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语义观与结构语义学研究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学论文,语义论文,结构论文,模式论文,索绪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语义”，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意义”。“意义”这个词的“所指”纷繁复杂。人类对意义问题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有理论和实用两条路线的分别。最早推究“意义”之意义的当属哲学，哲学家们最关注的是语言、现实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语义”(语言的意义)自身的探讨，无论东西方早期都是基于实用态度，侧重于典籍词义的辨正和词源学的研究。语义学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并不长，1893年法国语言学家布列阿尔(Michel Bréal)首次使用了今天通行的“语义学”(法语为 Sémantique，英语转写为semantics)这一名称。随后他出版了《语义学探索》(1897)，不过这本标志性著作虽然深化了传统语言学对词义的研究，但并未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依然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词义演变规律，直到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语义理论才逐渐建立起来。
在人文科学范围内，20世纪是一个对语言和意义问题高度关注的世纪。语言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文论家、符号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领域积极开展语义研究，产生了语言学语义学、哲学语义学、逻辑学语义学、符号学语义学、文学意义论等多个领域的不同语义研究模式。在语言学领域，真正具有开拓意义的现代语义研究是随着结构语义学的产生而得到发展的。结构语义学的研究模式，不仅开启了现代语言学的语义研究，而且也促进了结构符号学和结构文论有关符号意义和文学意义生成的研究。
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来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的语言学说，本文将以索绪尔的语义观为切入点，分析结构语义学的研究模式在语言学领域和文学符号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指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分析其理论方法的局限及其思想根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索绪尔没有专门讨论过语义问题，前辈和时贤多论及其语言观，少有人深究其语义观；对于结构语义学，语言学界和文学符号领域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也许是因为分属两个辖域，尽管理论来源相同，相互的对话和交流却很少。在语言学界，我们虽然熟悉结构语义学中的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却有可能对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格雷马斯(A.J.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了解不多，因为符号学的研究在语言学讨论范围之外。
一、索绪尔的语义观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学研究有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看法，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众所周知，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问世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历程。1907—1911年期间他在日内瓦大学为学生连续开设了3次普通语言学课程，他那富有创见又充满智慧的语言学思想在听众中引起了反响。索绪尔逝世后，他的同事和学生根据学生们听课时记下的课堂笔记以及他留下的一些有限的资料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编辑本)，该书的出版使这位语言学大师的思想得以为世人了解，其语言学思想对20世纪的语言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20世纪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源泉。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不依赖其他学科的、自主的语言学，为此，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语言学主张，认为尽管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它有自己的界限和定义。为了阐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索绪尔首先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确立了语言在言语活动研究中的首要地位。其次，他区分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指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在研究方法和原则上的不同。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种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尽管符号学在当时还只是索绪尔的一个设想)。他将言语活动研究中有关语言和言语的研究、语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区别开来，是为了强调共时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优先地位。
就史料来看，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阐述中没有专门地讨论过语义问题，但他对语义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与传统的语义学思想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索绪尔的语义观与其语言观一脉相承，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符号是音义构成的统一体，不能将意义从它们的物质基础中分离出来，因为抽象的概念不属于语言学范畴
索绪尔避开了哲学家们关于意义与指称关系的论争，明确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他把语言符号视为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由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而成。为了说明概念和音响形象的依存关系，他将语言比作一张纸，概念和音响形象好比纸的正反面，是一个难以分割统一体，只有两者保持着联系，语言学家研究的才是具体的语言学对象。对语言符号中的音响形象和概念部分，索绪尔还有一种表述方式就是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为符号学所接受，而语言学界更为通用的是直接将它们视为语言的声音和意义部分。那么，“语义”的内涵到底怎样？是所指及其所代表的概念吗？不是。索绪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试图考虑意义本身，把意义完全从声音的基础即从它们的物质基础分离开来，那么我们从事的就不再是语言学，而是心理学了。抽象概念是存在的，但既然这不再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不能把这些抽象概念作为属于语言的抽象实体。”[1] (页93)这样的表述实际上说明，语义单位的确定是同语言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汉语的“松树”是个双音节词，由两个符号(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即语素)组成，在“松树”这一符号序列里，符号“树”(shù)的语义不等于“树”的概念，而是指该语素的语素义。
对于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索绪尔态度非常坚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把语言变化分为语音变化和意义变化两部分，并且把它们对立起来，对此索绪尔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符号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在时间上的变化相连，语言符号的变化应该视为所指和能指关系发生转移，并由此形成了彼此间一种新的对应，孤立地看待能指和所指的变化是片面而且不充分的。
(二)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语义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语言单位的意义，即属于共时事实中的系统部分，而不是言语单位的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构成语言符号的实体是语言单位。语言单位是在语链中排除前后的要素，作为某一概念的能指的一段音响，它可以是比词小的有明显意义和作用的部分(语素)，也可以是比词更大的组合体(复合词、熟语)，但是句子属于言语，而不属于语言，不过，一切按正规的形式构成的句段类型属于语言。由于不能直接掌握语言的具体实体或单位，尽管词同语言单位的定义不完全一致，索绪尔认为，在研究时可以将词当作与共时系统实际要素相等的标本来看待，以词为材料进行研究。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索绪尔所关注的语义主要指属于语言单位的词的意义。
索绪尔确定的“语言的语言学”不研究句子以外的超语言单位，句子形式属于语言，而句子作为话语表达形式则属于言语，超语言单位属于“言语的语言学”。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个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性质，这也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
(三)语言不是一个分类命名集，而是一个价值系统。在特定的语言系统中，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因此，语言单位的意义不仅仅是与一定的音响形象相连结的“所指”
索绪尔从经济学中引进了“价值”(value)概念，用以说明他的语言理论。“价值”的概念体现了要素间的对比性。索绪尔认为“价值”由两方面确定：1.由可交换的非类似物所决定；2.由可比较的类似物所决定。具体说来，要素从属的系统是价值的来源之一，系统导致了要素的产生，要素间彼此的对立和差别是价值存在的条件。
索绪尔反复强调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认为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做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是很大的错觉。在一定的语言系统中，作为某种语言的特别要素的意义是不能在逻辑上预先规定的，就词来说，如果词的任务是在表现预先规定的概念，那么，不管在哪种语言里，每个词都会有完全对等的意义，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词的内容除了依靠作为听觉形象对等物的意义来判别外，还要借助于在它之外的东西(价值)才能真正确定。他以法语的mouton(“羊，羊肉”)和英语的sheep(羊)为例，这两个属于不同语言系统的词可以用来指称同样的事物，但是没有相同的价值。这种看法很有道理，由于不同语言属于不同的价值系统，我们在进行语言间的对译时，确实很难做到“信、达、雅”。
(四)在共时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和差别为基础。句段关系(即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即聚合关系)是语言各项要素间关系和差别得以展现的方式，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语义
索绪尔把语言研究分为共时态和历时态，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他以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为例，指出语言状态实际上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在现实的言语活动中，语音形式的变化总是最先被人察觉，而意义上的变化却很微妙，新旧意义同时出现在共时态中，但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基础上的，共时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些语言事实的本质。
在《教程》通行本里，索绪尔有个流传甚广的著名论断，即“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2] (页169)，这句话是要阐明一个道理：在共时状态中，语言符号借助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起作用。具体说来，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使得语言要素在现实话语中表现为一个挨一个的组合序列；要素间的对立和联系，又将那些不在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联想系列。要素在句段中因与前后其他要素的对立取得它的价值，而由心理联想构成的集合并不限于把呈现某种共同点的要素拉在一起，心理还抓住在每个场合把要素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关系的性质，从而有多少种关系，就造成多少个联想系列。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种根本的关系，语义系统也不例外，以声音为依托的所指成分在组合与分布中因对立和差异而确定价值，也会因相互间的联系构成联想关系。结构语义学中对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分析，以及同义语义场和反义语义场的研究就是基于这一原理。
综上所述，索绪尔的语义观是共时语义观、结构语义观，他没有把要素的意义与“所指”代表的概念简单地画等号，而是把词的意义视为可比要素与其对立的可交换的概念之和，只有靠围绕它的成分(以组合方式围绕它的成分，或以联想方式围绕它的成分)的协助才能确定。因此，语言要素的意义属于特定语言系统，并且是在系统中产生，由系统内部与之相关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对立和差别使每一项要素与其他要素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而且在表达意义方面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我们认为，共时语义观作为一种理论假设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引导，它有助于人们明确自己的研究目标，选取一个合适的观察点去认识面临的语言事实。在以索绪尔语言学说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结构方法成为现代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语义研究由此从历时研究走向共时探讨，出现了现代语义学的第一个流派——结构语义学。
二、语言学领域的结构语义学研究模式
在语言学发展史上，语义学起步最晚，19世纪末才有了自己的名字。由于研究对象复杂，研究范围难以确定，在语言学各个分支领域中，语义学发展的进程比较缓慢。20世纪上半叶，与结构语言学的发展相应，语义学领域里出现了一种运用结构方法来研究语义问题的模式——结构语义学，这种研究模式打开了语义研究的新局面，其最有价值的是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也称成分分析法)，研究者中以英国语义学家乌尔曼(S.Ullmann)影响比较大。
(一)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欧洲大陆。20世纪初，一些研究者由历时性的研究转向共时性的研究，由研究一个词的语义变化转向研究词与词的语义关系，并提出词汇场的概念。1934年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J.Trier)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了语义场理论，其主要观点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全部词汇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中，系统中各个词项按意义聚合成为若干语义场，每个词的意义都取决于同一语义场内其他词的意义，当某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后，与之关系密切的词在词义上也会随之调整和变化。语义场实际上体现了语言要素在语义方面的聚合关系，是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点的具体实践。根据这一理论，研究者们分析了亲属语义场、颜色语义场、方位语义场等聚合体，并且对词与词之间的同义、反义、多义、上义、下义等多种语义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语义场理论主要研究词义系统，这一研究模式与传统词义研究不同，不是孤立地追溯单个词在语义上的发展变化，而是强调共时状态下，语汇中的词在语义上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是说，要确定一个词的真正涵义，必须了解它在所处语义场的位置，分析比较这个词与同一语义场中其他的词在语义上的联系。语义场理论只限于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没有对词义内部结构作进一步分析，在语言学界起初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义素分析法
20世纪4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在继承和发展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语言成分分为“内容”和“表达”两个平面，这两个平面又各分为“形式”和“实质”两层。他赞成索绪尔关于“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观点，认为语言学只研究形式即结构关系。“形式”包括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自己的最小要素，“表达形式”的最小要素是音位或音位特征；“内容形式”的最小要素是语义特征。叶尔姆斯列夫提出可以把对比替换的结构分析法引入语义研究，遗憾的是这项研究他没有展开。
在语义结构分析方面首先进行尝试并产生影响的是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音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语言学家根据对立原则对音位及其区别特征所作的分析使人类学家深受启发，他们采用类似音位分析的方法把各种语言中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分解为一系列语义成分，并加以比较和描写。一种用以分析语义结构的“义素分析法”由此产生，这种分析方法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并被广泛使用，义位、义素、义丛等概念构成了现代语义学的术语体系，人们将义素分析法与语义场的研究联系起来，不仅深化了语义场的研究，也促进了词义微观层次的分析。
现代语言学的总体目标是要对语言学进行科学的分析，义素分析法可以说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在语义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人们对语义进行科学分析的一种有益尝试，所作分析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具体说来整个分析主要有4个步骤：
1.确立对比词群；
2.依据“二元对立”的分析原则确定共同义素和区别义素；
3.区别义素的类型和不同层次；
4.进行规范化的语义成分描写，所描写的语义成分不属于任何一种自然语言，而属于元语言。
依据这样的分析，男子、女子、男孩、女孩这4个词可以作如下描写：
男子：[人]、[+男性]、[+成年]
女子：[人]、[-男性]、[+成年]
男孩：[人]、[+男性]、[-成年]
女孩：[人]、[-男性]、[-成年]
从以上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结构语义学模式较之传统的义项分析和词义描写表述更科学、描写更细致，它能清楚简明地说明词义的结构、词义之间的异同以及词义之间的各种联系，有助于人们学习和掌握，也有利于词义研究和描写，所以，尽管结构语义学流派早已成为历史，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却还保留在词汇语义研究领域中。不过，语义系统毕竟不同于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且相对封闭的语音系统，它所涉及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早期的结构语义学研究模式只是把着眼点放在词这一层面上，而且偏重于聚合关系的分析，虽然为了客观明确，人们在分析时已经尽可能简化处理，但是语义分析难以把握和验证的困扰始终挥之不去。后来人们开始尝试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相互作用中研究语义场，在分布中观察词义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J.卡茨和J.A.福多等生成语法学家开始关注语义，他们以义素分析法为基础，设计出一套元语言来给自然语言下定义。例如“单身汉”一词含有人、成年、男性、未婚等语义特征，这些语义特征还可以“形式化”。在生成语法理论中，语义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语义学不仅要描写词的意义，还要构造出与句法表达式相关的语义表达式，以句法为中心的语义研究成为当代语义学研究的一个发展倾向。
三、符号学领域的结构语义学研究模式
符号学领域的结构语义学研究主要在欧洲。当今世界符号学研究有三大动力源：法国、美国、苏联。法国是符号学的重要阵地，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巴黎聚集了一群国籍、背景不同却对意义问题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他们后来被统称为符号学“巴黎学派”，其创始人及核心人物是立陶宛裔法国语言学家、结构主义思想家格雷马斯。这一派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
1.其主流的研究模式不是哲学、逻辑学方向的，而是语言学方向的，理论基础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说；
2.作为语言符号学，其研究又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许多符号学家都从事与文学有关的研究，所建立的一般符号学原理主要是按照文学符号学的策略来拟定。
“法国学派”鲜明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格雷马斯20世纪60年代对结构语义学的研究上。格雷马斯早期的研究领域是词汇学，他把词汇学视为一门能够向人文科学提供强大理论工具的方法论工具的学科，因为它是语言学中唯一关注意义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格雷马斯转向语义学研究，1966年其代表作《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出版，这是法国百年来第一部语义学专著，也是符号学“巴黎学派”的奠基之作。在这部经典著作里，格雷马斯吸收了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对结构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非常系统的阐述和严密的论证，他试图把义素分析法推广到话语领域，并借鉴语言学模式建立符号学分析模型。
(一)格雷马斯关于语义分析的理论阐述
格雷马斯把语义学戏称为语言学的穷亲戚。尽管在当时语言学语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对于语义学是否有一个同质的研究对象、能否确立自己的研究体系人们还心存疑虑。面对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困难，格雷马斯把感知作为获取意义的非语言性地域，并把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作为第一批操作性术语。用“能指”来指代外在于人的，能使意义出现在感知层面的成分或成分组合；用“所指”来表示“能指”所覆盖的、并因“能指”的存在而得以显示出来的单个意义或多重意义。
格雷马斯认为语义学的任务不是对自然语言中所有意义进行详尽的描写，而是旨在建立一种描写性元语言基础，根据这个共同的基础来记录和统一意义描述的程序。他首先讨论的是意义的结构，认为结构是意义的存在方式，以衔接两义素的关系为特征，换句话说，一个对象词项单独在场没有意义，意义预设关系的存在，词项间关系的存在是意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格雷马斯对结构的界定显然是索绪尔式的，不过他考虑的不仅是意义结构的“存在方式”，还考虑这些结构在交流行为中的“出场方式”。
话语是语言的显现，是交流的产物。交流是一种行为，格雷马斯认为交流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意义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自由的，不过这自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他把话语看做是交流行为完成后的产品，是自足的，认为话语表达实际上处于一系列先验的限制中。一方面，这些限制首先来自语言内部，所有用来给语句明确赋值的义素只能在已有的形态和语义类别中去寻找；另一方面，交流的自由还受制于习惯，在语言方面，习惯表现为重复。因为人在社会中生活，作为产生事件—信息的总体环境是相对稳定的，许多情境会反复出现，相应地会产生相同或可比的信息。
传统语言学对意义的研究只限于词义，由音位分析发展而来的义素分析方法对观察词义的微观层次很有效，对于语言单位其他层次的意义是否有效则很难断定。不过，格雷马斯对此却显得很有信心。在他看来，词位是一个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交际单位。稳定性虽说是相对的，但它能使我们在考察一个词位内各义素之间关系时，把这类关系与更大交际单位内(词组)的义素间关系看做属于同一性质，并假使两者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描写。也就是说，“包子”、“面包”、“黑麦面包”这些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从语义的角度看都属于同一性质，可按照同样的程序加以处理[3] (页51)。这样的表述为他进入话语的语义分析奠定了基础。
在话语交流中，信息总是被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对于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人，意义的多层集合会产生出一个同位信息，这有助于相互间的交流。然而，实际话语在表达时常常呈现出多义性，从研究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和背景知识，人们很难描写一个新信息不断涌现的开放性语义世界，并准确地确认话语的同位信息。格雷马斯认为文本相对的封闭性也许可以给话语语义分析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因此他把研究转向文学文本的语义分析。
(二)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分析模式
受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的影响，格雷马斯把意义世界分为内在世界和表征世界两个层面，并在这两个层面上又区分符像层和语义层两个意指层，有关语义的研究就在这几个层面展开。
话语的存在方式是通过词这个结构单位来显现的，同语言学领域的语义分析一样，格雷马斯把词位作为一个观察点，按照语言学模式首先区分出所指层面的义位，并就此分析出语义的微观世界。他把义位的构成方式确定为：义位=义素核心+语境义素(即义素形象+类义素)。核心义素由极少数稳定的义素组成，是一个不变量；语境义素是每个语境类共有的语义特征，是一个的变量，其表征保证了信息和文本的“同位性”。语境义素是比词位大的话语单位，语境在话语中得以实现时，就对各义素形象之间是否兼容起着作用，两个义素核心都能与同一个语境义素组合，那么它们就是兼容的。比如，在“山头”这个词位中，“头”的义位可以描写为：端点+纵向。其中“端点”为义素核心，“纵向”为语境义素，它是“山”和“头”共有的“语境义素”，它们因此在组合中相容。
格雷马斯语义分析的目的是说明语句和语句序列的意义。他认为无论表达是由“自然”之物构成还是由音位或笔画构成，对其意义分析的程序不变。但是从义素分析进入话语分析并不那么简单。话语既是能指和所指的会合地，又是意义发生畸变的场所，格雷马斯认为话语层面可能呈现为同质的，也可能表现为异质的。说话语层面是同质的，是因为无论在哪个语言单位内，互相联系的义素可能属于不同的义素系统，义素的异质性以同质的方式分布在话语之中，而且义素之间或义素集之间的关系独立于相关的语言单位——词、词组或句子，其结构形式有限。不过话语层面从整体上又表现为一种固有的异质性。对于如何观察这种异质性，格雷马斯根据索绪尔有关关系和差别的理论，在话语层面区分出两种意义关系：一种表现为话语内部纵聚合轴上的单位，一种则是在同一个话语中排列成横组合轴。
话语语义分析是一项很复杂的事，格雷马斯将话语语义的描述程序确定为：1.建设语料库，2.确定描写规范以及独立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句法，3.对于冗余成分进行清减，构建文本分析模型，也就是把信息清单转换成结构。他首先把语句简化为一个语义信息结构，这个语义信息结构由一个“述谓”和至少一个“行动元”构成，“述谓”先验地预设了“行动元”的存在，在研究时，应最大限度地把它们改写成描写语言表征层上的义素群，以便进行形式化分析。他把文本的情节看做是和语句相类似的语义结构，可以进行结构分析和形式描写，为此他提出三组二元对立的“行动元范畴”：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动者，并构建了一个神话行动元模型[4] (页257)：
发送者→客体→接受者
↑
辅助者→主体←反对者
如图所示，这个模型是围绕主体所追求的欲望对象(客体)组织起来的，欲望对象客体位于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中间，主体的欲望则透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格雷马斯运用语义分析程序对苏联文论家V.I.普洛普分析的俄罗斯民间童话重新作了分析。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指出：“从根本上说，格雷马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普洛普的创见的发展和提炼，而他的最终目的是和普洛普一致的：确立基本的情节‘形态变化表’，全面探索他们的组合潜能，换句话说，就是探索结构主义者所谓的叙述的组合，或生成故事的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亦即生成故事情节那种叙述能力，简言之，文学的语言。”[5] (页96)
格雷马斯运用结构方法从语言学的语义分析转入叙事结构的建构，试图从对词语义位的分析引出文本意义的分析模式，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符号学领域肯定了他的探索精神，但是文论学家们并不满意。在他的语义研究模式里，话语就是超句子的组织，而没有对现实的任何参照，清减“冗余成分”构建文本分析模型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文学的表现力，因为从某种意义说，文本意义的建构有可能在文字书写以外。
四、结语
语言是离散性的，思维却是非离散性的，语音和语法这些要素帮助人们通过有限的“分节”组合表达无限的意义内容，语义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也在符号的各级组合中得到相应的语义单位。比如义素——义位——语素义——词义——义丛——句义——段落义——篇章义，这些与组合单位并行的语义单位是否可以看做大小不等的义素集我们不好断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词的结构层次和意义关系相对于句子单位要简单得多，而句子是最基本的话语单位。超句组织的话语结构与句子的结构并非同构，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由语言单位构成的组织结构，而是涉及许多语境因素和风格要素的言语表达结构。话语在意义表现方面是开放的，多维的，动态变化的，因而也是多解的。
结构语义学研究模式无论是在语言学领域还是在符号学领域都是在20世纪结构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语言学的结构语义学关注的是词内部的语义结构以及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对语义在话语层面的表征并不感兴趣，其研究模式比较符合索绪尔对语言研究框架的设定，但是所作分析远不如音位分析那么有效。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结构语义学更接近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其立足点虽然也在词这一层次上，关心的却是语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显现。格雷马斯在理论上最大程度地遵从了索绪尔的语言观点，但是在实践上，他从语言跨到了言语。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语言作为社会现象，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言语则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索绪尔的结构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对语言和言语区分基础上的，他认为“要用一个观点把语言和言语联合起来，简直是幻想”[5] (页42)。无论这一断言是否准确，格雷马斯所设定的理论目标确实很难实现。
结构语义学作为一种分析模式无论在语言学还是符号学领域都遇到了很多难题，因此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半个世纪过去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为语义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思路、新方法，前人有益的探索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人们对语义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假设和操作简便的分析程序依然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