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列宁晚年思想研究的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学者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列宁的晚年思想闪耀着光辉的异彩，新经济政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和东方革命的新思路是其中三颗灿烂的明珠。它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抛弃，也不是对列宁以前的理论和实践的自我否定，而是在新的力量对比中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备计划。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东方革命
西方学者提出，以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为标志，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路线性改变”。这一改变的内容主要有：实行新经济政策，接受资本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欧洲革命计划，实行和平自保；对世界革命前途绝望，把反对资本主义事业推给民族主义的东方。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是对列宁晚年思想的曲解或者误解，有必要进行商榷。
一
新经济政策作为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而又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中制订的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计划，是在两次战备退却中揭开帷幕的：第一次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退却到实行粮食税和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次由国家交换制退却到国家调节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其实质是在重新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解决社会主义战胜国内资本主义的问题。然而，西方学者片面地夸大新经济政策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允许小生产者贸易自由这一方面的含义。而对其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和逐步引导、改造小生产者的另一个方面却避而不谈，结果得出了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决定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课的路线改变的错误结论。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第一次退却的终点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他1918年春天提出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的起点。《论粮食税》一文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正是从重述1918年5月《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书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俄国过渡时期五种基本经济成分的内容开始的。1921年8月列宁驳斥孟什维克所谓的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就味着共产主义在苏俄破产的论调时，写道：对于那些幸灾乐祸地大喊大叫的孟什维克。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我们早在1918年春天就出现了路线改变,那么也就必须承认俄共（布）十大上提出的退却不是路线改变。
新经济政策不同于1918年春天之处,是在它实行第二次退却时才提出来的:1922年10月列宁发现由于私人市场比社会主义市场强大,农民把大部分产品都卖给了私商,这表明原来设计的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计划失败了,因此有必要从国家交换制进一步退到由国家调节商品买卖和货币流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尽管如此，第二次退却依然没有改变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调整性质：
第一，从这次退却的性质上看，列宁多次强调它依然是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只不过是撤出旧阵地，占领新阵地。后来，列宁又把它比喻为攀登一座非常险峻的高山。登山者已经爬到了世界上没有人登过的高处，但发现按原定的方向和道路已不可能达到山顶，因此他必须先转身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更容易失足，但却保证他再次迅速地向顶峰进击。由于他往下走时的目标依然是顶峰，因此是决不会回到山底下去的。
第二，从这次退却的内容上看，它是允许与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同行并举。列宁坚决反对在允许私人存在的问题上放任自流，强调党和政府应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私营商业进行斗争上，加强国家对它们的调节和监督，以便条件成熟后再次把它们排挤掉。例如，列宁指示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掌握整个贸易额的十分之九；列宁号召共产党员迅速学会经营和管理，以便在竞争中战胜私人资本主义；列宁强调必须使租赁企业处于国家的经常监督之下，以便随时打击资本家行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盗窃国家资财的活动；列宁还要求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盲目性。
第三，从这次退却的时限上看，列宁从一开始就申明它是短暂的。果然，实施第二次退却后五个月左右，列宁就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们实行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我们提出的另一个目标是：部署力量转入进攻！
西方学者认为苏俄停止退却后依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因此列宁这一决策同以前相比并无实质性的不同。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列宁这一决策形成的原因上看到它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
第一个原因是党内出现了放弃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严重危险。早在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之前，米柳亭等人就以吸引外国资本参加对苏俄贸易为理由，要求取消这一制度，主张不仅向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也向私人发放许可证，准许将现金、外汇和各种贵重物品汇到或运到国外去购买食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经过争论，作出折衷性决议，在重申这一制度的同时允许各地区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同外贸人民委员部达成协议，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会后，索柯里尼柯夫、米柳亭、布哈林等人继续要求取消这一制度。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允许私商作为农民和国外市场的中介人，由他们向农民采购粮食和原料出口，并允许外国资本把苏俄的贵金属席卷一空。1922年3月5日,列宁就把他们要求放弃这一制度的建议写信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尖锐地指出：现在有钱的外国人在盗窃苏俄，我们切不可为他们的盗窃活动提供方便！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停止退却的决策。显然，这一问题上出现的严重危险，为列宁确定退却的最终界限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第二个原因是出现了危害苏俄主权和独立的危险。早在1921年1月,他又提议为了同美国改善关系,最好在政治上实行退却,修改苏俄宪法，让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获得代表权。国家计委中也有人主张把整个库茨涅茨克、乌拉尔和顿巴斯矿区以及许多条铁路都租让出去。热那亚会议筹备期间，英法帝国主义力图迫使苏俄接受奴役性的戛纳决议作为苏俄参加会议的先决条件。列宁敏锐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内部发生动摇的危险，指出：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已经作出了这么多的让步；现在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让步了，让那些以为愈对我们施加压力就能取得愈多让步的资本家们的美梦破产吧！
第三个原因是出现了私人资本主义盲目发展的危险。它由两种情况造成：一是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善于经营和管理；二是由此产生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再作退让的主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形成的“经济自由派”把列宁第二次退却的指示曲解为从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某种“最新的经济政策”，从而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失控现象。列宁指出：虽然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新经济政策却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不是开往我们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资本家、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要它去的地方。
第四个原因是政权机关出现了赶新经济政策时髦的混乱现象。许多人不去做实际工作。而是漫无秩序地进行各种改组，甚至制造出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来。他们也不关心如何节省他们手中的财政支出，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是去制定开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卢布的挥霍浪费的计划。
其次，我们可以从列宁和俄共（布）中央所采取的措施上，看到它的实质性意义：
第一，列宁要求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同私人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作斗争。1922年10月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苏俄民法典时,列宁提出必须区分“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一旦现实生活暴露出我们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就要立即作出修正。在列宁的督促下，1922年前后苏俄各级法院对那些犯有贿赂、投机倒把、非法交易、破坏劳动法罪行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了多起审判，保护了工人国家和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的利益。
第二，列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了党中央决策层中关于对外贸易垄断斗争的胜利。1922年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重申了这一制度，但是会后索柯里尼柯夫、米柳亭、布哈林等领导人继续反对实行这一制度，斯 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发生了动摇，主张削弱这一制度。1922年10月6日他们乘列宁因病不能出席中央全会之机,根据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章程》的决议，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了这一制度。列宁不与这一既成事实妥协，准备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提出争论，为此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可是，12月13日他的病情恶化,难以出席这个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于是他专门给斯大林和全体中央委员写了一封《论对外贸易垄断》的信，逐条批驳了布哈林等争论对方否定这一制度的论据，指出：布哈林等人不懂得，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足以保护苏维埃经济的独立的发展，因为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只要对那些被我国征收了高额关税的货物给予出口补贴就行了。因此在实践上.布哈林等人是在保护投机商、资产者和农民上层分子，反对工业无产阶级。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终于接受了列宁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的新决议，确认了“保留和组织上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绝对必要必性”，决定把那些破坏这一制度的私商和公职人员交付审判。
第三，在租让制问题上，列宁坚决制止了损害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利益的谈判。例如，1922年9月9日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同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等地区矿山的旧业主、英国大资本家厄克特签署了对后者十分有利的租让合同：苏俄提供两千万金卢布来恢复原属于厄克特的矿山的资金周转，并把这些矿山租让给他，换来的只是一部分未来的利润，而且期限长达99年。列宁获悉后，称这个合同为英国资产阶级对苏俄的奴役和掠夺，马上建议政治局予以否决，以免它给以后的类似谈判造成先例和口实.10月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否决这一合同的决议，并根据列宁的建议，在说明否决理由时，把它同英法帝国主义力图把苏俄排斥于最近召开的处理近东问题的洛桑会议这外这一事件联系起来，从而向全世界申明了苏俄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对外路线的不可动摇性。
所以，无论是从停止退却的原因上看还是从此后的理论与实践上看，新经济政策比以前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其基本点就是重新配置力量，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
西方学者还认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改变了对小生产的“消极态度”，提倡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理解也是不正确的。首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并没有改变对小生产性质的认定，依然认为小生产是资本主义非常广阔和极为深厚的基础，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如果苏维埃政权战胜不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就会倒退回去。其次，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没有放弃过改造小生产的目标，只是依据当时的条件，调整了改造小生产的方法，由直接改造转变为间接改造。
1921年夏天,随着苏俄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小生产两极分化加剧,富农经济开始活跃和发展起来,列宁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帮助贫苦农民,阴止富农和过去的地主利用新经济政策来加强自己的阵地的企图.例如,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重申了十月革命初期的土地国有化法令的不可动徭性，驳斥了把土地还给原来的地主的说法。列宁在要求尽一切力量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帮助贫苦农民的同时，指示通过对贫苦农民减税而对富农增税的办法来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1922年5月苏俄讨论制订统一的实物税法,一些人在《农业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和社论，主张把税收的对象局限于土地，而不必考虑农户的牲畜数；反对实行累进税，并建议取消分组征税的一切差别，即取消对贫农的优待，相应地降低富农的纳税额。列宁立即给副农业人民委员奥新斯基写信，要求将该报主编撤职，并警告他们不要沦为右派社会革命党的追随者。
在两次退却时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限制主要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在流通领域，而国营商业在流通领域中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开始又主要是在城市，几乎没有力量顾及农村市场。然而，只有占领农村市场，并把作为社会主义工业与个体农业的中介人的私商排挤掉，才能确保工农经济联盟的巩固和发展。列宁认为消费合作社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早在1921年3月制订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时,列宁就认为必须保留1919年内战时期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法令所规定的农民义务入社制。列宁还经常询问消费合作社在农村的发展情况，要求用它的农村销售点和销售额的精确数字来说明它同农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深度、广度和具体方式。当他听说斯摩棱斯克省的私人资本压垮了合作社后，立即质问道：“对非法贸易法办了没有？对私人贸易征税了没有？等等，等等。苏维埃的官僚们又都睡大觉了吧？”在列宁的建议下，1922年底苏俄实施了限制私商收益的所得税,征收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超额利润,增强了消费合作社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能力。
列宁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消费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限制和排挤了私人资本主义，培养了小生产者的合作习惯，但并没有从生产领域改变小生产的自发性质。因此，苏俄于1921年8月16日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法令，并召开了全俄农业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农业合作总社的领导机构。1922年1月苏俄又通过了建立合作银行的法令，以扶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1923年1月列宁在病中口授了《论合作制》一文，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农民的私人买卖作了让步，由此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因为合作社使我们找到了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的合适程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苏维埃制度下的合作社属于集体企业，但同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它既承认生资料公有制，又以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把小生产者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总而言之，从战略上讲，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从未松懈过对资本主义的警惕，从不放弃过消灭俄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改造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目标；从策略上看，它是欲擒故纵，欲进先退。但是，退出的阵地终须夺回，让出的地盘还要收缴；恢复自由贸易是为了增强将来改造它的力量，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了占领将来消灭它的制高点。因此，对私人资本主义让步与限制、排挤同行，对小生产扶持与引导、改造并举，是列宁这一思想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同那种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倒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二
列宁1920年底至1923年间逐渐形成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确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革命的设想,但是我们认为,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抛弃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设想是以一国首先胜利为起点的同时发生和胜利论，或者也可以│是以同时发生和胜利为必要条件的一国首先胜利论。这个理论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一国胜利论有所不同：（1）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定情况出发，以同时发生和胜利为必要条件,而列宁的设想则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特定情况出发,以“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为前提，包含了夺得一国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坚持下去的新思想。（2）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对象国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列宁则没有做这样的限制。与此同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也有相同之处：（1） 列宁得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者数国胜利的结论所依据的规律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一般规律；列宁只是在提出夺得一国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一般时间内坚持下去的新思想时，才依据了这个一般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条件下的特殊表现。（2）列宁的结论并没有完全撇开同时发生和胜利这个必要条件,甚至到1917年初,他仍然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未来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但是，俄国二月革命创造了一个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以武装的工农为后盾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从而使俄国在政治制度上迅速赶上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由于俄国的贫穷落后，战争使经济破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妥协党派的支持下根本不想满足广大人上群众的“和平、面包、士地”这三大紧迫要求，这就使列宁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的曙光将在俄国的地平线上首先出现，力排众议地提出：俄国民主革命已经把俄国无产阶级推上了首先突破资本主义阵线的出发地，开创社会主义的伟大光荣已经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十月革命后，由于俄国经济的落后性，列宁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比以前更加强调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发生和胜利对苏俄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列宁坚决反对把自己的一切策略都建立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会爆发的基础之上，坚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开始探索依靠本国力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
从1918年夏季到1920年底,苏俄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抗击帝国主义武装进干涉的战争。战争的结局表明无论是苏俄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就后者来说，它虽然煽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和遍及全俄的富农暴动，武装和指挥了克拉斯诺夫、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弗兰格尔等几支庞大的白卫军，组织了14国武装干涉,但是三年打下来,苏维埃政权岿然不动,使它被迫停止了武装干涉.就前者来说,它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欧洲从1918年11月开始的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革命斗争却先后失败了，列宁1919年提出的“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的乐观估计未能实现，这就使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列宁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表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已经具备：（1）地域广大、资源丰富、工农联盟巩固的苏维埃国家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联合入侵的。（2）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虽然没有能够用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持我们,但他们用消极和半消极的抵抗,削弱了帝国主义打向我们的拳头。（3）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破坏了它们在军事上的一致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正酝酿着战争,协约国同受凡尔赛条约压制但拥有极大经济潜力的德国的矛盾日趋尖锐,美英法等战胜国在重新瓜分殖民地问题上矛盾重重。（4）东方亿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所以,尽管国际帝国主义比苏俄要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贸易条约。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内条件也逐渐具备了。通过新经济政策，苏俄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无产阶级不仅治好了身上的创伤，还加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信赖。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我们正在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就赢得这场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来说，除了我们缺乏本领而外，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如果我们善于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的经验教训，那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那时，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样，到了列宁晚年的最后几篇文章中，他的一国胜利论就合乎逻辑地飞跃到一国建成论的高度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巩固工农联盟，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实现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地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实现文化革命，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发展合作社经济，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列宁这个理论作为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作为对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通过迂回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探索的结果，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以这一理论为指针，完成了工业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两极世界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今天，这个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抵制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威胁与和平演变战略，抵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社会主义国家为其经济附庸的阴谋，亦有重要的意义。
三
西方学者断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特别害怕东方革命，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团结而是建立在被压迫民族团结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敌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国家。然而，1921年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这种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革命的可能性已经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而资本主义世界同苏俄之间的矛盾则无足轻重了。
的确，欧洲革命进入低潮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是列宁经常思考的问题。他看到，自从1905年亚洲觉醒以来,那里的民族民主革命此起彼伏,十月革命的炮声轰鸣以后，那里更是洪峰迭起，惊涛裂岸。因此，他指出：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他在自己口述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充满信心地说：东方已经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这件事对于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来说意义重大，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最近几年已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无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同于十月革命的，但是，马列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族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全世界划分为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数甚少、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力量的压迫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奴役和压迫，是它们的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是他们在本国实行阶级压迫和剥削政策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范畴了。
民族民主革命有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参与了斗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是以他们承认必须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前提的，尽管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铲除封建制度通常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年轻的无产阶级往往不得不勇敢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用自己尚不很强壮的肩膀推进革命的车轮。中国革命即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列宁没有把苏俄的斗争同印度、中国的斗争割裂开来，而是把它们一起视为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保证，视为下一次革命高潮的源头。
列宁的东方革命思想也是他的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帝国主义的灭亡只能从它们的“四肢”即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开始，而不可能从它们的“心脏”即那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从而有力量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渡过经济危机：议会民主比较健全，从而对革命的冲击具有比较大的承受力；统治阶级的经验比较丰富，从而善于避开革命危机的正面打击；殖民主义体系比较庞大，从而国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比较弱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开始，一句话，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只能在自己的薄弱环节上一个个地被冲破，垂死的帝国主义只能在自己的薄弱环节上一块块地死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列宁把贫穷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看作是这样的薄弱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宁又指出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新的薄弱环节。这些都已经为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了。
今天，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再一次进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不妨劝那些频频向资本主义的“中心”投去敬畏眼光的人们，把他们的视线重新转向资本主义的“外围”。在那广阔土地上,溪流湍激。正在汇成新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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