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与色诺芬经济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仲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色诺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仲（约公元前725—645年）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曾相齐达40年。他丰富的经济思想集中于《管子》（注：不少学者认为《管子》并非管仲所著，而是战国中后期齐国一部分推崇管仲的稷下学者的集体著作。但笔者认为《管子》载有管仲丰富的治国经验和学说，基本上概述了管仲的思想观点。 ）一书。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年）是古希腊出色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经济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总起来看，管仲生活的年代虽然比色诺芬早了近三个世纪，但二者的经济理论基本上还是属于同时期的思想。本文想就二者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作些尝试性的横向比较，这对于研究中、西方经济思想史，揭示东、西方经济思想不同历史源头，恐怕不无裨益，同时也望此文能起抛砖作用。
一、关于对财富的认识
管仲十分注重财富问题的研究，充分认识到财富是富民安邦和培养人们礼仪道理观念的前提条件。《管子》首篇《牧民》中就开宗明义：“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注：本文所引《管子》各分篇内容，只在引文前或后注明分篇名。）这种观点也反映出管仲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服务的倾向。对于财富的内容，《管子》中既有自然财富观，又有货币财富观。《国蓄》篇中有“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牧民》篇中也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这里所提及的五谷、桑麻、六畜等是组成财富的主要内容，储藏财富就是储藏这些东西，它们是人们生活安定和富裕的根源，反映了作者的自然财富观。《国蓄》还提到：“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戊》中也说：“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这些又反映了作者的货币财富观，说明人们看重货币，是因为它能换取衣食等生活用品。同时，我们也可看到，管仲既注重财富的使用价值，又注意到了财富的价值问题。
在关于什么是财富的问题上，色诺芬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个人的财产就等于他具有的一切东西”。（注：本文所引色诺芬语，除另加注明者外，均见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认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就是得到更多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由于建立于奴隶制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产品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奴隶主和奴隶生活需要的，所以，色诺芬的观点反映了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特点，符合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要求。色诺芬又进一步解释，财产是指那些“好东西”，而非“坏东西”。所谓“好东西”就是对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所谓“坏东西”就是对它的所有者有害的东西，有害的东西是损失而不是财富。那么怎样来区分“好东西”和“坏东西”呢？他说：“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他甚至认为，即使是钱，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从这里我们也可发现，色诺芬不仅有了货币财富观，而且已经得知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用。
关于对财富来源的理解，管仲认为农业是生产财富的最重要部门，这也反映了他的重农思想。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土地只是创造财富的条件，只有进行耕作劳动才能创造出财富。“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八观》）。他还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还有其他生产部门，如林、牧、渔、盐、矿、工等业，同样也是财富的源泉。管仲重农而不轻工商，这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管仲认为商业活动不能创造财富，只是反映财富生产的多寡，但能对生产起促进作用。“市者，货之准也，……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乘马》）。这说明管仲不仅能从生产角度认识财富的创造，而且能在流通领域评价财富，使其财富观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色诺芬也有关于财富来源问题的探讨。他强调农业是财富最重要的来源，“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农业“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开采白银，从事商贸活动，出租房屋、土地、船只和奴隶等，也可以增加财富。他曾提出在市场附近、港口和城市“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那它们不但对雅典是一种装饰品，而且也可以由此获得大量的收入”。国家还可以出租公共船只，“从这个泉源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不过色诺芬较为轻视手工业生产，将手工业归属“粗俗的技艺”之列，他主张希腊的自由民不应该从事手工业，而应该让外邦人或奴隶去做这些工作。
我们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二者对财富的认识，都包含了自然财富观和货币财富观，并且都注重于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其差别有二：首先，管仲既重视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又注意到了价值形态上的财富；而色诺芬没有认识到价值形态的财富。其次，管仲作为齐国一名政治家，他的财富观偏重于牧民治国，是一种政治实践的哲学思考；而色诺芬的财富观偏重于价值判断，以“好”或“坏”、“有用”或“无用”等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属于认知哲学。第二，关于财富的来源问题，二者都强调农业是财富的基本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获取财富的源泉。不同的是管仲除了反对“文巧”等奢侈品生产外，并不一般地反对手工业生产，而色诺芬对手工业生产采取了鄙视的态度。
二、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
管仲的劳动分工思想，主要表现于“四民分业定居”理论。管仲相齐时，曾将全国居民按士农工商分成四类，让同行业者居住一块，禁止他们相互杂居，并且要求各业子孙世代继承祖业，不得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这就是“同业相聚，父子相承”的“四民分业”政策。其实，“四民分业”理论反映了管仲的劳动分工思想。《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
，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那么，同业相聚的好处是从业人员互相切磋技艺，有利于交流生产经验，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不同业分处的优点则是可以减少相互干扰，也可避免因各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收入贫富等差别而产生不平衡心理，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父子相承和职业世袭的优势更为显而易见，后代可以利用前辈在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和其它生产条件等方面的优势，父子朝夕相处，安心持业，也可以使弟子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具体劳动操作工序与技术，使生产技术和经验世代相传。“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小匡》）。这在当时广大劳动者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条件下，无疑是一种好办法。
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也提到了劳动分工问题。他说：“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这种观点在他的另一书《居鲁士的教育》中阐发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不易谋生。一个人做这样多的工作，要想做好，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只做一种最简单工作的人，当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证了这段话，并作了这样的评述：“色诺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值的品质，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于市场范围”。（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43页脚注，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管仲和色诺芬都从劳动分工对于促进劳动者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改进产品质量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认识，而管仲能够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但二者也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缺陷，就是没有认识到劳动分工对商品价值的影响。
三、关于对货币的认识
春秋齐桓公时期，很重视商业的发展，开始大规模地铸造刀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齐国造币业的发展和货币流通普遍，使管仲对货币的认识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尤其对货币的职能理解已相当全面和深刻。虽然管仲并没有明确提出有关货币职能的概念，但他在分析国际、国内经贸问题时已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货币的五种职能。《乘马》中说：“黄金者，用之量也。”说明黄金是一切用度的衡量尺度，具有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是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轻重乙》中说：“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说明黄金刀布这些货币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山至数》中叙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是说官员领取俸禄、大夫封邑的租税、官府兵马费用开支，都是以货币形式支取的，反映了货币具有支付手段的职能。“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山至数》）。表明金属货币还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苟入吾国，食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轻重乙》）。揭示了黄金货币已执行了国家间的结算和支付职能，承担了国际货币的角色。
古希腊的商品关系较为发达，货币的生产和流通也很普遍，因而色诺芬对货币也有不少独到见解。他将白银看作是最重要的货币，人们不厌其多地开采银矿和占有白银。同时，他承认黄金也是一种重要的货币。色诺芬分析了货币具有不同的职能和作用。首先，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可以用来衡量商品价格高低。这表明他已了解到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其次，色诺芬也认识到货币具有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储藏白银，是因为白银可以随时购买到有用的物品。色诺芬还多次谈到人们开采银矿要交纳税款，租用土地和房屋要交纳租金、捐税等。再次，色诺芬发现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即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在《雅典的收入》中，他强调开采银矿的好处，认为当人们拥有足够的其它可供使用的东西以后，便不再想添置这类东西；但“谁也不会有多到不希望再多的白银；如果他们拥有的白银太多，他们就把它储藏起来，他们喜欢储藏白银不亚于他们喜欢使用白银”。最后，色诺芬还看到了白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向雅典执政者建议：“如果（外国）商人不愿意物物交易，他们还可以运走我们的白银，作为最好的货载”。其实白银在此正是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
管仲还认识到货币的运动是有一定规律的，认为市场对货币的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和价格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必须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准备相应的货币量，正如《山国轨》中所言：“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货币供求量变化会影响到商品价格的变化，“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山至数》）。政府和商人投放于市场的货币少了，购买力就会上升，称为“币重”；反之，政府和商人投放于市场的货币多了，购买力就会下降，称为“币轻”。货币供求量与商品价格按反方向变化。
色诺芬认识到了市场对货币需求量与商品流通量成正比例发展。当社会繁荣时，商品流通量就会增大，这时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量以促进商品的流通。但色诺芬关于货币供求量变化对商品的价格水平影响并未作详细的讨论。
我们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当时齐国和古希腊的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人们对它的作用已有了全面的认识，管仲和色诺芬基本上都揭示出了货币的五大职能，以及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管仲还朴素地揭示了货币的流通规律，从而使他的货币理论上升到一个新境界。
四、关于商品价格的理论
虽然齐国和古希腊的社会经济都是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但两国的商品经济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所以，在管仲和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中都有不少关于商品和商品价格的理论探讨，特别是二者对商品价格变化与市场供求的关系作了较系统阐发。
《管子》中的轻重理论具体阐述了商品价格的变化与市场供求状况的关系。作者已经认识到市场具有商品交换和获取利润两种功能，并且市场也是决定商品贵贱的场所，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的高低。“物多则贱，寡则贵”（《国蓄》）。价格经常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作者不但阐明了供求决定价格的思想，而且也认识到价格对供求又具有反作用。“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彼重之相归，若水之就下”（《山至数》）。商品的价格升降又会影响到商品的流向，就像水总是由高处流向低处一样，商品总是由贱处流向贵处。因此，“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轻重乙》）。国家的价格政策只有使物价经常处于“一上一下”的运动之中，才能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也才能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目的。
在此问题上，色诺芬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商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用途，并根据市场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和生活经验，认识到商品价格的波动是依存于市场供求的变化。他说：“当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许多农民就会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旅店业或借贷业。”同样，他还认为，当铜器或铁器生产过多，价格就会变得低廉，工人就会因此破产失业。这说明色诺芬已经意识到供求变化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
综上所述，管仲和色诺芬都揭示了市场流通的客观现象：商品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经常发生上下波动，这标志着当时中、西方学者对商品价格与市场供求关系的认识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但是，他们的思想认识也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这就是只认识了市场供求状况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而忽视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不能从生产商品自身所消耗的劳动量大小来说明对价格高低的决定，从而也就不能自觉地去认识价值规律及其自发作用，导致了“流通领域中的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的错误结论。当然，这种局限性也是当时历史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于作者。
我们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管仲和色诺芬的经济思想都很丰富，在许多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总起来看，管仲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相比之下，色诺芬的经济思想略显贫乏。但是，这同属于东、西方两个文明国度里的古代经济思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以色诺芬为代表的古希腊经济思想能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包括管仲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丰富经济思想，迄今还未被国际上充分了解和承认，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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