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经济学70年：学科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郑州大学商学院 孔喜梅
摘 要： 产业经济学是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学，我国产业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本文在对国外产业经济学的渊源、产生和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的产生过程、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并从企业理论、规制和反垄断、产业结构变迁三个方面梳理了我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认为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是我国理论界对企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微观经济理论创新、技术进步和应用、国家发展战略对产业政策的需求、将产业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新行业(部门)产生的新学科四个方面展望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产业经济学未来必将是多学科融合的、生机勃勃的、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产业经济学 学科特色 发展脉络 前景展望
一、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内涵
我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分为理论经济学(020100)和应用经济学(020200)两部分，应用经济学下面又包括国民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等10个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产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从学科内涵来看，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与国外主流的产业经济学有很大不同。
国外学者虽然对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内涵看法有别，但其核心观点限于产业组织领域。如泰勒尔(1997)认为，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又被称为产业组织学或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对企业与市场结构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施蒂格勒(1996)将产业经济学称为“应用微观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尤其是垄断价格理论的延续。其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应用微观经济学、垄断、贸易限制、公共规制、企业所有权等问题，还涉及劳动分工、土地和国际贸易等。泰勒尔(1997)说，“这个问题听起来天真，研究产业组织就是研究市场运行，这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实际上，产业组织的边界并不明确，产业组织学的确始于厂商结构和行为(经营策略和内部组织)的研究，但产业组织学比经营战略更丰富”。
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则广泛得多，除产业组织外，还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产业规制等内容。
二、产业经济学的演进脉络
国外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垄断和反托拉斯法的研究，这为产业组织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是产业组织理论最辉煌和激动人心的时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使产业组织理论有了方法论的根基，更为坚实和科学，也被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一)产业经济学产生的理论基础
美国经济学会1941年才将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经济学本身一样历史悠久。产业经济学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在对完全竞争市场的论述中，提到了市场进入自由、商品卖者的数量是市场竞争绩效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定条件。斯密不仅看到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也观察到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内生性。斯密也认识到，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公共或私人垄断，这将破坏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1892年，马歇尔及其夫人出版了《产业经济学》一书，讨论了大规模的经济性、产业的地理分布以及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的优劣，其中有一章内容专门讨论“产业组织”，提出了规模经济与自由竞争之间的矛盾，即“马歇尔冲突”，承继了斯密的分析与判断。1919年，在《经济学原理》《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马歇尔又出版《产业与贸易》一书，除了对产业变动一般特征的论述之外，这本书还涉及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技术、企业单位的规模及其边界、金融市场、市场营销、垄断和公共规制等问题，直至今天，这些内容仍然是产业经济学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问题。1890年，美国制定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也为产业规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围绕《谢尔曼法》的相关问题展开争论，如1899年在芝加哥托拉斯会议上，与会的经济学家讨论了“为什么大的或者集中企业会降低生产成本？集中的收益与成本之间有什么关系？”等问题。许多优秀的成果也在这一时期涌现，如克拉克的《托拉斯的控制》就质疑了捕获价格削减(predatory price-cutting)、旨在消除竞争的价格歧视等问题。张伯伦(Chamberlin，1933)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Robinson，1935)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对市场结构进行了严谨周密的分析，为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哈佛大学的艾德沃森·S.梅森教授(Edward S.Mason)据说是第一个发表产业组织论文和培养产业组织人才的人。1939年，他发表论文《大企业的生产及价格政策》，认为需求、规模、生产成本、生产特征和分配渠道等是影响价格形成的关键，提出了SCP分析框架的雏形。1959年，哈佛大学的贝恩(J.S.Bain)出版的《产业组织》一书，阐述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分析框架。1970年，谢勒出版《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一书，提出了完整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分析范式，标志着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SCP分析范式目前仍是众多产业经济学教材的基本框架。
分析 用条件解出x再代入则十分繁杂并运算量极大.实际由已知式有并且有(x-1)(x2+x+1)=0,得x3=1.
对哈佛学派经验主义与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缺乏因果关系解释的批判，以阿隆·德勒科特(Aron Director)、施蒂格勒为代表，芝加哥学派强调严格的理论分析和对竞争中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芝加哥传统不相信政府干预，认为自由竞争比政府规制更有效率。1968年，施蒂格勒出版《产业组织》一书，对兼并、市场容量限制与劳动分工、规模经济、信息经济学、劳动市场信息和寡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因为其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突出贡献，1982年施蒂格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新产业组织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一批新的经济学家加入研究，掀起了产业经济学新的研究热潮。1988年，泰勒尔出版《产业组织理论》一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得到了普遍而广泛的应用，这也被称为“新产业组织理论”，这本书也是国内外产业经济学研究生的通用教材之一。
美国经济期刊文献分类编码(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codes)将产业组织的研究领域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市场结构、企业战略和市场绩效(market structure，firm strategy and market performance)；企业目标、组织和行为(firm objectives，organization，and behavior)；非营利性组织和公共企业(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enterprise)；反托拉斯问题和政策(antitrust issues and policies)、规制和产业政策(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产业研究：制造业(industry studies: manufacturing)；产业研究：初级产品和建筑业(industry studies: primary products and construction)；产业研究：服务业(industry studies: services)；产业研究：交通和公用事业(industry studies: transportation and utilities)。
三、产业经济学在中国的产生及特色
(一)产业经济学课程的开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学习和引进了苏联学科体系，引进了按照工业、农业、商业等产业(或行业)分门别类地设立学科的方法，设立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等学科，因此并不存在产业经济学。黄德鸿等(1988)指出这种学科设置体系下的工业经济学存在内容陈旧、体系僵化、理论性差，研究方法落后，缺乏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的有效工具等问题，整个学科是封闭式的，缺少学科间的比较、研究和借鉴，提出应借鉴西方工业经济理论，尤其是关于市场垄断和竞争理论、企业组织理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合同法和组织理论、交易规制理论等，调整工业经济学科体系。西方经济学著作和文献也逐渐被引进，如197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在中国出版。1980年，谢泼德(W.G.Shepherd)的《市场势力与福利经济学导论》、1983年沃森(D.S.Watson)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是较早翻译出版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参考书。同时，我国部分高校也尝试介绍经济学、管理学和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知识，1985年，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经济管理讲习班，编印了《产业组织经济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198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治教授出版《产业经济学导论》一书，这是国内公认的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命名的产业经济学教材，杨治老师也是第一位在我国开设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老师。1988年，卢东斌翻译了日本学者植草益的《产业组织论》。而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教材被翻译到中国，如K.W.克拉克森和R.L.米勒的《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1989，上海三联出版社)，J.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1996，上海三联书店)以及后来被广泛作为研究生教材的泰勒尔的《产业组织理论》(199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丹尼斯·卡尔顿和杰弗里·佩洛夫的《现代产业组织》(200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二) 我国产业经济学的课程特色
梁诚霍地坐起，转身，正好对上美娟那张被缝补过的近在咫尺的脸。“你想说这是你亲手剁碎的吗？老公，我好痛……”美娟的声音嘶哑，就像是声带曾经被割破又勉强拼接上的。
当时刘备带着张飞、关羽镇守在徐州、下邳（）一带。曹操率领着二十万大军攻打徐州时，刘备无计可施，听了张飞的话，连夜去曹营劫寨。不料中了曹操的埋伏，刘备和张飞各自逃走，在路上失散了。刘备一个人去投奔了袁绍，而张飞则逃到了别处。
4.课程内容的侧重点不同。相对于产业组织，“产业结构问题”更受关注。国际产业经济学偏重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等微观组织和行为分析，而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偏重“中观”的“产业分析”或“结构分析”，并且，“结构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产业经济学更接近 “发展经济学”而非“产业经济学”。杨治(1985)老师也认为：“产业经济学是以‘产业’为研究的焦点，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关系结构、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各种均衡问题。”在杨治老师的教材中，产业组织理论部分仅占五章中的一章，而与产业结构相关的内容则占五章中的三章，包括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联系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均衡(更多指产业之间的均衡)问题。这一时期出版和翻译的著作也以产业结构为主，如薛敬孝《产业结构分析的理论基础》(1988，河北人民出版社)、朱争鸣、王忠民合著的《产业结构成长论》(1989，浙江人民出版社)、张寿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1988，中国计划出版社)等。直至今天，国内产业经济学教材、学者的研究内容、产业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设置中，产业结构及其分析仍然占有核心位置。
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必然要归于产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就“日本奇迹”的产业政策引起了我国学者与政府的关注，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产业发展，既能发挥市场作用，又能保留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大量干预，这种模式与改革初期的总体思路不谋而合，容易被各方所接受(江飞涛、李晓萍，2018)。改革的不同阶段，因政策目标不同使得产业政策手段各异，21世纪以来，产业政策以促进结构调整升级与抑制产生过剩为目标，对微观经济干预更为细致、广泛和直接，这种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替代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的做法造成市场扭曲(江飞涛、李晓萍，2010)。据钱雪松(2018)等对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自然实验研究结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政府干预程度越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程度就越大，因而提出政府的产业政策不应该一刀切，从长期看，应积极推动产业政策转型，减少行政指令，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课程内容体系不同。由于对核心关键概念的理解不同，所以，在课程内容体系的设置上，我国产业经济学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除了具有西方主流的企业理论、产业组织和产业规制理论，还将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政策、经济发展中的均衡问题等纳入产业经济学的课程体系。
1.课程开设的目的是谋求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政策”。在《产业经济学导论》序言中，杨治(1985)教授写到“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的产生是以‘产业分析’的需要和‘产业政策’的实践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为制定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服务的经济理论”。在第一篇绪论中，用较长的篇幅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的发展和应用，鲜明地表达了学科应用型和政策导向。课程设立初期，有关产业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时期由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1988年，经济管理出版社)，由黄晓勇翻译的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的《日本的产业政策》(198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
5.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受日本影响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快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渴望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并谋求快速发展的愿望和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感极为迫切，“年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缺乏经济控制的经验和理论，因此，计划经济本身有待完善，计划经济的理论更有待丰富、提高和发展”。这一时期，对日本学者著作的翻译也较多，如上文提到的《日本的产业政策》(1988，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由周显云翻译的左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1988，辽宁人民出版社)、植草益的《产业组织理论》等，杨治教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的参考文献中，也有诸多来自日本学者。
围绕财政部中心工作，浙江专员办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绩效监管工作。转型以来，在工作理念上，牢固树立了以资金绩效为核心的预算闭环监管理念。明确提出预算编制审核—预算执行监控—决算编制审查—预算编制审核的部门预算闭环监管体系中，资金绩效是监管的核心。预算编制合规性、科学性审核，预算执行时效性、规范性、安全性监控，决算编制全面性、合规性审查最终服务于消化存量资金、提升资金绩效和提升预算执行有效性的管理目标。
(三) 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的设立及学科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学位设置和研究生教育体制也不断发生变化。1996年第14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做出决定，对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简称《目录》)进行修订，对研究生专业目录进行调整，产业经济学被纳入应用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也标志着产业经济学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调整后的现行学科专业目录规定，产业经济学专业应替代原来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运输经济、消费经济、信息经济等专业。也就是说，我国的产业经济学是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运输经济、消费经济、信息经济等专业转化而来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产业经济学专业是由原工业经济和贸易经济专业发展而来，两个专业均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批学科专业，也是我国第一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和第一批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第一次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中开设“产业经济学”课程并编撰《产业经济学导论》《产业经济学研究生教材》的大学，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是我国产业经济学专业简介和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方案的设计者，1999年6月成为获一级学科授权的学科点。暨南大学早在1921年就创办了商科，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源于1963年著名工业经济学家黄德鸿、云冠平教授领衔建立的工业经济专业，1981和1986年先后获得工业经济(后改为产业经济)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2002年获批产业经济学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这也是华南地区第一个产业经济学博士点，黄德鸿还发起设立了国家一级协会“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后改名“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科前身是有百年传统的铁路商务管理学科，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铁道经济和运输经济学科。南开大学的产业经济学也源自运输经济学专业。首都经贸大学的产业经济学是从商业经济学演化而来。江西财经大学将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学合并，形成产业经济学专业。西南财经大学在原来工业经济专业的基础上，设置了产业经济学专业(见表1)。
表1 我国部分高校产业经济学学科背景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此可见，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实际上涵盖了农业、工业(包括房地产)、服务业(包括金融、公共事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零售)等行业，又因为产业组织部分是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这些内容又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等密不可分，由此可以说，宏观方面，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可扩展至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微观领域可延伸至企业行为如定价、产量决策、产品差别化、广告、企业一体化、并购、进入退出、卡特尔等企业内或企业间行为，结构调整与企业内或企业间行为又会进一步引致产业政策、产业规制等内容。实际上，我国的产业经济学是一门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企业和产权理论、公共经济学和法学(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多学科、多专业的极其庞杂的学科专业。
四、我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由图5可以看出,仅靠储能电池维持的母线电压在400 V上下小范围波动,而且光储电站仅靠储能电池来平复系统内的不平衡功率。当光伏发电的功率不能满足站内负荷所需时,储能电池放电,储能电池的电流大于零,SOC下降;当光伏发电的功率大于站内负荷所需功率时,储能电池充电,储能电池的电流小于零,SOC上升。
笔者梳理的基本脉络是：(1)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2)对规制和反垄断的研究；(3)产业结构及其变迁理论。
(一)对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
我国新的学位学历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制度和经济情景之下逐渐重建和发展的。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制度、经济和学位学历制度下逐渐建立与丰富起来的。在西方产业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前，我国学者就结合我国经济和企业实际，在当时尚紧张的经济制度转换夹缝中，探索我国企业与产业发展的前景，为我国企业产业发展奠定理论基础。1979年，邝日安和晓亮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试论价值规律同企业独立自主权的关系》，观点鲜明地指出“经济改革应从承认企业独立自主权入手”“承认企业的独立生产者地位”和“承认企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商品货币关系”“从经济利益的关怀上使企业有经营动力”并详细阐述了企业应该具备的基本权利如生产计划、供销、财权、事权以及按照价格规律的要求制定商品价格。1979年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蒋一苇研究员先后发表论文《“企业本位论”刍议——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性质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企业本位论》，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企业是能动的有机体，在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方面应该有自主权，应具有“增减权和选择权”，企业应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王梦奎(1981)对企业领导“一长制”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企业管理的厂长负责制势在必行。卫兴华等(1986)对企业活力及企业行为的约束机制进行阐述。邝日安、晓亮、王梦奎、卫兴华等和蒋一苇先生的《企业本位论》均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创建者之一马洪先生(1979、1980、1988、1991)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介绍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倡导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分析企业的联合与竞争行为的合理性和意义等，马洪先生的经济和企业改革建议多次被中央采纳并写入国家规划和报告，写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马洪先生的建议。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采用近似西方产业组织的研究范式，对我国企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分析，如李悦和陈胜昌(1981)年对我国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了研究，提出将生产能力作为衡量企业规模大小和规模结构的主要指标，非常接近西方产业组织中“有效规模”理论。于良春1987年发表论文《论企业经济行为机制》，对所有权性质、所有权结构、经济利益结构、组织结构、外部环境等与企业行为进行了理论阐述，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富有中国特色。1992年，于良春出版《企业行为研究》一书，对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行为(包括乡镇企业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具有鲜明的特色。
“‘我那等对你说，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在《金瓶梅》中甚至可以看到双音重叠动词儿化的例子，如第十九回：“你不去迎接接儿”，“娘看顾看顾儿便好。”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借鉴或学习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主动探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双头并举，理论和学术研究成果纷呈。学习或利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企业行为方面，1988年，胡汝银出版《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获1988年孙冶方经济学奖。马建堂在1986～1993年之间，连续发表多篇论文，介绍并应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行为和绩效进行实证分析；1993年，出版《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一书，该书和王慧炯主编、陈小洪副主编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初步研究》，共同获得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周立群(1990、1991)用西方SCP分析范式分析我国企业结构、行为与绩效；金碚研究员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将西方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市场出清等紧密结合，扩展了西方产业组织在中国的应用；杨惠馨(2000)从进入退出角度对汽车产业组织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了2000年孙冶方经济学奖。
2.2.8 定量限与检测限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2.2.2”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适量，倍比稀释，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信噪比10∶1、3∶1分别计算定量限、检测限。结果，龙脑的定量限为3.9 ng，检测限为1.2 ng。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方面，黄群慧(2018)、项安波(2018)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四个时期：1978～1993年之间的“放权让利”时期，1993～2003年之间的“制度创新”时期，2003～2013年的“国资监管”时期和2013年至今的“分类改革”时期。
“放权让利”时期，华生等(1986)围绕如何处理“政企关系”，借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主张。1991年，《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全国工商联《中国工商》编辑部“深化改革与搞活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上，马洪、吴敬琏、王钰、戴园晨、陈清泰、吕政等提出的核心思想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税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深度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与程度，行政放权让利的程度、留存企业的利润等都与此密切相关。边勇壮等(1986)对比价调整、双轨制价格和价格放开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非均衡比价关系中，无论产品采取何种价格形势，企业生产和投资都具有向比价较高产品转移的倾向，该研究对我国国有企业在特殊的价格体制下逐利行为的分析，具有特别的意义。杜海燕等(1989)对这一时期403家国有企业自主权、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自主权、市场结构和激励机制与效率都存在密切关系，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与市场制度建设失衡，扩大企业自主权与激励制度建设失衡，认为国企分权化改革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唐宗焜(1992)利用769家国有工业企业数据资料，对国有企业利润转移与企业再生产能力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析，指出国有企业财务制度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具有严重缺陷，基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提出一个可行的改进方案是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化为对企业的股权，这是“债转股”的早期提议。
1.投入指标。（1）劳动投入。采用2000—2015年各工业行业全部从业人员的年末人数（单位：万人）进行衡量，具体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能源投入。选取以用标准煤法折算后的能源消费量（单位：万吨标准煤）作为代理指标，其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通过第一阶段的探索，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已经得到充分认识和肯定，现代企业改革方向也已明确，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理性而独到的分析。金碚(1999)先后发表三篇论文，从产权法理角度，阐述国有企业经济的特殊性和国有产权的优势和劣势，认为一味的市场化改革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杨瑞龙(1995)认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会弱化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职能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还会因为产权难以独立也使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初衷难以实现，提出适宜保持国有性质的企业不必进行股份制改造，可谓另辟蹊径。唐宗焜和韩朝华(1997)采用案例分析法，针对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情景，提出规范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主张。张春霖(1995)指出，区别于国外“法律上”内部人控制，我国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是“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其分析表明试图通过强化行政干预削减内部人的权利会损害企业效率，提出应从融资角度，利用融资机构和出资人的性质来监督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中国社科院“严重亏损国有企业研究”课题组(1997)深度剖析了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体制性和非体制性原因，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因企业亏损而退出(吐故纳新)是不可避免的。江小涓(1998)分析了市场化进程中棉纺织业低效率竞争是由于制度扭曲、不平等竞争使得低效率国有企业不能退出市场。刘元春(2001)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从微观生存角度看是非效率的，而从宏观经济影响看是有效率的，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为后赶超时代的技术公共品的提供者、过渡时期制度变迁进程的工具和社会福利的提供者、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稳定者。樊纲(2000)基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困境，提出让“时间解决问题”，认为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改革国有企业，而是发展非国有经济。陈清泰等(1999)《国企改革攻坚15题》对这一阶段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党组织、工会与职代会、职工养老保险、职工下岗分流等诸多复杂而现实的难题进行分析探讨，其政策建议曾以内部报告形式送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参阅，并作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参考文件。李维安(2002)《公司治理》一书在西方治理理论和基本运作程序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进行了分析，逻辑严谨，内容细致具体，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
由于我国产业经济学复杂的专业背景，试图厘清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只能尝试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再加上产业经济学领域广泛，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当遗漏之处，恳请方家谅解并批评指正。笔者的分析基于以下思路：如果将1996年正式命名的产业经济学学科看成一棵新生树苗的话，按照《目录》，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运输经济、消费经济、信息经济等专业都可看成是这株幼苗的根脉，在这些根脉的滋养下，产业经济学(020205)逐渐成长为一棵生机茁壮的大树，与此同时，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各自背景和专长，一些学科如农业经济学(0202J5)、农业经济管理(120301)、商业经济学(0202Z2)、消费经济学(0202Z8)等依旧存在，从某种程度上看，产业经济学的主根脉是工业经济学，而工业经济学学科下原来的工业企业管理方向，更名为企业管理(120202)并独立招生(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在分析企业内行为时，其分析方法和逻辑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更偏重均衡分析)。所以，笔者主要基于“工业经济学”这支主根脉梳理“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过程。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企业理论是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理论基础，而我国由于经济体制不同，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不同，企业治理机制和企业行为也不相同，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其企业主体的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和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认识与理论探索过程，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企业理论” 的创新过程，笔者尝试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第二，随着改革的逐渐推进，电力、电信等行业的民营化引发了规制与反垄断问题，本文将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第三，产业结构及其变迁、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产业政策是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特色，值得梳理与探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企改革其实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的明确和逐步“放权让利”阶段；第二阶段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阶段；第三阶段是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如何避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公司治理问题，包括如何避免国有资产部流失，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提高和完善阶段。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形成。随后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以及国有资产的分类管理体制都是围绕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展开的。
(二)对规制和反垄断的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确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利益相关者的推动等因素，共同推进了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践。童孝舜(1984，1985)先后发表5篇文章，对日本电信事业的管理体制、资本结构、在位企业、资费体系、发展现状、具体运作流程和新业务前景进行了考察，并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信资费体系，提出应按照价值规律改革我国电信业资费的建议。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属的通信兵部，上书有关部门，请求经营电信业之特许权。1989年，资深通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和张煦教授，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建议》，建议邮电部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有控制地放开国家对通信的专营权。1993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同意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由此开始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序幕。基于规制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张宇燕(1995)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认为中国电信业放松规制直接滥觞于当时的财政困境，此间国务院虽扮演了仲裁者的身份，却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联通公司的成立符合除邮电部之外的多方利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其内在逻辑不同于规制经济理论。基于张宇燕的研究，张维迎和盛洪(1998)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主要任务是反寡头企业的垄断行为，而对于转轨中的中国，最严重的垄断行为要么来自政府部门的政策，要么来自政府与企业的“合谋”。通过分析邮电部的反竞争行为提出组建“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实行长话与市话分离、拆分中国电信等政策建议。于良春和赵西亮(2000)对中国电力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分析表明，认为中国电力的高利润是以高成本、低利润为代价的，指出电力企业应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内对外都要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行事，改造电力价格形成机制。王俊豪(1997、1998、2001、2002)发表10余篇论文，介绍西方规制理论和国外相关行业规制及放松规制的实践，对我国基础设施行业规制实践提出意见和建议，其著作《政府规制经济学导论——基本理论及其在政府规制实践中的应用》获得了2002年的孙冶方经济学奖。史际春和肖竹(2005)对公用事业滥用垄断地位、横向卡特尔和反竞争结合的垄断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反垄断法的灵活性与监管机构的良性结合，才能实行更有效的规制。于立等(2004)结合中国铁路、邮政等产业规制实践，论述了规模经济既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提出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三位一体”的“自然垄断新论”，提出“产业分解、区别对待、竞争与规制”并用的政策思路。而今，除电信、电力、自来水、油气、铁路、航空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以外，规制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到食品安全、网络共享平台、制药、烟草和环境规制及其对创新、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发展影响的方面，规制理论有希望成为产业经济学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三)对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产业结构理论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问题的分析以及如何形成最有利的产业结构形态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仔细梳理我国产业经济学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我国产业经济学从创立之初，便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西方学者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现实中总结了二者的关系，并提供了分析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方法。如钱纳里《发展的形式1950-1970》、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库茨涅兹的《现代经济增长》、里昂惕夫《1919-1939美国经济结构—均衡分析的经验应用》等。
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运用“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生产率上升基准”和“收入弹性基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积极谋划未来产业结构的做法，推动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和产业政策理论的形成。日本的经验对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产生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人,且分工明确。制定免疫检验操作的要求和标准,指派专人妥善保管并详细记录相关的样本、仪器及反应物等,试验室做好防毒、防火、抗感染等准备工作,建立科学的审核制度,发现若结果异常应进行审核并复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消除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调整和改善产业关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于1979年组建了经济结构调查组，历经10个月，走遍10多个省区，对若干重大经济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收集和研究了国外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1981年出版了由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该书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若干经济结构问题如农轻重结构、地区结构、人口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规模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进行了研究，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的正式问世。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6)，借鉴钱纳里的发展形式，对标准结构与大国标准偏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结构生产力隐藏在极为坚硬的结构外壳之中，抑制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常态化，比如国民收入中抑制个人支配的消费偏低、城市消费中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个人支配，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不起作用，使得收入—需求—产品结构—资源分配机制受阻，提出重建需求结构与产出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开启高效利用资源的国民经济运行形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坚硬的结构外壳”虽然被慢慢打破，但体制因素仍是制约我国结构问题的障碍。于立等(1991)实证研究表明，扭曲的行业价格体系阻碍了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也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双引擎推动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但由于资金受到渠道配给限制，导致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下降……政府过度参与资源配置，扭曲了资源需求价格。周天勇(2017)、周天勇和尤苗(2018)甚至认为，二元制度对城市化以及对消费需求的抑制是制约我国结构转换、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芮明杰(2018)指出新形势下我国面临传统主导产业增长率不断下滑、新兴产业成长迅速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结构性陷阱”，认为产业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形成现代立体产业体系的关键所在。
2.“产业”的内涵更为广泛。在西方主流产业经济学学科中，“产业”是“市场”的同义语，是具有密切竞争和替代关系的产品的集合。而杨治教授所定义的“产业”，实际上是“行业”或“部门”的同义语，指的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产业经济学被认为是介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概念，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应用微观经济学”。目前，在国内产业经济学的教材中，当涉及“产业组织”部分的内容时，“产业”的内涵与国际主流产业经济学体系中“产业”的内涵相同，当涉及“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部分的内容时，“产业”则与“行业”“部门”内涵相近，即在我国的产业经济学体系中，“产业”的内涵更为广泛，具有多层次性。
2016年张维迎、林毅夫两位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林毅夫教授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不采用产业政策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学者，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存在缺陷而否定产业政策，而应该探索更好的产业政策模式。张维迎教授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产业政策屈指可数，失败的却比比皆是，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因为市场失灵而忽视市场的作用，而应该积极去除制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吴敬琏先生认为，二人的争论或大多数讨论围绕表面打转，吴敬琏先生引用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产业政策的总结和反思已经得出的结论，对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批评，提出这种观点应引起国内学者关注，他引用科思先生的观点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是缺乏产业政策，而是缺乏思想市场。田国强先生也指出，林毅夫教授“有为的政府”和“有限政府”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应是“有限政府”，而非“有为政府”。
尽管产业政策存在许多不足，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产业政策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从世界角度看，近年来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应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作为产业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结论和意见也需要政府实施。魏后凯、王颂吉(2019)针对“去工业化”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工业化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认为中国目前尚未真正实现工业化，结合美国近几年来“再工业化”战略，该文可谓深谋远虑。早在2014年，金碚先生在更广的视域里提出，工业发展的目标是“自觉增进社会福利”，工业的转型或升级实质是工业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自发彰显，工业转型的方向是从工具效用转向价值效应，这种远见卓识对于产业发展和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五、我国产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现状与发展前景
(一)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现状
王建华(2008)认为，学科一是指科学领域或知识分支；二是指教学科目；三是指学术组织。如果将1985年杨治教授《产业经济学》教材的出版看成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元年的话，经过35年的发展，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已趋于完备。依据该定义，从科学领域看，我国的产业经济学虽然学科领域广泛，但是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有独立的教学科目，有专门的教材，具有产业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有国家重点学科，有专门的学会和研究机构，有专业的杂志和期刊发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具体见表2～表4。
表2 我国产业经济学代表性教材、译著、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hinanpo.gov.cn/search/orgcx.html；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http://www.gapp.gov.cn/zongshu/magazine.shtml，作者进行整理。
根据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的数据(访问时间：2019年6月19日)，全国共有158所高校(科研院所)招收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略)，共有36所高校(科研院所)招收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见表3)。
表3 我国具有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招生资格单位名单
续表
资料来源：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zyk/。
表4 我国产业经济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资料来源：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xwbl/zdjs/zdxk/zdxkmd/。
(二)产业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景展望
回顾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背景是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孕育和成长的土壤，在工业化深化、城镇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展望未来，产业经济学将在以下(但不限于)领域获得更加长足的发展。
采用平板对峙培养法[3]测定菌株CEH-ST79的体外抑制活性，共3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3次。以只接病原真菌的试验处理作为对照。培养7 d后测定抑菌带宽度，根据抑菌带宽度对抑制活性进行评价，评价标准参考张斌等[10]的方法进行。
1.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应用。作为应用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得到直接的应用和体现。例如，熊艳(2010)分析了近年来平台企业的发展催生对“双边市场”的研究。於勇成等(2016)认为行为产业组织理论吸收行为经济学的不完全理性消费者的假定，从消费者自我控制、损失厌恶等视角出发，结合不完全理性厂商理论，分析不完全理性厂商的偏好、行为及市场影响的不同，新的研究进展对消费者行为与厂商定价模式给出了新的解释，并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打开了新的视野。黄纯纯(2018)综合考虑网络外部性、有限理性与社会性对产业组织的影响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实践在企业中的应用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2.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引致企业内和企业间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的变化。产业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代，技术的进步、管理组织的科学化、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使生产领域的规模经济递增，从而使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而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智能生产为代表的信息和网络技术推动了产业组织结构的深度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1)计算机、互联网产业本身特性直接催生了新的企业间合作模式，如全球外包、柔性生产等。(2)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引致企业间组织模式的变化。孙天琦(2001)沿着科斯“交易费用”思想，分析了“合作竞争型准市场组织”的发展，描述了企业间组织形式的变化。张贵和周立群(2005)，刘茂松和曹虹建(2005)，李晓华(2005)，李海舰、魏恒(2007)，陶长琪、陈文华和林龙辉(2007)等分别分析了信息技术条件下，产业组织呈现的集成化、模块化、从横向组织向纵向组织、从SCP到DIM、企业间产业组织协同转变的过渡特征，以及组织变化引致的企业内和企业间行为的改变。
3.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走在改革之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方式使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一直相互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很好地诠释了彼此的关系。黄群慧和贺俊(2015)围绕“中国制造2025”，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张双鹏等(2019)研究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权力与董事会结构性权力的交互、董事会权力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交互对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胡伟(2019)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分析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前沿问题，提出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公平发展，加强对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管制。孙丽(2019)对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这种趋势转变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潘爱玲等(2019)对污染治理条件下，能否倒逼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的研究，都是对现实问题压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4.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其他产业中的应用孕育新的学科。产业经济学另一个新的研究进展是各行业采用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对某一具体产业进行研究，从而形成新的分支学科体系。由于产业经济学庞杂的专业背景，使得产业经济学很难对某一“具体”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产业组织、企业行为进行深入、细致与具体的研究，从而催生了分支学科的产生。早在2004年，吴超林就出版了《体育产业经济学》一书。此外，还有如《资源产业经济学》《休闲娱乐产业经济学》《海洋产业经济学》《物流产业经济学》《涉农产业经济学》《科技产业经济学》《创意产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专门的著作。这些分支学科的产生使产业经济学这门学科更加兴旺繁盛。
对物体漂移终点预测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决定搜寻行动的针对性，从而影响搜救的效率，见图1。假设物体漂移位置在预测的矩形范围内服从均匀分布且漂移物体触及岸线则停止漂移。在tn 时刻物体的预测区域为ABCD，tn+1时刻的预测区域为A1B1C1D1，两块区域都和岸线相交，交点分别为E、F和G、H，因此，在tn和tn+1时刻漂移物都有可能成为漂移终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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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8-00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