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讲习会上遇见一位先生，他对我说：“你来谈经济，我来讲道德。”道德是君子立身处世之本，当然优先于经济，可惜这些年全世界经济挂帅，道德沉沦，令人忧心。就以刚刚过去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一月二十日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当前经济的困境是由于很多人“贪婪和不负责任”。
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重视伦理不重视财富，所以现代经济成长不出现于中国，资本主义重视财富而不重视伦理，所以经济成长发生很多弊端。这话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也颇符合历史的现实。如果我们将现代经济制度加上伦理，则经济发展一定会有更好的成就。这也是儒学对当前世界可以产生的重大贡献。
二
我想先谈谈儒家对财富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而是应分成三方面，就是人民、政府官员和儒者自己。
对人民而言，财富当然重要。孔子适卫，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曰：“庶矣哉！”弟子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标。财富对人民的重要，政府当然要重视，但应重视的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不是聚敛政府和自己的财富。《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所以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很生气，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至于对儒者而言，财富虽好，但必须符合原则才接受，否则宁愿没有财富，因为人生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门高弟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和匿居乡野“不厌糟糠”的原宪。
在孔子的时代，农耕是所得的主要来源，所得积累而为财富。当时人力相对于土地稀少，所以各国招徕人口以辟土地，增加生产。当时虽然也有工商业，但是还没有现代生产的观念。生产是经济价值的创造。一切经济价值，甚至一切价值（包括非经济价值），来自人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产生效用，效用产生价值。农业和工业固然创造了新增的经济价值，现在叫做“附加价值”，商业改变商品供给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效用提高，价值增加，同样创造了价值。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要等两千多年大家才明白。我们中国多年来轻商，因为不知道商业是生产性的。在西方，重农主义以为只有地里长出粮食才是生产，重商主义以为经由对外贸易，赚到金银财宝才是生产，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来，才知道劳力所生产供我们享用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是财富。再后来，才知道这些必须品和便利品是因为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愿意花钱去买，才产生价值。
一国的生产能量，最后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技术条件。国人追求财富的努力，以及引导国家精英人才追逐财富，可能导致创新，使技术水准提升，国家所能产生的总生产量增加，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使总生产量与人均产量或所得持续不断增加，是现代技术研发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现代经济成长”，因此，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不顾技术条件的限制，对财富过分热衷，不但使个人更不满足，而且引起社会争夺不安，以致伦理不容易维持。
虽然孔子博学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种技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更不用说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不如老农，请学圃，他说不如老圃，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三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人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学所说的义。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犹如明代士人“弃儒入贾”所强调的“以义制利”。不过务实的亚当·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论购买原材料，出售货物或劳务、借钱、租房子、聘雇员工、都各有其市场决定买卖双方都接受的价格。不过问题是，市场不是都公正可靠；市场有时候被垄断或操纵。我们如果太鼓励追求自利，有时候会牺牲公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让利牵着鼻子走，以致侵犯到别人的利益，当然会引起怨恨，甚至发生冲突，让大家都受到伤害。
此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资源耗竭的问题，在斯密的时代尚未受到重视，然而，孟子已经注意到了。孟子强调不能“竭泽而渔”，也就是缺少所有权的公共财富使用问题。由于无人主张所有权，所以缺少市场和价格节制，只有靠伦理或外在的规范来约束。
四
按照亚当·斯密人生三美德的说法，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地位和名声可称为社会价值，合称世俗价值，公平和仁慈可称为伦理价值。
人的行为一方面受价值引导，一方面受规范约束。社会的价值系统如果对各种价值有平衡的安排，使社会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禄、世俗价值同时也重视伦理价值，社会就可以在富裕进步中，维持和谐，增进幸福。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热衷于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文化中，经济成就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伦理价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弊端就会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自利不能充分达成公益的目的，利润也不能完全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众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主席魏克曼责问雷曼执行长傅德说：“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2001年12月安隆案爆发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迅速通过沙宾法，加强公司和外部监督。企业经营是否从此可以弊绝风清？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美国麻州理工学院的梭罗教授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些为了防范弊端发生所设计法规，就像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的将军，这些法规如果存在，今天的弊端就不会发生，但不防止明天的弊端，因为明天的弊端会从新的漏洞出现。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外来法规的节制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伦理价值的坚持，让我们有所不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当前这个功利社会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