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摩登的融合——民国时期上海的票友及票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票友论文,摩登论文,上海论文,民国时期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08)02-040-06
民国时期的上海戏曲演出极为繁荣，这一繁荣不仅表现在职业艺人营业演出的活跃上，同时也体现在民间票友、票社的大量涌现上，其时如雨后春笋般遍地丛生的票社演剧活动成为与职业演剧交相辉映的一道独特风景。上海票友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特点，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值得作深入的了解与探讨。但历来研究者往往将意力都集中于当时上海职业优伶的活动上，而对于票友、票社活动较为忽略，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入手，尝试对这一现象作一初步考察。
一
《清类稗钞》称“凡非优伶而演戏者，即以串客称之，亦谓之清客串，曰顽儿票，曰票班，曰票友，日本之所谓素人者是也。”①这里列举了多个对于业余演剧者的称呼，而“票友”这一称呼无疑是其中最流行最普遍的。清末国人对戏曲的狂热，使票友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票友的组织——票社也应运而生。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成为票友、票社的集中地。到了在民国时期，上海的票友、票社异军突起，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据《上海京剧志》所言共有票社100多家，其活跃与兴盛的程度以及具体的活动状态则可以从当时报刊杂志的相关报道上窥豹一斑。上海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从二十年代开始，对票友票社日渐关注，与之相关的文章不断见于其版面。下面是对1923-1942年的《申报》有关票友票社的报道所做的统计：
年份 1923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报道数量 34 53 173642516746
年份 19311932-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报道数量 1442 1265123018
（注：1932-37年由于时局动荡等因素，报道数量锐减，故合并统计，其他年份对票友、票社的报道数量都是比较可观的。）
除了《申报》，其他报刊杂志如《菊部丛刊》、《戏剧周报》、《罗宾汉》等也时有票社、票友的相关新闻。民国时期上海报刊杂志业极其发达，其广泛迅速的媒体传播功能，为头脑活络的上海票友所认识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积极主动地与报社记者保持长期的联系，经常邀请记者参加票社活动并观看演剧，在文章中常可看到“下走事先蒙该社邀往观光，爰将是日状况笔之如次。”②之类的语句，可知实为票社方主动邀请报方现场采访。有的记者和撰稿人本身就是戏迷或票友，所以在报刊杂志上不断有票友、票社的消息、快讯、剧照等等。许多票友及票社的名气因此而得到助长，风头甚健，直逼职业演员和职业剧团。象逸社、兰社、久记社、红社等著名票社，常常受到邀请，成为堂会的演出嘉宾。“堂会戏指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园为自家作专场演出”③，堂会属于私人出资举办的演出，要对主人负责，酬金也很丰厚（对职业演员而言，票友一般情况下不能接受酬金），所以演员演出堂会时，甚至比在剧院的公开演出更加认真卖力。堂会邀请票友参加早已有之，但在北京与天津等地，一般是邀请个别知名票友点缀一下，挑大梁、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职业名伶，而在上海情况则又不同，堂会主人常常是邀请某一票社的多个票友，演出剧目多至七八甚至上十出，票友与职业优伶在堂会上各领风骚。有的规模大的堂会同时请几个票社联袂参演，如《戏剧周报》的“票房通讯”就曾报道“本月中有两次盛大堂会，一为黄金荣与陆连奎两家联姻，一为黄锦镛氏七旬大庆。刻已由杜月笙等筹备堂会，通告恒社、申商、乐天、雅歌诸大票房全体动员参加，届时当有一番轰动也！”④而全票友阵容的堂会在上海也极为常见，《吴宅堂会追记》、《徐园黄府堂会志盛》、《爱丽园堂会之一瞥》报道的堂会，均仅邀票友演剧，别无职业演员⑤。堂会实为上海票友演剧的一大阵地，仅1929年2月－5月间，《申报》就刊登了三条逸社参演堂会的消息，分别是《逸社桂宅堂会剧目》、《今日逸社堂会剧目》、《记逸社堂会》⑥，而《申报》是不可能对每次演出都作报道的，只能是选择较重大的加以刊登，可以想见，如逸社这样有名气的票社平时承接的堂会演出有多么频繁。
几乎每个票社都规定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彩排。彩排的目的最初是为了给社内票友舞台实践的机会，同时检验和展示一段时间内票友学戏排戏的成绩，发展到后来，由于有的票社影响广泛，声名在外，就连平时的定期彩排都可以对外公开演出并收售门票，以补票社运作资费不足。《申报》上的这条消息无异于为票社做广告：
四川路青年会京剧社自成立以来，举行彩排二十余次，颇受观众欢迎，今晚六时为二十七次彩排，售座券分会员四角，非会员六角，闻已售去四百余张，剧目如下……⑦
一场彩排竟可以售票四百余张，可见受大众的欢迎程度了。
除了堂会和彩排，名票会串、票友举办或参与的慈善演出也常常见诸于报端，如《共舞台票友会串记》、《今日笑舞台之名票大会串》、《追记陕西救灾义务会戏》⑧。而名票的专记与剧照小影也在《申报》和其他报刊上时露头角，如《谈名票友王凌云》、《记海虞剧社之二票友》、《记票友李石泉》、《海上名票吕松声》等等⑨，对上海颇有声名的票友竭尽褒扬赞美之能事。总之，上海票友活动方式既丰富多样，又善于利用现代媒体宣传自己，不断扩大其团体及个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为本来就活跃的票戏活动推波助澜，以至有的票社收到演出邀请太多而应付不过来，如雅歌集票社就声称“每至节令，各方请求串戏者纷至沓来，几至不暇应接”，遂作出决议：“此后非助善举者一概不准串演，以免纷纷请求。”⑩反过来社会知名度越高、活动越频繁的票友和票社也更加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而这正是上海票友的高明之处，是其将最传统、最本土的艺术娱乐形式与现代因子融合的非常成功的一种作法。
二
清末活跃在京津两地的票友以王公贵族、官僚文人为主，票戏无非是图个好玩，加上一些炫耀本领、自命风雅的虚荣心，俗语“花钱买脸”概括了他们的动机目的所在。玩票、串戏不过是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中的一种享乐方式，谈不到有什么严肃的目的，更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民国时期的上海票友的观念却有了较大的提高和飞跃，请看下面几则票社宣言与立社宗旨：
有数千成员之规模的久记社在举行第十二周纪念会上发表宣言：
人为社会之一员，有促进社会之责。好群结社，其德不孤，公余退休之暇，就其性之所近，择一以从事，久而弥甘，乐在其中矣。是本社虽一娱乐团体，而个人方面，赖以调剂精神，节省靡费；社会方面，赖以指导迷途，消弭隐患，直接间接间，无不征益足述。……(11)
律和票房的罗铁臣于新刊《律和声》上撰弁言：
上海为吾国通商巨埠，梯航毕集，中外俱瞻，人类既稠，社交斯重。铁臣无似，以为歌曲之道，具有审美观念，富于个性感化，足以陶冶性情、移风易俗，实与社会教育有密切之关系，爰有律和曲社之组织……(12)
青年会京剧社议定临时草章，写明立社宗旨：
联络感情、陶冶性情、发扬国风、服务社会。(13)
正如上面引的宣言与立社宗旨所言，一方面他们看重戏曲学习与演出活动过程给个人带来的身心快乐，认为这是有益于身心健康、品性修养的高雅爱好，从审美的感性角度去理解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给人带来的美的享受，并且通过这种艺术的熏陶帮助提高个人文化修养，远离不良嗜好。这与传统士大夫单纯从戏曲的人物故事出发强调“美人伦、敦教化”的观点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是一种融入了近代美学、美育观念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他们还强调票友组织票社开展活动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与贡献，认为可以对社会产生“指导迷途、消弭隐患”，“移风易俗”等等积极作用，关注的眼光从个体延伸至社会，这其实是票友自身社会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提升加强的一种表现。把个人娱乐与社会职责联系起来是上海票友的在观念上的显著特色，与此种观念直接相对应的现象和行为就是上海票友举行慈善演出的频率非常之高。票友组织演剧，用演出的门票收入或赈济灾民，或捐献给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这在清末京津地区是很少见到的，即使在民国时期，其他地方的票友义演活动也远不如上海的频繁。《申报》上这方面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数不胜数，如《律和票房将演筹赈剧》、《兰社将为直灾演剧》、《记中华体育之义务戏》、《平社十周年纪念义务彩串》、《红社施诊演剧记》、《永安乐社将筹款赈济难民》、《平和票房演剧助赈》、《红社票房施药筹款演剧》等等(14)，记录了票社和票友热心社会公益、服务于社会的实际行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久记社，其社员不但经常参加慈善义演，还自己出资开办义务学校以及免费的诊所。当学校和诊所经费缺乏时他们又不遗余力的冒着酷暑演剧筹款，且看《申报》为他们打出的演出预告：
久记社演剧预志
——为送诊所及义务学校筹款
芝罘路久记社为补助义务学校经费，及筹设暑期送诊施药二事，特定六月八日（星期五），假座九亩地新舞台演剧一天、该社此次将排演最优美之戏剧，日来正从事练习，入座券分一元三元数种，包厢每间定五十元，各社员已纷纷认购，故预料结果必佳云。(15)
将个人的娱乐活动社会化，将个人爱好与社会责任合二为一，这既是上海票友关注社会民生的人道主义情怀使然，也同时给票社这样原本只和娱乐有关的民间团体增添了更多的社会色彩，增强了票社的影响力。
三
上海票友思想观念上的革新与提升，其实是由上海票友结构的变化直接带来的。上海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城市贸易和工商业的急剧发展，社会阶层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到了20世纪20、30年代，这一阶层更是发展壮大，而这个新兴的阶层为上海的票友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上海票友的构成出现了变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民国时期的上海票友中，除了遗老遗少、寓公、政客、旧文人这些在清末占主导地位的票友成员，大批处于中产阶层的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充实到票友队伍中来，他们或经商办厂或任职于洋行、大学、医院、铁路、报界、法律界，地位优越、交游广阔、收入丰厚，有成为票友的经济实力，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票友阵营，逐渐成为票友中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上海票友构成上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大特色。如穆藕初，上海滩著名的实业家，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先后在上海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他酷爱昆曲，于1922年召集同好组织了昆曲票社粟社；有“票界老谭”之称的京剧名票罗亮生，先后在金星保险公司、中国上海保险公司任职；张肖伧，京剧票友兼戏曲评论家，曾编辑多种戏曲刊物，发表大量剧评文章，是上海著名撰稿人，也曾任职于上海交通银行；“天马演剧会”的江小鹣，曾留学法国，是著名的雕塑家，久记社的骨干戎伯铭毕业于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在电报局工作，凡此种种，不容赘述。总之来自中产阶层的票友在各个票社中比例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上海票界的主体，而票戏则成为上海中上层社会的一种生活时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连当时代表最新潮最现代化的艺术传播形式的电影界人士也纷纷加入票友的行列。《明星组织票房》、《明星歌剧社彩排讯》、《明星歌社第一声》、《星光重见耀红毹》(16)这四篇报道记录了明星公司的郑正秋、蔡楚生、顾梅君、王献斋、胡蝶等人，从导演编剧到电影明星不遗余力地组建票房、排戏演出的生动景象。正如当时有人评论所言：“年来海上票社林立，玩票者日增月盛……，如数年前电影明星称盛年代，凡名闻稍彰，几无不兼习戏剧数出，以能登台为荣……”(17)。可见上海人票戏演剧蔚然成风，连最时髦的人物也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这些新的票友成员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又大多从事着新兴的行业，虽然他们热爱的是最本土最传统的艺术形式一一戏曲，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同时把新的作风新的理念带进票社，这一点在上海的票社组织管理方式方法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票社作为票友的活动基地，它的组织建设对于成员们能否顺利开展活动有着重要意义。《申报》中时时刊登的关于票社成立、扩充、征友、会议、选举之类的报道，透露出各个票社的内部管理、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等方面的信息。下面这则消息非常有代表性：
青年会京剧社新选职员
本埠青年会京剧社，自发起以来，成绩颇有可观，上届职员，照章半年任满，兹该社为谋巩固团体起见，于本届未选职员前，邀集责任社员十二人，共同担负经济，职员即于此十二人中选出，现已征得郭涤生、费周六、周志禹、许长茂、张立纲、叶棣瑄、侯禄顿、顾森伯、葛天佐、陈勇三诸君为责任社员，于前晚假该会食堂开会，公推郭涤生君为临时社长，许长茂君为副社长，费周六君为会计，叶棣瑄君为书记，并推许长卿、钮立卿两君为干事，议定临时草章，经众通过如下：一、定名上海青年会京剧社。二、宗旨联络感情，陶冶性情，发扬国风，服务社会。三、会员分二种：（甲）责任会员至少十二人；（乙）普通会员暂定三十人。四、会费会费一律按月二元，阳历月初预缴，遇经济不敷，由责任会员共同负担，至多每人按月以五元为限。五、入社凡赞成本社宗旨无嗜好及恶习惯者，愿意加入本社，可向青年会交际部接洽，由社长备函邀请入社。六、时间每星期一至六，每日自下午五至七、九至十，为自习时间，七至九为教授时间。七、选举本社设社长副社长司库书记各一人，由责任社员中推选之，干事二人由责任社员中公举之，以六个月为一任，连举连任。八议事会本社责任社员，每月开议事会一次，由社长通函召集之。(18)
如此详细全面的章程在上海之外的民国票社中从未见到过，它处处体现了票社管理的规范化、民主化。而这种规范化、民主化自然是上海票友得风气之先向西方社团学习效仿的结果。从这个临时草章可见票社管理组织和活动运作的方方面面，首先它采用会员制和选举制，会员分责任和普通两种，责任会员要担负票社的大部分经济责任，并组成一个管理班底，会长、副会长、交际科主任、书记、会计、干事等等都从责任会员中选出，并且有任期限制，责任会员还要定期开议事会，这简直就是对西方议会制的模仿了。此外它对会员的加入、会费的缴纳、日常活动时间都明文规定，安排得当。其他票社如久记社、雅歌集、粟社、明星歌剧社，管理办法都与它大同小异。有这样一个民主化、现代化的管理体系，票社运作起来自然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在效率和功能上有了保证，这也正是上海的很多票社能够延续长达数十年的原因之一。
四
票友不是孤立于社会与大众的，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大众的一个分支，它不可能脱离它所在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而存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票友无疑有着生存状态和文化特征上的特殊性，这与上海这个都市的独特个性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国际化商业化的大都市，上海人追逐时尚、热衷时髦，在文化艺术、娱乐闲休方面紧跟当时的世界潮流。新的艺术形式和娱乐不断冲击着上海人的文化生活，电影、话剧、歌舞剧、音乐会、跳舞会、游乐会，还有如网球游泳等时髦的体育娱乐，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可以说只要是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鲜玩意在上海就都能找到，时尚的涌动与追逐赋予了这座城市“东方的巴黎”之美誉。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的新兴的极具诱惑的文化娱乐方式面前，传统的戏曲依然占据了那么大的市场，拥有那么多的戏迷、票友，这既是传统艺术巨大魅力所致，也与这个城市多元并存、兼容并蓄、既不排斥时尚摩登也不摒弃传统的文化取向有关。所以我们看到民国的上海票友、票社一方面执著于传统艺术与文化，热爱集本民族音乐歌舞与历史文化之大成的戏曲，以弘扬国粹为己任，以“票友负提倡戏剧之责任、有阐发艺术之义务”(19)的信念激励自身，一方面又能够很好地与近现代都市文明融合共生，并不断更新自我，为传统的“玩票”披上了现代的炫目的华裳，并注入了新鲜活泼的生机。他们聪明地利用报刊等媒体做宣传工具，将业余演剧置于大众舆论的视野范围，用闪光灯记录票界明星粉墨登场的绰约风姿，不断地延伸自己的活动与影响范围。他们将提升个人修养和情操作为票友进行戏曲艺术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突出其情趣的高雅、品位的脱俗，即使单纯作为娱乐也反复强调其在调剂精神、益于身心健康的方面的特有功能。上海票友群体本身拥有的丰富的社会角色与职业经历，又自然使其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关注民生，通过大量的公开演剧活动、以慈善捐款为目的义务演出，以种种方式实现其作为民间社团对社会与大众应有的贡献。上海票友对自己的俱乐部——票社，施以会员制、选举制、任期制等等民主化、规范化的组织管理，使它成为具有浓厚现代色彩的社会团体。这一切最终赋予上海票友这一身份以传统与摩登的双重内涵，它一改晚清京津地区票友给人留下的八旗子弟、富贵纨绔游手好闲、装腔作势、顾影自怜的消极印象，而成为兼具文化修养和优越社会地位的现代绅士闻人与名媛淑女的时尚标志，实现了传统与摩登在这个特殊时期和特殊地域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这样的结论：上海票友在时代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既坚守传统，又溶入现代因子，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特征就是传统与摩登的巧妙融合，它的曾经辉煌为我们思考文化如何保持传统又与时代衔接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参照。
注释：
①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版，第11册，第5057页。
②《红社施诊演剧记》，《申报》1929年8月7日，第21版。
③黄钧、徐希博：《京剧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④《票房通讯》，《戏剧周报》1936年第1期，第8页。
⑤以上报道依次见于《申报》1929年10月12日第21版、1929年11月27日第17版、1928年8月23日第17版。
⑥以上报道依次见于《申报》1929年2月26日增刊7版、1929年4月5日增刊2版、1929年5月20日第21版。
⑦《青年会今晚彩排》，《申报》1928年3月24日增刊2版。
⑧依次见于《申报》1923年12月23日增刊1版、1928年1月16日增刊1版、1929年4月22日第17版。
⑨依次见于《申报》1926年1月1日增刊3版、1926年1月14日增刊1版、1928年10月3日第20版、1929年12月22日第12版。
⑩义华：《上海票房二十年记》，见《菊部丛刊》，交通图书馆1918年版，第17页。
(11)《久记社举行第十二周纪念会》，《申报》1923年5月30日第18版。
(12)《律和票房新刊〈律和声〉》，《申报》1924年1月25日第18版。
(13)《青年会京剧社新选职员》，《申报》1923年12月29日第18版。
(14)依次见于《申报》1924年8月6日增刊2版、1926年1月1日增刊1版、1929年1月27日第21版、1929年8月7日第21版、1930年8月8日增刊3版、1935年9月18日第12版、1938年11月21日第12版、1939年4月12日第16版。
(15)《久记社演剧预志》，《申报》1923年5月29日第18版。
(16)依次见于《申报》1929年11月26日增刊2版、1930年3月23日增刊2版、1930年3月25日第11版、1930年5月27日第17版。
(17)《舞星演剧志》，《申报》1930年7月10日第13版。
(18)《青年会京剧社新选职员》，《申报》1923年12月29日第18版。
(19)小票友：《向票界作一当头棒喝！票友应铲除不良习气》，《戏剧周报》1936第2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