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9－0048－06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不同理论流派的并存与纷争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不同理论流派中有一个流派特别引人注意，它就是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崛起于本世纪初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新左派”。所谓“新左派”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有着西方学术背景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群体。[1](P337)人们之所以将他们称之为新左派，很可能是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接近于“传统左派”，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般持批判态度，并且往往将当前国有企业产生和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一改革；二是他们与“传统左派”在治学背景、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理论表述方式甚至生理年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赋予了这一理论流派别具一格的色彩，使其与“传统左派”区别开来。
一、“新左派”在我国的出现与崛起
在我国，新左派最早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进入人们视野的。它之所以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主要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它与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的一场大论战。[1]这场论战涉及的范围较为宽泛：从东方到西方，从近代到现代，从文化历史到政治经济，纵横驰聘，几乎无所不包。论战虽然也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但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成为当时论战双方关注的焦点。
这场论战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社会背景的。首先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东欧诸国纷纷发生了政治剧变，极大地削弱和瓦解了长期以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集团相抗衡的，以苏联为首的东方政治集团的力量，从而最终确立了西方政治集团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强势地位，进而导致原有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失衡：由两极或多极的相互制衡向强势单极的倾斜。其次是全球市场化改革浪潮的冲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沉寂多年的崇尚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重新抬头，并逐渐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进而流行全球风靡世界。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率先进行了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随后世界各国先后不等、程度不同地纷纷被卷入这一改革，从而形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浪潮。再次是我国经济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强力推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经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突然发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不长的时间内便迅速完成了对地方国有中小企业的产权改革。同时，央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这些巨大变化，经历过我国改革开放反复曲折过程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再一次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他们已不满足于现有理论的单一解释与说教，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个世界。顺应这一客观需要，新左派应运而生，他们主动站出来向人们提供了自己的见解。不过这种提供见解的过程并非是单独进行的，而是在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中得以完成的。正是这场论战向世人宣告了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在这场大论战中新左派不仅重新审视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重新解读了新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而且还重新评价了我国的改革开放。[1]他们认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和全球市场化改革浪潮的冲击，加剧并强化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体就中国而言，由于其进行的经济改革已经将这个国家改造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并且融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因此，中国目前产生和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应该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寻找到答案，而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从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寻找出路。在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过程中，既有必要借鉴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资源，更要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他们的这些观点当然不会被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于是一场大论战由此展开。不过，这场论战由于仅停留在纯学术的理论层面上并局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之中，因而其社会影响力并不大。
真正让中国新左派社会知名度大幅度提高，社会影响力急剧扩张的，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他们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所不断发出的质疑国有企业改制的呼声。进入本世纪以来，日趋活跃的新左派将关注的目光逐渐聚焦于国有企业改革。他们在当时社会舆论一边倒，即普遍为国有企业改制叫好的情况下，大胆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针对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制所积累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强烈的质疑，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又把原本不愿加入争论的新自由主义拖入论战之中，从而引发了一场专门针对国有企业改制的大辩论，这就是发生在2004年的轰动一时震动朝野的“郎咸平风波”。[2]在这场大辩论中新左派全力以赴，淋漓尽致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赢得了社会公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的认同与喝彩。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大辩论产生了实际的效果，使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新左派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密切关注与另类言行，使他们逐渐走出了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从“形而上”的学究式研究转变为“形而下”的务实性研究，他们不仅超越了只有少数人参加的纯学术理论的探讨，而且已经完全融入到社会公众之中，并与其在互动的过程中，发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声音。新左派所有的这些变化充分表明，它已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完成了蜕变，实现了强势崛起。从此，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知晓了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派别。
但是，要想真正认识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派别，还必须对这个理论派别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观点和主张有所了解，然而社会上许多人对此却一直是若明若暗。这是因为全面把握和准确表述新左派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观点和主张是一件相当困难或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一是新左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主张；二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往往也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三是他们中仅有一部分人是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有能力从专业角度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四是整理者的理论水平和掌握文献的数量毕竟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曲解误传，如此等等。尽管如此，新左派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问题上还是存有共识的，如果不追求细节，只注重整体，那么以他们的共识为基础，粗略勾画这一流派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轮廓还是有可能的。正是从这种可能性出发，笔者斗胆作了这方面的努力：通过综合新左派在国有企业改革大论战中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其个别代表人物① 的典型观点，整理了新左派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理论观点和主张，并在本文中加以概述，以期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派别，并对其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新左派”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理论观点与主张
（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有企业
1.国有企业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新左派认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支撑国民经济大厦的栋梁。在它的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仅如此，它还为国家排忧解难，默默地承担了大量而繁重的社会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并为其承担了主要的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对国有企业我们要有一颗感恩之心，绝不能将它的功绩一笔抹煞。[1]
2.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新左派不同意国有企业效率低的说法，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人们仅用利润低来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低，那是既不科学也不公平的。因为国有企业一方面背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它负担的沉重社会包袱，另一方面还承担了向国家提供绝大部分财政收入的艰巨任务。在不允许破产倒闭，不允许解雇和降低职工工资福利的硬约束条件下，截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仍保持了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发展速度，仍取得了许多令国人骄傲的出色业绩，仍在整体上保持了比私营企业低得多的倒闭率，这足以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不低。[3](P314)
3.中国离不开国有企业。新左派认为，中国的具体国情需要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首先是中国几千年形成和遗留的文化伦理传统严重制约着私营企业的发展，使其不可能摆脱家族主义的羁绊，成长为实力雄厚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企业，只有倾一国之力举办国有企业才能够摆脱这种束缚，迅速发展和壮大中国经济；其次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逊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带，在国门大开世界巨型企业纷纷进入的情况下，涣散弱小的私营企业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国际资本相抗衡，更无法承担起壮大和发展中国经济的重任；再次是中国作为经济转型的国家，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正处于成长期，尚比较稚嫩和弱小，它们的成长和发展始终离不开国有企业的扶持与援助，而外国资本根本不会对其施以援手，相反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就连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无不得益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最后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国也必须发展和壮大国有企业。[3](P228)
4.国有企业大面积严重亏损的原因不在所有制。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亏损，某些行业甚至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有些人据此认为国有企业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新左派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导致国有企业大面积严重亏损的原因不在所有制，而在于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长期不关闭亏损企业政策而导致的累积效应；竭泽而渔的虐待国有企业的政策；僵化的用工制度导致的过高的企业经营成本；在“改革”旗号掩护下的管理层大面积的经营腐败等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会亏损。[3](P277)
（二）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改制
1.国有企业改制的理论依据——荒唐。新左派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制的理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并针对其中主要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逐一的批驳。[3](P218－271)比如他们认为流传甚广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论”就经不住推敲：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并不存在虚置。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由于在我国国家政权属于全体人民，因而这必然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的人却认为，这种法律层面上明确的“所有者”仍解决不了国有企业所有者实质上的虚置问题，因为全体人民仍是一个抽象的所有者，它无法对国有企业具体而有效地行使所有者的职权。新左派认为，全体人民并非是国有企业抽象的所有者，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它可以从两个方面行使其权力：一是通过民主决定的法律规章来有效约束国有资产委托人——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经营者，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全体人民可以共享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入。当然，如若能够有效行使这两个方面的权力，还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证，但这种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绝不等于“化公为私”的国有企业改制。
再比如被滥用的“自私人假设理论”就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既然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只有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可以把企业据为己有，而同样作为自私人的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所使用的企业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用凡是人都是自私的理论来说明，企业经营者只有将企业变成自己的才有提高企业效率的动力，也违背现实经济生活的常识。在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一般都不是该企业的完全所有者，但他们照样勤恳工作，努力提高企业的效率。现实经济生活告诉我们，那种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企业模式，仅适用于规模不大、小本经营的行业，这种企业模式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国有企业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来改造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至于“企业理论假说”就更不值一提。这种理论本来就是一种未经过证实的假说，用它来论证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怎能有说服力？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有两个重要假说：剩余控制权假说和剩余索取权假说。前者是用于解释为什么会有企业、企业的边界有多大、企业应当有多少资产，与企业本身应当归谁所有的问题并不搭界；后者的确是讨论企业本身应当归谁所有的问题，但它仅适用于解释那种所有者与经营者集于一身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而对于从事现代化大生产的企业其解释力就大打折扣了。更可笑的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的人，将这两个讨论不同层次问题的假说统一到同一个层次上，共同来论证和说明企业归谁所有的问题，只能说明他们思想逻辑的混乱达到了何等的地步。
2.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草率。新左派认为，贯穿于整个上世纪90年代的这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改制，虽然进行的轰轰烈烈，但其过程却极为草率。首先，改制由少数人主导和操纵。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全体人民自始至终被抛在了一边，不仅无权参与改制的决策，甚至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愿。更有甚者，就连被改制国有企业自身的广大员工往往也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愿。改制初期，改制工作几乎完全由少数政府官员甚至个别手握大权的地方政府首脑一手包办和操纵，在缺乏任何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的条件下，以长官意志的方式，强力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其次，以极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改制企业的国有资产。对改制国有企业的资产往往不进行认真科学的评估，在出售时往往也会采取一对一无竞争对手的方式交易，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处置改制国有企业资产时的随意性：改制国有企业往往被恶意压低价格贱卖，甚至在长官意志主导下大规模地实施“白送”。再次，以“一刀切”“赶进度”的运动方式搞改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有企业改制大潮的冲击之下，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地纷纷加入到攀比国有企业改制的进度之中。他们不顾当地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不顾国有企业当时面临的种种主客观实际情况，“一刀切”地将所有国有企业统统纳入改制范围，并且下死命令要求限期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这种“赶进度”的国有企业改制运动，必然会造成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使改制过程充满了草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2]
3.国有企业改制的后果——恶劣。新左派强烈抨击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改制，认为这种改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首先，改制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在这场史无前例大规模“赶尽杀绝”国有企业的运动中，国有资产不仅没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合理的回收，反而通过“贱卖”和“白送”等方式，被少数人赤裸裸地“侵占”、“掠夺”和“瓜分”了，由此造成了大规模的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令国人无不痛心！其次，改制急剧扩大了贫富两极的分化。在改制过程中，少数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疯狂侵占和掠夺国有资产，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老板”和“大款”；而改制企业的大量职工却被迫下岗失业，沦为生活毫无保障的贫困者。即使在岗职工也因工资和生活福利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时常陷入生活困境。这种情况无疑会加剧社会上早已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再次，改制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伤筋动骨的大规模改制使国有企业元气大伤，大大削弱了国有企业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能力，而国家财力的不足必然会严重制约其经济职能的正常发挥，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同时，改制对国有企业的削弱和“釜底抽薪”，大大降低了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给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进入和称霸中国市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机会，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安全。[2]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
1.立即停止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改制。新左派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利大于弊，毕竟提高了企业效率”的辩护性论调尖锐指出，所谓改制企业效率提高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现象，真实情况是改制企业往往在改制初期，主要通过剥离不良资产、解雇大量职工、降低在职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延长职工劳动时间而暂时提高“企业效率”的，一旦这些因素的潜力被挖掘殆尽，大部分改制企业的效率不仅不高，甚至比原有的国有企业还要低。更有甚者，一些改制企业的经营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改制的好处，而在改制前故意搞坏国有企业，使之效率低下甚至亏损，以便改制时低成本收归己有，改制后可以轻易提高企业效率。既然改制如此祸国殃民而又毫无效率可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行下去。[3]
2.规范必要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新左派并不一概地否定所有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相反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使国有企业在整体上有效率地经营，转让必要的少量的国有企业产权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主张应将这种产权转让或国有企业改制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必要的规模上，并对其进行极其严格的法律规范。这种产权转让原则上应该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格按照民主程序，遵循法制化、公开化的原则，通过立法、执法、监督等各个环节，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纳入高度透明的法制环境中运作。[2]
3.国有企业改革要立足于发展壮大。新左派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绝不是将其统统“化公为私”，更不是将其“赶尽杀绝”，而是为了使之继续保值增值，发展壮大。为此，国家作为受全体人民委托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必须要抱着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切实承担起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发展壮大的责任来。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支持、善待国有企业，解决它们发展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而不能一推了之，更不能“一买了之”或“一送了之”。[2]
4.建立公有财产代管人制。新左派主张在国有企业中应建立公有财产代管人制。所谓公有财产代管人制指的就是将经营性的国有资本都交给独立的、权责利统一的国有资本经营机构经营，实现政企分开、资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实行有效率监管的一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种经营管理体制的核心是非政府性质的专业盈利性机构——国有资本经营机构，它在政府专门机构的监管下经营国有资本，并从这种成功的经营中获取其收益。它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是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它可以决定企业领导人的任命和撤换。新左派认为，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与十六大提出的要求比较吻合，它可以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率，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4](P67)
三、“新左派”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与理论缺陷
（一）新左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
1.引发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反思。新左派对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抨击和独到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反思：以往的改革理论是否有些过度迷恋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经济理论的偏好；是否对转型经济的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关注不够，缺乏深入研究；是否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是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和方向定位不当；是否忽略或不重视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补偿问题的研究……。这种理论的反思有助于弥补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缺陷和不足，有利于理论发展的多元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制衡，促进理论的均衡化发展，有效防止失去制衡的流行理论由于过度的自我膨胀而走向极端，进而贻祸社会的悲剧发生。
2.削弱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私有化发展势头。尽管新左派发现和批判国有企业改制的私有化倾向比较早，但它们反对的声音一直比较微弱，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当国有企业改制的私有化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改制不良后果充分显现的情况下，新左派反对国有企业改制私有化的声音，由于规模不断扩大的受害人群的呼应而被放大，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民众的强烈呼应下，人们纷纷声讨国有企业改制的私有化倾向，从而削弱直至有效遏制了私有化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疯狂推进的势头。
3.震慑了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犯罪行为。新左派不仅从理论上剖析国有企业改制私有化的谬误和实质，而且还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揭露侵吞、转移、掠夺、掏空国有资产的手段和方法，并以大量的具体案例加以说明。更有甚者，他们竟投身于具体的司法案件中，指名道姓地向那些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江洋大盗”发起挑战，通过法庭的正义审判，将这些犯罪分子送进大牢。新左派的这些举动对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4.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调整。其实政府对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一些问题早有察觉，并对其逐渐加大了查处的力度。改制过程中查处的一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新左派的大声疾呼，社会民众的声讨，进一步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随之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立即叫停了以“经营者持大股”和“MBO”（经营者买断）等方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的改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并最终出台了一部“企业国有资产法”，力求规范各种公有产权的交易行为，防范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再度发生；密切关注和力图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改制过程中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等等，使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5.激发了民间学术探讨的勃兴。与以往学术和理论界的论战大都有着官方背景与意识形态色彩不同，新左派的出现和它所挑起并参与的所有论战，自始至终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民间学术行为。[1](P376)对于这些争论，官方既未授权，也未介入其中，更未采取措施予以干扰和制止，而是采取了一种超脱、宽容和置身度外的态度，因而使这些争论真正成为了一种自发的民间学术理论交锋。在争论中双方都运用各自的话语体系和民间的学术语言，超越了政府话语的局限，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大胆地酣畅淋漓地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主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由的大胆的理论交锋，才涌现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政府政策的重新制定与调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二）新左派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缺陷
1.对市场经济的排斥与对政府权力的崇拜。新左派坚决反对和批判对市场经济的过分迷恋，但他们在破除“市场神话”的同时，却又夸大了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局限性，甚至还有人走向了极端——彻底否定市场经济[4](P147)。他们推崇政府权力，希望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的运行，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许多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政府权力的过度退出而导致的，而在计划经济中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1]这种排斥市场经济推崇政府权力，为计划经济评功摆好和辩护的倾向，既无视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令人沉痛的弯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对私营企业的厌恶与对国有企业的偏好。新左派在其言行中毫不掩饰对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的蔑视与厌恶，认为正是它们的贪婪、剥削和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造成和加剧了国有企业改制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而对于国有企业他们却关爱有加，不加区分地一味为其辩护，原则上不同意对国有企业的改制，主张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保护国有企业。[3]这种观点和主张未能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从总体上缺乏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的正确理解与定位，不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性，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
3.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与对民族经济的推崇。新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垄断资本欲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手段和阴谋，是垄断资本对各国民族经济实施控制与奴役的图谋，因此，中国不能将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全球化，而应主要着眼于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对外国资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防止和抵御其削弱与瓦解我国的民族经济。[4]新左派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他们只看到并夸大了经济全球化不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有意忽略了其有利的一面，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可以互通有无，共享国际分工带来的便利与好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发展本国民族经济都不可能背离经济发展的这一世界性历史潮流，孤立地发展和壮大本国民族经济无异于闭关自守，其教训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决不应该忘记。
4.对我国国情时空判断的错位与对激情超越理性的失控。新左派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程度以及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基本判定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现今中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病症都是“市场病”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因此，一切解剖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左派经济理论，不管是西方的或是东方的都成为他们的理论资源，他们依此来分析、批判和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1](P261)但这是一种对中国国情时空判断上的严重错位，因为中国既未彻底完成市场经济的转轨，也未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经济的社会性质，这种错位使新左派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文不对题。同时，新左派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特别是在大论战中往往带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言辞激烈，激情澎湃，所以有时就显得缺乏冷静与理性，失去冷静的客观分析与理性的学术探讨，争论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图一时之快的情绪宣泄，而这对于平等自由地开展学术交流是不利的。
注释：
① 本文选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研究员，其原因，一是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新左派；二是他专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且精通西方经济学；三是他所阐述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主张相对比较系统完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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