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机制_国内宏观论文

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机制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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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295(1999)03—0022—04

一、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8年,中央银行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货币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这一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十分显著。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刺激城乡居民分流储蓄存款、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之所以不明显,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是表现为应付未来消费的积累性储蓄,而这种性质的储蓄,受银行存款利率下调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在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约占80%,乡村约占20%,因此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下调,对金融资产分流的影响,将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储蓄存款这一块。而当前城镇居民的储蓄存款,在相当程度上又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模式联系在一起。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传统福利制所提供的“物品”逐渐转移给市场,个人在医疗、住房、教育、失业、养老、应付不测等方面的费用,将更多地依赖于自己。这就要求个人在收支模式上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即从以往集中于眼前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模式,转变为兼顾眼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相结合的支出模式。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目前很多个人储蓄存款的主要目的,是着眼于应付个人未来消费支出,以及着眼于这部分未来消费的资产保值。今后随着福利制度改革的逐步到位,个人收入支出未来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下调,对这部分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就会显得不够敏感,从而出现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下调和居民银行储蓄倾向增强同时并存的运行态势。

如果说在短缺经济时代,受心理预期的驱动,容易导致盲目购物、冲动消费,形成排浪式的消费热潮,构成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那么,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居民消费心理预期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愈是市场销售疲软,居民消费欲望愈是微弱。近两年来一直呈现的负数的物价指数,更是鼓励居民的储蓄积极性,而不是消费积极性。1998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1997年同期下降2.1%;1999 年4 月又比1998年4月下降3.5%,这就会助长居民买涨不买跌的市场消费心理,强化储蓄倾向。应当这样看,即货币政策对短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比较有效,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则难以奏效。因为在经济低迷时,往往会表现为总需求不足,而不是利率过高抑制经济的增长,这时降低银行利率,放松银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往往是不理想的。这就必须同时实施其他宏观调控措施。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

由于种种原因,1998年上半年所实施的适当货币政策或稳健货币政策,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我国1998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2%,第二季度又降至6.8%, 如果要实现1998年年初预定的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下半年就必须达到9%的经济增长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便把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放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上。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态势,使得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面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新问题,客观上要求我国财政政策必须尽快地从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加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另一涵义,就是它是解决结构失衡的最有效手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结构性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则应当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前更加积极的作用。国家财政政策作用于结构调整与建设,是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经济,要求我们对发展中的结构调整和建设,必须在充分运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手段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财政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运用财政政策等工具解决好市场失效所可能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保证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变,在合理化的轨道上逐步实现有序升级。如果说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侧重于总量的平衡,那么,政府则应当充分发掘财政政策工具的功能作用,彻底改变财政职能弱化,分配视野狭窄,忽视要素分配的被动局面,通过财政分配结构的合理化,来促进产业结构建设的合理化。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以更直接、更有效地启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1998年以来,出口贸易受阻、消费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在银行出现大幅度存贷差(意味着有较充裕的剩余资金)和市场物价在负位线运行的情况下,利用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实质上是对银行储蓄存款的分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作为启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和刺激经济回升的重要手段。居民现期收入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实际增长,从“八五”计划期间的7.9 %下降至1998年的6.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实际增长, 从“八五”期间的4.3%下降至1998年的4.0%)和预期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再考虑到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新增长点的培育需要较长时间,而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上的局限性较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确实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同扩大消费需求一样,同样要受严格的市场约束。消费无市场与投资没有好项目是相互联系的。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自我循环下去。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的特殊重要性,也要认识到其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的有限性。在一般情况下,在总需求的总量和增量中,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的份额,消费则占50%~60%。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影响大。1997年,农林水、能源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的增幅明显高于其他投资,但其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不足30%。在当前扩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时,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的出现:一是在投资增加的同时,出现消费滑坡;二是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增加的同时,出现其他投资的滑坡。由于后者的规模往往显著大于前者,如果出现大幅度滑坡,是很难弥补的。我们要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挤出效应”。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看,以政府财政投资为重点的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短时间内是很明显的。例如,在1998年的7.8 %的GDP增长中,投资拉动高达4.7%。由于1998年下半年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后续作用,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高达8.3%,1999年上半年可达8%。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 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只在投资需求与投资品生产中自我循环,必然是效益低下和难以持久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只有通过消费需求的活跃来带动投资,始能为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提供应有的空间和市场导向,因而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减少银行的呆帐、坏帐。只有由消费到投资、到生产都活跃起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

三、发挥证券市场功能

由于受国家财力的限制,要像1998年那样依靠财政增加投资需求,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必须启动民间投资。而证券市场在自愿规范的前提下,能最大限度完成主客体的最佳结合。它不仅可以有效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形成巨额投资资本,而且增加了投资的市场途径,无疑是民间投资的一个理想去处。

应当认识到,积极而又有序地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因为证券交易印花税在税收总额中占据重要份额,证券市场繁荣,无疑将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同时,一个繁荣的证券市场能够扩大直接融资比重,这不仅能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比国有企业平均水平低19个百分点),化解银行金融风险(1996年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不良贷款占银行不良资产的77.8%),而且能够改变间接融资唱主角的不合理融资结构,使政府多一条宏观调控渠道。

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

(一)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筹资,是加速资金积累和集中的有效形式。近8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已为国有企业筹资3640多亿元发展基金。 199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11000多亿元,而同期股市筹资只有840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7.6%,而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一般都在50%左右,可见我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潜力相当大。

(二)股票市场是获得经济信息的重要渠道,并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股票市场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对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形势变化,反映极其灵敏,而且都会通过股票的市场价格表现出来,股票市场成为经济信息集散的重要场所。同时,股票市场价格的涨落,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预期利润决定的。最近,我国股票市场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股和绩优股,就是重要的例证。这就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增强竞争能力。

(三)通过股票市场运作,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再配置,在优化基础上实现资本重组。证券市场首先提供一种资产形态转换和资产流动的机制。由资产的实物形态到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中的货币形态到证券形态,资产的流动性相应增强,资产的初次配置和重新配置在时间及空间上的效率都有很大的提高。一些在袄物形态上看来几乎不可能的资产配置活动,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可以便利地进行。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托证券市场。因为我国目前经济结构调整,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即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依靠投资增量的调整,同时由于政府的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很大,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直接调整产业结构。何况在卖方市场条件下,通过投资增量的调整不会引起市场过剩。而现在的投资主体已经多元化,政府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很小,况且又面临着买方市场,通过投资增量的调整,必然会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可见,在内需不足条件下的结构调整,应当主要通过资产存量的调整来实现。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资产存量的调整要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来进行。与此相联系,我国以往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各产业之间比例的不合理,其调整方式主要是扩充短线产业,抑制长线产业。而在当前买方市场条件下,经济结构问题,主要不是产业之间的数量和比例问题,而是要求整个产业结构必须从整体上升级换代的问题。从国外的实践经验看,几乎每一次产业结构升级,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市场革新和发展。近5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共为高新技术产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170亿元,超过同期国家预算内更新改造资金的总和。仅1998年,就有277 家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施了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达13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2%。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盘活整个国有资产存量,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而国有资产存量的重组,则可以重点依托于证券市场,因为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可以利用证券市场功能,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增强国有企业发展后劲。

收稿日期:199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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