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学术：中国学术建制化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大众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C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6-0010-06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想要从前十年的“广场”退回学术的“民间岗位”[1]，拥抱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学术界不仅丢掉了80年代的人文精神，而且失范行为超乎想象，学术大发展没有如期而至，学术大跃进倒是轰轰烈烈搞起来了。学术丑闻层出不穷[2]。结果引起了分别与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有关的两场大讨论。但总体来看，这两场大讨论不是很成功，它们的发起者事后分别承认了这一点[3]，[4] 序言，156-161。归结起来，其缺陷有三：一是缺乏理论支撑，多属于随感型、印象式；二是没有历史感，眼光只盯着现在，试图在当下的时空里找出前因后果；三是急于事功，希冀找出对策，药到病除，从而妨碍了分析问题的深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讨论活动其实成了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它们本身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大众学术形态。本文拟从学术建制化与学术人口、学术参与的关系入手，分析这种大众学术形态的产生及后果。
一、学术建制化与学术人口
本文所谈的学术，主要是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可以包括在内，但不是论述的焦点。我们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学术建制化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同具体学科的研究内容没有关系，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建制化过程，跟自然科学的建制化过程是相同的；第二，学术建制化过程存在普遍规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东海西海，近代当代，概莫能外。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使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审视当前中国的学术现象。
所谓学术建制化，是指学术逐步形成它的社会组织、规范、制度，成为拥有自己独特的目标、资源、自主性的场域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取得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17世纪的英格兰，早期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强调科学的宗教功能、经济功能和军事功能，甚至还借助于哲学的声望，自命为“自然哲学”。但是随着科学建制化水平的提高，科学家开始突出科学自身的价值，为科学而科学成为科学家的新意识形态[5]。美国也曾经历同样的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大量的科学发言人首次公开反对科学对外部标准的依赖。一句话，这十年见证了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意识形态——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的发展。”[6] 125
中国自“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以来，似乎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合法性已经不言而喻了。然而细察中国人鼓吹学术的深层动机和历史—社会背景，不难发现，民族主义的目标（如所谓“强国梦”、“现代化”）才是第一位的，学术的价值是从属性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依然如此。鼓吹为学术而学术被视为迂阔，必受千夫所指。90年代在“回归学术”、加强建制化的呼声下，人们又把建制化与科层化混为一谈。照韦伯的理解，科层制是19世纪兴起的一种组织管理方式，主要涉及管理的等级制、规范化、形式化等方面。学术建制化则是指学术发展为一种社会制度，学者形成若干学术共同体，这一过程至迟在17世纪已经开始。两者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市民社会理论当中，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学术的科层化恰好妨碍了建制化。结果，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学术建制化水平依然比较低下：学术价值依附于政治或经济价值，学术自主性太弱，以致不能使用布迪厄的“学术场域”概念来分析中国学术问题，因为场域预设了自主性[7] 1-35。
学术建制化当然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从理想上说，一种完善的学术建制应当能够有力促进学术场域目标的实现，亦即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此，这一学术建制需要生产和再生产知识创造者本身，拥有充裕的或可获得的学术资源，资源配置和成果承认遵循普遍主义规范，以及学术信息的易得性和及时性。这些功能的正常履行，要求学术场域有相应的结构保证，它体现在多元的无形学院的存在，通过期刊、学术会议等联系起来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完善的学术社会化机制和控制机制，研究范式的成熟，学术把关者和代言人的德高望重，学术场域的自组织能力以及整合与分化间的适度张力，等等。概而言之，学术建制化涉及内、外两个向度，外在向度处理的是学术场域的“消极自由”问题，即能够免受其他社会制度的干涉或“殖民”，内在向度处理的则是“积极自由”问题，即维持乃至提高学术场域的生产力。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学术建制化水平很低是不争的事实。当前中国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抄袭剽窃、学术评审深度腐败等[2] 152-170，都是这一事实的表现。怎样提高建制化水平，这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可谓“知易行难”，本文不欲多论。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已走过百年历程，何以建制化水平不见有显著提升，反倒积重难返？学术人口如此庞大，研究经费投入不菲，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生产无数，然而学术积累在哪里？经典著作在哪里？今天的著作，十年后还有人读的有多少，更遑论50年、一个世纪？
这自然是个多因的问题，学术界的反思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但这些方面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历来在知识社会学里聚讼纷纭，未见有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而中国的论者一解释中国学术的具体状态，往往不免采取一些特设性的假说。比如，市场经济的冲击常被提及，然而西方近代学术可以说是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何尝干扰了学术进步？又有人谴责中国的“计划学术”[8] 56-59，但在大科学时代，欧洲、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解释这一问题面临许多困难，我们将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变量，这里要说的是学术人口与学术建制化的关系。
学术人口是指参与学术活动特别是知识生产（其典型形式是发表论文和著作、申报研究课题等）的人口数量。学术人口显然与学术生产者的生产与再生产息息相关，常识告诉我们，适量的学术人口才能够保证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诸多理论家探讨了人口密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5] 263，但没有人讨论过学术人口对科学或学术发展的影响。乔纳森·科尔和斯蒂芬·科尔在研究了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之后，认为只有少数人对科学发展真正作出了贡献，其他大多数科学家只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算不上生产者；因此他认为，要维持现有的科学发展速度，只需要比现在少得多的科学人口[9] 276。但在学术建制化水平很高的美国，学术人口偏多似乎没有造成什么负面效应。
国外学者没有反思学术人口与学术建制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在西方学术建制化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学术人口泛滥成灾的局面。建制化初期，学术人口很少，其中很多都是业余爱好者，不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建制化比较完善以后，特别是进入“大科学”时代，虽然学术人口增加了很多，但总体而言是与学术发展水平和规模相适应的。学术人口似乎只是学术发展的因变量，不值得重视。可是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学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与学术的低水平和混乱状态同时并存。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学术人口和学术建制化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
亨廷顿对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分析，对我们具有启发性。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这是“普力夺政体”；“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反的政治体制则可称之为公民政体。”[10] 73-73如果我们把学术人口数量看作学术参与程度的话，那么不妨认为：知识生产的稳定发展取决于学术建制化水平和学术人口之间的比率，在学术建制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学术人口的膨胀只会带来负面效应，并将妨碍学术的建制化；反之，如果学术建制化水平很高，那么学术机制会自行调节学术人口，使之与学术发展规模和水平相适应。前者带来的是我们所称的“大众学术”，而学术建制化水平与学术人口相当的时候则是“精英学术”。这一主张，一则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二则结合民国时期与当代中国学术的案例比较，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从中还可窥见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困境。
二、精英学术：理论的构想
精英学术的概念，强调的是学术及学术共同体在社会上占据着较为崇高和中心的位置，而学者本人，也有一种“忧道不忧食”的使命感，或韦伯所谓的天职感，从而赋予学术活动一种宗教性、超越性。这种精英学术带着绅土味或贵族气，绝对不相信民粹主义或人人均可成学问家，而相信特定的秉赋和资质的重要性，社会大众也往往有此共识，对学问怀着诚敬之心，不敢率尔为之。因此，学术人口必然保持着较低的比率，而学术保持着高质但不必高产的水平。
尽管默顿认为：“（科学的）普遍主义规范的另一种表现是，要求在各种职业上对有才能的人开放。……自由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功能上的必要性。”[11] 368但是很显然，这是在学术建制化程度很高以后的规范，而且它并不排除通过其他筛选机制将众多可能不合格或没有学术潜力的人挡在学术大门之外。也就是说，普遍主义规范是与学术准入机制并行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术市场的有序、良性竞争。德国学术遴选程序如此严苛，以致韦伯劝告有志学术的年轻人慎重。虽然他对这一制度选拔人才的有效性表示质疑，但是毫无疑问，即使该制度可能遗漏最优秀的人才，它在将不合格的人拒之门外上是卓有成效的。韦伯承认，“学术训练（如我们在德国大学传统下推展的），是精神贵族的事。”[12] 155-160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不兴，欧洲一些观察家即“认为这是平等所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托克维尔对此予以了反驳，然而他也断言，他很难相信贵族制社会下的求知热情将来会出现于民主社会[13] 553，562。在他看来，贵族气质对于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学术人口稀少的精英学术，对学术建制化和学术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功能。第一，它有助于无形学院的形成并加强该团体的凝聚力和身份意识。戴安娜·克兰认为，“无形学院对于统一研究领域和为领域提供凝聚力和方向是有帮助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某些合作者由直接的纽带紧密相连在一起，他们发展了有利于在成员间形成道德原则和保持积极性的团结。”相反的，“有更多的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可能在产生扩散的个人影响过程中起阻碍的作用。正在产生的新论文数量的增加或许会使新思想的传播更为困难。”[14] 129，71-72学术人口少反而减少了信息噪音，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在民国时期，无形学院事实上跨越了学科边界。当王瑶提出“清华学派”概念的时候，他就暗含了学科边界弱化的意思。这个精英团体内部的相互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学术建制化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史蒂文·夏平对此有精彩的论述：“知识是一项集体事业。为保证得到知识我们需依赖其他人，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依赖。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中拥有和保持我们的知识的交往关系具有一种道德性质，而我用来指称这种道德关系的词便是信任。……辨识值得信任的行动者对任何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必要的。”在17世纪的英格兰，绅士的信用文化及其实践使绅士成了该文化可以信任的诚实人的范例，这为英国的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奠定了基础[15] 19-23。
第二，精英团体维系学术传统于不坠。学术传统的作用，其实就是库恩所谓“范式”的作用，它可以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其他竞争模式，同时又足以为后来者提供足够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解谜的规则和程序等[16] 9。在另一个地方，库恩特别指出，在传统与创新、收敛式思维与发散式思维之间“维持一种往往难以维持的张力的能力，正是从事一种最好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首要条件之一。”[17] 223“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个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17] 233学术传统不仅供人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思想资源，而且是学者自我认同的价值来源，是所谓“安身立命之所”。对这样的高级文化，非浸润其间、身心为其所化的精神贵族，谁能继承，谁能光大？诚如贺麟所说：“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18] 51
第三，精英学术造就了学术名家。我们所谓的学术名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精英，实际上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是能开创范式、吸引和教育大量英才而自成一派、拥有很高学术声望乃至社会地位的学者。如陈寅恪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19] 247这也是陈平原所谓足以“继往开来”、“引领风骚”的“大学者”[20] 16。学术名家发挥的功能，照科尔兄弟看来，至少有下列三项：一是激励功能，他们成了鼓励别人仿效的角色模式；二是他们给学术界提供了能行使合法权威的领导人；三是确定学术共识，促进知识积累[9] 274-275。此外，学术名家还有一种象征功能，作为该学科的形象代言人，向其他学科、社会公众及政府，阐释本学科的独特洞识和魅力。他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当默顿认为“科学天才个人在功能上等价于一大批具有不同天资的科学家”时，他是犯错误了：科学天才的成果确实可能被其他科学家分别发现，但是有些天才科学家所发挥的科学发现之外的功能是无法取代的。朱克曼的研究也足以支持这一观点[21] 172-193。
最后，精英学术有能力抵制学术外势力的殖民，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由于前述无形学院和学术名家的存在，学术界事实上成为独立于政治、经济权力中心的另一社会权力中心，它集中了社会文化资本的力量，至少在道义和社会舆论上，有以“真”抗“俗”的勇气、信心和某种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学术共同体类似于贵族集团或教士集团在封建社会的作用，同样构成对政治权力和专制的限制。知识贵族们视学统如门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蔑视政治权力，淡置一旁”[2] 146，[23] 138。在西方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当拿破仑询问拉普拉斯为什么他的书没有提到上帝时，后者以“殉道者坚强不屈的气概”率直地回答说：“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24] 259这是知识贵族特有的面对权势的自信与道德勇气。
三、大众学术：现实的困境
民国学人身上洋溢着浓厚的贵族气质，使当时学术的“精英品性”十分突出，虽然他们常常因时代精神而自我掩抑，有时甚或走向民粹主义的极端[25] 107-126。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可谓这种贵族气质的浓缩。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19] 246五四运动诸子如胡适之等人，虽以大众为号召，无意识里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27] 147。这批学人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注意他们的西化倾向，忽略了他们对中国学统的继承程度。罗志田断言：“清季民初……这种对特定学术题目的近似观察和诠释实际成为一种学统的传承——在学术规范基本维持的情形下，研究同一对象自然必须参考前人的相关著述，正是对具体题目的持续研究（包括接受、反对和修改前人的研究），使许多意在反传统或在意识层面对整体的既存学术不甚认可的学人，无意中承续和发展了学统。这样，民国学人对清代学术的诠释既体现了研究的发展，又可见学统的传承。”[28] 75以钱穆为例，他毕生所发挥的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不是个人私见，一则承认史学的多元性，同时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29] 501。
尽管民国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较快，但教师不必是学者，因而学术人口其实非常有限，当然在现代学术草创之初，学术建制化水平也不会很高[30] 411-477，然而两者的适应却显然推动了学术的健康发展。虽然近百年中国学术，始终停留在“发展中学术”（唐德刚语）的阶段，但自五四运动之后，学术研究范式渐次成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20] 6-7。在这20年间，中国的人文研究传统可谓成绩卓著，当时文史哲方面的创获今天还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尊重[31] 521，538。比如，墨子刻在反驳中国当代学人唯欧美圣贤是尊的时候，抬出了梁启超、钱穆、唐君毅等人，以为在相关方面并不亚于西方权威[32] 184-185。民国学术非无可议，我们不可把它理想化，不过它确乎有一股元气淋漓之象。
20世纪90年代的景象就全然不同了。大学的扩张使高校教师骤增，人人都得做“科研”；这还不算，在读研究生、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师、其他教育机构的人员乃至党政官员，也纷纷登上学术大舞台。学术人口堪称史无前例。而中国的学术建制化水平本就低下，经这股学术人口大潮一冲击，其天下大乱、漫无章法，自不待蓍龟可知。大众学术这种新形态产生了。
大众学术概念并非单指学术人口之多（像“全民学术”概念那样），它特指的是学术人口多得远远不适应学术建制化水平的需要，而导致学术界礼崩乐坏的局面。它也并非强调学者的平民出身（像“平民学术”概念那样），事实上平民学者的贵族气可能不亚于真正的贵族或世家学者[22] 136，毋宁说它突出了这种学术形态的群众性、民粹主义特征，学术丧失了它的超越性、宗教性，完全成了世俗的万千职业之一。学术中人从此“忧食不忧道”了。
大众学术之所以是一种独特形态在于它的若干矛盾性。其一是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矛盾。一方面，学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知识规划”为导向，有着明显的集体性和宰制性[33] 3-4，而且存在为数众多的学会等学术团体，似足以整合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学术中人又各自为阵，互不对话，只管打自己的坑，学术关怀散漫无归，则显然是个体性的、手工作坊似的做法。原因很简单，学术机构或团体都只是国家的代理人，是一种体制性力量，代表国家分配和管理资源；它们不是市民社会的组织，承担着社会整合的职责。结果学术中人也成了一袋马铃薯。其二是唯智主义与反智主义的矛盾。学术中人不断开拓研究对象的范围，几乎整个把社会世界符号化了，尽管这样往往是以对象的拓展逃避理论、视角、方法的发展，以对象的新异掩饰观念的陈旧，但它依然隐藏着一个唯智主义的前提：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被理论化、知识化，强调理论的规则先于实践的策略。然而反智主义也弥漫其中。科研被等同于“写文章”，而“写文章”又关键“看你会抄不会抄”。流行的观念根本否定了创造知识的可能性。在折中式、机会主义地拼贴西方理论的时候，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诚敬态度早已被怀疑主义、犬儒主义驱散殆尽了。这是号称“知本”时代里的知识分子在自掘坟墓。
大众学术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术机构特别是大学的严重科层化。科层化也许是组织规模扩大后在管理上做出的自发的适应性调整。此时，所谓“学术人”成了知识生产工人，是庞大机构里的一颗螺丝钉，师道尊严让位于官道尊严。知识分子在本来属于他的小生境里，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了。大众学术的出现本身即表明知识领域在社会中已经边缘化到了可怕的地步，完全成了政治、经济等领域无足轻重的缘饰[34] 49-50，知识分子遂成为边缘领域里的边缘人群。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众多没有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是一群学术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无师承，无家法，怎么做都行。在没有制度或制度失灵的无序竞争中，日丹诺夫规律将会发挥到极致：“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的身价。”[8] 4-5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此时，韦伯对年轻人的警告显得尤其适用：“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12] 161大多数不能忍受而又要以此为稻粱谋的，最终无非是顺从潜规则，变成学术犬儒主义者，“或者腐化堕落，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聪明人”越来越多，而“痞风”盛行，价值理性萎缩[31] 507，[35] 187-231。
虽然大众学术也会存在少量的学术精英，但是产生不了学术名家，只会有一批“学术明星”应运而生。学术明星是学术名家的戏仿，是学术大众化、平民化与大众传媒联姻的必然产物，虽然有时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实则只能算“媒体知识分子”[36]。在这里，学术的评价标准完全让位于市场逻辑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学术明星公信力的下降，同时损害了他所在学科甚至学术本身的声望，他主动接受市场和政治权力对学术场域的殖民。学术明星不是开拓了公共生活领域，而是使之更形逼仄[26]，因为他以虚假的公共言论排斥了其他更真实的声音。学术明星的粉墨登场把大众学术的本质和可悲境地暴露无遗。
我们已经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看到了学术人口对学术建制化的巨大反作用，以及精英学术和大众学术的不同品性与后果。我们正深陷在大众学术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出路在哪里？这不是本文能回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继续维持如此庞大的学术人口，学术建制化就不会有进展，而科层化将愈演愈烈，大众学术的铁笼也不会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