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学理念之重温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论文,教学理念论文,叶圣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圣陶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从1912年开始任教至1988年去世，在长达76年的教育工作中，他立足社会生活实际，通过教学、创作、编辑、研究、考察等诸多途径，对语文教学做了持久深入的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思考，提出了有关“听”“说”“读”“写”和“语言”“思维”“课内课外”等方面的语文教学原则，建立了涵盖“写作”“阅读”“听说”“书法”“教材”“学生”“教师”等较为完备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凝结成以“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的语文教育思想。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叶圣陶对语文教学的诸多操作细节也进行了系统而卓有识见的探究总结，其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宝贵财富。
毋庸讳言，新课改十年来，我们已较少提及叶圣陶，似乎有意回避他。出现这种情况，与十多年前，语文教育界关于语文教育思想的大讨论有直接关系。那场讨论将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作为核心议题，讨论的结果体现在教育部先后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新“课标”）中，表述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个表述被认为是对叶圣陶语文“工具论”的反拨与修正，似乎也表达了对叶圣陶的否定或部分否定态度。姑且不论这些观点的是与非，客观事实是，这场讨论推动了新课改的步伐，一直走到今天。
走在新课改继续推进的道路上，回望十年历程，笔者以为，有必要以十年课改实际情况为依托，重新审视叶圣陶。
一、正确认识语文教学，改进作文教材
1942年，叶圣陶在自己主编的《国文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认识国文教学》的发刊词，他说：“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更多多和学生接触，熟悉学生运用国文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的能看能做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①
叶老的这段话发表在70年前，那时距1919年白话文运动不过23年，在当时算是国文（语文）教学的新问题。这里，叶老衡量语文课程有没有成绩的标准是：学生在“能够看书，能够作文”方面是否“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时至今日，笔者以为，这仍然是最重要的标准。如果我们的语文课程不能让学生受益，不能对学生有所“帮助”，自然不是成功的语文课程。当时，叶老这样分析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赅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需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旧式教育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②
在这段论述中，叶老敏锐地洞察到，当时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国文教学“守着古典主义”（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守着利禄主义”。简言之，一是脱离现实生活，一是学习目标错误。70年过去，10年新课改之后，语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是否有了根本改观？
从“应试”这个现实问题谈起吧。
现实生活中，同其他学科一样，语文教学无法回避“应试”问题。客观现实决定，“应试”并非学科教学所能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快速腾飞，人才选拔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寻求公平途径，“考试”成为现阶段最佳手段，“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这与语文学科教学及学科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学科教学只能选择面对考试。
只是，学科教学应该寻求科学合理的办法解决“应试”问题，绝不能以“应试”为目标。在这方面，叶老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对“应试”问题给予了热情关注。1979年，叶圣陶先生做了题为《去年高考的语文试题》的文章，摘录如下：
过去的入学考试，作文一项总是出个题目，让考生做一篇文章。这一回却选了一篇一千七百多字的论文，让考生仔细阅读之后缩写成五六百字，要求缩写以后仍然是一篇完整的论文，还要求突出原文的中心思想，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原文的主要论点。要求提得具体、明确，考生就有所遵循，不至于对着考卷发愣，胡诌一篇了事。
但是，做这样准备的考生绝不该受到责备。语文试题中既有命题作文这一项，所占评分的比率又比较大，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去年高考不再命题作文，不是出个题目让考生发挥一通，可能把千百年来不良的老传统从此杜绝了，所以我认为值得大大称赞。③
回顾叶老这篇小文章，我们热切期望当下的语文教学能够对考试问题进行深入而科学的研讨，尤其期望高考命题者能切实把握考试与教学的关系，把“命题”工作做得更科学、更合乎学科本质要求。命题工作应该是语文教学的关键一环，命题者也应当对学校教学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对语文学科本质有深入认知与把握。我们必须树立起一个正确认识：命题者也是语文教育工作者，而不应该是高于语文教学的“考试操控者”。
遗憾的是，当下语文教学存在诸多“脱节”现象，这大约也不是语文学科独有的现象：一线教师承担“教书”角色，命题“专家们”承担“出题”角色，阅卷同仁承担“给分”角色，教材编写者承担“编教材”角色，各级机构还有教育“行政管理者”“专职教研员”，社会上还有一批“教育培训者”以及“专营”教辅材料的人，如此等等，不能不说是一种悲情的社会现象。
叶老说“做这样准备的考生绝不该受到责备”，因为这是应试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也可以说，老师们在一线教学中针对考试所做的“应试”准备，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不容回避。但是，我们也同叶老一样，迫切希望“可能把千百年来不良的老传统从此杜绝了”！而新课改十年来对考试与教学关系的研究尤其缺乏，“应试教育”的风气愈演愈烈，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浑水摸鱼，情况越来越糟。
新课改十年来，高考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试题，像命题作文、话题作文、各类材料（含看图）作文等，命题形式并无突破，题目内容少有亮点，甚至导引来一些不健康的写作风气。通过考试上了大学的学生仍然存在写作表达方面的困难，甚至文笔都不通顺：作文考试没有能够帮助一线教学实现写作指导的实质性突破。作文命题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叶老对一般学生在写作方面的要求。1962年，叶老说：“所谓通过写作关，目的在能顺顺当当地写好一般文章，记事记得一清二楚，说理说得明白晓畅。文艺创作是另外一回事，先要通过了写作关，才谈得上文艺创作。在中学阶段，语文课教学生作文，并不希望学生从事创作。”④
需要说明的是，叶老并不反对学生从事文艺创作，只是表示语文课的任务不在要求学生从事文艺创作，而在“通过写作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学语文教学还没有能够达成这样的认识，对学生难过“写作关”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期望学生都是“文艺创作”者，也算得一种好大喜功的教学“思想”吧。
另一实际情况是，作文教学实践无法脱离语言训练、思维训练——这是帮助学生“通过写作关”的基本途径。在我们为许多错字病句频出、思路杂乱不知所云的学生习作汗颜的时候，须意识到语言表达与思维训练的重要。在这方面，叶老早已论及，他在《论写作教学》开篇写道：“国文课定期命题作文，原是不得已的办法。写作的根源是发表的欲望；正同说话一样，胸中有所积蓄，不吐不快。同时写作是一种技术；有所积蓄，是一回事；怎样用文字表达所积蓄的，使他恰到好处，让自己有如量倾吐的快感，人家有情感心通的妙趣，又是一回事。……作文既以表达所急需的为目的，对于一字一词的得当与否，一语一句的顺适与否，前后组织是否完密，材料取舍的是否合宜，自然该按照至当不易的标准，一一求能解答。”⑤
帮助学生养成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好习惯，是语文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叶老在这里不仅表明要激发学生“发表的欲望”，更具体要求作文“对于一字一词的得当与否，一语一句的顺适与否，前后组织是否完密，材料取舍得是否合宜，自然该按照至当不易的标准，一一求能解答”，这一要求是实事求是的。
对于语言表达，叶老早在1947年就有相关思考：“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⑥
1953年，叶老说：“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绝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绝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干巴巴的，人家绝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就像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干巴巴的。”⑦
承担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的任务，是语文学科的使命之一。早在1919年叶老就提出教材“只宜用来帮助思考”，到1984年，他还强调“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思维，训练语言”。
叶老对语文科“训练”要求的认识，还体现在他所编选的教材中。1930年，叶老与夏丐尊合编《国文百八课》，主张把“学习国文的目标侧重在形式的探究”，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中，叶老有一段陈述：“竟有许多青年在学校里学过好几年国文，而文章还写不通的。其原因也许就在学习未得要领。他们每日在教室里对着书或油印的文选，听教师讲故事，故事是记得了，而对于那些表现故事的方法仍旧茫然。难怪他们表现能力缺乏了。”⑧
进入21世纪十多年来，许多地方和学校编辑了为数不少的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教材，是值得肯定的，但包含许多必修教材在内，编辑思想与教材体例仍相对陈旧甚至严重滞后。单就写作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套教材能够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例，“表达交流”方面，这套教材必修1至必修5，每册一个单元，含五个专题，其中一个专题针对“口语交际”，四个专题针对“写作”，分别是：
必修1：
心音共鸣 写触动心灵的人和事
园丁赞歌 记叙要选好角度
人性光辉 写人要凸显个性
黄河九曲 写事要有点波澜
必修2：
亲近自然 写景要抓住特征
直面挫折 学习描写
美的发现 学习抒情
想象世界 学习虚构
必修3：
多思善想 学习选取立论的角度
学会宽容 学习选择和使用论据
善待生命 学习论证
爱的奉献 学习议论中的记叙
必修4：
解读时间 学习横向展开议论
发现幸福 学习纵向展开议论
确立自信 学习反驳
善于思辨 学习辩证分析
必修5：
缘事析理 学习写得深刻
讴歌亲情 学习写得充实
锤炼思想 学习写得有文采
注重创新 学习写得新颖
乍一看，必修1至必修5对写作与口语交际问题似作了“系统”安排。仔细一想，写作教学似又不能在短时间内（这套教材正文之前的“致同学们”中说：必修共5册，所有内容需在不到一个半学年内学完）“各个击破”，也无法“各个击破”。从内容表述看，必修1、2针对记叙文，必修3、4针对议论文。这其中，必修1强调一个“要”字，大约是要在必修1为记叙文确定“标准”；必修2、3、4、5强调“学习”，大约是指导学生掌握一些写作的技巧或方法；必修5突出文章要“写得”怎么样，突出的是表达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乃至于掌握了这些“标准”“技巧”等之后，是否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技巧”毕竟是“皮毛”，“标准”毕竟没有“个性”，缺乏思想，缺乏写作欲求，缺乏个性，缺乏文字基本功，是无法写出好文章的。
与此相应的是，必修1至必修5，每本书都有4个单元共约13篇“阅读鉴赏”文章，教材编写者明确指出，“阅读鉴赏”是这套教科书的“主体”。显然，写作部分是“次要内容”——教材对写作做如此安排，肯定不是成功的。相较叶老对于“写作教学”和“听说教学”的阐述，这样安排也是简陋的——单就作文指导的过程来说，叶老对“命题”“审题”“批改”“评讲”等都有详尽阐述，充分显示出作文教学的实践特色。
下面，以叶老对“命题”部分的阐述为例，一窥其作文教学思想之一斑：
（一）出题目是门学问
1.命题作文是重要的训练方式，出题极为重要，不可被忽略。
2.命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所命之题，确乎有优劣之别。
4.传统命题问题的消极影响。
5.题目出得好，绝非易事。
（二）题目出得不好的消极作用
1.易于阻塞发表自己东西的途径。
2.甚至把学生的头脑搅糊涂了。
3.达不到写作训练的目的。
4.难以准确测出学生的实际写作水平。
（三）命题的操作要则
1.目标要明确。
2.范围要适切。
3.内容多启发。
4.取材要广博。
5.方式要灵活。
6.功能在实用。
（四）命题的技法
1.站定立足点：设身处地为写作者着想。
2.搭准学生脉搏：钻到学生心里去出题目。（叶老有一个著名观点：题目生根于思想感情）
3.摸清学生家底：应揣知学生之所蕴蓄。
4.教师决不越位：排除自己成见与偏好。
5.要留有余地：不把题目出僵了。⑨
“命题”是作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命题，是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课改十年来，作文“命题”的随意性并未得到改观。这里有“命题”与“教学”脱节的问题，也有对“命题”缺少研究的问题。重温叶老对“命题”所做的阐述，或有助于对此作深入反思。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理应在教材中得到充分体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语文教材中关于写作的部分仍然是粗糙的，甚至是缺失的。叶老对写作教学所做的总体论述与局部阐说，比如写作教学的具体原则：读写结合原则、练习与应需相统一原则、写生为主原则、通而且好原则、行中求知原则等，仍有待于我们深入学习，深刻领会。
二、如何达到“不需要教”的境界
叶老的教育思想反复强调：教语文的核心问题是要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最终臻于“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境界。
1961年，叶老明确指出：“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⑩
学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不能不说是每一位语文老师的愿望。要达到这一点，叶老强调语文课上的“训练”必不可少。“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叶老一贯强调“听说读写”并重的原则，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新“课标”则提出这样的观点：建设高中语文课程，……按“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同时应根据新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任务和学生的需求，努力改革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实施机制。（11）
新“课标”所说要按三个维度的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同传统上所说的注重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语文能力”，似乎有些差别，好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能力”的说法缺少了“人文性”，这是一种错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侧重于运用，运用的效果体现“能力”的高低，而“人文”属于精神情感，二者本来不在一个层面上。学生在熟悉使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知识”“能力”的需求并不能凭借“人文”获得。没有实际的训练手段帮助学生熟练运用语言文字，即使有好的想法，表达出来也可能是粗糙的。“人文”要透过学生的“知识”“能力”才能体现价值。帮助学生熟练掌握语言文字，语文课程实在没有办法回避。所谓“情感态度价值观”，如果离开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将没有存在的依托，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所以，从本质上讲，这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前两者在教学过程中属于实体存在，后者则属于通过实体存在体现出来的精神参与。就“语文素养”来说，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新“课标”中有“语文应用能力”“语文审美能力、探究能力”之说，这些能力的根基是什么？恐怕正是以“听说读写”为内容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吧。
关于语文“知识”和“能力”，新“课标”中也有表述：高中语文课程，……不但要使学生掌握口语、书面语交际的规范和基本能力，还要帮助学生养成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2）
这里提到“要使学生掌握口语、书面语交际的规范和基本能力”，笔者不由得想起叶老对于“语文”这个概念的阐述。1949年，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与胡绳等同志商定，将“语文”作为学科的名称。“语文”概念的含义，叶老在1964年做过如下阐述：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13）
“口语”与“书面语”两个概念，囊括了语文教学的所有内容，既包括“语言”“文字”，也包含“文学”。叶老对“语文”概念做辨析说明，实际上是为语文教学内容正本清源——厘清语文课程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在“人文性”口号的冲击下，原本重点属于“应用”层面的“口语、书面语交际的规范和基本能力”尽管出现在新“课标”中，但在实际教学评价时往往被视为无关创新的“死”的知识，俨然成为了“探索精神”“创新能力”的绊脚石。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应该扎实进行的基本能力训练被严重削弱，直接影响了学生口语与书面语言的表达交流能力。
对于“人文性”在语文学科中的地位，叶老早有论及：“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意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14）
叶老在这里指出：“思想性”“人文性”不是语文学科的专有特性。现在看来，新课改高喊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实有悖语文课程特点。这一点，潘新和先生也有深入的论述：“人文性是人文学科的共性。”（15）其实，哪一门学科不具有“人文性”呢？历史学科关乎人类历史进程，岂不更应该具有人文精神？物理学科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也具有“人文性”吗？“化学美”也是一种美，也具有“人文性”。笔者看来，“人文性”是所有学科的共性；专注于“听说读写”的指导，才是语文课程的要义所在。
叶老抓住语文课程特点，对于怎样“教”，如何“讲”，提出了相应原则。董菊初先生总结叶老秉持的语文教学原则，概括为：“文道统一原则”“听说读写并重原则”“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并举原则”“课内外一起抓原则”。（16）兹不赘述。
1978年，叶老做过如下讲话：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教师不该朝这样的好境界努力吗？再说怎么“讲”。我也曾经朦胧地想过，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17）
叶老强调要“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这类指导意见早已成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原则。新课改以后出现的诸多教学探索，实质上正遵循了叶老所提出的教学原则。
新课改十年了，学生的语文素养未见实质性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课改的新理念未能继承并发扬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合理的语文教学传统，在无视传统教学合理性因素的情况下，用“人文精神”消解了语文课程在社会生活实际运用中的基本功力要求。新“课标”也强调“语文课程应联系学生生活，加强语文实践”，但由于“人文性”因素的干扰，在语文课程中看重学生思路“发散”与思维“创新”，轻视语文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与运用，学生在语文学习根基不稳的情况下构建“人文”空中楼阁，直接影响了学生语文学习的实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还有“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突出语文课程的特点”“掌握自学的方法，养成自学的习惯，不断提高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18）的陈述，但语文教科书建设，如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突出语文课程的特点”？实际操作的办法与原则，恐怕不能求助于“人文性”，而要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培养能力，以“听说读写”诸要点来凸显语文课程的特点。而“掌握自学的方法，养成自学的习惯，不断提高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正同叶圣陶先生一贯提倡的那样：“此如扶小孩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以其欲达到不需要教，故随时宜注意减轻学生之依赖性，而多讲则与此相违也。”（19）
这也是叶老“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思想的一贯表述。这一思想，是叶老毕生教育智慧的结晶。1977年，叶老作诗二十二韵，诗中说：
譬引儿学步，独行所切盼。
独行将若何？诸般咸自办：
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
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
学者臻此境，固非于一旦，
而在导之者，胸中存成算。（20）
通过语文教学，我们的学生如果能够“诸般咸自办”，那我们的语文课程就是成功的语文课程，而要达到这一点，诚如叶老所言，做教师的需要“胸中存成算”。我们胸中的“成算”从哪里来？自然是从对语文学科及语文教学的正确认识上来。在语文教学研究与语文教学改革的路途中，我们需要创新与变革，也需要经常反省与调整。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我们变革与创新的基础，对优良传统的无端否定或视而不见只会导致迷失与茫然。叶老长达76年的语文教育实践探索总结出来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