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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主义是在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领域最为流行的一种学术思潮。它从一定侧面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治学现今的研究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政治行为主义，以批判和借鉴当代西方政治学，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政治行为主义的历史演变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政治行为主义发展到现在，已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和盛行三个时期，并正在经历演化的时期。
本世纪初至20年代，是政治行为主义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对当时的政治学研究状况产生了不满情绪，对传统的政治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着手试图开辟政治学研究的新途径，从而催生了政治行为主义。如果对政治行为主义追本溯源的话，人们总会首先提及英国学者沃拉斯和美国学者本特莱，把他们作为政治行为主义的先驱者。1908年沃拉斯在其所著的《政治中的人性》中对传统的政治学家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说：“几乎所有研究政治的学者都在分析政治制度而避免对人的分析。”与此相对应，同年本特莱在其所著的《政府的过程》中也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种死的政治学，只对政府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的研究。在对当时政治学的形式主义和法制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这两位学者决心通过“一番彻底的整肃”，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于是，他们尝试着通过分析人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
沃拉斯主张把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当作是理解政治的关键；本特莱则主张把人的行为和功能关系看成是政治过程的实质。然而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直到20年代其重要价值才被发现。
20年代至50年代，是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期。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续对传统的政治学展开批评，尝试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政治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政治行为主义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学的一个流派。美国学者梅里安及以他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在政治行为主义的形式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921年梅里安发表《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极力主张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和生物学的方法与成果来从事政治学研究。1925年梅里安在其代表作《政治学的新特征》中对他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在倡导“新政治科学”运动的同时，梅里安将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诞生标志着政治学中行为主义流派的形成。正是在梅里安及芝加哥学派和其他一些政治学者，如卡特林、莫若等的努力下，政治行为主义逐步得到了发展。不过在50年代，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占据着政治学的统治地位，政治行为主义仍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50年代至70年代，是政治行为主义的盛行期。在这一时期，政治行为主义走向高潮，迅速占据了美国政治学的领导地位，成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最为流行的学术思潮。在这一时期，政治行为主义的盛行具有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一大批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因此难以历数政治行为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出版了种类繁多的以行为主义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大部头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研究几乎所有的领域；形成了政治行为主义的各个不同的学派，各学派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同时彼此之间也建立了共同的理论信条；行为主义的术语、准则、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典范；行为主义的各种政治理论成为美国各大学政治系最主要的教学内容；行为主义者在政治学的各种学术组织中常取得领导的职位。
随着政治行为主义的发展，它自身固有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决定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化。70年代以来，是政治行为主义的演化期。严格地说，政治行为主义自产生以来，一直就不断地在演化。只是由于70年代以来政治行为主义的演化最为剧烈，因此特将其称为政治行为主义的演化期。1968年，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伊斯顿在学会的年会上作了《政治科学的新革命》的著名演说。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而新革命正在发生，我们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这一演说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此之后，行为主义便演化为70年代以来的后行为主义。
后行为主义与行为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并不反对科学化的政治研究，也不反对研究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主要是不满意行为主义脱离实际、价值中立和过份偏重形式和方法，而主张政治学要政治化，使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能为政治制度的需要服务。它并不否定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只是对行为主义的某些缺陷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主要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而不在方法上，充其量不过是政治行为主义的自我改良和自我完善，并没有超出政治行为主义的界限。所以后行为主义无疑应包括在政治行为主义里面，构成政治行为主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二、政治行为主义的缘起背景
政治行为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背景来看，政治行为主义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跨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一方面，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两极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竞争日益加剧，矛盾不断激化；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方面，在解决这些矛盾和应付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各国资产阶级也慢慢积累起了统治经验，从而使资本主义的代议民主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更加牢靠地巩固自己的统治，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危机，资产阶级要求自己的统治机器更加精巧，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因而也就要求自己的政治理论能够对政治活动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和预测，对实际的政治现象有更加确切的了解。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沉缅于思辩的方法，专注于正式机构和法律系统，而对实实在在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运行过程缺乏研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于是变革传统的政治学成为资产阶级学者的当务之急。政治行为主义就是在这种变革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从文化背景来看，政治行为主义的出现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行为科学运动和文化领域里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理性主义思潮有关。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基本分析单位的主张，最早出现于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社会科学各学科所研究的基本对象，都不过是人类的行为。正是根据这一主张，一些学者提出应当把人类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科学的主题。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于是科学主义思潮一时间变得颇为盛行。该思潮的倡导者认为，自然科学其所以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就在于自然科学具有一套严密的方法和技术，而社会科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极力主张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与科学主义思潮盛行的同时，反理性主义思潮也在西方盛行开来。该思潮认为，人的行为不都是合乎逻辑的，人类的行为动机存在着很大一部分非理性因素，这其中既有心理因素，也有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主张对人类的政治行为要从多种角度进行考察，特别是注重对政治行为主体——人的心理分析。
从社会条件来看，政治行为主义的盛行与美国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关。美国统治阶级的支持是政治行为主义得以发展和盛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这种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成立专门的行为科学研究机构和组织。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属下的政治行为委员会、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就是专为帮助行为研究而设立的。其二是提供大量的财政资助。如福特基金会拨出巨款，用以发展行为研究的各种计划，联邦政府的科学补助拨款也主要用于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当代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也是政治行为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过去无法研究的问题现在有可能进行研究。如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图表、数据处理使得所谓的“内容分析”成为可能；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可以被政治学者用来对政治现象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当代科学各学科越分越细，而且互相渗透，使得政治学者有可能“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等等。
三、政治行为主义的主要特征
政治行为主义的特征主要有二：
1.在研究对象上，政治行为主义强调把人的政治行为当作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强调政治行为是政治科学的主题。
在政治行为主义看来，传统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弊病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在政治制度、政治机构上面，使政治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虽然政治制度、政治机构构成政治的基本框架结构，但它们并不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政治的真正内容。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活动，是一个过程。这种活动和过程由人们实际的政治行为组合而成。而且，各种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离开了人们实际的政治行为，是不可能运行或发挥作用的。因此，人们实际的政治行为才是政治学研究所应当真正关心的。
政治行为主义认为，各种政治现象都不过是人们政治行为的表现形式，政治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实质上也就是人们政治行为的规律。不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就不可能了解整个政治现象；不把握人们政治行为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把握全部政治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政治学要真正具有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功能，就必须把政治行为作为其分析的基本要素。政治行为主义所说的“政治行为”，含义十分广泛。它既包括个人的政治行为，如单个公民、掌权者或精英人物的政治行为；也包括团体的政治行为，如利益集团、政党的政治行为。既包括内隐的政治反应，如政治思想、政治感知、政治判断、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价值等；也包括外显的政治行为，如选举、游说、抗议、竞选等。既包括政府机构内的活动，如立法行为、行政行为、司法行为等；也包括政府机构外的行为；如压力行为、传播行为、政党行为等。
2.在研究方法上，政治行为主义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政治学的研究。
在政治行为主义看来，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对政治现象中相关关系的描述和解释不能令人满意，离科学的要求相去甚远。其原因就在于它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进行政治学研究。虽然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和原则上也应当有所不同。政治学所要寻求的是可以验证的知识，而不是可以辩论的观点和主张。只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进行政治学的研究，所得的结果才能够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一样有肯定的结论，毋庸争辩，也不能争辩。
政治行为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是实证的，将其引入政治学，就可以使政治学完全成为一门以现实存在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并且能够对其加以精确的解释和预测的纯科学。实证的方法和原则注重具体的经验事实，排除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偏好对研究过程的影响，强调数量分析，这就使得具体地、客观地、精确地考虑问题、比较因素、衡量现象间的相关程度、验证理论命题的可靠性成为可能。运用自然科学实证的方法和原则，有望把政治学结论的客观性和预测的确凿性提高到自然科学的水平。
除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而外，政治行为主义还强调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政治学研究。这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立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理论。因此，有必要借用其他社会科学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经验。第二，人类不仅是政治的存在，同时也是经济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人类的政治行为受到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生理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现象不是孤立的，它同社会、文化、经济等现象错综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政治学需要研究多种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其他社会现象与政治现象的关系，这就有必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第三，把对于知识的探究划分为学科的做法，充其量不过是为了方便而进行的人为分工。没有必要把政治学同其他学科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是促进政治学学科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基本评价
政治行为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最为流行的一种思潮，既是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产物，又是当代西方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又在各方面体现出西方学者特定的价值观。因此，它既有合理性的一面，又有局限性的一面。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看到，政治行为主义对西方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一，它加深了政治学对实际政治过程的了解。传统政治学由于受人类知识水平、科学技术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限制，一般只是采用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的方法，分析宏观的、抽象的、形式的问题，缺乏对具体的、实际的政治过程的了解。政治行为主义把人们实际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强调对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各方面因素作具体的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了解。第二，它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政治行为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如政治心理、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等，使政治学的触角广泛延伸到人类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它增加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政治行为主义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引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如系统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心理分析法、决策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这些新方法和新技术为人们探索政治发展的规律提供了新的工具。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启示。第一，必须使我国政治学从对政治原则的抽象说明和政治形式的静态描述中走出来。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以致仍然处于以法律、机构和形式研究为主的阶段。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们必须以我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为对象，努力建立一门真正能够解释与预测我国实际政治过程的政治科学。第二，必须在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政治现象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这样做有利于对政治现象的全面了解，也有利于复杂政治问题的解决。第三，必须加强我国政治学分支学科建设，抓紧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从而使我国的政治学有一个大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政治行为主义的局限和缺陷。概括地讲，政治行为主义的局限和缺陷主要有：第一，从总的说来，它仍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原则为标准，来建构政治理论模式和评价实际政治体制的，并没有超出传统资产阶级政治学固有的局限性。第二，它专注于政治现象本身而漠视政治现象的本质，因而不能真正地把握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它只研究具体的政治行为而回避研究政治制度，只求解释政治现实不求变革政治现实，因而带有明显的保守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第三，它在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时，常常生搬硬套，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区别，结果往往是形式复杂而内容空泛。因此，我们在借鉴政治行为主义的一些积极成果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实际，对其进行批判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