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文章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惠赐本刊的专稿。福田康夫和其父前首相福田赳夫都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福田康夫先生认为，日本和中国是亚洲的重要国家，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不仅关系到亚洲未来，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是非常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可为中国提供已有的经验教训及合理的建议，与中国一起向着正确的方向共同前行。与此同时，应处理好中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亚洲与欧美间的关系，使亚洲能够稳定地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他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福田赳夫曾经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论”相契合，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能够实现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亚洲的合作发展
〔日〕 福田康夫
刚刚过去的两年，我们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已成为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日本和中国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国家，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不仅对日中两国非常重要，还关系到亚洲的未来，甚至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因此，日中两国应共同努力，不再使两国关系偏离正常的发展轨迹。为此目标，我们愿发挥积极作用，共同促进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
不说个人，还有个大的“三生有幸”，即我们这年龄段的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那天我和年轻人聊天，他们说有房贷车贷压力大。我说：我当年没房贷车贷没压力，但每月工资先是37后是43.5（元），上有老下有小，住平房生炉子，星期天洗衣砸煤劈柴，30斤定量60%棒子面，你们可愿对换？
一、日中关系行稳致远
上小学前，由于父亲福田赳夫工作的关系，我曾在中国南京居住了近半年时间。当时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以及对中国的认识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日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我始终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成为维护亚洲和平、促进发展和实现共同繁荣的伙伴。
甲状腺结节是当前临床研究过程中常见的的一种疾病，恶化的几率比较低，多数患者表现为良性。在现阶段的诊断过程中，超声方式的检查作用突出，超声检查相关指标对于患者自身而言有一定的影响，在良恶性分析阶段，必须提前明确评估声像的类型。超声检查相关指标对于甲状腺结节评估有重叠性的作用，结合特异性以及敏感性等可知，在临床报道中，要求确定结节纵横比例，一般情况下将≥1作为检测的具体标准。以敏感性为例，一般在30%左右。根据实际报道以及特异性诊断要求等，需要明确价值指标，提前进行敏感性分析。对于恶性肿瘤病变诊断的过程中，中央血管的诊断是关键，
我的父亲福田赳夫在担任首相期间极力倡导日本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1978年与中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随后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回国后不久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自此，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高铁通车里程超过2.5万公里,相当于日本新干线里程的8倍。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我为中国的发展感到欣慰。
其实很多小病常见病在社区医院和一般诊所都可以治疗，程序简单，速度也快。一味追求就诊医院的规模反而容易拖延时间耽误病情，对看病造成不利影响。
战后，日本经历经济恢复与增长时期，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有失败的教训。我认为，经济发展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走弯路。中国可以参考日本过去的经验，寻找符合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
2018年6月，我再次回到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遇难者献上花圈并致哀。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日中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应该尊重历史。日中两国国民不应忘记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的残酷性，我们决不能允许悲剧再次发生。应该面向未来，齐心协力，为创建和平美好的新时代而努力。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对中国至关重要。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个国家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比如，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日本进入了新的时代，也使日本国民认识世界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的复兴随之进入了新阶段，从此日本开始思考与世界的联系以及对国际社会应做出什么样的贡献。2008年，中国同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风采，也使中国国民意识到了时代赋予的新的使命与责任。
在亚洲，除了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以外，我们还共有亚洲传统的价值观。所谓 “亚洲传统的价值观”实际上是指一种“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典范就是吴哥王朝(柬埔寨)的阇耶跋摩七世，他爱民如子，善待其他部落，可以说其核心就是亚洲文明的精髓：自我克制、避免冲突。
日本也曾出现过粮食不足，时常发生暴动示威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当时，政府采取了许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稳定了社会秩序。我父亲在1955年至1975年的20年间，担任过大藏大臣、农林大臣、经济企画厅长官等与经济相关的重要职务，还在自民党担任过干事长、政调会长等要职,是自民党内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经济政策领域的决断与丰富经验，对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能够利用经济手段顺利解决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008年，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日本与中国签订了第四个政治文件《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如今，日中双方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对推动日中关系仍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正在向世界展翅高飞，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中国，日本也应提供大力帮助，相互合作，共建向世界展翅飞翔的亚洲。
父亲和我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直担当日中关系“协调者”乃至“消防员”的角色。1978年我父亲担任首相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份不足千字的文件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30年后，我在担任首相期间，与中国签订第四个政治文件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
在我担任首相期间,实现了日中关系史上的几个“首次”：第一个“首次”是，2007年9月28日，我与温家宝总理进行首次日中首脑电话会谈；第二个“首次”是，同年12月我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主持晚宴,实现了继中曾根首相访华以来时隔21年的“迎春之旅”,我成为历史上首次访问孔庙、在北京大学演讲并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电视直播的日本首相。在此期间，日中两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亚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二、亚洲合作前景广阔
2007年，我提出亚洲将会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当时亚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将近半数，10年后，加上印度大概会占世界人口的多半数甚至更多，亚洲的经济规模也随之扩大，“亚洲世纪”即将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是扩大经济交往还不够，还需要全方位的合作，这样才能成为成熟的亚洲。从内在价值因素看，亚洲的良好发展在于稳定。亚洲各国国内要稳定，邻国关系也要稳定，这就需要建立新型亚洲国际关系，其中日中韩三国关系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3T”原则导向下的信息发布制度。 设计科学全面的信息发布制度，是应对网络事件舆情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 传统的由单一部门独立进行信息发布的方法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遇到涉及多主体的事务时会造成部门扯皮、沟通不畅、互相推卸发布职责。 而“3T”原则下信息发布机制的建立，首先建立信息发布常设机构，用以协调各部门联动，对政府发布舆情进行统筹安排。 机构内部依据发布流程设立分部以维持机构运行。 其次，建立与舆情发布相关的专家联系咨询制度，建构发布机构与民众的沟通互动机制，在常设机构下组建一支高素质的舆情发布队伍。
中国一直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正因如此，实现了高速的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这是其他国家不曾出现过的奇迹，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到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倍加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更为高效的体制和机制。
首先，我认为应处理好日中韩三国关系。如果日中韩之间产生矛盾，亚洲也会出现混乱。只有亚洲团结，世界各国才能安心地与亚洲自由交往。因此，日中韩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不能再继续争斗下去，应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亚洲乃至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我的“亚洲梦”。
东亚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日中、日韩之间的既有矛盾，成为全球的聚焦点，如何打破目前的僵局，需要各国做出政治性决断。
当前，亚洲虽然发展势头好、未来发展空间大，但也有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这两位学者对这种现象持批评态度，但不可否认，这就是事实。人们实际上更多的使用的是“增强权能”的精神方面的含义。因此，如果简单的解释什么是“增强权能”，我们就可以采用陈树强的说法，即“增强权能”就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2]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时有批评之声。我想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中国刚刚开始新的事业，实际结果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如果要让全世界理解，估计还需要3年到5年时间。实际效果显现之前，可能会有各种不同声音出现，甚至出现各种诽谤、中伤的可能性。
中国发展的速度，也是引起外界误解的另外一个原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会让很多国家感到犹如巨大海啸般的恐惧和威胁袭来，使很多国家提高了警惕，其中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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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做法是正确的，还需用不懈的努力和行动来证明这种坚持和努力是正确的。
亚洲人要有一种责任感和时代观，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博鳌亚洲论坛”对此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博鳌亚洲论坛”创立于2001年。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上，小泉纯一郎首相也出席并发表了演讲。日本作为该论坛的创立者之一，非常重视这个论坛。当时的先辈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尚未举办过大型论坛的亚洲，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这个全球性国际论坛。2010年4月我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最需要全球思维，并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博鳌亚洲论坛”就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的窗口”，中国可以通过这一窗口开展广泛的对外交流，学习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这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提供了良机。因此，在中国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该论坛对中国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砥砺前行
其次，我认为应处理好亚洲与美欧间的关系。2008年的时候，受金融危机影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美国虽然克服了危机但发展速度缓慢，目前仍承受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压力，至今财政状况没有呈现好转的迹象。
对两组患者服药后的治疗效果进行记录，将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疗效判定：①痊愈：用药期间患者未出现任何头痛症状；②显效：用药后患者的头痛情况得到了显著的缓解，且头痛时间明显缩短，头痛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患者眼底血管痉挛有所缓解；③有效：用药后患者的头痛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在停止用药后头痛会出现复发，发病持续时间减少到了一半以上；④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没有任何的改变。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2007年12月我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先生进行会谈，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环境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能源问题。本着希望邻国能够顺利发展的目的，我根据日本的经验向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他非常认真地倾听并接受了我的建议。
1)锚杆施工参数。注浆锚杆长度3 000 mm，直径25 mm，全长连续螺纹结构，破断力不低于200 kN，配150 mm×150 mm×10 mm方形托盘，间排距700 mm×700 mm，采用1卷2850树脂锚固剂端锚，考虑到注浆需要，注浆锚杆螺母预紧力不低于60 kN，高强注浆锚杆和锚索外观与结构如图4a所示。
先父福田赳夫一直主张“命运共同体理念”，即人不可能独自生存于世，人与人之间需要“包容的精神”。“人类不能独自生存,需要互相帮扶”是一种极为朴素的思想。从基本意义上讲，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际社会，在协调内外相互关系时，不能只考虑到自己，为他人着想以及相互帮扶的精神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境界，世界不会变得更好。此外，我们还面对废除核武器、环境、人口等各种问题，以及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众多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为解决问题尽自己的责任。
福田赳夫在任期间实行了全方位的和平外交。1983年，东西方处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疯狂进行军备竞赛，军扩不断升级。他们各自拥有数字庞大的核弹头，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而且为了拥有如此多的核武器，影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衰败，其后果对于美苏两国乃至对全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出现了诸如环境、人口、粮食、能源、宗教纷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因此，日本感到必须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为此,福田赳夫在国会发展施政方针演讲时多次谈及，并提议创立了“OB首脑峰会”机制，即“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会议汇聚世界各国的前领导人,各自抛开本国的立场，大家畅所欲言，会后整理会议纪要，由参会人员带回本国，提交给本国首脑，并敦促其制定相应对策。首届会议于198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此后每年举行。福田赳夫的理念逐渐被认可，亚洲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峰会曾提案要求美苏两国放弃拥有核弹头和停止军备竞赛，几年后实现了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决定停止核竞争。此外，随着全球矛盾四起，宗教纷争经常成为引发国际纠纷的导火索，福田赳夫提议在OB首脑峰会上增加了政治家与宗教人士的对话。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各国，倡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倡议将欧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同年，我将“OB首脑峰会”三十多年的成果和智慧归纳整理成书，出版了《世界为何竞争》，该书的中文版于2017年在中国出版，其“命运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的理念颇相契合。
2017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这个理论与福田赳夫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论”相同。作为近14亿人口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要是为了让中国成为国际上可信赖的国家，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中国能够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提出这一理念，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亚洲的发展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而日、中、韩则是亚洲非常重要的三个国家。身在亚洲的重要位置，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的发展而欣喜，还要承担起其中的责任。我们必须以身示范，建立良好关系，增进友谊，承担起所肩负的责任，稳步促进亚洲的成长和发展。那样，世界看到的将是一个大而充实的亚洲，一个令人安心的亚洲，一个为世界贡献正能量的亚洲。这是亚洲梦，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梦。圆梦需要实践，需要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共同努力。
特别感谢：法政大学(日)王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高洪研究员、金嬴研究员。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即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如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是学界必须承担的职责。为此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天津社会科学院靳方华、葛建华、侯小菲、牛桂敏等专家分别撰写文章，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阐释和解读，以飨读者。
本文作者： 日本前首相
本文编译： 王晓博
责任编辑： 王晓博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4.001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亚洲论文; 合作发展论文; 福田康夫论文; 中国人民论文; 世界和平论文; 两国关系论文; 三边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