考虑了运动员在结束运动生涯后继续发展的历史需要。意即人文关怀乃为求“善”。现代运动训练只能是两者的完美共生体。
彭杰[9]在“从案例分析看中外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的人文社会学因素”一文中，分析子王军霞－普伊卡案例、朱建华－索托马约尔案例、江嘉良－瓦尔德内尔案例、中、日、韩围棋选手案例、突破极限的李东华案例，得出结论：影响优秀运动员运动生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人文社会学因素而言，运动员在达到最佳竞技状态并取得一定的竞赛成绩和荣誉后，能否突破心理、价值取向等人文社会学因素的限制是保持高水平竞技能力的动力。
曹景伟等[10]在综观美、德、俄等竞技强国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研究现状预测：新世纪中国训练理论研究的深化除将有可能在运动技能学习理论与方法的原创性探索、竞技能力诊断与评价理论与方法的深化、多赛制条件下的专项训练安排规律研究、大赛心理支持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体能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制约训练等方面开展外，还有竞赛效果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
倪金福[11]则认为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的发展和训练实践的深入，要求对运动训练过程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规律进行总结，提出的训练原则需突出其人文特性。
根据当前我国和各国提出的运动训练原则及其发展变化趋向，运动训练原则的人文特性具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在观念上，从根据“有机体人”向根据“社会人”提出训练原则转变；在层次上，从一般训练原则向专项训练训练原则渗透；在理论上，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
李跃进[12]撰文指出，要克服竞技体育异化，最主要的是使竞技体育回归人性，回复文化教育本原，促进运动员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因此，在运动训练过程中，应通过多种途径来贯彻这一主导思想。
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在《奥林匹克评论》上发表论文指出：“（国际奥委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国家奥委会和各国政府目标一致，我们要为运动员们运动生涯结束时顺利走向社会创造条件。”我国学者谢琼桓认为“这是符合人性的主张，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更干净 更人性 更团结——浅谈罗格的体育宣言，体育工作情况，国家体育总局，2003-03-04）。当人们自觉地将运动员作为运动训练的主体、以他们为本位、充分考虑他们的现时需要和长远需要，那将更有利于挖掘他们的潜能，运动训练的前景将更加辉煌灿烂。
3 项群理论继续完善并日益呈现出方法论意义
项群训练理论提出已历20年。作为眼下应用最为广泛的训练学理论之一，“项群”这一概念已广泛使用于体育工作、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健身、体育产业、体育管理等众多领域。人们高兴地看到，项群理论在向这些领域发挥较为强大的辐射功能的同时，自己也处于不断的自我完善之中。
项群训练理论的创始人田麦久2003年在“我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一文中以“复合主导竞技能力”取代单一主导竞技能力作为标准，对部分项群的主导竞技能力作了更为准确的表述，进而对部分项群名称作了调整（见表1）。在同一篇论文中，田麦久还阐述了“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的概念。他指出：“经典的项群训练理论中，主要是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运动技术的动作特征和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为3个分类标准建立起了3个主要的分类体系。而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由于有着无穷个分类标准，项群体系的划分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着无穷个的。所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当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项群体系，进行相应的研究。如‘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男单选手基本单元竞技过程的运行模式’一文中，用‘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这一名称，概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3个手持球拍进行比赛的项目。又如‘陆上同场对抗性项目集体球类项目’的名称，就排除了水上、冰上的同场对抗性集体球类项目，只包括足、篮、手、曲4个项目了。总之，我们在实践的研究过程当中和我们在进行分析组织训练活动当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的需要，按照多种标准、多个维度组织相应的项群进行研究。”
表1 项群名称的局部调整
原有项群名称调整后的项群名称
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表现准确性项群 技心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同场对抗性项群 技战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 技战能主导类隔网对抗性项群
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 技战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
项群理论的这种自我完善过程，体现了理论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应既能保持基本理论架构的相对稳定性，又能在具体问题上因时而变，从而在更多的维度上、更大的范围里解释更多的经验事实。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及学科层次，涌现出一批运用项群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成果。这说明，项群理论正日益呈现出方法论意义。
郑晓鸿对各个项群高水平运动员的年度参赛次数及运动成绩变化、年度训练内容安排、年度运动负荷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水平不同项群运动员年度训练周期的相关特征，获得了有价值的信息[13][14][15][16]。
李圣旺[17]在研究中指出，由于训练理论与实践界长期以来对篮球训练中心理与智能训练的轻视，以至于造成了目前篮球运动员的心理与智能训练跟不上技、战术及体能训练要求的尴尬局面。
王秀香等[18]通过对24～27届奥运会田径项目奖牌获得情况的统计分析，揭示出当今世世界各田径强国的大部分优势项群均呈下降趋势，我国在奥运会上传统优势项群——中长跑和竞走项群也出现了严重下滑的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为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窦志强等[19]认为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性项群运动项目爆发力训练应，转变只有轻——中等负荷才能发展爆发力的错误概念，为建立该项群项目快速爆发力的动力定型，在训练中宜采用“重——轻”负荷递减训练模式。
宋信勇等[20]以项群作为研究分组的标准，对不同项群运动员左心室舒张功能（检测12名耐力项目运动员和12名速度力量项目运动员12min前后二尖瓣血流频谱）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耐力组左心室舒张主动松驰及被动充盈能力均好于速度力量组。
此外，梁波等[21]的“百年奥运难美项群竞争态势探析”、苏平等[22]的“论难美技能类项群的美学特征与技术创新”、林萍仙等[23]的“高校田径项群归类教学模式的研究”等都是根据项群理论提供的分类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应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
4 批判性与质疑性文献增多
历史地看，相对于无穷丰富的、常青的运动训练实践，运动训练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要想使理论保持较高程度的鲜活，对理论本身的合理怀疑与科学批判，永远是必须的。理论只有在自我更新中求得发展。在2003年里发表的一系列对传统运动训练理论体系中不同内容的质疑与批判文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这些文献有的在逻辑的严谨性方面还有待加强，有的甚至稍失之于偏颇，但作者是抱着繁荣学术的正确态度进行研究的，他们的工作理应得到学界的尊重。
4.1 对“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质疑
前苏联的莱图诺夫(Letunov)和普洛考普(Prokop)分别在1950年和1959年就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对训练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首次提出，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形成具有“训练水平上升阶段、竞技状态阶段和训练水平下降阶段”并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特点。马特维耶夫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训练周期”理论。马特维耶夫对周期训练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从训练学的角度给不同训练阶段赋予了实际的内容，设定了各阶段的宏观训练目标、任务和内容，形成了训练周期的特定“模式”。马特维耶夫“训练周期”理论的两个主要支撑点是不同训练阶段“一般与专项训练的不同安排”和“负荷量与负荷强度的不同比例”。随着运动训练实践的发展，马氏“训练周期”理论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受到质疑，
陈小平在总结马氏“训练周期”理论的不足中指出：
——“训练周期”理论缺乏基础理论和实验的支持；
——“训练周期”理论已不适应赛制的发展，运动员已不再对每一次比赛进行专门的准备，而将一部分比赛作为提高训练强度的一种手段。在我国，正是那些以“训练周期”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体能类项目，运动成绩与世界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
——长期的训练使运动员已经对那些一般的训练方法和负荷产生了适应，只有那些针对性强的训练手段和科学的负荷才能进一步提高运动成绩。显然，如果在高水平训练阶段仍然遵循马特维耶夫的周期理论，在占训练时间最长的准备期以低强度和一般的训练内容为主，则不可能使机体受到适宜的刺激，也不会获得良好的机能储备。另一方面，长期脱离专项的训练手段和负荷不仅不会有效地提高运动员的专项运动成绩，而且会使机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朝非专项的方向发展，导致专项能力的下降[24]。
许琦等[25]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俄罗斯运动训练理论家维尔霍山斯基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俄罗斯及前苏联地区的学者的运动训练理论观点，认为“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逻辑依据存在问题。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竞技状态形成阶段性的基础上的，马特维耶夫本人并没有仔细研究生物适应理论，而是简单地套用了教育学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结论：“竞技状态形成的阶段性是运动训练过程分期的自然前提条件。形成、保持和暂时消失竞技状态的结果决定了训练的性质”。就目前来看，“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早已失去了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刘菁[26]在“田径新赛制下制定训练计划的科学性”一文中提出，田径新赛制下训练的主要特点是将越来越注重周课训练计划的制定。全年各时期的训练内容，差别不大，完整的技战术贯穿于全年中的各个时期，在全年中的各个时期都要保持较高的训练水平，以训练周或者加长训练周为基本小周期来安排。这种提法无疑是同基于全年周期“三阶段划分说”和竞技状态形成“三时相说”的传统小周期训练内容安排理论大相径庭。
鉴于运动训练分期理论在运动训练实践中较为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其的革命性挑战，恐怕还要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在质疑与抗辩中，理论将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4.2 “一元训练理论”对“二元训练理论”的反驳
茅鹏等[27][28][29]认为传统的运动训练理论可称之为“二元训练理论”。这种理论把“体能（身体素质）”与“技术”作为两个“元因素”。针对此种情况，他提出了“一元训练理论”的概念。认为：“技术”和“体能”，本是“一元”的。不存在没有体能内容的动作技术，不存在没有技术形式的体能发展。技术与体能，就象形式与内容一样，在客观现实中是无法分离的（只能在概念的指向中，为了思考的需要，人为地予以分离）。
茅鹏等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二元训练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认为：首先用“二元”来建构训练理论，就从根子上搞错了。人体是复杂适应系统。人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种“有序状态”。运动训练的本质：在人体与环境的相互运动中，设置和变换种种条件（能量的、空间的、时间的等等），在生命运动的物质代谢的配合下，促使有序状态调整、发展，从现实状态过渡向目标状态。人体有序状态的调整和发展，是训练致使运动能力（成绩）进步（发生变化）的原因。
“二元”传统训练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体能（身体素质）与技术“二元”、是分别存在的。在“二元”传统训练理论里，缺乏运动能力“可生长发展期”（以下简称“可生长期”）这样的概念，从而，实际上导致了对运动能力“可生长期”利用上的残缺不全。
为了证明“二元训练理论”的弊端，作者举出了乒乓球运动员体能训练[30]和中国女足的例子。
在反驳了“二元训练理论”后，茅鹏等就用“一元训练理论”来指导训练实践进行了阐述。
“一元训练理论”认为，技术与体能是同在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技术，首先在于大脑中的“信息结构”，在整个机体的有机配合下，“信息结构”指挥肌体的“运动单位”运动肢体，“体能”就呈现出来了。大脑中的“信息结构”是个人能力的核心。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过程，有机地组建、发展起来，并在一生中长期保持着的。技术学习不正确而练体能，既“巩固”了不合理技术，同时也就严重限制了体能发展的可能高度。一个人的技艺水平，不是简单地同训练量的累积相关，而是同训练过程的合理性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训练安排的顺序中，侧重点的先后，一般必须先技术、后体能。
在一元训练理论看来，运动能力（成绩）存在于身体有序状态本身，是机体生命运动在特定条件下、特定时刻中的一种表达（“时相”）。它既是人体有序状态空间关系上的一种组合表达，也是时间关系上的一种组合表达（聚焦性的会聚），是这两重关系共同的综合表达。训练，就在于有方向地激发有序状态，从而顺理成章地促使朝向目标状态调整和发展，以实现运动能力的进步。所以，专项训练手段、特别是接近成绩水平的专项手段（包括它的分析性、分解性组成因素），是关键性的训练手段。
在一元训练理论里，“有序状态”是生命机体，是生长、发育、发展着的。运动训练就是作用于机体的生命过程而产生效应的。幼年至成年，提供了合理训练的全部时机，这就是运动能力全部的“可生长期”。它的残缺，会严重影响本来可能的运动提高。残缺，主要存在于两头：一头是对儿童、少年期的忽视；另一头是过早退役。
4.3 超量恢复理论实践效果的争议
超量恢复原理是运动训练中经常运用的一个基本理论，随着体育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体育运动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质疑超量恢复原理在指导运动训练实践时的局限性。例如，从超量恢复原理本身来说，肌组织内能量物质的超量恢复不能等同于有机整体工作能力的提高、不能等同于体质增强；从超量恢复原理的应用来说，各种能量物质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达到超量恢复的峰值，所以超量恢复原理具体地运用到运动实践中，理论和技术手段上尚待进一步研究。
张宏磊等[31]在对国内流行的超量恢复训练理论的质疑再审视后认为，“平台”这一现代训练学、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广为关注的现象和超量恢复并不矛盾。运动训练中科学运用超量恢复规律，合理安排休息间歇，使机体能够不断出现更大程度的适应性恢复，打破运动训练“平台”现象，为提高运动成绩提供保证。
茅鹏等[32]的“一元训练理论”认为，从“超量恢复”出发，训练工作的效应和作用，全部都是“正”值的。从“调整有序状态”出发，训练工作具有“正”、“负”两种可能效应，以及“正”、“副”两种作用效果。
我们注意到，在关于运用超量恢复理论进行训练调控的各种见解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纯理论的分析较多，基于生理学、生物化学实测数据的论述较为少见。看来，争议还将继续下去。
除前述四方面研究外的其它成果还有，席玉宝等[33]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体育运动作用下人体系统的演化进程。阐述了体育运动作用下，人体系统演进的宏观过程与微观机制，研究表明：运动负荷促使人体系统进人远离平衡态；人体各部分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人体系统跃迁到不同的分支上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体育运动促进人体输入负熵流；人体系统有序度的提高、有序结构的发展，功能的完善。
由于运动技战术创新是体育运动的生命和动力，是体育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成果，建立完善的体育科技创新保护和激励机制，有助于体育运动快速健康的发展。因而张厚福[33]运用法学观点，论证了运动技战术创新的基本过程、形态及智力成果的特征。认为运动技战术创新是体育工作者的智力劳动成果，符合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建议我国把运动技战术创新列入知识产权中非专利发明权保护范围，并享受相应的保密权、发明权、荣誉权、命名权、社会奖励权。我国建立对所有运动项目的技战术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运动技战术创新的申报、审核、批准、登记、命名、奖励和侵权责任追究等一整套法律保护制度。建立起我国创新的运动技战术的应用、转让、学习、推广等正常有序的法律法规制度。承认和保护其他国家的运动技战术创新。并注意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学习和引进国外各运动项目的先进技术动作、战术理论、训练手段和恢复及管理方法。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体育组织应普遍建立起各运动项目对运动技战术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运动技战术创新的命名奖励制度。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和各国知识产权法应将其列入非专利发明权保护范围。
熊文等[35]在“运动训练学的体育生物科学切入与融合”一文中明确表述：体育生物科学对运动训练学作用表现在：阐明机理、原理的基础作用及发明、创造新的应用方法与技术等；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变迁与发展不断促进运动训练水平；体育生物科学在运动训练中的运用具体体现在：科学选材、改造人体组成、设计运动技术、训练（练习）方法、安排内容与组成、调控运动负荷、作用于运动疲劳与恢复、对运动员进行运动状态和身体机能评价、运动医疗保健、卫生、疾病与创伤；研究还探讨了运动训练学的体育生物学科研究趋向及体育生物科学的切入与竞技体育异化的关系。
另外，李波的“赛前训练的时间学研究”、司虎克的“论体育科学技术成果在竞技体育中的转化”、邵斌的“高水平运动员大赛前训练行为控制规律探索——以中国男子体操队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会为例”、彭杰的“优秀运动员运动寿命的人文社会学因素研究”、刘明的“论我国运动员非智力因素培养”等上海体育学院博士论文，以及邓运龙的“训练观念：训练理论指导实践的中介”等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均在训练学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在指导教师田麦久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