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边界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扩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边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2）02－0101－05
由于要素、技术、政策、体制和制度等资源的稀缺性，社会经济是存在一个边界的。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把制度、体制和政策归结为制度性因素，而把技术和要素归结为技术性因素，从而社会经济边界也可概括为制度性边界和技术性边界。如果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技术性资源不变，无论如何优化制度安排、加快体制转轨、调整政策选择，其国内总产出都无法超过某一个产出范围，这个产出范围就是技术性边界。反之，在政策、体制和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无论如何增加要素和技术等技术性资源，也无论技术性资源如何利用和配置，产出量无法超越某个最大产出水平，这就是经济的制度性边界。
一、制度性边界：从厂商到社会的考察
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其产出都是客观存在制度边界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从几个方面考察了这个制度边界。
首先，企业的短期生产中，由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变、体制环境不变、政策环境不变、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要素固定不变，连续不断的增加可变投入要素，会造成企业生产中各种资源之间的配置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必然引起各种资源的生产效率改变，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注：随着技术创新的加速，不少信息企业的生产出现了收益递增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家现在非常感兴趣，到目前为止，多数人还是认为收益递增不会是普遍现象，也无损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边际产量或早或迟会为0，从而总产量就达到最大，这就构成企业在短期的生产边界。很明显，在短期内，尽管企业实际生产多大的产量完全决定于可变投入要素的数量，并随厂商的可变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增大，但是无论可变要素如何增加，企业的产量是无法超越其最大产出的。显然，企业的短期生产边界不是由可变要素来决定的，而是由制度、体制、政策、科技以及劳动和资本要素中相对固定的那部分生产要素决定的。因此，企业的短期生产边界既存在技术性边界，又存在制度性边界。
其次，由于固定要素的影响，短期内企业只能在既定的生产规模下生产产品，但在长期的生产中，企业可以对除了制度、体制、政策和科技等资源之外的所有要素进行调整，从而可以对生产规模进行调整。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其产出一般会由规模收益递增转向规模收益递减，单位产品成本也会从递减走向递增，当其规模收益递增到最大或平均产品成本递减到最低时，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最适度。企业在长期的生产中存在的这一个最适度规模，可以看成是理性厂商的最大规模，从而也就规定了企业的长期产出边界。很清楚，企业在长期的生产边界并不是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基本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管理），而是由制度、体制、政策和科技等固定不变的资源形成的，因为无论厂商的基本要素如何增加，只要制度、体制、政策和科技不发生明显的改变，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作用都必然会形成前述的最佳规模和长期产出边界。可见，厂商的长期产出边界也是技术性边界和制度性边界的统一。
再次，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下，社会充分合理利用现有技术和资源所能够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最大组合水平，这个最大产出组合就构成社会的经济边界。这个产出边界在西方经济学中形象而直观地表示为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显然，生产可能性边界线描绘了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最大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改变相关的制度安排、体制选择、政策措施，即使社会把它拥有的全部资源都运用起来，而且最大程度地合理利用它们，社会也只能生产这个边界上和边界内的产品组合，而不能生产边界外的产品组合。可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管社会是生产边界上的组合还是边界内的组合，它决定于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和信息等资源的利用率和配置状况，但是它们只能影响社会在某一边界范围内的产出水平，而不能影响社会的生产边界本身。真正影响边界本身的是社会在一定时期的制度、体制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性边界。
最后，从整个社会来看，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实际总供给（通常用实际GDP表示），取决于社会资源总量、 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和社会资源的生产效率三个因素。一定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的各项制度、体制、政策一定的时期内，社会资源处于充分合理利用状态所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潜在的国内总产值，或者是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潜在的GDP就规定了社会的产出边界。 在这个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内，社会资源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率的高低就决定社会的实际总供给量，即决定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实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社会资源大量闲置，资源利用率很低，社会也许就只能生产很低的GDP；如果社会资源处在较为充分的利用状态下， 也许社会就可以生产较高的GDP；即使社会资源达到充分就业了，只要制度、 制度和政策不变，社会所生产的总产量就不会超过潜在的GDP。可见， 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经济边界是由制度、体制、政策决定的，因而它主要是一个制度性边界。
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也无论从厂商还是从社会，产出的制度性边界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边界中显得尤其典型。
二、制度性边界：从制度、体制到政策的分析
在整个制度性资源中，有些是根本性的，有些则是表层性的；有些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有些却只有局部和短期的影响；有些是无弹性的，而有些则是有弹性的，甚至还有些是高弹性的，因而经济的制度性边界是一个多层边界。为了便于分析制度边界的变化和结构，我们从层次性、广泛性、持久性和可变性四个方面来比较说明各个层面的制度性边界。
（一）从层次性看，制度边界是最深层次的，政策边界是制度因素中最基础层次的，而体制边界则是介于制度边界和政策边界的中层边界，这主要因为从制度、体制到政策，其层次性逐渐降低。首先，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或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性质和框架，比如政治制度中开明的民主制度和独裁的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中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共有产权制度，教育制度中的传统教育制度和现代教育制度。其次，一定的制度安排就决定了与之相应的体制选择，而一定的体制选择又反映了某种制度安排，比如，公有产权制度要求建立依靠集中决策和计划调节的命令经济体制，私有产权制度要求建立以分散决策和价格调节为特征的自由经济体制。最后，政策虽然最终取决于制度，但它直接取决于体制，正如人们知道的一样，命令经济体制一般会催生出像我们过去所熟悉那些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等，而自由经济体制又会孵化出像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地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
（二）就广泛性而言，由于制度、体制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小，因而制度边界是对一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广的，而体制边界和政策边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广泛性逐渐降低。机械地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道德制度等是一个一个分散的规范，它们各自调节不同的领域，但由于它们之间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整体，因而构成对社会活动中的各个方面行为的全面的规定，其影响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与此不同，构成经济体制的各个具体的体制，比如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企业体制等，它们之间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比各个制度之间的相关度低得多，因而它们的影响范围要小得多。当然，政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面就更小了。
（三）从持久性来说，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短期的，体制和制度的影响却是长期的，相应地制度边界、体制边界和政策边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持久性依次缩短。在制度中，不仅作为依赖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执行的成文法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长期的，即使是在人们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它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也是长期持久的。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制度的深远影响有十分精彩的论述。（注：马克思说德国与西欧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踹。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与制度比起来，体制和政策则不同，尤其是政策。由于政策总是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某一具体情况或具体任务，比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多用在总需求不足的时期，它的影响就局限于一个经济周期之内。
（四）正是因为制度边界、体制边界和政策边界在层次性、广泛性和持久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可变性上的不同。从静态上看，制度是深层次的，影响面宽，影响力持久，从动态上看，制度的变化、变迁和变革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社会根本性质的改变，意味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基础的改变。这个变化必将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全面而久远的冲击，它不仅要拆散已有的社会物质骨架，近乎全面的重组公民权力、责任和利益，关键在于它会伤及既得利益者和政策选择者的利益，会给人们带来灵魂和精神上的煎熬。这些变化，充满变数，有可能让人们很快见到黎明的曙光，也有可能使社会处在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甚至还可能是灾难临头。一言以蔽之，制度变革是高难度的“直体空翻”，失败的风险大，成功的不确定性大，再加上制度惯性，使得制度在任何国家或社会都是高度稳定，甚至是僵固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体制转轨和政策变向却要简单容易得多，这一点尤其以政策变向最为典型。这不仅因为政策的变化是表层的变化，并不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的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人们的文化、道德、伦理观念，关键是某一政策的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进行，因而牵扯面窄而能短期见效，所以政策改变的阻力小，费时短，风险低，只不过是“鱼跃跳水”而已。
可见，制度边界可以看成一个依次由政策边界、体制边界和制度边界组成的边界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政策边界是由体制边界决定的，而体制边界又由制度边界决定的。因此，在制度性边界内部，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走近边界时就需要及时合理的体制转换，而在体制转换也面临经济边界时就必须适时地进行制度创新。
三、制度性边界：从建国、改革到现有的扩张路径
任何国家的经济波动都表现为产出边界的变化，经济增长就是产出边界的扩大，产出边界的缩小和停止扩大则意味着经济衰退。因此，实现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拓展社会产出的技术性边界和制度性边界。从我国已经走过的路来看，适时适当的制度性创新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一）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要是依靠扩大要素来扩张经济边界的，但因制度性创新的滞后和偏离，使我国经济在狭小的空间内转圈。
面对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度，我们的先辈选择了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扩大社会产出边界和经济边界的道路。的确，在建国初期，这种制度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增长。但是，在我们认为已经建立了优越的社会制度后近30年的时间中，即从建国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我们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子。在这条道上；看不见多少技术创新的影子（尽管每年还有不少的发明创造），尤其看不见进一步优化制度、革新体制和合理化政策的影响。结果，由于制度完善的边际报酬递减，随着新制度对经济增长边界的扩张力逐渐衰竭，国民经济的增长也自然而然地油尽灯残了。从增长边界的意义上讲，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了比原来大得多的产出边界，当技术性因素的增加把实际产出边界逐渐推向经济的制度性边界，并最终触及制度边界的“天花板”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枯竭。因此，在这段时期中，通过增加要素投入量来促进增长并没有错，关键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时地、适当地进行制度性变革。
可以这样说，我们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构建计划经济体制和采取适时的政策，带来了建国最初几年的经济增长。尔后， 从1958 年到1978年，由于制度僵死、体制呆滞、政策脱轨，使得技术创新和要素增加遇到了其自身无法逾越的壕沟，中国经济几乎是在狭小的制度性边界中漫步，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
（二）从80年代的初始改革开放到本世纪末，我国主要是依靠调整政策和转换体制来拓展经济边界的，国民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但1993年以后因制度变革停滞又使国民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萧条。
在笔者看来，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在于：他看到了发展到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已经触及当时经济的制度性边界，这个制度性边界早已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只有改革制度才能为国民经济打开广阔的边界。这种制度性变革对经济边界的拓展效果首先在农村显现——“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但是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人们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吃饱穿暖变成现实。（注：一位美国经济学者通过统计和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农产品的高速增加，近70％源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性变革，中国农村会有今天吗！）而后，制度性变革快速转移到城市工业和服务业，扩张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国有经济的大规模改革。制度性边界的扩大，不仅为原有资源潜力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边界，而且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了技术性动力——国外新技术的不断引进、国内技术创新不断出现、国外资本和先进管理思想的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可以这样说，从1980年到1993年，以政策调整和体制创新为主线的制度性变革让中国经济在小落大涨中前进。从经济边界的角度来说，到1993年，中国经济不仅技术性增长又一次使国民经济碰到了政策边界，而且从80年代开始的政策调整已经完全到位，同时在现有制度下体制改革的空间也十分狭小，使得我国经济碰到了制度硬壁。如果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不仅中国经济制度空间的扩大是句空话，甚至连通过体制变革来增长经济的愿意也无法实现。非常清楚，尽管在尔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也进行了堪称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但因种种原因我们并没有及时地进行制度创新来扩大经济边界，反而还通过紧缩政策使技术性边界远离制度性边界。近几年的扩张性政策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政策的调整来推动技术性边界的扩大，同时又通过体制改革来扩展政策边界，但因体制和制度的僵硬而使政策调整的效果微乎其微。
（三）在进入新世纪的关口，中国经济又一次面临着选择——以制度创新和体制变革为主来扩大经济增长边界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现实地讲，中国经济已经遭遇了基本要素的瓶颈。增加要素投入量已无多大的余地，因而靠单纯的增加要素来扩张经济已是山穷水尽了。想想看，我们以占世界很小比例的资源养活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我们还有多少现成的要素可以利用。同时，在现有制度和体制下，技术创新的边界已接近最大，从建立风险基金的吵闹中，从设立创业板市场的曲折中，从以技术入股的无奈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技术创新在现有制度和体制的流产或难产。不仅如此，靠单纯的政策调整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可能也走到了尽头。这不仅因为政策的边际效率会递减，关键在于政策已经把经济增长推到了制度所设定的产出边界——为什么政策越来越难以见效？为什么每一次政策调整所遇到的麻烦愈来愈多，阻力愈来愈大？为什么政府要用高额奖励或回扣来招商引资？这实际上就是调整政策与现有制度和体制的摩察越来越尖锐的表现。简而言之，单纯的靠增加要素量、加快技术创新和调整经济政策无力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只有坚定地实行制度和休制上的革新，不断地扩张制度性边界，并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来扩张政策边界、技术边界和要素边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的未来才不是黄梁一梦。就我国现在的情况而言，制度和体制创新的重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国走了一条由易到难的改革之路——由农村到城市，由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到了下决心啃骨头的时候了。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推不掉，绕不过，否则中国经济还会在原地打圈。
二是利用西部优势，搞好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主要不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主要是体制和制度的调整。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利用先进的制度去冲击和替代西部落后的制度，使西部地区通过产权制度、决策体制、管理体制、营销体制、现代观念的转换来扩大经济增长边界。
三是借加入WTO来建立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确，20 年的改革已经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资金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程度、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别待遇程度、法律对公平和竞争的保护程度看，我们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远。的确，当我们看到被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遭到“反倾销”的“不公平”的待遇时，当我们对肢解微软公司感到迷惑不解时，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离我们有多远，也才知道玩虚活是建立不起市场经济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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