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趋势论文,方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在全球位势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2020》预计，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2010年的6.9％。但事实上，中国2001—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三次大的上升期（图1），特别是2001—2007年第三轮上升期持续了7年，经济增速从2001年的8.3％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14.2％。这一轮上升期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今年有望超过日本①。按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计算，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700美元，即将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②。2009年的出口额达到12016.6亿美元，超过德国746亿美元，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贸易总量占全球近10％。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
图1 1979—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0》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过去30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起飞”，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③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全球贸易出现多年来罕见的大幅下降。同样，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功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扩大投资需求，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工业生产回升，缓解就业压力，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依然达到9.6％和9.1％，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没有因外部冲击而发生大的波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回落，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主要是依靠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这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与其说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增大，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二、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在资源约束条件与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随之变动。虽然经济增长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响，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但从中长期趋势看，可实现的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潜在增长率进而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条件和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期。但是，这个阶段出口高速增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在金融危机后难以重现。今后一个时期，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
1、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本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二战以来的“黄金时期”，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6％。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从危机的剧烈动荡中复苏，但发达国家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需要持续数年。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增长潜力很可能明显下降。从中长期看，金融危机不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趋势，但全球复苏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复苏过程将是一个缓慢曲折复杂的过程，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重现危机前持续快速增长态势，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
2、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配额和关税大幅下调，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外部市场。金融危机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对市场的开放更加谨慎，加之中国外贸出口恢复较快，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并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美欧国家对我压力明显增大，贸易摩擦事件频率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加大。
3、全球“再平衡”带来的调整压力。全球失衡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金融危机后，“美欧消费、东亚生产”的分工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变美国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增加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研究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和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等手段促进出口。面对全球“再平衡”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我国调整内外需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明显增大。
（二）高储蓄率将可能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中国储蓄率达到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图2）。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一国一定时期储蓄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二是周期性经济波动因素；三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从发展趋势看，这几方面因素都将发生新的变化。
图2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储蓄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1、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老龄人口比重越高，动用储蓄的人就越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从我国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变化看（图3），1985—2008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55％下降到2008年的36.6％，下降了18.4个百分点，同期储蓄率呈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34％上升到2009年的51.4％，上升了17.4个百分点，显示了抚养比与储蓄率的逆向变化关系。
图3 人口总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WDI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09》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等方案，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6.96％增长到2010年的8.1％、2030年的15.7％以及2050年的22.7％。④ 这与国内机构和学者的预测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表1）。但从2006年的实际抽样数据显示，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要比所有的预测发展都要快。由此可以判断，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老龄化程度也会比预测结果更高。根据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估计，“十二五”期末，人口抚养比例将比2010年提高1个百分点。被抚养人口中，儿童抚养比例下降1个百分点，老人抚养比例上升2个百分点。此后儿童比例将保持稳定，老龄人口比例将单边上升，人口抚养比例随后者上升。⑤ 这意味着，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使储蓄率逐步下调。虽然未来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变化及其对储蓄率的影响要比理论分析更为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储蓄率将会受到人口结构和消费倾向变化的影响而逐步下降，相应地消费率将逐步上升。
2、周期性经济波动因素。研究表明，在经济繁荣和增长率上升时，居民部门在消费刚性作用下，储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企业部门则随景气上升、盈余增加而扩大投资，从而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上升。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情况则相反，全社会储蓄率将会向下调整。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1994—2001年经济下行期，总储蓄率由42.75％下降到38.5％；2002—2007经济上行期，总储蓄率从38.5％提高到51.2％，提高了约13个百分点。⑥ 由此可见，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相对下降，将对储蓄率产生向下调整压力。
3、体制和政策性因素的可能变动。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诸多因素中，人口结构和周期性因素决定了储蓄率变动的方向，但真正决定中国高储蓄率水平的还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资产配置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等。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中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的估算⑦，2015年比2008年总储蓄率将下降5—7的百分点，其中人口结构因素导致1个百分点的下降，周期性因素导致2个百分点的下降，政策性因素导致2—4个百分点的下降。在2015年以后，储蓄率下行将进一步加快。
（三）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变化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⑧ 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都预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渐减少。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顶峰，届时中国人口为14.62亿人，而在此之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8亿人。进一步的考察可以看出，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将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⑨ 从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可能下降
过去3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今后保持上升趋势的难度明显加大。国内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出现下降趋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计算结果，1979—2007年间，资本形成、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表2）。从不同时期的变动趋势看，上世纪后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增加了20个百分点。但2000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未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市场化改革等几个方面。
1、技术进步和创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通过引进外资、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全要素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不仅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在不断加大，而且通过“复制”先进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也明显下降，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将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
2、劳动力转移。研究表明，我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通常是农业部门的7倍，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和服务部门转移，可以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可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已经有限，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将趋于缩小。
3、体制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经过30年的改革，比较容易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领域已经基本完成了市场化改革，但改革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正在固化，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爬坡区，要素价格、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府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成为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动力来源。深化改革不仅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羁绊，而且要由过去局部的或增量改革转向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推进的难度将超过以往。
由此可见，今后一个时期要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面临的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任务都将比以往更加艰巨。
（五）工业增加值比重或已达到峰值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分别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表3），已经达到历史的高位，从各方面因素判断，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趋于稳定。
1、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有关研究表明，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这些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我国现有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有大幅度提升。
2、我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2006年中国工业产出占全球工业产出的9.44％⑩，2008年应该已超过10％以上。危机前的2007年我国净出口率达到8.8％。由于服务贸易是净进口，可以认为几乎全部净出口是由工业部门创造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领域。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既要在传统产业领域保持优势，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如果说净出口是中国无法通过国内市场消化吸收的“过剩产量”，那么按照工业增加值占比和净出口率计算，工业产能中有约20％是“过剩产能”，需要我们通过国内市场消化吸收。
3、工业的规模扩张受到资源环境约束。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极少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200m[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世界13个缺水国家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8亩，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本，排在倒数第三位。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而且多集中在水质型缺水态势严重的长江流域、华北和中部等人口稠密地区，以及干旱和半干旱的西北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型缺水地区。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水资源危机，威胁到区域生态安全。
总体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会逐步结束，并将进入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我国工业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可能已接近极限，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工业产出比重有可能出现向下调整的态势。
（六）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剧。以能源为例，“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约束性指标，前四年仅下降了15.6％，要实现规划提出的目标有相当难度。这是能源强度指标，如果考察能源消费总量指标，矛盾就更为突出。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标准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准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准煤，即使我们在今后10年将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控制在1亿吨标准煤以下，到2020年也将超过40亿吨标准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七）我国将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则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11)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力增速放缓，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有其内在合理性。
从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看，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日本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发生在80年代末期，在此之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表4）。日本在经历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进一步大幅下降，基本终结了高速增长过程。
从国际机构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经历一个增速缓慢下降的过程。据世界银行预测，2011—2015年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4％，2016—2020年将为7.0％（表5）。这一预测与过去做过的一些研究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随着经济减速的发生，类似于日本、韩国在经济减速后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一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和储蓄率的变化发生新的调整，消费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有所上升。这些结构变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实现但又没有完全实现的调整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时间窗口。
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和最新数据估计，1978—2008年我国资本存量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3.3％，劳动力增长率为2.2％。分阶段看，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00—2008年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分别为11.6％和0.9％。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储蓄率将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逐步回落，估计“十二五”期间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速还将继续下降。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11—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如果考虑外部需求扩张速度趋缓，净出口率将从危机前2007年的8.8％回落到2％以下，国内消费需求填补外需缺口需要一个过程，加之储蓄率下降，低成本优势减弱等因素，综合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条件变化，2011—2015年可实现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8％—8.5％之间。
三、中国在更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条件和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特征的大规模经济体，与日本和韩国等已经结束高速增长的国家相比，具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期的空间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有条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
在外部市场需求收缩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子刺激计划，实施汽车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减免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等鼓励消费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2.53万亿元，2010年上半年达到7.27万亿元，全年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十二五”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2007年3月24日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相当，大大低于美国（占全球的42％），也低于日本、德国和英国（分别占全球的11.1％、7.3％和6.6％）。但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将超过意、英、德、日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二）“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
如果我们将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结构变化称为人口红利，那么，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率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快和储蓄率下调，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少儿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的人均人力资本投入都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增速放缓，完全可以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研究表明，1985—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年均增长6.52％，1994年以后明显加快，年均增长7.49％。1995年以前，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慢于人力资本总量增长，而1995年之后两者几乎以相同的年均增长率增长。这表明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人口增长带来的，而是由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因素所推动的。(12) 从过去30年的情况看，相对于经济增长和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增长较慢。人力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8，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率也从1985年的16—19降至2003年的10—11。这一结果不仅表明人力资本相对于经济总量和物质资本在逐渐下降，也意味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十分巨大。随着人口总量增长放缓，要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就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这也是培育和创造新人口红利的关键所在。
（三）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虽然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后凸显出来，但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仍然很大。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2.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分别低10.2和21.9个百分点，甚至比低收入国家水平还低4.9个百分点。这虽然可能有统计口径的差异，但发展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经济大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将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服务需求扩大而迅速拓展。如果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能够在今后1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意味着每年需提升2.5个百分点，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且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型服务环节，大幅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间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此外，在制造领域，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在传统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同时增强新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四）研发投入逐步加大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明显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但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2009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2％，比2005年提高了0.32个百分点，但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2％的预期目标仍有距离。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而国外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到3％以上，跨国公司多在5％以上。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可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储蓄率降低和资本投入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弱，并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五）城市化形成新动力
2009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6.6％，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世界银行专家对城市化的研究表明，城市化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现对数函数关系，中国城市化率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城市化率约低14个百分点，预示着未来我国城市化潜力十分巨大。世界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70％的增长过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村转移人口因生活方式变化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六）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四小龙”不同，高速增长过程的变化可能会有更突出的渐进变化特征。根据“雁行模式”理论对东亚经济发展的解释，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转移。然而，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差异，就是小国经济由于资源禀赋的一致性，一旦比较优势变化，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要向国外转移，而我国作为一个区域差异性很大的国家，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还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大大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正是这种转移进程，可以使中国经济继续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七）深化改革的潜力
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而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以往时期，由于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改革的推进将更加艰难，但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目前存在的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大、国有企业占有资源过多、资源价格扭曲、垄断者影响市场规则等体制问题，推进任何一项改革都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就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就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使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得以拉长。
四、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今后一个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与其说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今后一个时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要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后再上新台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这一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是：
1、在外部需求扩张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生产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并通过国际市场得到有效释放。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内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2001—2009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出口依存度达到35.2％，净出口率达到8.8％。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调整使外部需求增速放缓，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难以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不仅难以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和调整，也难以形成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内需重点应是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鼓励以“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消费领域，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大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基本住房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力度，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明确政府公共投资范围，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积极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稳定和拓展外需，促进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增长机制。
2、在中国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中国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2009年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0.1％，服务业比重则明显低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名义比重提高较快，但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基本上集中在价值链低端；重化工业产能扩张过快，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我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过时和淘汰的风险，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不仅难以保持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也难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要由调整产业比例关系转向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必须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适应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同时，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产业重组和优化布局，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在实现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增大社会、环境和国际分工效应。
3、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了较快增长，2004—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29.2％。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超过600万，几乎超过北欧芬兰的总人口。但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上述两个比例分别仅为24.9％和0.84％。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仍不能满足要求。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抢占经济科技战略制高点竞争加剧，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就难以培育和确立新的竞争优势，也难以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向培育以自主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为此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高档数控装置、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软件、整车设计开发流程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优势品牌的大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建立全球生产运营体系；在装备、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链的延伸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关系；促进产业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推进我国重点产业发展由大到强的转变。与此同时，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和培训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扩大职业教育，组织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4、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
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化学需氧量减排接近“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5.61％，要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难以承受，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也难以得到根本扭转。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节能减排的形势十分严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为重要前提。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核电比重，扩大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洁净煤、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工业节能技术改造，推行强制性能效标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围，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能源审计；对城市既有建筑实行节能改造，新建筑实行节能标准；加快发展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5、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格局。
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矛盾，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还在扩大，2000—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8∶1上升到3.3∶1，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6.6％，过去4年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将突破50％，城市社会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的基础设施、住房建设投资需求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成为扩大国内需求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吸纳农民工就地落户，改善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完善相关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集聚发展，促进农民工就近转移就业。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吸纳转移人口多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发展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武汉为中心地区、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吸纳人口较多的新兴城市群，使其继续成为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体。通过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协调发展，争取“十二五”使其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6、在区域差距扩大的态势尚未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变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局面。
近年来，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得到一定的控制，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增速一直高于其他区域的增长格局，2009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比2006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提高了1.4和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区域间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仍然较大、人口经济资源空间失衡、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滞后等问题仍较突出。
今后一个时期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积极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着力构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要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义务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加快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与此同时，要按照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总体要求，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促进城市化地区增强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集聚人口和经济的主体功能，农业地区增强保障农产品供给的主体功能，生态地区增强保障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
7、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加快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
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64.9％下降到2007年的57.5％，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2.8∶1上升到2009年的3.3∶1，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
今后一个时期，要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8、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失衡现象和深层次矛盾，从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体制机制问题。加快建立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必须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实现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战略性突破。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减少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二是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范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财政体制更加公开透明。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积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三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垄断行业改革。放宽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保护民间资本合法权益。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五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六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二）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客观上受到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的制约。中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难度增大。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不理想，更重要的是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突出表现在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土地、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通过价格信号充分传递给市场主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转变体制机制为重要前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受到基本国情和战略选择的影响。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偏低，城乡地区之间差异大，现代与传统生产方式并存，结构性矛盾突出，增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在战略选择上，一些地方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对结构调整的系统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认识不足，推进不够，这些都影响了发展方式转变进程。
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有紧迫感，又必须充分认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既要坚定信心，又必须针对阶段性特点和难点，采取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充分拓展转变进程形成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和化解风险。
注释：
① 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有望超过日本，并不表明实际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更不表明中国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超过日本。日本人口规模不到中国的1／10，即使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到日本的1／10。如果考虑累积的国民财富和和科技创新能力，中国与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样，中国出口额虽已超过德国，但中国出口商品整体竞争力仍明显低于德国。
②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计算的2008年人均国民收入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75美元或以下为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1906美元或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③ 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因素分析可见作者的《调整与转型——中国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一书，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年版。
④ 联合国社会经济司人口处：《世界人口展望2000》，转引自国家信息中心。
⑤ Source: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4 Revision),United Nations.
⑥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资金流量表。
⑦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投资规模与重点研究》，2009年12月。
⑧ 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是1954—1957年，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是1962—1969年，第三个人口高峰是1984—1987年在第一、第二个高峰的出生率高于3％，第三个高峰的出生率为2％左右。
⑨ 可参看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⑩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11) 江小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12) 李海峰等：《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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