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清朝海军重建中的日本因素
栾 欣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清政府启动了重建海军的艰难历程，不同于战前力主学习西方，战后清政府在海军建设上倾向于学习日本，在船舰购造、海军机构设置等诸多方面与日本建立联系，派海军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清朝海军建设中的日本因素，实则是日本在衡量利弊之后，为维护自身利益对清实施怀柔政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清朝海军实力虽有所提升，并开始走向近代化，但不仅未能回到清政府甲午战前处于世界前列的水平，反而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
关键词： 清政府；甲午战后；海军重建；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向国人展现了近代海军的大规模作战。在甲午战前，清政府一度建设起世界一流水准的北洋海军，拥有包括“定远”“镇远”在内的大大小小25艘军舰，并有着较为完善的船坞、海军基地和海防设施。但因军制落后、战略战术失误等原因，未能避免甲午海战的失败。
(3)加固设计时，应该考虑新旧结构之间的连接方法，使新旧结构能共同受力，协同变形，同时要避免破坏原结构。
甲午海战的失败无疑是对清政府海军一次巨大的打击，为拱卫京师，清政府又将建设海军重新提上日程。刘公岛硝烟未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就提出重建海军的主张，认为，“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故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1]（992），显示出重建海军的强烈愿望。 一方面，清政府认为重建海军确实困难重重；但另一方面，北洋舰队覆灭后，制海权的损失使得北京受到威胁，因而不得不重建北洋舰队。先是调拨练习舰“通济”、运输艇“湄云”到北洋，又陆续在英、德订购“海天”“海圻”“海探”“海筹”“海容”等军舰，加上在战时购买的“飞霆”“飞鹰”等舰，使得北洋海军初步恢复了规模。但从此之后，清政府向西方购舰的活动却停滞下来[2]（464），转而与日本建立了联系，以图借鉴日本经验，重振海军。因此，要探讨从甲午战后到民国建立这16年清政府重建海军的过程，就不能不正视其中的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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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午战后海军建设中的日本因素
（一）订购、仿造日本军舰
海军建设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购造军舰。甲午战前购舰的对象大多是英德两国，战后则转向日本。1903年1月，刚刚接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筹划将南洋海军的“南探”“南瑞”“保民”“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7艘舰艇及备差小轮无用者一律裁停，以节存经费，并以此款另向外洋定造浅式新式快船数艘，以资长江巡防之用[3]（548）。在得到清廷支持后，张之洞积极向德、英、日以及福州船政局询问购船事宜，并最终决定在日本的川崎船厂订购浅水炮舰4艘，这就是后来的“江元”“江利”“江贞”“江亨”舰，后全部被编入南洋海军服役。1904年，回到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继续向日本川崎造船厂购舰，以求建设一支隶属于湖广的长江舰队。有了前次的经验，张之洞很快于1904年11月2日再次向川崎造船厂开出了6艘长江炮舰的订单，将6艘军舰分别命名为“楚泰”“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楚观”。 又追加订购了4艘鱼雷艇，分别命名为 “湖鹏”“湖鹗”“湖鹰”“湖隼”，并于1908年正式成立了湖北海军。
甲午战争之前，清廷派遣海军学生一直都是赴欧学习。甲午战后，清朝部分上层官僚认识到，日本海军的装备、理念都比中国先进，值得学习，且留学日本远较留学欧美路途近，费用更省，于是有意派遣海军留学生赴日留学。早在1899年初，清政府就有意派出留学生赴日本学习，遭到日本拒绝。1903年，由于张之洞在日本订购了数艘军舰，中日两国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又被提上日程。中日协商后，1905年，萨镇冰在烟台海军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8名前往日本学习；1906年，清廷又从南京水师学堂挑选12名毕业生前往日本学习，并命各督抚选派23名学生赴日学习驾驶[3]（562）。由此，清朝海军开启了接受日式教育的新阶段。第一批留学生在商船学校学习2年之后，1908年6月，清政府第二次又派遣了50名海军学生赴日留学，学习航海技术，按照学生志愿和已有的学科基础，分别送入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或商船学校，学习驾驶、管轮、炮术和水鱼雷等专门技术[4]（2）。
从日本传入的海权理论引发了清末关于海权的讨论使清政府认识到，海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清政府在重建海军的同时，开始重视海上主权。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派海军前去巡查，并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清政府还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这些举动充分表明清政府海权意识的苏醒。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
（二）派遣留日学生和聘请日本教习
1909年10月至1910年1月，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赴海外考察各国海军之时，在日本订造了2 艘 780 吨的炮舰，分别命名为“永丰”“永翔”[3]（577）。这2艘军舰皆为清末订购，民初才到海军服役。自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后，清朝就基本丧失了海军远航作战的能力，又因财政窘迫，不得不转向近海防御，而吃水量小、火力猛的炮舰就成为清政府的第一选择，“永丰”“永翔”这2艘炮舰是当时日本的新式炮舰，十分符合清政府的需求，于是趁载洵、萨镇冰赴日考察之际，与日方签约，这2艘军舰在民国史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后至民国建立，清廷海军建设显然希望以日为师，建造一支能抵御外敌的舰队。从结果来看，虽然通过这十几年的学习，海军在某些方面逐步走向近代化，与世界接轨，但仍然没能建成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海军，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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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权论的传入与海军机构的重建
海权论的传入使清政府愈发重视发展海军，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重新建立完备的海军机构。1909年，以载洵、萨镇冰为首的考察团出国考察海军，其中重要一项任务便是考察外国海军机构建设情况，为清朝海军部的建设提供经验。1910年，载洵一行东渡日本，受到日本方面极高规格的接见，考察团在日本的20天内，详细考察了日本海军的中央机构（海军省、军令部）、水路部、教育机关（海军兵学校、商船学校）、军港设备、造船厂、舰船及其装备[5]（112），凡是海军部门都仔细参观学习，并得到日方给予的大量日本海军的资料，如日本海军中央机构的组织、制度、人员构成情况；水路部的机构、人员配置、测量要领、海图；商船学校以及海军诸学校的组织、人员、教科书、留学生状况；海军工厂概要等等[5]（116），这些资料无疑对清朝海军机构的完善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10年12月，宣统帝发布“著筹办海军处改为海军部谕”，下令“复派载洵等前赴各国考查一切”，“所有筹办海军处著改为海军部”[7]（103）。从载洵一行回国，到宣统帝1910年12月发布上谕，前后距离仅1个月左右的时间，考察日本获得的信息对清朝海军部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末海军部下设立海军大臣、海军副大臣各1名；在海军大臣和副大臣之下，设置了军制司、军政司、军学司、军枢司、军储司、军法司、军防司、军医司及主计处等，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海军机构设置大致类似。
订购日本军舰扩充了清政府海军实力和船舰数量，同时也有助于学习日本先进船舰建造技术和驾驶技术。早在张之洞订购日舰期间，就多次派海军毕业生前去日本学习驾驶技术和造船工艺，并邀请日本水手、教习来华培养海军人才，对海军重建产生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仿制从日本购买的船舰，在获知日方设计方案之后，清廷遂让江南船坞进行仿造，至1918年，仿造的“永健”“永绩”正式竣工服役。这2艘炮舰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日本的设计方案建造，但大体还是借鉴了上述两舰的设计理念。这种从日本进口军舰再进行仿建的办法，是近代中国海军学习日本的重要方式，民国时期重要的海军船舰“平海”舰就是仿照同时期向日本购买的“宁海”舰建造的，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政府建造军舰的技术水平。
1890年，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在美国出版，马汉在这一经典著作里重新定义了海权概念，这一著作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在西方受到极大的重视，很快被翻译成德、法、俄、日等文本。而中国最早接触到马汉的这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则是在1900年，这一年，由日本人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实即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第一章，译者为日本人剑潭钓徒，集中反映了海权论的基本观点[6]（38）。1909年，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登马汉该书的译文，改名为《海上权力之要素》，同样自日文转译。
二、对清朝海军建设学习日本的评价
但清政府也认识到，赴欧赴日留学虽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人数较少，并且留学生群体也不像清政府期望的那样，回国为清政府卖力，反而更加倾向于改革和革命。于是，在清廷看来，从日本聘请教习来华，在中国本土培养海军人才，是更稳妥的方式。1906年，经张之洞与日本海军省反复磋商，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正式表示接受中方的聘请，令将校、准士官积极应聘，应中方所需，甚至下层军官也可应聘[5]（142）。1907 年 2 月，随着“江利”“江贞”“江亨”炮舰回国，日本海军省决定让少校相羽以及另一名轮机大副吉川应聘到中国担任教习，除课堂授课之外，还向湖北海军教授海军技术，使湖北海军在短时间内面目为之一新。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受财力限制，甲午战后，清廷无力购置大型船舰，购置日本小型船舰固然价格较为低廉，性价比高，但也使中国海军缺少具有出洋能力的大型船舰，在海权论已被普遍接受的20世纪初，缺乏出洋能力使中国海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对外购置船舰必然会影响自造船舰的能力，洋务运动时期福州船政局和江南造船厂等有实力的造船机构都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和订单保障，大大阻碍了本国造船业的发展，这是清末海军建设中最为失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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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日本对中国的有限“帮助”是建立在国际形势以及希望培养亲日势力这两个前提之上的，这就使清廷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阻碍。首先，日本对清政府售卖的船舰全部都是川江炮舰和鱼雷舰，这两类船舰都无法进行远洋航行，只能在近海巡视，日本当然不希望清政府海军具备威胁到日本舰队的实力，而出售川江炮舰和鱼雷舰就成了日本最佳的选择。其次，清末留日海军学生的求学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留学初期，日本只同意清朝留学生入住商船学校学习，引起清朝留学生的普遍不满，认为无海军技术可学[3]（562），一直等到 1908年，日本方面才允许清朝留学生进入海军学校学习航海、轮机等技术，导致在甲午之后清朝留日海军学生专业技术普遍低下，难以为清朝海军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
可以说，清末海军建设中所谓的日本因素，实则是日本在衡量利弊之后，为维护自身利益对清怀柔政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海军实力虽有所进步，并开始走向近代化，但不仅未能回到清政府甲午战前处于世界前列的水平，反而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清政府希望学习日本建设海军的策略实际上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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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侠，杨志本，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161（2019）03-0018-02
收稿日期： 2018-10-30
作者简介： 栾 欣（1994-），男，辽宁省大连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
标签：清政府论文; 甲午战后论文; 海军重建论文; 日本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论文;