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运动时期的唐才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时期论文,唐才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到唐才常，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自立军，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唐才常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及活动，为此，本文拟就这一题目作一探讨。
（一）
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1867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青年时中过秀才，1891年肄业于长沙校经学院暨岳麓书院。当时，浏阳学者欧阳中鹄笃好经世致用之学，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拜他为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浏阳双杰”。
此时的中国，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两大历史事件之后，“四境多虞，俄人既窥伺新疆，琉球、安南亦渐脱藩属”①正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大梦初醒，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程度加深的局面，他们发出了改良社会的呼声，在社会上兴起了改良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及其老师思想的影响下，还在读书时期的唐才常，便“日与同学有志之士，精研经史，以经世致用之学相切磨”，②萌发了变革的思想。
1894年，唐才常、两湖书院肄业。是年底，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给唐才常以巨大刺激，“焚如之灾，迫在旦夕”的情形，使唐才常常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强”。③强烈的爱国热情，把唐才常和谭嗣同等热血青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政治，研究经术，互相鼓舞，唐才常很快由一个“低首摧眉，钻研故纸”的封建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了。
1896年，唐才常回到湖南，常住长沙。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志士目睹时艰，极思挽救。他们成立了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大声疾呼“救亡图存”。他们的维新主张，得到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部分具有爱国心、民族感而又敏于时艰的士大夫们的响应。于是，十九世纪六十——八十年代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当时的湖南，是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心之一，学政江标来湘视学，毅然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④不久，陈宝箴来到湖南任巡抚，也“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⑤这正好与江标“有夙契”，⑥于是，他俩共同“规画新政”。唐才常到长沙后，看到湖南“新政”的形势，大为高兴，立即“与当时长官士绅及知识界力争联系，以为推行新政之图”，⑦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二）
唐才常是以办学馆、办报纸来开始他的政治活动的。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唐才常深深感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太陈旧了。他指出：“尘尘世界，桎梏于文法，昏瞀于科目，沉冥于俗儒，如蛾趋焰，如蚁附羶”，⑧他认为，这种陈旧的思想文化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说：“中国之弱，弱于贫，中国之贫弱，贫弱于新学之未兴”，⑨于是，他立志以文字改良社会，并毅然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为基地，开展以开民智，育人材为重点的维新变法活动，希望能达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气，开未开之民智”⑩的目的。
为此，唐才常尤其注重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以下突出的几件：
（一）设立学堂、学会
早在1895年，唐才常还在湖北读书的时候，就写信给浏阳士绅邹岳生、谭莘畲，建议购洋枪、开算学馆，认为这是“当今切要之图”。(11)回到湖南后，他又与同乡刘善涵、涂儒翯等，首向学使江标建议，改革济阳南台书院课程，改革科举制度，学习科学知识。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江标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的极力赞同。他们冲破了重重阻力，终于在浏阳办起了一个算学馆，“集同志讲求磨勘”，(12)而南台书院不久也改课程为史学、掌故、舆地诸门。于是，“邑之士子，翕然从风，知求实学以济时用”，(13)湖南维新运动的局面由此打开了。
为了开拓风气，培养维新变法人材，1897年10月，陈宝箴会同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和唐才常分别被聘请为中文总教习、分教习。唐才常等制定了《学约》，规定了教学内容，通过让学生阅读儒家著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演说和自然科学，研求治国的道理，使他们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唐才常还常常利用主讲时务学堂的机会，勉励学生熟读明未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著作，“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为革命之先导”。(14)时务学堂的学生们通过学习，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唐才常高兴地说：“如近来湘省设立时务学堂，于科目外，另辟畦町，初非有利禄之驱，势力之迫，而报考者几二千人，凡世家子弟，尽洗从前耻谈时务之锢习，而雍雍彬彬，同我太平。……诚使国家各立专科以为之鹄，而十余年间，不收日本、暹羅之效者，甘坐妄言之罪”。(15)
1897年冬，谭嗣同、唐才常等又筹议组织一个讲求新学宣传变法，能够团结和领导全省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南学会。此会于1898年2月正式成立，唐才常任议事会友。南学会每七天集会讲学一次，进行维新宣传。在维新派们的积极努力下，南学会与时务学堂相表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称誉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自是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立志，不可奇也”。(16)
（二）办报
唐才常深深懂得，报刊是传播文化，沟通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他说：“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洲，舍此别无良法”。(17)为了利用报刊教育读者开通民智，唐才常与谭嗣同等维新派于1897年4月创办了《湘学新报》（半年后改名为《湘学报》），唐才常任总编辑。1898年3月，湖南维新派又创刊了《湘报》，唐才常任总撰述。他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广泛征引了当时可能征收的材料，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发展的历史，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更为可贵的是，他还以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大力阐发他的变法主张，号召人们起来变法维新。他大胆地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揭露在专制制度下，“士习无用之学，官争残民之局，君孤立于上，臣贡媚于下，猝有大乱，民气嚣然，置国事不问，置君主之不顾，”(18)他还谴责封建君主独裁，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19)与此同时，唐才常还极力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度政令，提倡民权。他在《湘报》上发现《辨惑》一文指出：“今夫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20)他尤其赞美西方的国会，他说：“综观五洲大局，其以国会强者，十中居六七”，于是，他请求改革，“抑又愿我皇上力振颓习，一意坚持，革旧鼎新，与天下更始。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纳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丞抚士民以同权至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由是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方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例，与公法相通。”(22)他还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亦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23)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愿望和决心。
唐才常还利用报纸，大声疾呼冲破封建专制桎梏，广开利源，发展资本主义。他说；“中国此时不大改政法，广求利源，而欲加税一节，捧土以益泰山，杯水而救车火，只取辱耳，岂有幸哉！”他建议与西方先进国家通商，强调“凡事但求益而己，不必问其中与西。”(25)此外，唐才常还向封建文化发起了进攻，他谴责时文为“塞智摧权腐以之鸩毒，”(26)主张废八股、兴西学。他说：“我中国不欲保种而已，如欲保种，必尊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27)这表现了唐才常对专制制度上八股取士造成“人材之虚患”，“人心之寐患”(28)这两大痼疾的不满。唐才常以上这些主张，代表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甲午战后，由于洋务派垄断近代工业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自1895年11月和丰火柴公司创办，招商入股，到1898年，全省已有商办企业二十家。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增长后，为了保证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在政治上，他们有参与政事的要求，然而，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套在中国人身上的主要绳索，它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民族资产阶级参予政事，民族资产阶级对此强烈不满，他们很自然会发出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向外国学习的呼声。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西方新颖的社会制度，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限向往，他们渴望中国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兴民权”、“开国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此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在实行残暴的专制政治统治的同时，又实行残暴的专制文化统治。封建统治阶级用“独尊”、“一统”的牢笼，窒息着一切科学文化的独立发展；用排斥异端和文化高压的野蛮手段，压抑着人们的自由思想。对此，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然而，这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已开始形成，但由于力量不足，于是，他们的改革不能不依靠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喊出来，唐才常便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为了能使新政顺利进行，唐才常还对顽固守旧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着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学堂、学馆得以先后举行，“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30)一些守旧派对此恨之入骨，他们唆使一部分落后学生，商订了所谓的“湘省学约”，草稿中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字样，他们诋毁维新惟恐不力。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了《湘报》后，也致电湘抚陈宝箴，制止发行。这使一些维新派慌了手脚，有人马上自我约束说：“报文勿太激烈，彼官府且不免畏首畏尾，况吾辈焉！”(31)陈宝箴也立即下令，要该报“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32)而唐有才常却与谭嗣同一道，对顽固派“横目相仇”，立志“辅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33)他们再三挽留畏难欲走的同伴，顶住了反新政逆流。唐才常为湖南维新运动的继续开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其他维新派相比，唐才常更加重视“务实”，他除了热衷于文化教育改革外，还身体力行，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活动。当时的妇女缠足，是一种启遍及全国的残害妇女的陋习，唐才常对此极为反对。他说：“彼女子则自五、六岁以来，己天霾日晦，无复生人之气，天下古今之至不平者，孰有过于此？又况世乱兵灾之祸，凶荒颠沛之秋，更有不忍言不忍闻哉！”(34)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风俗，唐才常与谭嗣同等组织了“湖南不缠足会”，规定“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八岁以下缠足者，一律解放，”(35)这对移风易俗，解放妇女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经济改革方面，唐才常不仅在报刊上竭力呼吁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还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主张付诸实施。他认为广开利源，“为中国富强之基，”(36)于是，唐才常在家乡浏阳亲自主持开办了锑矿，还为浏阳南乡所产的白煤打开销路，又筹划在西乡跃龙市开设煤井，他主张这些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办，认为官办会挫伤正要冲破封建束缚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唐才常的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下，唐才常为了救亡图存，积极投身于变法运动中，勇敢地树起了反对思想禁锢，提倡开发智力的旗帜。他大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痛陈八股之害，大讲广兴学校之益，力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知识，这对解放思想、启迪民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的湖南，“人人皆能言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37)湖南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38)这与唐才常等维新派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一文中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39)维新时期的唐才常也不例外，从唐才常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激进的影子。这个派别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较为松散，与封建官场较为疏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较为密切。因此，他们对废除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更为迫切，不仅充当了“君主立宪”的鼓吹者，而且还身体力行，表现为更加“激进”。然而，他们毕竟很难自身摆脱客观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还保留有明显的痕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过明确地阐述，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同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40)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唐才常正是这样，他痛恨封建君主，抨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黑暗专制制度是“大痈”、“奇瘵”，但又不敢废除君主，而是幻想依靠君主的支持实行变法。他曾经说过：“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之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41)由于君权和民权是相对立的，尊君权就不能行民权，所以，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希望这古老封建国家的专制君主让出一点权力，这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唐才常的这一想法，充分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在经济改革上，唐才常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广开利源，并且也积极为私人开办工矿企业而奔走，但他却没有提出过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由于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唐才常既要保存封建土地制度，又要使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唐才常才是非常软弱的。他虽然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但却把中国被帝国主义欺负的根源归结为中国不自强，人材缺乏。他说；“虽曰中国积弱使然，亦以未列公法之故；又无深谙公法之人，据理力争，故遇有交涉事件，往往受屈于西人未如何，”(42)所以他呼吁中国赶快“设公法科与泰西律例之学，考究其所以准行法之要，相为应付。”(43)唐才常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永远奴役中国人民，而不是希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所以他认为只要进行某些改革，民智开通，列入公法，成为文明之国，帝国主义就不会侵略中国了，他这种想法是幼稚的。
此外，唐才常希望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通商，以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力，免于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想法虽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却也有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是：“它们在政治、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44)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正是这样，它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早已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特权，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海关，操纵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与半殖民地中国的通商是不可能平等的，这只能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贸易，中国不可能通过与帝国主义通商富强起来。
在批判封建文化上，唐才常也没有把孔教与时文的关系区别开来，他呼吁保孔教，废时文，他说：“时文不废，孔教万无可存之理，孔教既亡，黄种万无可存之理。”(45)这是披上封建文化祖师爷孔子的华衮向封建文化宣战，这无异于给自己的批判套上了一副枷锁。在对待西学问题上，唐才常主张西学，但他却怕被别人斥为汉奸，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他便认为“西学源于中学”，西方的种种学术都能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书中找到根据。比如他说：“国会之名，见于《管子》、《周礼》大（小）司寇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左氏言晋作爰田、州兵、皆是此制”，(46)他还说：“今夫《春秋》，上本无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之法，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伸于国会之源”。(47)他把上古三代的制度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等同起来，想要维新，却偏偏说成是复旧，这就是唐才常历史观的不彻底性，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在文化思想上的一种体现。
此外，在依靠什么进行维新的问题上，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唐才常还是把联合的重点放在“士”阶层上，他所主张的开民智的重点还是“开绅智”，他们办的《湘学报》报发行的对象也主要是士绅官吏，他们组织的南学会，也是湖南士绅的团体。
凡此种种，无一不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性。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他们领导的救亡运动不敢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他们只看到一个皇帝，一些士绅，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于是，在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前无力反击，维新运动不免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唐才常等维新派在湖南开展的维新运动失败了，但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8)综观唐才常在维新时期的思想和活动，我认为唐才常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和许多先进人物一起，“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49)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努力寻找真理。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有社会风俗改革主张，他在湖南维新时期所进行的大量实践活动，对改变湖南社会风气，激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注释：
①⑩(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Ⅷ，页429，492，89。
②⑥⑦(13)(14)唐才常《唐才常烈士年谱》，见《唐才常集》附录二。
③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六，《唐才常传》
④胡思敬：《江标传》，见《碑传集补》卷九
⑤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
⑧⑨(11)(15)(34)(36)(41)(42)(43)(45)(46)(47)《唐才常集》，页30，28，243，114，147，页231，27，36，96，96，96。
(12)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二，《谭嗣同传》。
(16)(3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
(17)唐才常：《湘学报·例言》。
(18)(19)(21)(24)(26)《湘学报》第五号、第六号、第十一号、第二十一号、第四十五号、第三十号。
(28)《魏源策》页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2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1359页。
(31)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页609。
(33)欧阳予倩编：《谭嗣同书简》页66。
(3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页313，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343-344。
(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02-603，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44)《列宁选集》第二卷页805，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8)《列宁选集》第二卷，页150：《评经济浪漫主义》。
(49)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见《唐才常集》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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