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序论文,化与论文,差异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O10,O11
一、引言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期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起飞阶段迈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2010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中倡导“实现包容性增长”，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强调了包容性增长。那么，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了？进一步，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又具有怎样的变动趋势，地区之间是一种一致的变化还是存在有明显的差异？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现实状态，还能够为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是经济增长质量分析中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现有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其一，作为测度指标选择标准的经济增长质量定义缺乏明确的外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二，指标权重结构的确定大多采用主观赋值的方法，而并未考虑数据自身的特征；其三，只是从全国总体层面上或者是单独以某一省区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评价与判断，但却缺少对中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全面测度。如果能够在一个统一且明确的标准之下获得中国及各个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结果，就可以扩大研究的样本容量，实现地区差异的分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可以全面量化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我们就会在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进程上迈出一大步。
基于此，与现有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出发，在具有清晰外延和准确内涵的经济增长质量定义基础上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避免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对中国以及各地区1978-2007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度量并做出评价。本文第二部分建立量化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基础并选择合适的测度方法；第三部分从总体层面对中国1978-2007年间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测度；第四部分从区域层面对中国经济转型30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理论与方法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界定
经济增长质量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对其涵义进行界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较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狭义上来定义经济增长质量，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如卡马耶夫，1983；刘亚建，2002；沈利生、王恒，2005），而近几年来被广泛认同的观点则是从更广义的视角上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认为它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一个范畴，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如温诺·托马斯等，2001；Barro，2002；刘树成，2007）。温诺·托马斯等(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是指构成经济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Barro(2002)也给予经济增长质量一种很宽泛的概念，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法律和秩序发展的程度以及收入不平等等方面的内容。刘树成(2007)从广义上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现有文献只是把经济增长质量看作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一个概念，而并没有对其外延进行清晰的界定，这就使得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缺乏一个明确的范围从而无法得以进行准确的定义与测度。
本文的研究将沿袭钞小静和惠康(2009)的研究，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界定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具体内涵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由此在既定的范围之内以明确的标准进行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构建，从而对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进行考察。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推论
经济增长质量的考察维度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分配以及资源环境代价四个方面，则经济增长质量可用函数表示为：
进一步，我们设函数(1)的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型，则对函数(1)全微分可得：
由式(3)可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来自于各个维度发生改善的贡献，这一方面依赖于各维度提高的增长率，而另一方面依赖于各维度的产出弹性。假定在一定时期内各个维度的产出弹性是不变的。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理论推论：
理论推论1：当经济增长的结构趋向于均衡时，经济增长质量会得到提高。
经济增长的结构是从经济增长的过程上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如果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经济增长的效率就高，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降低，持续快速增长就有较大的潜力或可能性，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发挥正的贡献；如果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就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就会受到破坏，从而制约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不仅有助于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发展相互协调，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促进传统部门劳动力与现代部门资本的有效结合，占我国总人口近2/3的农民的福利水平可能会因此而获得改善。
理论推论2：如果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剧烈波动，随着稳定性的增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得到提高。
作为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维度之一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是指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和频繁的起伏变动，对均衡的偏离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如果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幅度过大，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和秩序就会遭到破坏，资源配置受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破坏，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另外，如果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产出水平、价格水平或者就业水平发生剧烈波动，一方面部分居民的福利水平将会受到损失，因为价格水平的上涨会对居民的福利产生负面效应，居民的消费、医疗、住房等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经济波动的幅度远超出适度的范围，则处于弱势地位的那部分居民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社会财富不平等程度增加，从而经济增长质量降低。
理论推论3：当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上升或成果分配改善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将会提高。
经济增长理论中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并不是简单为了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会带来整体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它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可以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自身的素质。只有整体居民的福利水平都获得了改善与提高，才能实现我们追求经济增长的意义。但是这种福利水平的改善不仅仅是指整体层面的，还应当看到经济增长成果在居民间的分配状况。如果从总体层面上看居民福利水平获得了提高，但是其中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却发生恶化，这样的经济增长质量也是不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不仅不利于全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通过各种机制和渠道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被绝大多数的人所享受时，经济增长才是一种高质量的增长。
理论推论4：随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将会得到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有效性，资源利用效率改进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在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受到收益递减机制的限制，而当引入技术进步时，经济增长将出现收益递增，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生态环境代价是从成本的视角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经济增长成本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即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粗放型增长依靠的是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并以环境污染与破坏为代价。通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重要内容，可以降低投入与消耗、减少排放，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
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范畴，而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反映，所以用数量指标来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进行分析与度量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它涉及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必须是由多方面、多个指标所构成的一个指标体系。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对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一般是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的，主要采用了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等测度方法。相对指数法未考虑到各分项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高度相关性（赵英才等，2006），层次分析法根据研究者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的主观认识进行权重赋值，而熵值法虽然属于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但却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方法相比，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都是根据数据自身的特征而非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权重结构，可以很好地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但是对于包含四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而言，因子分析法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只能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态势（刘海英、张纯洪，2006），而主成分分析法却能够获得构成经济增长质量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中国经济转型3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量化。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总体分析的角度
（一）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因此本文所构建出的指标体系不可能穷尽、涵盖经济增长质量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部内容，我们所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只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内容，只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进行一个基本的判断。由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被界定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4个维度，所以我们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相应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见表1）。
从经济增长结构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经济结构可以根据国民核算账尸体系区分为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据此我们从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这四个层面来测度经济增长的结构。产业结构常见的测度指标有工业化率、三次产业产值比、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比较劳动生产率等，由于中国还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所以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度量中还需要考虑二元结构的转化问题。基于如上考虑，我们选择产业结构的二级分项指标有工业化率、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①投资消费结构的测度指标主要有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投资率、消费率、增量资本产出率等，此外由于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合适的比例，并不是仅仅投资率或消费率越高就越好，因此在投资消费结构的指标选择中我们将投资与消费的比率也纳入考虑。据此，我们采用投资率、消费率以及投资消费比率来测度投资消费结构。②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一般有金融相关率、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不良贷款率、市盈率以及
/GDP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GDP作为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常见国际收支结构的测度指标有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外贸依存度、偿债率等，我们选择外贸依存度作为国际收支结构的测度指标。
从经济增长稳定性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周期波动主要是从产出波动、价格波动和就业波动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因此我们也从这三个层次来测度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别选择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作为测度指标。③对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福利变化主要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居民的福利改善问题，我们从收入、健康、教育以及住房这四个方面入手，分别选择人均GDP、人口死亡率、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基础测度指标，④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主要涉及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国际上最常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但是由于现有方法和数据的问题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计算出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所以现有文献中也常用度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来反映收入分配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一般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认为这一度量方法没有反映城乡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我国农村人口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因此泰尔指数更适用于度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此，我们将总体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都作为测度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
从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这一维度的测度来看，对于资源利用层面我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出能耗水平作为基础测度指标，对于生态环境代价层面我们选择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作为基础测度指标。
表1列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所使用的全部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所选择的基础指标均为各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则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由28个基础指标构成。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
1.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节中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Holz(2005)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同类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选择以1978年作为基年。缺失数据的处理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的方法，运用已有数据进行估测。考虑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过数次大的调整，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对于三次产业的相关数据我们使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重新修订后的成果。对于指标体系中所涉及的复杂变量，泰尔指数采用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研究中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使用章祥荪、贵斌威(2008)估算的结果，资本生产率计算中资本存量的估算参考张军、章元(2003)的研究成果，劳动生产率根据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劳动力质量调整过的劳动来求得。
由于各基础指标的属性和量纲量级不同，使得我们无法对其直接进行合成，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进行一定的变换与处理。对于指标属性问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各基础指标属性是不同的，如果对不同性质指标直接加总就不能正确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因此我们对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使所有指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力趋同化。对于量纲量级问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各项基础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如果直接采用原始值就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因此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⑤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既可以使用相关系数矩阵，也可以使用协方差矩阵。现有研究文献一般采用相关系数矩阵，使用正态标准化后的数据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这样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避免主成分过分依赖于量级过大的指标变量，但是由于各指标变量都具有单位标准差，就可能导致低估或夸大不同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而采用均值化后的协方差矩阵不仅可以消除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异，还能保留各指标在离散程度上的特性，避免低估或夸大指标的相对离散程度。因此，本文选择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
基于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逆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通过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以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
2.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的权重确定
用主成分分析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给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赋予适当的权重。主成分个数的选取问题直接决定了对应各指标的权重分配。现有研究一般根据前面几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大于某一特定值（如85%）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但是单个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是以其贡献率来衡量的。这样的方法反映的仅是前面几个主成分单独综合原始数据信息能力的总和，其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不可能超过前面几个主成分的累积综合能力，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是最强的。因此，我们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权重，将第一主成分系数除以其相应的特征根开根后所得到的单位特征向量作为基础指标的权重（见表2、表3），由此求得各方面指数，再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见表3），最终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
由表2可见，经济增长质量四个方面指数的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能力非常强，其经济增长结构与福利变化成果分配维度的方差贡献率已经超过一般要求的85%，而经济增长稳定性与资源环境代价维度的方差贡献率也基本接近于85%。因此，我们采用第一主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由表3可见，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的权重最高，为0.881211，这意味着在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这一维度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的权重大致相同，分别为0.268966和0.303167，这说明这两个维度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大小基本相当。经济增长结构维度的权重最小且为负值-0.243209，这是因为其权重是由第一主成分系数经特征根单位化后求得，系数相对大小与其对应方差的相对大小紧密相关，经济增长结构维度的特征根较大为5.609且其系数为负值-0.576。
3.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
我们首先根据所得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然后采用同样的方法获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所得测度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自1978年以来中国总体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基本上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在1978-1986年这一阶段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是稳步提高的，而在1987-1993年间却出现了缓慢的下降，1994年之后至2007年一直处于逐步提高的过程之中。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不同阶段具体的变化趋势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经济转型30年以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是由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所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问题已经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只要它相对于原有的基础水平取得了进步，体现在方面指数上就是其综合评价值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福利变化及成果分配是另外两个带来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提高的因素，它们在1978-2007年间基本处于上升趋势。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1978-2007年间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的态势，经济增长的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是负向的，探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结构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和国际收支结构不平衡等问题造成了经济增长结构的基础测度指标值过低，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降低。经济增长结构最主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看，1978-2007年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现为缓慢下降的趋势，而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表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工业比重较大而服务业比重相对偏低。从二元经济结构来看，在中国经济转型的30年中二元反差指数的变动趋势与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经历了一个近似于“M”型的变化，自2004年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化反而出现略微显著的趋势。从投资消费结构来看，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重投资、轻消费”观念和体制的影响，我国投资消费结构也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才导致在对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度的结果中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的态势。
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区域视角的分析
为了能够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进行更为准确的判断，遵循从总体到个别、由宏观到微观的分析思路，我们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整体分析之后再从区域视角来对其进行考察。
（一）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构建
考虑到各地区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以及总量分析与地区分析的差异，我们对以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进行如下调整：第一，反映金融结构的常见指标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和麦金农的货币化程度，对中国总体层面金融结构的测度我们选择了/GDP。⑥但是，由于中国银行体制的独特性造成金融资产无法按地区统计以及M2数据无法按照各地区进行统计，用金融相关比率和货币化程度来衡量各地区金融结构是不能实现的。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银行最主要资产为存款与贷款，利用地区各银行的存贷款数据与GDP的比率基本上可以揭示出中国地区金融结构状况。基于此，对地区金融结构的测度我们选择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第二，虽然反映教育状况较合适的指标为人均受教育年限，但由于各地区中部分年份的相关数据不可得，因此本文以各省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其中在校学生数由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等学校、小学人数组成。第三，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主要涉及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国际上最常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但是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不存在被广泛认可的测算结果，因此，我们只采用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作为测度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
（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的数据说明
本节中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2008年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6)》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因为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数据从1993年开始修订，所以1993-2004年的相关数据我们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修订后的数据，而其他年份则采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地区2008年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由于西藏、海南资料不全，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立，为保持数据与逻辑的一致性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最终的数据涉及28个省市。
本节中所涉及与上节相同的变量我们采用同样的数据处理方法，除此之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增长结构方面指数中，产业结构的相关指标根据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计算而得，1993-2004年的三次产业产值比重我们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修订后的数据，其他年份则使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地区《统计年鉴2008》中的数据。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中，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两个指标都涉及到对于资本存量的计算，我们选择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度量投资，参考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设经济折旧率为9.6%。由于1991年之前各地区的固定资本价格指数是缺失的，我们用1978-1992年各省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代替固定资本价格指数，1993年之后的数据则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求得以1978为基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真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四种估算方法：代数指数法、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以及潜在产出法。其中，代数指数法不适用于实证分析，索洛残差法本身比较粗糙，而隐性变量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实际上仅仅反映了技术进步率。基于如上考虑，与全国层面的测算方法相同，本文选择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978-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我们利用缩放因子之比构造消费数量指数，以GDP作为产出指标，以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指标，使用Matlab软件进行编程，由此求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中，《中国统计年鉴》仅提供1990年以后各地区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从而导致1978-1989年的相关数据不可得。我们用1990-2007年各地区不变价工业增加值对其各自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进行OLS回归，发现拟合度较高。因此在1978-1990年，我们采用回归得到的各地区的系数和不变价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估算求得这些年份各地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此外，个别省份1985年之前的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无法获得，通过对1985-2007年真实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进行OLS回归，发现拟合度非常高，因此对于缺失1978-1984年数据的省份采用对应的真实地区生产总值回归来进行估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涉及28个基础指标，各地区相关数据的获取远比全国层面的数据困难得多，许多年份的数据都是缺失的，因此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数据集质量并不是很高。
（三）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
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水平的测度方法相同，我们对所有逆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通过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得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各地区代表性年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化趋势及其排名情况如表5、表6所示。表5给出了各地区代表性年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变化情况。总体来看，与中国总体层面测度结果基本一致的是自197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从区域视角来看各省市区之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在测度结果中，个别省份个别年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出现明显高于其他值、骤然增加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稳定性方面指数中经济波动率是根据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绝对值计算而得，而经济增长率可能在某两个连续年度是相近或是相等的，由此求得的相应年份的经济波动率就可能趋近于0。由于经济波动率这一指标为逆指标，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对其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这就造成经济波动率的倒数值非常高，均值化后由于与均值差距大而造成得到的指标值特别高，进而在指标合成后导致经济增长稳定性方面指数值极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发生巨大变化；二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中，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是依据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真实地区生产总值相除求得，且同样由于这一基础指标为逆指标，需要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各地区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在近年来下降幅度非常大，对其取倒数后所得值就会特别高，从而导致与经济波动率相类似的情况出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会在个别年份突然提高很多。
表6列出了各省市自治区代表性年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及变化情况，1978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排名前10位的是：广西(1)，青海(2)，湖南(3)，贵州(4)，吉林(5)，河南(6)，江西(7)，上海(8)，北京(9)，陕西(10)，这10个省区中包括4个西部省区、4个中部省份和2个东部省市。⑦1978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排名在11-20位的是：天津(11)，内蒙古(12)，江苏(13)，新疆(14)，福建(15)，宁夏(16)，湖北(17)，山西(18)，甘肃(19)，云南(20)，这10个省市区中包括5个西部省区、2个中部省份和3个东部省市。1978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排名在21-28位的是：四川(21)，辽宁(22)，河北(23)，山东(24)，安徽(25)，黑龙江(26)，浙江(27)，广东(28)，这8个省市区中包括5个东部省市、2个中部省份和1个西部省区。由此可见，在经济开始转型的1978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的省区基本集中于西部地区，而东部省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大多处于靠后的位置。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的排名变动很大，在1978年排名前三位的广西、青海、湖南到2007年的排名已经分别下降到22、24、26，而最初排名靠后的辽宁、河北、浙江等省市却提高到较前的位置。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排名前10位的是：北京(1)，内蒙古(2)，浙江(3)，辽宁(4)，宁夏(5)，陕西(6)，上海(7)，河北(8)，江苏(9)，甘肃(10)，这10个省区中包括6个东部省市和4个西部省区。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排名在11-20位的是：新疆(11)，黑龙江(12)，四川(13)，安徽(14)，广东(15)，湖北(16)，山西(17)，山东(18)，云南(19)，福建(20)，这10个省市区中包括3个东部省市、4个中部省份和3个西部省区。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排名在21-28位的是：江西(21)，广西(22)，天津(23)，青海(24)，河南(25)，湖南(26)，吉林(27)，贵州(28)，这8个省市区中包括1个东部省市、4个中部省份和3个西部省区。与1978年相比，目前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的省区都集中于东部省市，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大多处于靠后的位置。
（四）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
统计指标法是一种分析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简单的、静态的方法，关注的是横截面的分布特征，通过统计描述可以研究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分布形状。因此，在以上数据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通过计算1978-2007年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的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来考察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问题（见图1）。⑧
图1 中国地区增长质量的差异
由图1可以看出，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表示的中国1978-2007年间28个省市区经济增长质量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是相似的，仅存在略微的差异。1978-2000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呈现剧烈的波动状态，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变动非常大，没有出现明显的收敛趋势。2001年开始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表示的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分别由5.0446和2.2546下降至2007年的1.6656和0.7326，而与此相反的是σ系数则显示这一时期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是略微扩大的，从4.9324上升到6.4207。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我们详细比较了28个省市自治区具体的方面指数值，结果发现测度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当经济增长的结构趋向于均衡，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渐增强，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上升或成果分配改善，以及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逐渐降低时，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将会得到提高。以2007年排名第一的北京市为例，经济转型30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稳步提高主要是由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指数值的不断上升带来的；此外经济增长的结构与稳定性指数也分别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发挥了正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北京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是略呈递减趋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的大小。与北京相比，1978-2007年间排名一直相对靠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大维度的变动趋势与北京市的基本一致，两者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主要是由各维度的绝对水平远低于北京市所导致的。
五、结论
在现有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中，由于这一范畴本身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且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得定量分析的实现存在巨大的困难，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从清晰的经济增长质量定义出发构建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使用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作为输入，来对经济转型期中国以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量化考察。
本文结论如下：第一，从总体分析的角度来看，1978-2007年间我国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1987-1993年这一阶段存在略微的下降。经济转型30年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方面，经济增长稳定性和福利变化成果分配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贡献基本相当，而经济增长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作用是负向的。
第二，从区域视角来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各省市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对水平与变动幅度却存在很大差异。在经济转型最初的时期，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省市集中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省市基本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虽然各省市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对水平都是提高的，但东部省市上升的幅度不仅远大于西部省市而且也略高于中部省市，近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的省市集中于东部地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增长的结构，重视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矫正，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第二，保持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和经济政策工具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注意运用多样化的调控手段进行微调，避免不合理政策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危害，从而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三，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由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向全体人民分享的增长模式转变；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与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第五，重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各地区经济增长数量的发展水平，同时还要兼顾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
注释：
①工业化率的常见衡量指标有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就业比重、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由于我国工业增加值和非农产业增加值的统计口径发生过较大变化，本文采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工业化率。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该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非农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
②投资率与消费率分别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投资消费比为资本形成总额与最终消费支出之比。项俊波(2008)把投资率低于38%确定为一个正常区间，大于45%表明经济结构存在潜在危机，而将消费率高于60%确定为正常区间，低于50%界定为潜在危机。
③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包括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
④反映教育状况较合适的指标为人均受教育年限，文中1978-2005年的数据来自Holz(2005)包含军队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2006年与2007年的数据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⑤目前最常使用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为标准化方法，但这一方法处理后的各指标均值都为0，而标准差都为1，它只反映了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却抹杀了各指标之间变异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标准化方法并不适合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中。而经过均值化方法处理的各指标数据构成的协方差矩阵既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也可以包含各指标相互影响程度差异的信息。基于如上考虑，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⑥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ve Ratio)是某一时点上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而货币化程度一般用M2/GDP反映。
⑦按照现行划分，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是指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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