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上大总统书》写作时间、地点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大论文,总统论文,地点论文,时间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是护国运动中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也是梁氏一生最饱满酣畅的名文之一，它鲜明地表达了梁启超对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复古倒退的强烈反对，同时也揭示了梁启超与袁世凯本人的复杂关系。这封信当年在上海、天津、北京各大报纸全文刊载，传诵一时，影响巨大，多数的关于梁启超和护国运动的论著中都在重要的位置以相当大的篇幅引用了这封信，可以说在学界也流传很广。但是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史学界却长期存在着1915年4月底和1915年12月中旬两种说法，惜都未做详细考证，写作地点则多认为南下动身前写于天津。本文通过考辨，确证《上大总统书》写于1915年12月12日，而且并非写于天津，而是写于大连。
1915年从4月到12月，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革命派一贯坚持反袁立场外，改良派、南方军队以及北洋派内部对袁世凯的态度都发生重大转折。1915年4月袁政府正困于和日本的“二十一条”谈判，暗中的帝制活动已经停止，公开的帝制活动还未展开，如果梁启超在这种形势之下能够写出这封激烈反对帝制的《上大总统书》，那么他就不像是一个妥协动摇、不轻言暴力革命的改良派，倒近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立场了，这等于模糊了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界线，考辨此信写作时间、地点的意义就在于此。
一、“四月说”和“十二月说”的分野
1958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了丁文江、赵丰田编，胡适作序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其中将《上大总统书》系于1915年4月，经过增修、流传最广的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年谱长编》对此也未作修正。由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根据原件或抄件编成的关于梁启超的基本史料，且编校质量较高，因此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以后相当多的著述往往稍加辨析（仅据信中“省亲南下”四字）甚至不加辨析就沿用此说，比如耿云志、崔志海著《梁启超》、董方奎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陈其泰著《梁启超评传》、董四礼著《梁启超》和董方奎著《旷世奇才梁启超》等都采用了“四月说”。
台湾张朋园先生1978年对“四月说”提出了质疑：“此信在丁编《梁谱》（页452～454）中，谓四月下旬所撰，编者误。按原信又见《中华新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时报》十二月二十三日。此信当成于十二月十六日前后，及任公抵上海，各报始揭载之。”[1](p.85)以后一些学者在提及此信时也采用了1915年12月的说法，比如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孟祥才著《梁启超传》、杨天宏著《新民之梦——梁启超传》等，但未加详细辨析。
“四月说”源于《梁启超年谱长编》，“十二月说”主要以发表时间为据。由于旧稿新刊的情形在当时并不罕见，因而仅以报纸发表时间为据还难以使“十二月说”成立，而“四月说”也仅以“省亲南下”四字为据而不及其他，二说都未作详细辨析。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著述中“四月说”似乎更流行了，所以这一问题似乎确有加以考辨的必要。
二、内证：信中内容所涉及史实发生在4月以后12月中旬以前
该信中涉及的多处史实经过辨析，与1915年4月以后12月中旬以前，特别是11月至12月发生的事件一一对应，证实了该信不可能写于4月第一次南下前，而只能是写于1915年12月第二次南下之时。
(1)“友邦责言”[2l(p.714)
在该信的开始，谈到国体问题的阻力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友邦责言”。这与1915年10月28日英国、日本、俄国三国驻华公使正式向袁政府提出劝告，反对帝制相应。日本政府并且于11月6日召见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如果袁世凯数月内仍改帝制，将是对日本的“欺侮”，并派海军二舰南下，态度强硬。到11月12日，随着法国和意大利的加入，三国劝告已经扩大为五国劝告，给袁世凯造成了极大的压力[3](pp.775-776)。
考虑到当时列强在华势力，和袁政府对列强的极大依赖性，五国劝告无论在袁世凯心中还是在梁启超心中，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梁启超在以后的一些重要文稿中对于五国劝告的提法与这封信是一致的。比如，《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一开始就是：“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4](p.1)又如《云贵致各省通电》：“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4](p.3)因此这封信中所指“友邦责言”就应该是指1915年10月底到11月的五国劝告。
反过来说，假如此信是写于4月，则当时正是中日“二十一条”谈判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帝制活动的暗中进行尚且暂时终止，更没有什么公开的表示，当然更谈不到针对国体问题的“友邦责言”了，所以“四月说”不通。
(2)“党人构难”
信中提到的与“友邦责言”并列的帝制阻力就是“党人构难”。“党人”一词在民初专指革命党，这当然是指革命党的起事了，而且与1915年12月5日轰动一时的上海“肇和之役”完全相应。12月初“国民代表大会”的国体投票已经接近完成，竟然发生了由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杨虎等策划的肇和舰武装起义，而且是发生在中外视听所聚的上海，对帝制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全国各大报纸如上海《申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天津《大公报》，北京《顺天时报》等都用很大版面加以报道和评论，连篇累牍，逐日深入，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后湖北、湖南、广东、安徽等地党人行将起事的传闻几乎无日不有。孙中山先生写道：“上海发难而后，云贵踵起，竖讨袁义旗，作共和之保障。”[5](p.247)十分恰当地把“肇和之役”作为云贵起义的先声，因此梁启超在事件发生几天之后醒目地提到这件事，是非常合理的。
而在4月以前，革命党并无有影响的起义，更不用说是针对帝制的了，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到1915年夏末才成立，活动到下半年才真正展开，所以“党人构难”的提法在4月是写不出来的。
(3)“全国一致拥戴”
信中尖锐揭露“全国一致拥戴”是弄虚作假，这当然是实有所指。1915年11月下旬，全国各地所谓国民代表解决国体问题投票陆续完成，全部赞成帝制，1993名国民代表只差中央代表134名尚未投票，中央代表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当然更无问题。
一时间劝进的文电如雪片般从各省飞来，全国各地的官方舆论都充斥着这种如醉如狂的无耻气氛，甚至少数不满于帝制的地方大吏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压力，比如后来护国军重要领袖广西将军陆荣廷11月24日也发出劝进通电：“各省国民代表大会依法组织，全体一致赞成君宪，并推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可见人心所趋，天命攸归。名位一日不正，则民志一日不安，时不可失，机贵立断。应恳我皇帝陛下早登大宝，以顺舆情，而维国本。”[6](p.131)不属于北洋系的浙江将军朱瑞12月29日也通电劝进：“近见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投票，罔不赞成君宪，且罔不推举陛下为中华帝国之主，尤征心同意同，不谋而合。”[6](p.132)其他的数以千计，率皆类似，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1915年8月份筹安会才成立，才有公开的帝制活动，才有各种请愿团，9月份才有国民会议的说法，才有各省大员的劝进，10、11月才有国民代表的选举和国体问题的投票，11月下旬才有各省一致赞成帝制的投票结果，4月份国体问题还没有公开，哪里谈得到“一致拥戴”呢。
(4)其他的文意证据
信中有“瞻对之期，不能预计”及“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二句。梁启超4月底南下本是临时的省亲祝寿，从没说过不回京津。5月3日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不断提到北归的事，而且还要向当局，也就是向袁世凯有所陈述，“吾离粤后，或在沪不甚淹滞，拟速归京，有所陈述也”[2](p.712)。6月份，梁启超果然和冯国璋一起北上面见袁世凯，并确实有所陈述，力图遏止逐渐显露帝制初澜。所以这一句与4月底的情况全不相应，倒是和12月梁南下反袁，生死难料的情景相应：“我向来出门，我夫人从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3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是后会无期的感想。”[7](p.91)
信中还有“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一句，与4月帝制活动还没有公开的情况全不相符，倒是和12月从各界请愿、各省劝进到全国投票接近完成的情况完全相应。
此信语气之严厉，措辞之决绝，远远超过写于8月下旬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及9月1日的《致袁世凯函》[8](p.74)和10月7日《致袁世凯函》[9](p.1028)，有些话已经是不留一点情面，如：“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又如“不愿我大总统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又如“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梁启超不会在4月帝制活动未公开时写出这样决裂的信之后，又在8、9、10月帝制活动公开之后反而写出语气较和缓的文字，所以这封信只能是12月最后决裂之际写的。
三、外证：标有“12月12日”的原函抄件、汤觉顿信和各报刊登情况
(1)抄件和12月19日汤觉顿信互证
袁世凯的档案《洹上存牍》（社科院近代史所抄件）中存有一份梁启超《上大总统书》的抄件，信尾标有写作时间“十二月十二日”，这是关于此信写作时间的直接证据[9](p.1029)。
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袁世凯档案中有一封1915年12月19日汤觉顿致袁世凯的短信原件：“顷得梁参政启超途中寄来上钧座一书，本拟捧呈，适偶感风寒，头目昏眩，未能恭诣阕下，皇悚莫名，近日时局顷刻万变，梁参政翩然海上，未悉近情，所陈多在成事不说之列，然惓惓孤忠，赤心可谅。叡亦素荷知遇，苟有补时艰，何敢壅于上听，用特由邮递呈，伏愿万几之暇，輒取披览，大局幸甚。”[10](p.476)从此信可以看出，梁启超离开天津后在途中将《上大总统书》寄给汤觉顿，并托其代递。因为任中国银行总裁且为梁启超密友的汤觉顿，在1915年梁移居天津之后一直是梁和袁世凯之间的直接联络人，9月20日后袁致梁的亲笔信中还提到“因未作复，仅托觉顿代达……尚望时惠箴言，医我不逮，如有不便行诸纸笔者，可嘱觉顿转告”[10](p.475)。但是，汤觉顿鉴于12月12日袁世凯已经正式承认帝制，政治形势异常险恶，汤自己亦准备南下参加反袁，所以并未将此信面交，而是托病附上一封短信将其寄给袁。
汤书存于袁世凯档案，说明袁确实收到了梁的上书，梁书原件做何处理不得而知，但可以大大加强上引袁世凯档案《洹上存牍》中标有“十二月十二日”抄件的可信性，汤书的时间、提到梁书的内容、梁的行程及当时政治形势都与1915年12月的实际情形完全吻合。
(2)各报刊登时间皆在12月下旬
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2月22日以《梁任公对于袁氏最后之忠言》为题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张朋园说是21日，有误），同日上海《申报》也以《梁任公途次上总统书》为题全文刊发此信，两天以后即24日，天津《大公报》全文发表此信，7天以后即29日北京《顺天时报》全文发表此信。
可以清楚地看出，梁启超12月18日到上海后托人把《上大总统书》交给上海各大报，同时刊出，然后再逐渐传到天津，再传到北京。《申报》还略加介绍：“梁任公在津养疴日久，昨忽呈请赴美调攝，不俟批出即束装首途各节曾志各报，兹闻任公于赴美途次犹有一书寄上总统，其惓惓不忘故国之情，盖犹有‘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之微意焉。”[11]各报均把该信当作12月份刚刚写成的，而不是4月份的旧稿。
四、“省亲南下”四字可以存疑
仅仅“省亲南下”四个字作为“四月说”的根据是不充足的，但依据现有的材料，确实也无法解释完满，可以存疑。
上海《中华新报》12月18日即刊登了《梁任公赴美养疴之呈报》全文，梁启超12月18日到达上海，此文17日排印时梁还在船上，此文真伪尚待旁证，但可以说明梁到上海之前，将赴美养病的消息就已传开。北京《顺天时报》12月21日发表《汤化龙驾言出游》一则消息，中有“预拟来岁樱花节后，偕梁任公同赴美洲考察政治云云”，可见，赴美的说法可能是梁在津、沪两地的朋友策划的。上引12月22日《申报》也说是赴美养病，12月31日《申报》又发表《梁启超不日出洋》的消息，说“袁总统仍促任公入京畀以重任，而任公因急于赴美就医，并往美洲游历，故坚辞不就，不日即须乘轮出洋”。12月28日梁启超派人到特派交涉员公署要求发给游美执照[12]，编梁年谱的材料里有一份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公署兼上海道周某所发护照一张，日期为1916年1月17日[2](p.728)。
综上，梁启超在上海公开宣称的离津南下理由是赴美养病和游历，这当然是用来迷惑袁世凯的。可以认为，从梁在《上大总统书》里写下“省亲南下”到“赴美就医”喧腾于报端中间是有些曲折变化的，或者梁在秘密离津躲在大连写《上大总统书》时，尚不知道朋友们策划的“赴美养病”的宣传，到上海后则顺水推舟地承认已经造成的宣传效果，详情就现在发现的史料只好存疑，但这不足以动摇此信写于1915年12月而不是4月的判断。
五、《上大总统书》写作地点在大连而非天津
《梁启超年谱长编》说梁启超1915年12月16日乘中国新济轮离开天津，两日后到达上海[2](p.725)，诸家著述提到此处基本沿用这一说法，张朋园先生或者就是据此判断此信写于12月16日前后，但实际上梁是12月9日离开天津的。
《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第183号《致梁思顺书》有：“登舟安睡，逾午乃起，船在沽淹留，明晨六时始行，吾决暂留大连，或一游青岛，所至必有信归，勿劳远念。书房卧房中各物速一收拾，免使散乱。余续闻。九日晚寄。”此信编者系日在9月9日，但影印原件信尾未标明月份[13](p.391)。
接下来第184号《致梁思顺书》：“昨日风浪之恶乃为数年来航海之所未经，并吾亦不能起而就食，今已入吴凇口矣，越三时便当登陆，登陆后当即以电闻一切，容续报。十八日神户丸舟中。”此信是用钢笔而不是通常的毛笔写在印有“DAIREN SHANGHAI LINER”的信笺上（DAIREN是“大连”的旧英文拼法），显然是梁启超用“神户丸号”大连—上海班轮客舱中常备纸笔写的，因此梁这次到达上海是从大连起航的，此信编者系日在9月18日，但影印原件信尾也未标月份[13](p.392)。
紧接上述两信的第185号就是系日12月19日的《致梁思顺书》：“抵沪甚安，现暂寓理查客店……”[13](p.393)可以清楚地看出，第183、184号信编者系日有误，梁启超1915年离津南下只有4月和12月两次，9月并未出航，所以183信号述登舟离开天津系日应在12月9日，184号信述抵达上海系日应在12月18日，这与《国体战争躬历谈》中“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吻合”[4](p.144)，且有19日《申报》广告栏中“神户丸”18日到达上海（由大连）的消息可资印证。
12月9日信中“吾决暂留大连”语，证之12月18日信笺印有“DAIREN SHANGHAI LINER”（大连——上海班轮）、《申报》“神户丸”18日到港（由大连）消息，以及梁启超1922年12月25日为南京学界演讲“蔡公走了十日后，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连，由大连转上海”[14](p.307)，可知梁是12月9日从天津出发赴大连，在大连稍作停留，再从大连出发12月18日到达上海的。
梁启超由大连到上海所乘的“神户丸”，是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租于日本邮船会社的定期班轮[15](p.1227)，每周往返于大连至上海之间，每星期三正午定时从大连出发，直航上海[16]，18日这一周的星期三是15日，可知梁启超是12月15日正午从大连起程赴上海的。轮船15日到18日从大连直航上海，梁启超无法中途寄信，而18日到上海以后再寄，汤觉顿又不可能在19日以前就收到，所以此信一定是15日以前在大连写成并寄出的。
天津至大连的航程（218海里）不到大连至上海航程（552海里）[17]的一半，大连到上海一般只需要两天，则天津到大连只需一天左右，因此梁启超12月10日早6时从塘沽（或大沽）起航，11日肯定可以到达大连。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大致重建当时的情景，1915年12月9日凌晨3时，梁启超在天津家门口与夫人告别，上船后睡下，船行至塘沽（或大沽）停泊，直到10日早6时才起航开往大连，11日到达大连，12、13、14日三天停留在大连，并在12日写成《上大总统书》，寄给汤觉顿请其转交袁世凯，15日正午从大连乘船出发，18日到达上海。
六、结论
此信写于1915年南下之前没有疑义，而1915年梁启超南下共有4月和12月两次。综上所述，信中多处内容与4月的情形完全不符，而与12月的情形相符，并且有信尾标有“十二月十二日”的原函抄件、汤觉顿致袁世凯的短信和12月下旬上海、天津、北京各大报发表情况作为有力的证据，虽然信中有“省亲”二字成为疑点，但作为向袁世凯编造的理由，其落笔本有相当的随意性，无法推翻由多种证据形成的大局，所以此信写于12月12日是可信的，当日梁启超在大连停留，故此信应是1915年12月12日写于大连。
在此日之前的民初政局中，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梁刚从日本回国就接受了袁世凯每月三千元的馈赠，并且积极组建进步党大力帮助袁世凯打压国民党。即使在袁世凯解散国会、逼迫进步党内阁下台之后，梁启超虽然对种种复古倒退的措施不满，但是仍认为袁是唯一可以稳定中国的人物，继续给袁世凯以消极的支持。1915年夏复辟帝制的运动兴起以后，梁启超公开反对，但是还希望袁世凯能悬崖勒马、维持政局的稳定。直到帝制运动已完全不可逆转，梁才终于决心反袁，这封标志梁袁决裂的信写在12月12日并非偶然，因为这一天正是袁世凯公开背弃共和、接受帝位的日子，从此两人关系彻底决裂。梁启超以必死的决心南下策动讨袁，一到上海就把这封信作为公开宣言发表于各大报纸，后来即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以谋妥协，梁启超仍始终坚持非袁下野决不息兵，最终导致袁世凯的败死，所以梁启超在这个特定日期写成的信可以看作是梁袁关系从合作走向决裂的分水岭。
【收稿日期】2003年1月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