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研究方法 繁荣社会科学——全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方法论论文,研讨会论文,繁荣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中共上海市建委党校和南方航空集团上海服务公司协办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改革实践，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研讨会”，1998年10月22-25日在上海市建委党校的桂城大酒店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和热心支持社会科学发展的实业家。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尹继佐、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李存山等同志出席并讲了话。
会议研讨的主题是中国社会科学跨世纪的战略决策、功能转换、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构的改革。代表们一致认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今天，在党的十五大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历史时刻，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具有深远的意义。社会科学作为国家和民族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其发展是否健康合理，对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现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构和功能大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改革研究方法，繁荣社会科学，才能更好迈向新世纪。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识。
本次研讨会在充分的论文准备基础上，经过广泛的交流、认真的思考，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改革和转换，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改革实践的呼唤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在讲话中强调了当今改革实践的大好形势对社会科学提出的历史要求。指出现代社会发展正在走向高系统、高科技、高层次，尤其是两个文明的发展需要整个社会科学理论合理的、系统的决策和指导。而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停留在单学科和单干户的状态，使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社会改革的实践很难在深层次发生有机的联系。今年6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题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这既是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鼓励，也是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时代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最近也反复强调：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想站在世界的前列，没有繁荣的、发达的、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科学落后，理论上僵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一样，对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科学需要一个大发展。
近年来，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教授提出了社会科学社会化的命题。他指出，新世纪转折之际，社会科学正在蕴酿着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变革。这种变革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经院式的研究，将思辨、演绎、注释的方法从纯粹抽象的概念领域转移到生动活泼的实际领域，立足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在社会化的实践中实现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价值。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能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的全面进步真正提供切实的理论支撑。社会科学社会化的理论依据有：(1)理论虽然高于实践，但最终必须受实践的检验；(2)理论过程的合理性只有在开放的实际进程中才能表现；(3)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实现和生存发展，只有被社会认可以后才获得了基本的前提。社会科学社会化的实现途径有：(1)在学科层面上，要实现与自然科学的综合；(2)在组织结构层面上，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制度的改革；(3)在成果评价层面上，要改变传统价值评价尺度。
来自实业界的代表，也从改革实践的需要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南方航空集团上海服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徐强，根据现代企业发展急需的人才、管理、信息、决策能力、创新意识和领导素质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向中国社会科学当前的研究提出了应当实现两个功能转换的要求：其一、是社会科学的微观化。目前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庞大的体系、巨大的分类、五花八门的观点，令实际工作者眼花缭乱，无法把握整体、找不到结合点。社会科学的微观化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能够找到一种途径，将庞大的社会科学系统凝聚成可以被实际工作者接受并运用的简单形式。其二，是社会科学的个性化。这是一个将社会科学一般理论原理通过企业领导者有创造性的实践，转化为适合各个企业不同情况的切实可行的行为原则。这两种功能的转化都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努力，关于这一点，并不是不能做到的脱离实际的要求，美国学者彼得的《第五项修炼》的问世及轰动效应，已经为社会科学理论之进入实际作出了榜样。实业家热情的呼唤和真切的论述，引起了到会学者的强烈反响。
来自各地社会科学院的代表，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都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大家针对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情况，从学科设置、组织机制、人员素质、认识观念、经济分配、政府行为等多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改革措施。
二、世界格局的变化
改革的实际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变革，但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世界性学科，其研究的方法还受自身的规律所支配。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体系，一方面受原苏联和东欧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影响而建立，另一方面又在近年以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研究范式来发展。在以注释为传统方法的框架里，把自己置于既定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中。理论界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作“后殖民”式的研究道路和文化定位。如果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稳定牢固，世界文化的格局基本不变，那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改革，就在根本上缺乏一种内在的主见和原则。然而，随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第三世界发展的特殊性、东南亚各国经济腾飞的多元化道路，正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梦想，令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陷入了困惑。因此，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热，带有一种全新的、多元互补的特性。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金元浦教授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分析方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对彻底的贯通，在这个基础上，西方社会科学出现整体上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成熟表现。社会科学理论联系实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只有在分析和综合都达到了成熟后的圆通，才可能成为一种理想的现实。
代表们在讨论中比较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注重综合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先秦时期朦胧的、混沌的、缺乏分析的原始自然状态，这种综合不可能将现代高科技、大系统的科学成果综合进去。而中国社会科学单学科的分析研究在盲目跟随外国的潮流时也没有获得自己的贯通，这种局面似乎要说明，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还存在某种先天不足的毛病。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是首先促进社会科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使其趋向成熟以后再面向实际，完成结合呢？还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推进分析和综合的两极同步协调发展呢？在深入的研讨中，不少代表意识到，这两种选择，对于理论和实践都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只是前者将痛苦留在理论思维之外的行为方式中，后者将痛苦吸纳到理论思维的过程本身中。
三、学科创新的需要
随着世界格局的多元化，中国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是否只能循着西方分析和综合两极对应的发展轨迹走向未来呢？中国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实践模式，在几千年外来文化的渗透中，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包容性、相对的独立性和灵活的创造性。从多元化的现代视角来看，具体社会科学的存在，就像具体生命的存在一样，有它自己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独创的方法，同时也有相互协调、适应环境的变通的方法。从代表们提交的多角度、多学科方法论论文来看，证明了不同学科在新时期形成的方法，都具有创新的价值。
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副会长范英研究员在介绍广东精神文明学20年创立发展的道路时指出，当初，一些志同道合的哲学工作者，为把抽象的哲学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广东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地区，他们选择了精神文明这一突破口，经过长期的坚持努力，终于使它以一门具体的学科形式，与广大实际部门的现实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带动了各层次的理论研究，同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体现了存在的价值。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黄明理研究员在研究江泽民的“科学技术动力观”时，尖锐批评了近年来出版的300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几乎雷同，抄来抄去，缺乏新意的现状。为激发哲学的创造性，他提出了“智能哲学”的新课题。
来自唐山地区河北理工学院的王子平教授，在论述资源形态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通过资源贫乏的发达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之比较，生动而有力的论证了当代资源结构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资源三层次性，提出了“市场开拓型”发展思路取代“资源开发型”发展思路，将尊重人才的现代化意识注入经济学的发展方法，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向平教授以“在中国发现世界”为题，阐述了面向21世纪全新的史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中国近代史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接纳西方价值尺度，作为判断进步或落后的标准话语。今天，跨世纪的中国史学立足点应是在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同时继承传统和吸纳西方理论，不仅要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更要从中发现人类学的普遍性。要在中国发现世界，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对话，重建新型世界史观念。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陈向明对于当前社会学研究中采用质的方法和量的方法的争论问题，提出了两类形式的六种结合方法：即整体式结合的三种结合方法：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分叉设计；分解式结合的三种方法：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内含型设计。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经济改革、社会制度、人生观念、法律量刑等方面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方法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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