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产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回顾与展望_全球价值链论文

改革30年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我国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改革30年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我国产业快速高度化发展与演进已经成为我国改革30年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因此,本文试图从改革30年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回顾入手,分析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制约因素,并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前瞻。

一、改革30年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回顾

在对产业发展的研究中,包括配第—克拉克(W.Petfy-C.G.Clark)定理、库兹涅茨(S.S.Kuznets)的部门结构变动理论、霍夫曼(W.G.Hoffman)定理等传统理论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三次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产业结构方面,但是由于大国经济体中转型发展的特殊性,改革30年以来,我国产业发展的高度化演进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基本过程包括:

(一)改革30年产业体系演进:从传统产业部门到现代产业部门

在工业方面,1981年产值居前10位的产业部门中除了能源产业外,主要包括了纺织业、食品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等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而到了2005年,产值居前10位的产业部门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见表1)。

在第三产业方面,1978年我国第三产业主要包括运输业和商业等传统服务产业,而到了2004年,金融业、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技术水平高、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门。2004年第三产业中按照产业增加值居前10位的产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教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其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分别为7.8%、5.8%、4.5%、3.8%、3.4%、3.1%、2.6%、2.3%、1.6%。[1](P62)

在农业方面,现代高科技、高效、绿色农业的理念在1978年尚未出现,而现在包括生态农业、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高科技农业等在内的现代新型高科技、高效、绿色农业已经快速涌现,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可以看出,改革30年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些现代化的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快速发展,推动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演进。作为其结果,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经由1995年的4 098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34 367亿元,占三次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6.74%上升到2005年的18.77%。[2](P3)我国产业体系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低技术、低知识、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体系向高技术、高知识、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演进。

表1 1981、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居前10位的产业部门及产值亿元

资料来源:1981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1982年版,第208-209页。2005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二)改革30年产业发展模式演进:从内向型到外向型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改革30年以来我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始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在这一转变的带动下,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7 607亿元(见表2)。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我国通过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国外企业的代工合同等方式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迅速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通过融入全球经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状况的带动下,我国的加工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已经超过一般贸易而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见表2)。至此,我国建立了面向全球的外向型产业体系,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

(三)改革30年产业成长的动力演进:从一元单一驱动到二元共同驱动

我国工业在1949年之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由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本极度缺乏,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较低和技能严重不足等种种原因,我国的产业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据较高比重,而第三产业的份额则较低,产业成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形成了一元驱动的格局。改革30年以来,产业成长出现了从一元单一驱动向二元共同驱动的新态势:

表2 1978-2006年我国货物对外贸易结构亿美元

资料来源:1978-2005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6各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带星号部分为本文根据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表3 1978-2006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增长率及比重亿元、%

资料来源:1978-2005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

从表3中可以看出,197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7.9%、47.9%和24.2%,呈现明显的第二产业一元单一驱动特征。然而经过改革30年的迅速发展,到2006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2.6%、47.5%和39.9%,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不变,第三产业上升15.7个百分点,显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二元共同驱动特征。这一点也明显表现在第二产业贡献率及其对GDP增长拉动的平稳发展以及第三产业贡献率及其对GDP增长拉动的持续上升(见表4)。

(四)改革30年产业形态演进:从产业分立到产业融合

20世纪90年代之前,以传统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发展的主要形态是产业分立,即产业之间边界的明确化和固定化。产业分立形态下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新产业从原有产业的分离,二是新产业的产生。前者以产业发展过程中三次社会分工为代表,后者则以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中纺织、机械、电力、电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产生为代表。可以说,产业分立形态下新产业的不断出现是传统工业化时期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表4 1990-2005年我国三次产业贡献率及对GDP增长的拉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9月,第62-63页。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及其影响的迅速扩散,产业发展中一种崭新的形态开始出现,即产业融合。与产业分立截然相反,产业融合是以产业间边界的模糊化和消退化为特征。产业融合的发展首先是和特定产业相联系的,即在信息化条件下,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产业之间边界出现模糊化和消退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的融合。

这三大部门的产业融合过程表现在:第一,传统的信息产品统一为数字化形式,例如电子邮件、在线报纸和杂志、在线广播和视频、数字广播、数字电视等。第二,随着媒介产品的数字化,由媒体传输的产品和服务出现融合。在服务内容与应用市场上,电视、音乐、报纸、杂志、体育以及所有其他娱乐形式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混合多媒体技术进入互联网。在此基础上,不同业务的内容提供商则可以重新组合为同一的内容提供商。与融合的内容提供相配套,新型信息内容包装专业服务也开始出现,提供为消费者集聚或选择大量可用内容并创造成品的集成和呈现功能,其实质是传统“专业服务”(咨询、程序设计、系统集成)与“通信服务”(主要是模拟和数字传输)之间的某种融合。第三,在从专用信息传送平台到非专用信息传送平台转变的基础上,支持信息传送的物理基础设施也将围绕互联网趋于融合,同时,为传播系统提供智能的操作系统也将在某些方面出现融合。[3](p39-44)

而且,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产业融合将向更广阔领域扩展,从而成为未来信息社会产业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信息化发展背景下新的产业形态,我国产业融合的出现对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当然,由于我国信息化发展尚在初期,产业形态只是开始出现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进的新趋向,产业融合还远未发展到成熟形态。

(五)改革30年产业发展演进:从轻工业阶段到重化工业阶段

虽然建国后经过“一五”、“二五”以及后续的工业化建设,我国迅速建立了重工业基础,并通过价格剪刀差等措施确保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但是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战略的实施,1978年之后轻工业在迅速进发的消费需求拉动下获得了迅速发展,推动我国进入到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加工等为主的轻工业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随着经济的不断进步,重工业也获得了发展。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以汽车、钢铁、石油、煤炭、电力等为代表的重工业获得快速发展。重工业产值从2000年的51 579亿元,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73 339亿元,年均增速27.5%,远远超过同期轻工业17.7%的年均增速,[4](P21)推动轻重工业比重的迅速变化,加速了我国重化工业化的趋势。我国已经实现了由轻工业阶段向重化工业阶段的演进(见表5)。

二、改革30年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制约因素分析

经过改革30年的发展,我国产业发展实现了高度化演进,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差距、外向型发展初级化等对我国产业发展演进形成了诸多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制约因素一:区域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制约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差距较大,这一点也体现在区域产业发展的较大差异上:一方面,产业发展模式的区域差异巨大。东部地区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全球生产非一体化及区域产业集聚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即在整合区域劳动力、资源、区位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面向全球市场的外向型产业。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模式仍然是以产业间分工为基础,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内向型产业。另一方面,区域间主导产业、产业主体及市场结构差别显著。区域间产业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区域间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差异。在主导产业方面,东部地区重点发展的是加工工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而中西部地区重点发展的则是能源、原材料、一般机械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产业主体方面,东部地区依托的是以民营经济和FDI为主体,以全球价值链嵌入为指向的产业集群和大型公司。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依托的是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在市场结构方面,东部地区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加工工业是竞争性市场结构,而中西部地区处于产业链上游的能源产业则是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

表5 1978-2005年我国轻重工业产值及比重亿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1页。

我国产业发展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容易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空间受到抑制,不利于产业的协调发展:一是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优势被转化为东部地区的发展优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东部地区所占据;二是中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为东部地区生产、加工、装配环节的要素供给者,导致了在中西部地区能源生产、资源开采类型的产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容易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失衡。

(二)制约因素二:外向型经济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制约

改革30年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还处于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初期,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显著:一是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生产阶段以OEM为主,国内代工企业按照发达国家品牌厂商所发订单中产品设计的要求进行生产,产品完成后,加贴发包厂商品牌交由发包厂商组织销售。东部地区只承担全球价值链中间最低级的、劳动密集的生产/加工/装配一端,而全球价值链中其余的较高端的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制造组装工序,如精密加工、系统集成,以及最高端的产品创新和品牌经营则都为国外企业所掌控;二是东部地区外向型产业以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为主,主要是制造业中涉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生产中需要大量利用密集劳动的生产或供应环节或区段。可见,东部地区目前的外向型经济总体上是一种“加工贸易型”的国际代工模式,还处于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初期。不仅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还处于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初期,而且全国的外向经济从产业链的构成来看,也基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我国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嵌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已经对我国产业发展的高度化演进形成了重要的制约,包括导致东部地区承载压力加大,发展空间缩小,不利于其国际竞争力提升;导致经济粗放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导致能源需求和外贸依存度大大增加,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安全;导致经济虚高增长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制约了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制约因素三: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

服务业的较快发展是我国改革30年以来产业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生产者服务业由于其特有的促进新型资本深化[5](P221-225),深化产业分工,推动产业升级等作用,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从改革30年来产业发展的演进来看,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严重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演进,对推动制造业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柔性化发展形成了较大制约:

第一,生产者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和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基本规律。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生产深化,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导致了对生产者服务的依赖加大,以及迂回生产过程的加强和产业链不断延伸情况下,霍夫曼定理描述的中间产品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双重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知识经济内涵的日趋增强,也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含量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是其总体规模依然偏小,而且以信息、金融、专业和技术服务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形式十分缺乏。

第二,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程度低。与制造业耦合发展是生产者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发展及从中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发展与制造业集聚发展在空间上的耦合,即通过生产者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高度集聚和发展,辐射和带动周边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即一方面,城市功能的变化要求生产者服务业在特定城市集中和集聚;另一方面,城市中现代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和集聚,又带动了城市和周边地区制造业的发展[6 ],在“知识区”、“商务区”与“产业区”的耦合发展中推动二者协同发展。但是,目前这种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形式在我国并不普遍。

第三,生产者服务业外向型发展处于小规模阶段。与制造业大规模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情况差距较大的是,我国生产者服务业通过外包方式对于全球服务业的嵌入还处于小规模阶段,服务贸易规模相对于货物贸易的差距较大。在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项目仍占据主导,服务贸易收支仍主要集中于运输和旅游服务项目。包括影视和文化服务、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高等教育和培训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各类专业服务等在内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向型发展水平还较低。

(四)制约因素四:工业化发展中的结构和质量问题制约

在中国30年的工业化发展中,除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消耗扩大,引发我国的资源紧张,以及战略资源对外依赖的加重[7][8][9];污染严重[10]等问题之外,工业化发展中的结构和质量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产业发展的演进:

第一,工业内部结构倾斜化发展的制约。我国目前进入到了重化工业化阶段,此次重化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能源产业的优先发展导致的重化工业的能源产业化发展指向。虽然此次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产业的优先发展是与适应国内能源需求的急剧膨胀和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急剧上升等因素密切相关,是有其客观必然性,对于确保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反映了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中结构倾斜化问题,及所内含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化问题。原因在于,与能源产业巨大的发展需求相比,重化工业中另一个重要部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需求也同样迫切。我国的加工制造业迫切需要装备制造业为其提供先进设备,以实现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但是此次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背后隐含的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恰恰体现了我国产业发展的数量扩张的粗放增长方式。

第二,投资拉动型产业增长方式的制约。中国30年的工业发展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此次包括能源、汽车、房地产等在内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其主要的原因是迅速上升的需求的强力拉动,以及在这种状况下引发的对于上述重化工业的巨大的投资。因此,与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益提升驱动的产业发展相比,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还是投资拉动式的,而非效益驱动式的。例如,“十五”末期与“九五”末期相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增长2.3倍,年均递增27.0%;石油加工及石油制品业投资增长12.3倍,年均递增67.8%。[11](P213)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工业化仍是重化工业化初期阶段,其增长方式仍然是规模外延式而非效益内涵式。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质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对于实现技术带动、效益驱动的内涵式发展和产业升级形成了严重的制约。

三、我国产业发展未来演进趋势前瞻

从改革30年中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基本状态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发展在产业体系、产业发展模式、产业成长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产业发展演进的一些新趋势已经显现,主要包话信息化的发展、新型产业的兴起、产业的国际转移趋势加强等方面。在全球产业发展演进出现新趋势的情况下,对于我国而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我国产业发展未来演进趋势将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制造业单一发展、规模扩张向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制造业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由外向型产业的低端发展和非均衡发展向外向型产业高端升级和区域间全面发展转变。从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出发,我国产业发展未来演进将呈现五大趋势:

(一)趋势一: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上的产业融合化发展

信息化时代,产业发展演进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实现产业融合化发展,即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利用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赢利模式、市场需求、产品性能、生产组织方式、资源消耗等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其在增长方式方面更加符合内涵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信息化条件下,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通过以下过程完成的:首先,信息技术在某一产业的部分企业首先得到运用,信息技术与这些企业的传统技术融合,导致产品市场特征的变化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因而这种融合的过程在该产业内的其他企业之间广泛地扩散,最终导致该产业全部企业的生产过程发生改变,因而完成了信息技术与该产业的融合过程。其次,信息技术在产业之间扩散,导致与信息技术相关联的其他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使得这些产业普遍获得升级,其结果是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模仿示范作用来进行的。产业之间模仿与示范的结果,是产业门类中的大多数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从而这些产业从低技术水平转向高技术水平、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从低增长状态转向高增长状态,最后完成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12]

(二)趋势二:新型工业化发展带动产业发展战略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新型工业化发展带动产业发展战略创新将成为未来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重要趋势。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必须在加快完成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启动和叠加信息化时代的任务,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完成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双重目标。因而新型工业化不仅指工业本身的发展,而且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它是社会发展由落后到现代的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型。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内容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可持续发展指导工业化、以技术进步推动工业的现代化、实现充分就业等。由于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在转型背景下的发展战略转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产业发展战略创新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首先,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创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其次,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创新。走资源节约和环保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环保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增强工业发展的持续能力。再次,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把科技的产业化放在新型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突出地位,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最后,实施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在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产业领域不断进行自主创新。[13]

(三)趋势三: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为趋向的外向型产业升级

目前,全球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这种价值链全球化纵向分解的状况下,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经济并进入全球市场,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发展道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未来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将是,遵循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的路径,从目前全球价值链最低端的低技术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向高端的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制造/组装工序,以至最高端的R&D和品牌经营攀升,从而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转变,由“简单代工”向“品牌自主开发”的转变,由“依附地位”向“主动地位”的转变,由“外资引进”向“自主创新”的转变,由“制造”向“创造”的转变。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从OEM到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own brand manufacture,自主品牌制造)已经成为一般理论所认可的路径。[14][15]基本的步骤包括:“简单组装—复杂组装—零部件制造—零部件R&D—最终产品R&D—自主品牌产品R&D、设计、生产”,[16](P4)即通过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方式,我国企业逐步学习在价格、质量、交货方式和期限、售后服务等方面满足需求的方式、方法,逐步建立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和互信关系,逐步形成快速的技术学习能力,从而实现在生产质量、成本、速度的比较优势;接着,我国企业逐步加大分工责任,承担包括与生产相关的零部件采购、产品设计、售后服务等功能,而发包者只承担全球价值链的两端——R&D创新和品牌经营;最终,当我国拥有能力完成从R&D—生产—品牌经营全过程的时候,就达到OBM阶段,我国则实现了外向型产业的升级。[17]当然,这种升级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发生在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密切联系的环节和模块上 [18]。这就要求中国企业通过成为主导企业的直接供应商或承包商、与主导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与主导企业建立R&D联盟、成为主导企业分销商等方式接近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19](P237)同时,从OEM转向ODM是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循环渐进的累积过程,而从OEM、ODM转向OBM,则是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跳跃性革命。我国企业转型经营自有品牌,需要在战略上从提高经营效率转向产品差别化和产品创新。为此,社会和政府应当为这些先进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四)趋势四:产业转移推动下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当前国际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发挥比较优势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全球生产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般加工制造业和加工制造业的低端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国际产业转移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升级,产业转移将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并在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东部地区外向型产业升级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产业升级的后果,产业升级是产业转移的前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产业转移问题对于东部地区外向型产业升级以至全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产业向中西部的顺利转移,会在完善产业配套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良好的人文、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方式决定着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即中西部地区是选择技术简单、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的粗放式产业发展方向,还是选择一条以质量型、低成本、充分就业为其主要特征,以信息化带动的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而产业转移方式导致的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直接决定着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家能源安全等重大战略问题。为此,中西部地区应当通过促进R&D经费多元化投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完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加快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等在内的多种手段的实施,以构建产业创新基础条件,完善产业创新激励制度和建设产业创新开放性环境等为保障,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产业承接的机遇,以与东部外向型经济和全球经济嵌入为契机,以基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动态竞争优势的构建为关键,在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发展中实现产业创新与升级。因此,产业转移推动下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产业发展未来演进的重要趋势。

(五)趋势五: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正逐渐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在这种背景下,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活动已经由以制造业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生产者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推动与融合越来越显著,服务在指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当认识到,我国产业发展演进正是在这样的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背景下进行的。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还有第一产业)各领域的R&D、设计、管理、经营等各环节全面、深入地渗透,在与制造业的相互融合中促进服务业自身发展,提升制造业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全面升级。而我国产业发展演进的关键在于R&D能力、创新设计能力、系统集成能力的掌握和提升。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高度发展。因此,我国产业发展的高度化演进绝不仅仅在制造业领域就能够实现,而必须依靠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串联生产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发展信息化、知识化嵌入式的新型工业化,将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相融合。因此,我国产业发展演进必须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将核心能力的建设重点放在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市场分析与产品创新、信息科技与电子商务、品牌经营与客户服务、营销渠道开发与现代物流管理等领域。在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中,以后者的发展推动前者的升级,以前者的升级带动后者的发展,共同促进我国产业发展的高度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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