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创建百年的历程及重大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集中制论文,启示论文,历程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6)02-0069-11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开始思考用什么样的组织领导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在扬弃人类历史上组织领导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组织领导原则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时，就尝试按照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制开展组织领导。列宁在创建俄共(布)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组织领导原则的思想。面对沙皇的严酷专制和党内存在的涣散状态，他强调实行与民主原则相融通的集中制。在1905年12月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1906年4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载入党章。此后，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纷纷接受列宁的提议，使之成为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始就尝试运用民主集中制从事领导工作，1927年6月党的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把民主集中制正式写入党章。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95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经受了各种考验，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作用的发挥，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进一步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组织动力。在民主集中制创建110周年之际，深入思考民主集中制运用和发展的曲折历程，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宝贵经验，对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顺利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扎根，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尽管党认同民主集中制，却知之甚少。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把主要领导精力放在国共合作关系的处理上。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革命遭遇失败，工农运动走向低潮，一下子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如何独立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风口浪尖。当时党面临两大复杂难题：一是如何解决党依靠谁、团结谁的根基问题；二是如何解决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教育和引导群众，坚持共产党先进性的纯洁问题。这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的实际，党在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使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执行有了更为深厚、更为现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既反映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又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这反映到组织路线上，就是要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幸福安康，作为全部领导工作的政治根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映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又印证了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如此无限循环的组织领导方法的科学性。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关系学说的科学精神，又阐明了组织领导的功能目标。民主集中制就是要通过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努力营造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使民主集中制的坚持成为有源之水和有本之木。正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③ 民主集中制虽然诞生在列宁的故乡，但由于十月革命前俄共(布)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险境，它不得不以秘密的集中制为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又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中，不得不实行以命令制为特色的“战时共产主义”。后来列宁过早去世，其继任者斯大林又不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苏共十七大以后，个人集权逐步发展，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最后在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的否定声中荡然无存。党的领导脱离群众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直接原因，也是民主集中制不能扎根成长的原因。中国虽然不是民主集中制的诞生地，但我们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组织领导原则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首次把民主集中制肯定为未来的国家政治制度。新中国建立以后，历部宪法和党章都明确规定了其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④ 二、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内核，能否正确坚持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长、壮大，有赖于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思想路线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没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政治路线是关键，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没有科学发展的行动纲领和正确方向。组织路线是保障，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无法保证党的政治理想和目标的实现。三者是相互依存、互为保障的关系。然而，在成为执政党以后，要确保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不出大问题，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至为关键。 苏维埃俄国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创建的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苏俄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政治路线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及时改革长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形成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尤为紧迫。可惜的是，列宁之后苏联的历届领导人没有高度重视并及时改革领导体制。体制的僵化和利益固化，使之逐步脱离群众，不能适应形势的瞬息万变，党的执政能力并没有随着国家强大而不断提高，最后到了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地步。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⑤。邓小平说这番话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在他去世以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不同的发展走向，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其判断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内核，就在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现都需要运用民主集中制，它是国家治理的组织载体；国家每一项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完善都有赖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它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组织保障；每一个领导干部管理素养的提高，都需要民主集中制作为健康的制度环境，它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织生态。因此，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上做了不少工作，保持了30多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良好态势。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权力过于集中而不受制约监督、“一把手”监督难、民主发扬不充分、存在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不高、一部分领导班子团结协调能力薄弱、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等。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影响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中的教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⑥习近平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完善。2013年11月，在他主持拟定的党内法规制定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抓紧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着力构建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切实推动民主集中制具体化、程序化，真正把民主集中制重大原则落到实处。” 三、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有效率的制度，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们党承接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短短60多年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震撼”、“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力量”等惊叹，不时出现在外国媒体评论中。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主集中制就是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黏合在一起的组织管理体系和领导运行机制，并能产生巨大的政治优势。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优势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具有融通的聚慧机制。它能够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把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首创精神焕发出来。经过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反复的实践和验证，抽象为基本理论，硬化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方针政策，落实为惠民福祉。如此无限循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二是具有超强的聚能机制。它能够通过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筹兼顾、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组织领导方式，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把弱小的力量积聚起来，把差异的智能组合起来，把失衡的短板互补起来，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应急处置机制；“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兼顾机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合力机制；“一把手工程”的重大责任承担机制等。打破薄弱环节，解决重大问题，实现均衡发展。坚持民主集中制、没有政党轮替的倒腾，能够一代接一代，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产生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破解社会发展重大难题，实现后来居上。三是具有适时的纠错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不允许存在私利的党，党的领导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使党成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者。它以民心所向为镜子，不断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从来不需要隐瞒和遮盖，敢于正视，敢于纠正，尽量避免颠覆性的失误。即使在党的领导高层犯了错误的时候，也会有无数正直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帮助党深刻反思并克服错误。党在历史上犯过不少错误，但没有哪一个错误不是自己纠正而由别人来纠正的。只要有比较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党就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具备金刚不坏之身。四是具有敏捷的快速反应机制。它能够适应领导环境的变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它不受政党对立相互制衡的掣肘，也不受地方、部门局部利益的限制，具有在战略上、整体上运筹帷幄及时调控的应变能力。这种快速反应特点是党的领导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体现，不管组织领导如何灵活变化，都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五是具有开放的保先创优机制。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既开放又严密的组织体系，能够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吸取群众智慧，回应群众诉求，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始终保持先锋队性质。它能够通过“五湖四海”选贤任能、人尽其用，使党成为巨大的人才宝库，始终保持精英型。能够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教育培训，严肃党的纪律，深入反腐败，实现吐故纳新，焕发组织生机，始终保持纯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主集中制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组织优势日益明显，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的组织内核、中国速度的组织动力、中国震撼的组织法宝，中国精神的组织中枢。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民主集中制的作用，认为“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⑦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发扬民主方面，必须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首先牢固树立“民主是基础、是前提、是目的、是保障”的理念。这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⑧可惜的是，他在后来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把发展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党的生命。改革开放30多年，逐步推进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越走越宽广，在重大决策上没有出现过颠覆性的失误，这在世界国家治理史上堪称奇迹。当然，仍然存在民主发展方向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等问题。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扩大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具体化和现实化，使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更加牢固，发展方向更加精确，发展成果更加有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⑨在他的领导下，一是更加充分地凸显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按照有事就商量、遇事多商量、大事必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的原则，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扩大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使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二是坚决反对党内存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对不受权力制约和法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干部实行零容忍，努力实现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下放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减少审批，提高效能，健全程序，界定职责，严肃追责，努力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通过加强民主，大力改善民生，使老百姓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四是国家通过健全法律援助和民主援助机制，对那些民主权利受到侵害的党员和普通公民实施有组织的援助，帮助弱势群体或者弱者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纠正冤假错案，更加深刻全面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五、必须坚决维护集中统一领导的性质，不断丰富正确集中的内涵 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基础，集中是关键。没有良好的指挥和控制，组织就是一盘散沙。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人口素质的差异性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间接民主形式，通过“关键少数”来管理国家，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此做了大量开创性的探索。 我们党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集体领导的思想，把集体领导确定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使之成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性质。集体领导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组织领导方式上的体现。然而，在党的领导实践中，集体领导原则并不是一开始就牢固树立的，而是我们党在经历了红色根据地初创时期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反对建国初期的分散主义而逐步凝练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1953年就提出：“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⑩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一次明确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11)。改革开放以后，集体领导观念逐步增强，集体领导日益巩固，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体制。(12) 在集体领导原则指导下，我们党对如何坚持正确集中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其内涵越来越丰富。一是党的代表、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人的产生必须体现集体意志，必须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二是把党的领导活动规则具体细化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把党的领导活动规则细化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恢复和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制度，使之重新进入常态化并强化严肃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3)的要求。特别是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认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严于律己、从我做起的庄严承诺，为全党树立了标杆。三是形成了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在《健全党委制》一文中，第一次对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作了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既对加强集体领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又强化了一把手的领导责任，同时赋予党组织负责人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四是提出四个服从原则和纪律要求。针对在处理组织和个人、上级和下级、多数和少数、全体党员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关系上，多次出现的各种损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的情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的原则。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把它列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纪律。五是提出决策议事的“十六字”方针。1999年6月，江泽民针对一些领导干部民主决策意识薄弱的问题，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诀，后来被规定为党的决策议事规则。六是对如何处理班子成员以及党政双首长关系提出了基本的原则要求。处理好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坚持正确集中的十分重要的环节。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系统阐述了班子成员如何处理关系和集体领导的方法问题，专门谈到党委书记如何当好“班长”。之后在党的工作制度中又对此作了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的几个党组织工作条例和实施意见，规定得更加明确细化。七是在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我们党在同私欲膨胀的分散主义者、山头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反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纪律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纪律和制度建设，要求做到：“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14)。八是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织领导方式和规则，党中央的领导越来越坚强有力。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准确把握好体现正确民主、正确集中功能的关键环节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路线的制度载体，必须正确地服务于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即要充分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功能导向，达到正确民主和正确集中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正确民主和正确集中作过原则性的表述：“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15)必须牢固把握好体现正确民主和正确集中的几个关键环节。 坚持正确民主至少要把握好三个关键环节：第一，在开展民主阶段，必须实现自觉能动的民主。实施组织领导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这必然是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民主动力比较充分，民主精神得到充分发扬，而绝不应当存在对自由恐惧的虚假民主和人格扭曲的逢迎民主。第二，在体察民意阶段，必须坚持全面深入的民主。真正做到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能够及时、全面、完整地表达和反映上来，使领导者能够真正感悟到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这个阶段绝不应当存在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选择性民主，或者沽名钓誉徒有虚名的形式民主。第三，在方式选择环节，必须采取合适的民主。发扬民主的目的是追求科学和效率，必须采用可以达到目的的有效的方式。发扬民主的政治表达可以有多种选项，如果方法选择不对，就会事与愿违，甚至带来对政治发展与稳定的严重危害。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发扬民主问题上，由于方式选择错误导致党的执政能力削弱，最终丧失政权的教训十分深刻。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了协商民主这种最佳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6)今后民主的发扬和深化，就要在协商民主的特有形式下探索更为具体、更为有效、更为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坚持正确集中至少要把握住四个关键环节：第一，在信息加工环节，必须准确提炼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思想状况。正确的集中必须对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分析和抽象，达到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要求。第二，在议事决策环节，必须做到依法依规。必须按照既定的制度和程序制定决策，使重大决策的制定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民主制度和程序的考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做到任何重大决策的制定都要于法有据，于制有序。第三，在组织实施环节，必须形成领导核心和领导权威，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组织合力和执行力。必须根据领导目标要求整合组织资源，形成组织动力，凝聚组织力量，充分体现权威性、有效性、执行力和战斗力，使领导工作做到纪律严明、步调一致、执行有力、令行禁止、协调灵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17)第四，在权力运行环节，必须使权力的行使受到有效监督制约。正确集中是正确民主的结果。它必然要求权力行使符合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和人民利益的要求，保证权力行使能够体现权为民赋、权为民用、权为民察的性质。因此，必须在加强集中时，强化监督意识，健全监督机制，提供监督动力，让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在制度轨道上运行。 把握好正确民主和正确集中的关键环节，就可以使我们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时体现科学的价值导向，尽量少犯错误，更不犯大错误。坚持民主集中制要求领导者既不能把民主和集中简单化、机械化，更不能为了个人目的把民主和集中玩弄于股掌之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之所以出现个人集权专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出现领导缺乏权威、党组织涣散软弱，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主化流行的现象；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问题，并非民主集中制制度预设不科学，而是他们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为名，行错误民主和集中之实，反而玷污了民主集中制的名声，扭曲了民主集中制的功能。这种做法造成了人民群众的误解和思想混乱，给党的领导带来了严重损害，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制度自信，并坚决克服错误的民主和集中的行为。特别是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刻，正确坚持民主集中制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一再强调要正确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说：“对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加强对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培训，使他们熟悉民主集中制的规矩，懂得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考察领导班子，要看班子日常运转和决策执行情况，看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行为表现如何，不能简单进行结果性评价。对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力、发生重大偏差和失误的班子和个人，要追究责任。”(18) 七、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形成领导核心，正确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 在坚持集体领导最高原则下，民主集中制十分重视个人在领导工作中的作用。列宁在民主集中制创建之初，就提出了在坚持集体管理的前提下，还要有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的思想。然而在较长时期里，确立领导核心的意识并不牢固，确立领导核心的机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不同的错误领导倾向：一是有的党的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不受制约监督，甚至集权专断，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二是核心领导层空心化，群龙无首，无人负责，组织涣散瘫痪，领导软弱无力，甚至在大是大非或危难险重时刻，无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损伤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我们党对正确发挥领导核心的认识是从遵义会议以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步确立，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总结的：“在党委内部生活中，应该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这里边‘班长’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19)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如何处理集体领导和领导核心的作用作了详细论述。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总结党中央曾经出现过两种声音的情况，邓小平又强调了正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极端重要性。从第三代领导核心之后，我们党对正确发挥领导核心的认识日益深刻。 领导核心亦即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俗称“一把手”，其作用十分重要。他们是党和国家各级单位和部门事业发展的设计师；重大决策的主导者；重大决策实施和常规管理的指挥者；单位改革创新的领潮者；依法办事，严格管理的执行官；内部关系的整合者；对外关系的协调者；单位和部门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者；人才使用和培养的导向者；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人。没有领导核心作用的正确发挥，就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效率，也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正确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丰富了正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理论与实践。一是各级“一把手”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终身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党性素养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二是形成领导干部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治国理政本领，切实履行领导科学发展的责任。通过加强对“一把手”的评估考核、审计监督和责任追究等，落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理念。三是下决心解决“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难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体制机制，用具体制度建设落实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体制创新的设想。建立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四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努力健全全覆盖、零容忍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五是加强对一把手选拔任用的科学化制度建设。革除以GDP论英雄、以分取人、以票取人、以人取人等弊端，努力建立让人民满意、让党放心、让工作实绩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考核任用机制，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到最关键的领导岗位上。 八、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使党始终保持纪律严明，思想统一，步调一致 维护中央领导权威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强化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根据地的分散和信息的封闭，必须坚持自主发展，这也滋生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出现了中央指挥失灵、组织协调不力的情况，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甚至造成了党的分裂等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向全党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20)的要求。此后，中央权威不断巩固，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21)要求，基本维护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领导秩序。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地方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倾向，造成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腐败滋长。邓小平作出了“中央要有权威”的论断。1989年以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维护中央领导权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管我们遇到了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局部地区的暴力恐怖活动以及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等前所未有的问题，但都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各地区部门的统一行动下，迅速和果断地应对，一些突出矛盾得到逐步缓解。这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健康发展。所以，维护中央权威是我们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 维护中央权威就是要在组织领导工作中，确保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的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的阳光普照，确保党的各级组织听从指挥，步伐协调，运转高效。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的执政党由于缺乏中央领导权威，党的领导涣散软弱，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碰到风吹雨打就弱不禁风，不是垮台就是改弦易辙，这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党中央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网络的“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只有维护中央的领导权威，才能把我们这个巨型大党凝结成为思想统一，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具有强大执行力和战斗力的党；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高瞻远瞩又蹄疾步稳，具有远大理想和踏实作风的党；成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不畏强敌，具有化腐朽为神奇能量的党；成为统筹兼顾，保持定力，笃志不倦，维护社会主义本质的党。历史证明，维护好中央权威就有了民主集中制功能高效发挥的定海神针。 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艰巨繁重任务，维护中央权威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22)他第一次从坚持重要政治原则的高度，强调维护中央领导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组织落实工作。一是第一次系统明确地界定政治纪律范畴，把维护中央权威纳入政治纪律之首。明确规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行为，要受到严肃的纪律处分。二是改变过去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松的状况，在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上敢于动真格。以铁的纪律约束，坚决防止把党变成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三是加强学习教育，不断提高维护中央权威的高度政治自觉性。维护中央权威不仅是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更重要的是高度的政治自觉。只有充分认识团结统一对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才会形成维护中央权威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具有幕天席地、相忍为国、不顾细谨、不计名利、敢于牺牲的政治修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对领导干部加强讲政治、讲大局、讲境界的教育。四是规范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使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作为领导工作的行为规范。通过各种措施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继续发生，决不允许在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更不允许分裂党、反对党等毁坏党的行为产生。 九、必须保证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唯物史观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作用的同时，也高度评价个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起的作用。维护好中央的权威，还必须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因为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是党的形象的化身，是全党工作的最高统帅部和统领者，是党的路线的领路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总设计师，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的核心。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作用特别重大，其理论功底、领导能力、人格魅力和个人声望与党和国家的发展态势休戚相关。党的最高领导权能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关乎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列宁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23)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尽管各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总负责人的称谓和职能发生过许多变化，但都面临一个如何保证党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问题。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中央最高领导层和总负责人的培养、选拔和正确发挥作用，成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尖端难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过程中，人民的权力是统一的，不可人为分割的；党的队伍是需要团结统一，不允许分裂的；党的领导权力是用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不允许存在利益集团的；所有社会资源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允许搞金钱政治的。因此，必须形成一整套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领袖人物培养和权力交接方式。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可靠接班人手中，各国共产党都进行了不少曲折艰辛的探索，产生过由前任领导人指定、由少数人密商决定、由党的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甚至由家族成员接替等方式。在权力更迭的过程中出现过党的分裂、领导人的权力斗争、高层领导能力削弱甚至亡党亡国等损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同时还出现过党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导致的选人用人不准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西方敌对势力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加紧对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妖魔化；人民群众则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前途命运充满变数；党的事业发展不稳，风雨飘摇，险象环生。从根本上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就能将民主集中制建设推入理想境界。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党逐步摸索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总书记的培养选拔机制，实现了两届中央领导集体权力的平稳交接，在世界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开创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有序更替的先河，为创立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袖培养和权力交接的模式提供了经验。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短短三年多时间，国家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习近平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这也证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总书记的培养选拔机制运行是比较可靠的。这套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培养机制。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多种方式的学习教育培训，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大都能成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中国国情、精通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文化、精通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主要国家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二是考验磨练机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通过从最基层的领导工作岗位干起，经过一个一个台阶的比选竞争崭露头角的。为了培养接班人，党的组织部门会对后备干部进行多岗、多地、多领域的工作锻炼，使他们成为经风雨、见世面、全天候的职业领导人。三是优选考核机制。通过扩大民主、优化考核、全方位监督等多种措施把群众满意、自身过硬、老一辈放心、中央信任、实绩突出的领导干部选任到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来工作，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接受社会更为严厉的监督。四是储备锻炼机制。对于未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人选，都要从事过在中央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协助现任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继续接受工作考察和工作历练，积累掌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经验。五是民主推选机制。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总书记的产生，都要经过广泛地征求民意，反复比较筛选，严肃民主选举而产生。(24)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级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机制建设，从打“大老虎”入手，强化了干部的严格培养、严密考察和严肃监督。他把人民满意、让党放心的正确理念细化为具体的管理机制，努力做到从最基层培养和考察开始，让有腐败劣迹的人得不到庇护，让有政治野心的人得不到重用，让能力不强的人淘汰出局，从中挑选出经过千锤百炼的杰出人物。这为保证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巩固了基础。 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必须以领导干部党性素养不断提高为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与人的素养关系直接、互动性强的制度。其一，领导工作是个人素养的行为载体，是社会最重要的风向标。领导制度执行的主体是人，落实的客体还是人，在人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质是人的素养的公共展示，真可谓“党风正则民风清，党风歪则民风邪”。其二，领导者有无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关系对民主和集中辩证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程度。民主集中制是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集权专断制和三权分立制领导体制的辩证否定。只有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宽阔的国际视野，才善于知史明鉴、扬长避短。其三，领导者有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直接影响个人工作境界。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搞短期行为，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失之于偏等，就是不懂得所有的领导工作都是为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其四，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是关系为政清廉的大问题。剥削阶级社会的领导体制都存在领导权和领导者利益的直接关系，而民主集中制则是一种崭新的领导制度，它要求领导者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纯洁党性，用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践行权为民用，用拒腐蚀永不沾的定力抵御和抗拒各种风险和诱惑。 回顾民主集中制创建以来110年的历史，我们对领导干部党性素养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什么有的基层政权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而有的则涣散软弱；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经受香风毒雾的考验仍光彩照人，而有的却跌入深渊；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在多个地方、多个岗位、多次职务调整过程中都能淡泊名利、谨终如始、保持名节，而有的权力越大职务越高反而恣情放纵、目中无人、为所欲为；同样实行一种领导体制(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有的班子团结奋进，而有的班子却内耗严重等。在深刻总结领导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领导干部党性素养对领导能力提高的作用。他深刻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25)在他的主导下，一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三个自信，端正权力观，加强学习教育培训，深入案例剖析，自觉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党性。二是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把强化慎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政治常态。通过经常性的红脸出汗，咬耳拽袖，相互提醒，做到严以自律、严以修身，实现防微杜渐。三是把反对特权行为和特权现象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具体落实到干部管理和干部待遇中，强化平等意识和平民意识，实现严以用权。四是不断加大严肃党纪和反腐败力度，形成动辄则咎、严查快处的高压震慑态势，努力构建心中有党、胸中敬民、警钟长鸣、惩腐扬廉的良好政治生态。 十一、要善于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组织领导是一门科学性、艺术性极强的学问。它既要全面完整地贯彻落实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面对复杂局面，适应风云变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民主集中制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体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能够在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经过法定的程序，不断调整完善组织领导体制，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而不为固定的方式、方法束缚手脚。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形象地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一般的原则性和柳树一般的灵活性。(26)民主集中制是最需要立足中国国情、适应执政环境变化、着眼于党的最低纲领的顺利实现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的历程就是民主集中制不断创新的历史。我们党能够根据政治纲领的要求，探索最佳的组织领导方式。做到在需要加强集中时加强集中；在需要加强民主的时候发展民主；在需要民主和集中同时发展的时候做到同时发展；在需要对组织领导体制进行调整的时候就及时调整等。总之，领导体制、方法、手段、模式和侧重点的变化，都紧紧围绕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从而使我们党的组织领导工作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历史阶段最大限度地体现科学与效率的组织功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后国家能够造出两弹一星、发达国家越封锁制裁越有生机活力、苏东剧变反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的组织魅力所在。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进行了大量的创新。短短三年亮点纷呈，明显提高了组织领导效率。一是把过去许多正确的组织领导理念，硬化为制度实体，转化为体制机制的生机和活力。例如，用体制机制着手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完善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地方党委和党组工作，落实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把简政放权、转换职能落到民生实处，对某些专项重大领导工作实行签责任书、立军令状的制度，等等。二是服务于社会新常态的发展，着眼于新形势下抢抓机遇、敢于胜利的需要，大胆进行组织领导体制改革。例如，实现改革强军战略，推动军队领导体制崭新变革、适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强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兼并、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强化政府管理职能的优化和管理机制的灵活性等。三是加强对战略性问题的统筹协调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顶层科学设计，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优化配置资源，确保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突破性进展，确保国家具有较强的抗拒风险的能力和推动科学发展的治理能力。例如，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四是打破各自为政的固化思维，推进组织管理的协同创新。为了提高效率、优化配置、释放潜能、功能互补，打破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各自为政、封闭管理、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进行了跨地区、部门和单位的组织协同创新。例如，制定首个十三五期间跨省市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全面启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自然灾害恢复重建体制等。领导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必将使党的领导更能应对各种挑战，更为坚强有力。 ①②(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第899页，第822页。 ③(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页，第959页。 ④(17)(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5页，第765页，第132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5页。 ⑦《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3页。 ⑧(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第730—731页。 ⑨(16)《习近平在庆祝人民政协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2014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页。 (12)参见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1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18)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0页。 (23)《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00页。 (24)参见许耀桐《九十年领袖之路》，载于2011年8月25日《社会科学报》。 (25)《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2015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26)参见汪晓东《重温“松柳之喻”》，载于201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标签：民主集中制论文; 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论文; 政治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习近平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