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科技观的哲学基础_道家论文

道家科技观的哲学基础_道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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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自然无为”原则,既尊重客观的自然法则,也肯定了人力的作用以辅助万物自生自长,各得其所,这种态度无疑是符合科学精神的。道家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其所谓“绝圣弃知”,针对的是儒家的关于社会的礼法等级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就是关于自然秩序和法则的知识,“知常曰明”,只有体认到了自然的不变常道的人,才是真正明智的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道家主张“虚心以受万物”,努力摆脱道德评价的干扰,消除个人的好恶和成见,以求客观地把握自然万物的本来面目。按儒家的标准,蚂蚁、杂草、瓦片、屎尿这些东西是毫无价值的、卑下的、君子不耻的,即使在常人看来,也是令人恶心、避之唯恐不及的,但是,在庄子看来,它们和其他自然事物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的秩序,因此都应当是认识和探索的对象。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科学研究的心态。正是在这种科学精神的指引下,道家学者在各种具体的科学领域中进行探索,并多有创获,特别是在天文学、生物学、音律学、医学和养生学等方面,成绩尤为显著。

但是,“自然无为”的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即很容易把作为自然秩序的“道”神秘化为一种自然命运,于是,“无为”就从“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蜕变为彻底的无所作为了。这虽是道家的末流,但在老庄那里就已埋下了根子。老子把“归根”于道叫作“复命”,对于自然命运,人是无能为力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难以逃脱它的支配。在庄子那里,宿命论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所以,最高的德性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倾向在道家哲学的诸多方面都有反映,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消极无为的思想倾向,最终导出了反科技的结论。

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亦即“言意”能否把握道,是认识论的重大问题。道家看到了名言、概念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逻辑思维的矛盾,但是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名言、概念的局限性可以由名言、概念自身的运动而扬弃,逻辑思维的矛盾可以通过思维的知性向理性的飞跃而克服,所以对此问题只有一个消极否定的结论。老子说:“道常无名”,认为“道”处于无名的领域,一般的名言概念不足以把握它。既然道非名言所能把握,当然也不能通过名言来传授和接受。在道家的文献中,出现了各种具有精湛技艺的手工劳动者的形象,象《庄子·齐物论》中的乐师、《养生主》中的庖丁、《天道》中的轮扁等等,这类技艺虽得心应手却难以言表,因为它们不是一般的技术,有按部就班的规程、章法可循,而是与道合一的出神入化的技艺,因此,道的无法用名言来传授教导的特征也就传染给了它们。所以,从“道常无名”的认识论出发,道家否定了科学技术传承和积累的机制。

道家对初民社会的推崇和对阶级社会的抨击是基于其哲学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纯朴散失、混沌凿开的过程的本质就是自然性的丧失和人为性的增生。道家对阶级社会的抨击总以仁义礼乐和各类机械智巧为靶子,就体现了这种理论意蕴。在道家的立场上,仁义礼乐之摧残人的天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而《庄子·天地》中的为圃者对子贡建议的槔(灌溉工具)的一段批评则典型地反映了道家对机械智巧的态度:“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可见,道家反对机械智巧的根本理由就是:“道之所不载也。”即它们不是自然之道的表现和载体。对于这一则寓言,李约瑟评论说:“如果封建主义的势力是依靠诸如青铜制作和灌溉工程这些特殊技艺(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如果(像我们已看到的)道家把对他们当时社会的不满概括成对全部‘人为性’的憎恨,如果阶级分化是和技术发明携手并进的,那末,把这些东西都包括在谴责之列,不是很自然的吗?”确实,由向往“纯朴混沌”的复古主义历史观所蕴育的对人类文明的虚无主义态度,必然会将科学技术置于摒弃之列。

不难看到,道家的科技观与其哲学的基本原则息息相关。当道家把“自然无为”理解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时,比较好地协调了自然性和人为性的关系,符合科学精神,所以能够对传统的科学技术作出突出的贡献。但是,通过把自然秩序神秘化为自然命运的中介,道家的“无为”就绝对地排斥了人为性,蜕化为彻底无所作为,透露出一股浓重的宿命论气息。这种倾向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表现构成了道家反科技的二重论据。可见,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有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它们共同解释了道家对传统科学技术近乎矛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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