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中劳动力再就业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就业论文,劳动力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都给各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但是，由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所引发的转型路径和经济绩效的差异，也使这些转型国家劳动力再就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经济增长与劳动增长的比较
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注：各国转型期年份基期。波兰1989年为基期，其他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等1990年为基期；前苏联国家（包括俄罗斯和立陶宛）1991年为基期；中国1990年为基期。）没有获得设想中的经济秩序经历一个短暂的下滑期后就伴随新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从而呈现出经济增长的“J”型曲线效应。相反，这些国家在“休克疗法”的严重冲击下，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急剧下降。前苏联国家自转型期开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即呈字母“L”型走势，然后以最低的生产水平持平。东欧国家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字母“U”型走势，即在转型期的最初阶段经济增长下降并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但经过最初5年左右的经济震荡和下滑后走出了低谷，开始了经济的复苏，这种复苏的时间和程度比前苏联国家要更早、更明显。
首先，从经济增长状况来看，这些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都经历了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过程，只是程度不同。1989—1994年间，东欧国家的产出下降幅度较小，GDP累计下降幅度维持在30％左右，而前苏联国家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水平，达到近50％（图1）。不过这种状况在东欧一些转型较快的国家里经过几年即有所好转，波兰首先扭转了下滑的状态，1992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4％的增长，到1998年实际GDP达到1989年的118％。随后，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于1993年实现了经济正增长，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于1994年恢复了正增长。但是，前苏联国家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状况都没有什么起色，如，俄罗斯1992年经济负增长达到19％，1993—1996年又连续几年出现负增长；1997年虽出现过经济增长的迹象，但随之而来的1998年经济危机，又使俄罗斯进入了5％的衰退期（Jan Svejnar，2002）。
图1 前苏联国家与东欧国家GDP增长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Tito Boeri and Katherine Terrell（2002）的研究。
其次，产出下降失业率剧增。在转型期开始的头两年，东欧国家（除捷克）的失业率即上升到了两位数，如，至1993年止，保加利亚和波兰，失业率达到了16％，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达到了12％，罗马尼亚达到了10％，斯洛文尼亚达到了9％；捷克是东欧国家中维持低失业状态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1999年以前失业率一直小于3.5％，但是，1999年其失业率也上升到了9.0％（Jan Svejnar，2002）。高失业率反映了这些转型国家企业工人失业队伍的高流入量，以及失业人员难以寻找到新工作的低流出量，致使失业队伍日益庞大。苏、东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除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还出现如下现象：1、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由于在计划经济下，劳动力参与率非常高，所以当传统的计划就业体制发生改变后，苏、东各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普遍下降，尤其是女性职工下降的比率更大。2、长期失业人口（失业超过1年）增加。1993年至1994年，斯洛伐克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从32％上升到48％，匈牙利从34％上升到42％，其他东欧国家均上升了5—6个百分点。即使是失业人数很少的捷克，这一比例也从18％上升到24％（袁志刚、陆铭，1997）。
与东欧、前苏联国家相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呈右半“U”型（图2），（注：中国城镇就业制度于1986年实施改革，在对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劳动者实施劳动合同制的同时，取消就业继承制（子女顶替）和允许企业解雇员工。这些政策措施标志着企业引入了劳动力市场机制，但其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显现。）这表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1991年到2000年GDP平均增长率为9.8％。然而，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并没有为中国带来相应的高就业率，尽管绝对就业人数在不断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却越来越小，就业增长率从1990年的2.6％下降到1999年的0.8％，而失业率却在稳步上升，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包括下岗未再就业人数）从1990年的2.5％提高到2000年的3.1％（董克用，2003）。若综合考虑到失业职工、下岗职工、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几方面的因素，1999年我国全社会综合失业率约在25％—30％之间。胡鞍钢（2000）认为，1999年全国下岗人员已达20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人口约达1500—1800万人，真实失业率应在6％左右，并形成建国以来失业最高峰。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还表现为劳动力参与率高，尤其是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上升明显，而就业质量略有下降，平均劳动时间有所延长。
图2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01）。
最后，我们用GDP就业弹性（注：GDP就业弹性是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用公式表示，即GDP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GDP增长率。）来说明就业对产出量的变化情况。由图1可见，东欧国家就业率与产出量的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产出量下降的时候，就业率下滑，在产出量上升的时候，就业率也跟着上升。通过Svejnar在1999年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东欧国家在转型期的前三年中就业弹性在0.2—0.8之间。而前苏联国家，这种相关性就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当产出量急剧下跌的时候，就业率仅是稍微下滑；当产出量跌入低谷继而轻微上扬的时候，就业率仍在下滑。因而对于前苏联国家无法用就业弹性来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而在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了非一致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就业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增长，1981年至1990年间，我国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1991年至1995年间，就业增长弹性下降为0.109，1998年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064％，1999年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005（龚玉泉、董志刚，2002）。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增长弹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增长受到了抑制。
二、转型期中劳动力再就业的流向比较
在转型经济中，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远离消费服务行业。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为主的东欧国家在转型期间已经减少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数量，1989—1998年间，东欧国家服务业人口共增长了10.1％。而在前苏联国家，劳动力的就业还主要是从工业部门转移到农业部门，1989年至1998年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增长了6.9％，而服务业仅增加了4.5％，不及东欧国家的一半。
在我国，转型前就业结构和劳动力初始配置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转型期间我国劳动力再就业流向主要是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及服务行业转移。1978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70.5％、17.3％、12.2％，到1999年就业比例分别变为50.1％、23.0％、26.9％，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了20.4％，工业部门增加了5.7％，服务业增加了近一倍。我国在转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发展与就业结构的发展出现了不均衡，就业结构的变化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工业资本化加速的趋势，使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以资本投入增加为主，而劳动的投入增长并不明显。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国就业弹性在不断的降低。劳动投入相对贡献的降低意味着劳动就业相对减少，从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就业转移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吸纳作用非常有限。这就使得就业结构的变动不能与产出结构发生相应变动。在实践中表现为增长速度较快的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降低，新增劳动力人口和下岗待业人员较大部分因就业机会减少而变成失业人员。
其次，从所有制结构看，由于苏、东国家转轨的方向是市场经济，而其最主要的转轨方式是实行私有化，所以，苏、东各国私有经济普遍增长，国有部门则持续衰退。不同所有制的增长速度不同，东欧国有部门的就业减少多而快，俄罗斯相对较慢。1997年苏、东各国私有企业领域劳动力就业比例约占50％，从小型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比例看，东欧国家小型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要比俄罗斯和乌克兰快。到1996年，在东欧国家，员工人数少于100人的小型企业的雇佣劳动力比例约为41.7％，已接近于美国水平，是俄罗斯（13％）的三倍（见表1）。在俄罗斯，转型前有90％的从业人员集中在国有企业，非国有经济成分很小，因而在转型过程中，其劳动力的释放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从俄罗斯失业者构成来看，有超过2/3的失业人员来源于国有企业。
表1 东欧、前苏联国家私有企业就业人员构成比例（％）
小型企业
私有企业领域就业比例（1997） （员工人数少于100人）
就业比例（1996）
东欧国家（64.7）东欧国家（41.7）
捷克 59.746.9
匈牙利80.040.7
波兰 64.050.3
罗马尼亚 55.0 16.0（仅限制造业）
斯洛文尼亚 59.2 31.4（1997年数据）
斯洛伐克
64.6
44.8
前苏联国家 前苏联国家
俄罗斯联邦
65.0 13.0
乌克兰
52.0 - -
资料来源：Tito Boeri and Katherine Terrell，2002.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Labor Reallocation in Trans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在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从业人员中（见表2），国有经济的比重1990年以前基本保持在18％左右，至1990年后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18.2％下降到1997年的15.9％；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则呈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20.70％上升到1997年的22.9％，但1995年之后呈绝对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从业人员结构变化最大的表现在私人个体经济和混合经济领域，1985—1997年，混合经济从业人员的比重由0.1％增加到1.6％，私人经济的从业人员由0.9％增加到9.8％，农产经济的从业人员由1985年的60.3％下降到1997年的46.3％。表2的数据表明，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私有企业在1990年代对减少失业起到了令人称奇的作用。1990年至1997年间，登记注册的私企（包括雇佣人数少于8人的个体户）在全国新增正式就业中的比例高达37.6％，如果仅限于比较城市中的新增就业，其比例则高达55.7％。这说明，在1995—1997年间，我国私人企业新增就业岗位超过了国有、集体、乡镇企业新增就业岗位的总和。
表2 我国从业人员所有制结构（％）
年份 197819851990199519961997
国有经济18.618.018.216.616.315.9
城镇集体经济81.420.722.623.524.022.9
混合企业- - 0.1 0.3 1.3 1.4 1.6
私营企业- - 0.9 4.0 8.4 9.0 9.8
农户经济- - 60.354.947.646.946.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三、工资收入与失业率的关系比较
从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动来看（见图3），在转型初期的几年，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与就业率一样迅速降低。在东欧，工业部门就业最大幅度的降低发生在匈牙利（在20％以上），接着是斯洛伐克（13％）、波兰（10％）以及捷克（9％）。伴随着就业率的下降，工业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91年后，东欧国家工人工资开始恢复，也仅是保持在（前7年）开始工资82％的水平上。而前苏联国家，其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以东欧国家工人实际工资两倍的降幅下降，并且实际工资水平（前7年）仅为开始工资水平的53％。由此可见，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变化符合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率上升，工资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下降，工资增长率上升。也就是说就业的变化受工资伸缩性的影响。这也回答了前苏联国家实际工资水平较东欧国家大幅度下降和就业率下降幅度小于东欧国家的原因（图1）。与上述不同的是，我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呈现出一种反“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说在我国转轨时期，在城镇实际失业率（注：这里的城镇实际失业率是指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国有企业下岗未就业者在国企就业人员中的比例。）缓慢增长的同时，实际工资水平却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图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逐年走高，从1991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6％，而城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10年间提高了6.4％。
图3 前苏联、东欧国家实际工资增长率
图4 实际工资增长率与实际失业率
从收入分配的变动来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实行的是一种平均化的政策并且实施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措施，从而使得收入分配差距甚微。随着经济转型的启动，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格局被打破，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拉大。由基尼系数的分布可以表明，在转型经济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性在增长，这种增长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要比在东欧国家大得多。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代末的27％、24％分别上升到1997年的48.3％、41.3％。在东欧，尤其是在转型速度较快、经济恢复状况比较好的国家，如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虽然其收入的不平衡性也在增长，但程度相对较低，分别由1980年代末的24.2％、20％、27％提高到30％、25.95％、34.8％（Tito Boeri & Katherine Terrell，2002）。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东欧国家与前苏联国家转型期的社会政策模式的不同所造成的。东欧国家在失业救济金的设置上，其数额及比例要大于前苏联国家。相对高的失业救济金一方面可以降低收入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供给一定的东欧国家，相对高的失业救济金有利于劳动力由旧的国有企业部门向新兴的私有企业部门流动。也就是说，东欧国家调整的重点在于就业水平，而前苏联国家调整的重点在于职工工资，其维持的是一种“低工资、高就业”的状态。这也就解释了图1中所显示的在转型初期的几年里，东欧国家的就业率为什么会远远的低于前苏联国家。在中国，经济转型前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很高，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城市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估计在0.21—0.24之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收入分配宏观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也在拉大，其中城镇居民1999年的基尼系数接近0.4的两极分化警戒线，而全国居民1995年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两极分化警戒线（景维民，2003）。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转型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再就业所体现出的特点与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从本质上说，这些差异的存在根源于各自所采用的转型方式的不同。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采取的是“休克疗法”，其发展思路是快速而彻底地推倒旧制度的藩篱（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而后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迅速而果断地建立起市场经济的高楼大厦。因此，在转型初期的几年，不论是转型较为成功的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还是转型比较缓慢的俄罗斯都经历了生产与就业急剧下降的困难时期。中国采用的是“渐进式”改革，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的“双轨制”过度方法，即在旧的体制并不因为改革而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新体制则在旧体制仍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逐步成长，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其次，由于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同时国有企业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所以转型以来，虽然经济在不断增长，就业机会在不断增加，但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隐性失业人口转为显性失业人口以及新增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远远大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就业与失业同步增长的特点。此外，由于我国工业资本化加速的趋势，经济增长推动力反映为以资本投入增加为主的特征，而劳动的投入增长并不明显，就业弹性在不断的缩小，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为什么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不断上升、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
再次，由于中国与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转型前的劳动力初始配置不同，从而导致了转型后劳动力再就业的流向不同。转型前，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的公有制比例均达到90％左右，如前苏联有90％的人在国有企业就业，非国有经济的成分很小，转型后由于其完全抛弃公有制，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因而其劳动力在所有制结构间的流向表现为由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的转移。从产业结构看，转型前东欧国家及前苏联国家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其中农业部门较为薄弱，经济效益差的重工业部门比重过大，因而转型后，劳动力的流向表现为由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或服务业部门的转移。而在我国，转型前农业部门占有人口总数的近80％，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口不足20％，非国有经济的成分很大，再加上我国的体制改革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因而转型后我国的劳动力再就业的流向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转移，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
最后，东欧国家实际工资下降的幅度较小并且其又有相对较高的失业救济金，因而在转型经济中自愿性失业人口比较多，失业率较高，但这种制度在劳动力供给一定，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有利于劳动力由旧的部门向新兴部门的转移；而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实际工资与失业同时增长的特点。实际工资的增长一方面可以用“工资刚性”理论来解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转型经济中，我国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转为显性失业人口、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了劳动力供给的剧增，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素质低下，失业人口中非熟练工人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口不能适应新兴产业部门的要求，所以，这种结构性失业的存在也造成了我国在实际工资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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